试论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试论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3-0090-15
一、现代性研究的知识分子视角
肇始于西方、并已席卷全球的现代性运动，经过约400年的演变之后逐渐显露出它趋于完成的变迁路径与演进轨迹。大约从17世纪开始，现代性进入它的古典时期或启蒙时期，或称早期现代性阶段，这一时期终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现代性获得自身特征、体现出自我精神的历史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积极上升的资产阶级获得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统治权，全面登上了现代社会的王者宝座。
随着资产阶级登上统治地位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因为在资产阶级处于社会反对派角色时从未遇到、也从未想到的困难和挑战现在都一股脑儿地冒出来了，潜藏的各种危机不期而至。后来的事实证明，挑战与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挑战与应战的过程锻炼了新的王者，也一步步把现代性推向成熟，使现代性逐渐走出西方世界，以其强劲的扩张机制重塑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现代时期”，我们可称之为现代性的成熟时期，它始于1790—1810年，而终于1950—1968年。(注：参见[美]D·凯尔逊、S·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5页。)经过这一时期，作为现代性的摇篮，西方世界真正实现了内部整合，现代性精神已实现于生活环境、制度架构、文化观念和日程生活之中。
事物的逻辑往往是辩证的。当现代性臻于成熟之时，也是它失去目标和方向之时，这本身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由于现代性在这一阶段上所固有的过渡性质，加上它所存在的无方向感，使得这一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特殊阶段一时难以获得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因而形成了理论层面上的多元化特征。有的人将其描述为后工业阶段(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有人将其规定为后现代性，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有人将其界定为激进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全球化阶段，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还有人将其
表述为“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如美国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不管人们的认识有
多大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及其方向感的丧失，是这一阶段的标志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与现代性实际进展相伴随的是它的反思层面，包括三个阶段：一是现代性的自我表达阶段，二是现代性的自我意识阶段，三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阶段，它们分别构成了现代性反思的三种形式。无论现代性实际地进展到哪一个阶段，它都有相应的知识型式，也有与之相应的知识分子类型。对现代性的考察和反思，难以离开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层面。
在现代性的古典/启蒙时期，虽然还不存在独立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甚至根本还没“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但是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和启蒙思想家，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直接前身。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以无须论证的直接表达方式对现代性做出了清晰而明确的构想，确定了现代性的精神、理念、制度、体验、甚至生活方式。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思想解放，其理论任务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批判和否定旧世界，一是构建和表达一个新世界；其实践指向是现代统治形式的建立，将“积极向上”的资产阶级推上统治者的宝座。离开启蒙思想、科学理论以及启蒙思想家，现代性必定空洞无物，但启蒙思想家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现代性到底是什么、是否合理、怎样落实，因为只有在资产阶级登上王座之后，所有这些才真正构成问题。当知识人致力于思考这些问题时，现代性进入到一个新的反思阶段，即自我意识的阶段。
在现代性的成熟时期，现代性被迫意识到自身，被迫获得自我辩护和自我论证。因为，当现代性从社会的否定方面变成社会的肯定方面时，现代性思想就变成了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合理性做辩护和论证，二是提供实现和完成自身的具体方案和路径。就其必须对自己的合理性做辩护和论证而言，现代思想必须抵挡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各种激进倾向的冲击，目的是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最大可能地被人们普遍地认可和接受，为此它需要讲明自己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获得了逐渐清晰的自我意识；就其必须提供实现和完成自身的具体方案和路径而言，现代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展开自身，需要从理论的层面上获得体系性的说明。总体而言，在现代性的自我意识阶段，知识的形式开始从具有浪漫色彩的人文科学，逐渐变成具有实证色彩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的诞生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注：这就是为什么吉登斯会那么明确地告诉我们：“社会学的概念和发展，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随着人文科学的主导地位让位于社会科学，“文人”的主导地位也逐渐让位于“知识分子”，“学人”取代“文人”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主体。
只是在现代性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现代性的自我批判阶段，人们才第一次站在现代性之外去看待现代性。在这一阶段，现代性无论是以“激进现代性”，或是“晚期现代性”，抑或是“后现代性”的面目出现，它在反思层面上都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现代性的论证和辩护再不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相反意识形态本身还需要论证。(注：这就是爱德华·希尔斯、丹尼尔·贝尔、李普塞特、拉尔夫·达伦多夫等人在50年代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原因。参见[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405页。在此出现了刘小枫所说“二次正当性论证”的亏空。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6—237页。)原先用于积聚现代性合法资源的论证手段、论证框架和论证机制，现在已失去了它所具有的天然合法性，成为本身需要再加论证的东西。肯定或是否定现代性的争论，演变成现代性是否合法的争论，进而演变为现代性论证方式是否合法的争论。在此，对现代性的观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知识和知识分子构成这一视角的关键论题。
知识分子首次得到专题性学理研究，肇端于20世纪初叶的德国知识社会学。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首次认真细致地考察了知识分子的问题。但在他之前，马克思首创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后为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在康德哲学框架中进行了重新表述，特别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首次将哲学知识论改造为知识的社会学，并在其《学术与政治》中对学者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不过，知识社会学的真正创始人是曼海姆而不是马克思或韦伯，因为曼海姆第一个以“知识社会学”名义讨论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问题，并没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学问题”的专题。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是德国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原创性思想家，他从心态与体验结构角度涉及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德国的知识社会学传统因法西斯的兴起而遭到扼杀，只是到60年代，才在德裔美国社会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名著《理念人》中获得重新表达，并在米歇尔·福柯等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获得了完整的意义。
在兴起于60年代的现代性反思浪潮中，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独立论题领域最终确定下来，不仅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而且在激进现代性思潮那里，甚至在主张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那里，它都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
与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相比，知识分子的历史描述要更晚一些。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衔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1957年出版了他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但这颗种子真正开花结果，则要等到80年代以后，其标志是西里纳利(Jean-Fransicois Sirinelli)相继出版了他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历史研究的巨著——包括《知识分子的“代”》(1988)、《知识分子与法国的激情——20世纪的宣言与请愿》(1990)，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则出版了他的《<精神>杂志的政治史(1930—1950)》(1975、1996)和《知识分子的世纪》(1997)。(注：吕一民：《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05-310页。)知识分子研究不仅在法国成了历史学研究的热点，而且在西方其他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德国——中，同样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现代命运的批判与反思，将对现代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作为“关于现代性事件的知识学”，(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现代学虽然有一个完整的知识累积传统，但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才真正得以专题化，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源自知识分子现代命运的批判和反思。换句话说，对知识分子现代命运的反思，必将拓展和深化现代学的知识领域，构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
其次，随着现代性的激进化和全球化，原先以国家为单位的知识分子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这迫使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的同时，必须考虑和反观自身。因而，从现实的角度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我们思考和把握全球化的趋势，寻找克服和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途径，而且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知识分子问题，都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还有，从中国的情况看，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全球化问题，也面临着国内的现代化问题，还面临着极端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这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知识分子的价值、作用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就此而言，知识分子问题对中国甚至比对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紧迫，开辟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论域，十分必要，非常紧迫，关系甚大。
二、现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制度场景
从历史角度看，有着知识分子倾向与特征的人，无疑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可以在古希腊智者、中世纪教士身上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子；而中国历史上，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的“士”，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许多特征。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远祖”。正如科塞所说，“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知识分子只是在17世纪才产生的。他们是一种近代现象，他们是随着近代史的开端而登场的。”原因在于，只是“近代社会(才)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注：[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前言，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因此，考察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首先应当考察和描述知识分子的制度场景，这是知识分子得以在其中塑造自己、并以自己的影响去塑造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
沿着这一线索和思路，我们发现对现代知识分子命运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三个界标：1789年、1896年和1968年。在17、18世纪，知识分子虽然在英国逐渐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但在整体上他们还生活在当时的体制之外，还属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经过19世纪的演变，终于在1896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沿着体制外和体制化的路线发生分化；这一分化在20世纪演变为中心化与边缘化的分裂，并在60年代新社会运动(吸毒、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运动、嬉皮士)勃兴的背景下衍生出波浪起伏的边缘造反运动，最后确立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立。
在17、18世纪，虽然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没有出现，但作为其雏形的现代知识人先驱开始在旧体制中探寻和开拓自己的“领地”和生存空间。知识分子阶层要发展壮大，必须依靠一种适宜的制度环境，通过这一制度环境，他们一方面可以在与同行的交流和合作中进行精神生产，另一方面能够找到购买其精神产品或思想成果的人。在旧制度的内部，他们的确找到了这不少这样的制度场景，从狭窄、拘谨、保守、附庸风雅的法国沙龙，到更加开放自如的英国咖啡馆和带有政府性质的皇家学会。通过它们，早期的知识分子走出了封闭的书斋，获得了自己的听众和同行。在与不同层次和场景的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早期知识分子逐渐获得一批听他们宣讲自己思想、支付给他们经济报酬、并对他们表示认可和尊敬的人，对他们的工作价值予以认定与激励；同时又得以和同行进行辩论和讨论，形成自己的思想、检验自己的想法，并逐渐建立起他们的共同标准和行为规范。(注：参见[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不过，真正改变知识分子命运的制度场景是出版界的形成，因为出版界一方面有书商开拓读者市场，另一方面又聚集和扩大了作者群体。在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英国，由于互相关联的三种社会变化的作用，导致读者群体在18世纪的急剧扩展。这三种变化是：中产阶级人数及其特殊重要性的增长；中产阶级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中产阶级妇女闲暇时间的增加与阅读兴趣的浓厚。如何满足读书的需要，如何开拓读者市场，以此去赚取丰厚的利润，这驱动和刺激了书商的出现，成为书商致力于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书商的出现，一个通过期刊、出版社、图书市场构成的出版界，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提高了读者的阅读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作者的创作能力，激发了作者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和创作能力，推动了写作的职业化。但是，能写作，或能靠写作为生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即使是这些人，也还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体制保障，甚至可以说根本还没有较为确定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制度场景。似乎只有“单个的读者”(不管他们的人数有多少，他们都是单个的)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过出版界为这些单个的读者们服务，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知识分子没想到要去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国家和社会似乎也并不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生活在现行体制之外。
改变这一状况是法国大革命。“自由引导人民”攀上了自由的“高地”，但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为自由而战的雅各宾成为了暴力和恐怖的代表，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凸显出来，变得十分尖锐。在自由与秩序二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人们在何者优先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资产阶级逐渐变得保守起来，开始由一个积极向上、为自由而战的革命阶级变成了一个崇尚秩序、保守传统的保守阶级。连歌德也高声疾呼“我宁可要非正义，也不要混乱!”从此，也是第一次，近代社会的首要价值由自由转向秩序，社会科学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解决“秩序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新科学产生了，这就是“社会学”。从社会学产生时起，它就是时代科学的象征，这不仅表现它对待问题的“科学”或实证的态度，祛除了文人的情绪表达和激情冲动，而且表现在它所致力于满足的社会需要——抵挡来自“左”(马克思主义)与右(尼采主义)两方面的激进冲击，遏止激进个人主义和激进国家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威胁，它的最后总目标是解决现代社会所特有的自由秩序问题。可以这么说，作为19世纪问题——自由秩序问题——的理论反应，社会学是19世纪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型”，自然科学为它提供了方法，是它的准备，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它面前表现为前科学的状态，并以它为模型。
社会学的产生和主导地位，表明知识形式的根本改变，即由批判性的价值表达到建设性的实证研究，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我行我素地坚持自由的价值并以之批判现实社会，还是降低自由的要求、致力于自由价值的实现?无论是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在18世纪末的保守转向，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动，无论是社会学的诞生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变革，无论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呐喊还是国家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喧嚣，无论是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还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论，都表明19世纪知识分子面对抉择的犹豫、彷徨、艰难和痛苦。如果不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出现，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这种声嘶力竭的沉闷，不知到何时才是尽头。阿尔弗里德·德雷福斯，一个有犹太血统的法国总参某部的普通军官，促使知识分子毅然抉择，从而将他们剖分为两个界限清晰的阵营：体制外的知识分子阵营与体制化的知识分子阵营。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对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法国历史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它界定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介入”社会生活的志向、手段、方式与特点，它成为20世纪法国知识界所有重要现象的渊源，塑造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和特征：如知识分子内部的“两极化”、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持久对立、“左倾化”的倾向等。(注：吕一民：《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并不限于法国，它是一个界标，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劈分两段，之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萌生时期，之后是知识分子的主宰时期，20世纪因此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在这一事件中，“知识分子”概念“诞生”了，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浮出水面。(注：“‘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涵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见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其次，通过德雷福斯事件的洗礼，知识分子在批判和建设之间做了抉择，分化为明确的两个阵营，他们各司其职、各为其主。从此，知识分子由批判与建设的二重性，外化为批判型知识分子与建设型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生活的制度场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全新的天地在等着他们，等他们去开拓和创新，包括大学、公司、医院、军队、实验室和政府机构。
通过现代制度的作用，知识分子逐渐被整合进现代制度之中，构成了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被分化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以适应多元化的现代生活，发挥着各自的价值和优势。在这一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塑造现代性的过程中塑造了自身。
三、知识分子的现代气质与类型
在我们迄今为止的叙述中，“知识分子”一词基本上被看成一个没有争议、不言自明的概念。但事实上，“知识分子”概念一出现了就处于争论的旋涡之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争论不仅没有消失或减少，而是极大地增加了，以至于一些严肃的学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了。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也应该、而且能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面进行适当界定。不管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多大的差异，但有几点是共同的：(1)共同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人。从其文化功能的角度，李普塞特认为“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而文化的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注：[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2)共同的生存方式。与从物质生产、与有形世界打交道的人不同，知识分子是专门与无行的理念和观念打交道的人，因而也可以被称为“理念人”。(注：科塞根据马克斯·韦伯对“靠政治谋生的人”和“为政治而生的人”的区分，指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即“理念人”。参见[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前言，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也可以从这一意义上将知识分子看成是脑力劳动者；(3)共同的教育遗产。“知识分子”虽然因其相互区别太大而成为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因而不能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阶级，但所有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纽带——教育，他们因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教育遗产而逐渐消除了他们在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异，并被结合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人的阶层或群体；(注：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8—159)(4)共同的精神气质。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标志，包括：第一，旁观的态度、超党派性与科学精神；第二，崇尚独立与自由的批判精神；第三，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宗教情怀。
什么是知识分子精神?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外乎是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或者是这三种精神的混合，其中充满了批判与建设的张力。批判与建设、解构与建构、辩护与反抗、合法与非法，造就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二重性，也大致界定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类型分布。
沿着批判与建设的张力线，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类型图谱。最典型的是批判型知识分子和建设型知识分子的界分。建设型知识分子尽可能与现行体制保持距离，而后者则尽可能融入现行社会体制之中；批判型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其天职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乔姆斯基，N·Chomsky)，“知识分子的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特林海迪，L·Terlinghetti)。建设型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的用处就体现在他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做了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什么建设性的作用；批判型知识分子为了坚守自己的价值与信仰，为了保持自己的批判锋芒，可以六亲不认，甚至不惜与国家和社会作对。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为了有益于民族、国家与社会，建设型知识分子可能会在真理和正义面前保持沉默，但只要他还是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放弃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底线追求。建设型知识分子的极端情况可以德雷福斯派、波西米亚分子、后现代主义者为代表，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反德雷福斯派、官僚型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在二者之间，还存在许多中间性的过渡类型。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都不过是批判气质与建设追求的调和，批判型知识分子有其建设性的前提与目标，保守着低度的建设成分和因素，而建设型知识分子对待任何事物都怀着一定的批判视角，他与事物的现状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可能很小，但不会是零。
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的气质与类型特征，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真正的“现代人”影像。首先，党派化趋势与超党派性格之间的背离。从“为什么没有专门的政治科学?”这一问题入手，卡尔·曼海姆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党派化趋势。在这一趋势的作用下，致力于各种党派性观点综合的政治科学成为一个问题，政治科学变成了一种党派的“科学”，因而失去了作为“科学”必备的科学性。但相互差异和对立的党派得以和平共处、并在一个共同社会中生活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超党派观点是存在的，关键是谁来实现或阐释这种通过综合各种党派观点而形成的超党派观点?卡尔·曼海姆把目光锁定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锁定在知识分子的超党派性格上。这是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它不仅不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取成员，它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又处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它能够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党派性观点持一种超然态度；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面对各种党派观点，但都一致地把捍卫整体观点作为自己的使命与天职。(注：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6—167页。对此，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的著名讲演中，从学者的使命角度已有论述。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49页。)党派化趋势与超党派使命的背离，使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
其次，知识—真理与知识—权力的紧张。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根本精神，就是与真理和正义的关联，知识是对真理的揭示和阐释，而知识分子是真理和正义的守护者。这对福柯以前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什么难以理解和不能接受的大问题，相反倒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虽然也有人(如尼采)不时发出不和谐的“怪音”。但是让福柯吃惊的是：“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注：《权力的眼睛——福柯思想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在此，知识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不过是现代权力的隐蔽机制，是现代权力实施其无所不在的隐匿统治的手段。进一步说，通过现代大学制度，通过科学实验和实验室，通过各种认证机构，真理的生产被制度化了。这又使那种保障现代权力运作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真理得以连续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就使知识分子处在真理与权力、正义与利益的强大张力之下。
再次，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困境。以资本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性虽然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国际性的，但现代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必须从该体系所能划定的领土边界加以协调性控制来解释”，这就需要国家范围内的行政监管和暴力的集中化，要求将整个民族—国家变成一个高效运转的监督机器，这就是民族—国家在现代性兴起中的根本意义。(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借助于这一民族—国家形式，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劳动得以通过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重组，一国的力量得以充分地动员起来参与国际竞争，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性实现全球扩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式。现代性的这种民族化与全球化的二重化，使知识分子在理论的层面上面临着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和困境。
最后，从对现代性爱恨交加的感情焦虑。面对以上这些源自现代性的矛盾与困境，知识分子在情感上就体验为对现代性的爱恨交加，爱之弥深则恨之愈烈。爱来自现代性对知识分子的亲和与吸纳，来自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建设者角色，来自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充分展示主焦点机会，而恨则来自现代性对知识分子的根本不信任，来自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异化，来自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怀疑角色。进一步说，这种爱恨交加的焦虑源自知识分子的理性特征，即源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和分裂，他一方面按照工具—目的的逻辑对待他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又按照其本身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待事物，因而面对着价值与事实、规范与实证、人化与物化、介入与距离的紧张和冲突，在情感上体验为爱恨交加的焦虑。
四、知识分子的现代功能
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四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一是解放思想或启蒙的作用。其实质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并提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的构想；二是从理念和技术两个方面实现知识的供给，为建设一个“新世界”提供条件；三是从出谋划策与反抗这两个正相反对的不同角度，为国家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为社会和个人的决策和选择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根据、意义结构与框架；四是文化生产的主力军，生产社会所需各种精神文化产品。
在成熟期现代性阶段，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功能的分化，使前一阶段担负的批判与建设的二重性，分化为分别肩负批判与建设两项功能的两个群落，其主流是批判向建设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颠转性的变化，即从知识分子需要社会转向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从表面上看，知识分子原来孜孜以求的生存空间，现在则被社会主动给予，因而获得了实现自己价值和功能的充足资源和社会条件。但这是有代价的，那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得按社会的要求、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表现自己，在社会需要与真理和正义发生冲突时，必须使后者为前者让路。在这方面，美国的知识分子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更成功，实现了最为充分的社会整合，因而是造就“美国世纪”的第一功臣。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知识分子的历程不过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凯旋。成为美国知识分子另一极端的，是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几乎完全游离与社会之外，致力于批判和否定俄罗斯的现状，正面而言，他们的功能表现在他们是“民族的触角”。接近俄国知识分子这一极端的是法国知识分子，而接近美国一极端的是德国知识分子。不过也应当看到，即使是美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被社会所完全整合，不可能完全放弃或丧失自己的批判功能，因为“一定程度的疏离正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先决条件”，不受束缚的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标志，这使“他总是在一个社会中但又不属于这个社会”，从而使永远做不到“和别人一样”。(注：参见[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更何况，被现行体制完全吸收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真是那样，一个民族将会丧失它可贵的“触角”。
在晚期现代性阶段，知识分子的功能再次进行了整体的调整，其核心是适应现代性的激进化与全球化的需要，知识分子的功能发生了国际间的重新整合，西方世界的主流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性的象征，成为推动西方现代性实现全球扩展的重要力量，从而与第三世界国家或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区别开来。肇始于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运动中，很快证明不是知识分子的主流，也不可能主导知识分子的走向，那不过是西方知识分子走向进一步的体制化的一次祭奠仪式，所提出的挑战与问题也被主流知识分子所一一化解。
五、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及工作方向
在当前的背景下，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知识分子的未来，应当考虑到这样几个时代因素：第一，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虽然知识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就受到严峻考验，但我们也应看到，正像所有新的经济形式一样，知识经济也有一个“固化”的阶段和过程，在挤掉水分和泡沫之后，它有望获得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加良好的未来。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在知识资本不断崛起的过程中，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增强应当说已成定局。生产力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知识分子的经济功能必将因此而不断加强。
第二，现代性的激进化和全球化。现代性第三期发展的标志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和全球化，其实质是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克服危机的办法和机遇，也是非西方世界共享现代性文明成果、重铸现代性的机会。现代性的全球化当然会受到资本逻辑的推动，因为资本在本性上就是全球的，天然地倾向于全球流动，但它也是在西方现代性已经成熟、并基本上失去内在可能性的情况下，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克服自身危机、寻找再生的机会，这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站在西方之外看待现代性，获得了新的刺激，也获得了新的问题与压力，这就是如何在全球的背景和范围内重建现代性。而对于非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而言，现代性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种挑战，在强势的西方现代性面前存在一种丧失自身特征的危险，但同时是自己的传统获得再生的一次机遇，他们站在自己传统的根基之上，通过学习和吸取现代性成果，并在共享现代性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肩负起重建现代性的艰巨使命。因而，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并充分利用各种机遇、资源和条件，现代性的第三期发展将更多地垂青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第三，全球化的限度。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无论劳动或是资本，都具有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但不管经济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大的力量，它仍然不过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因而必将时刻遭遇到它的限度，包括政治多极化的掣肘，文化多元化的约束，利益零和化与竞争白热化的遏制。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党派化、集团化和分裂趋势将更加明显，这将使知识分子更加直接地面对身位的“地方化”与精神的全球化、生活的特殊化与知识的普遍化的冲突与分裂，知识分子的处境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冲突和痛苦，其核心问题是：知识分子能像他们在西方世界已经实现的民族整合一样，再度实现全球范围的整合么?或者说，在全球化的必然性与有限性之间，一个知识分子能否有效地调和民族身份与世界身份、并把他们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身份?这是未来知识分子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四，知识分子分化边界的位移，与阶级斗争的脱钩和与新社会运动的挂钩。在现代时期，知识分子主要沿着阶级和民族—国家这两条边界不断分化和重组，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己体制化和边缘化了。在现代性的激进化与全球化状况下，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分水岭不仅不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弱化和消失，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强化的趋势，那么，阶级分水岭则不可挽回地淡出了，这是资本全球流动不断增强的重要后果，也与由劳动国际分工而来的劳动地方化相关，资本的全球化与劳动的地方化加倍地削弱了阶级整合的根基；而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整合强化和阶级整合弱化的双重过程相并而行的，是知识分子与新社会运动的亲和。新社会运动是在远离国家公共领域和企业私人领域之外的“第三域”(the third sect)，包括妇女运动、绿色运动、反战与和平运动、社区重建运动、弱势族群运动等等。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复兴着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重构着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气质与品格。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对中国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通过对现代性知识分子层面的反思，特别是考虑到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向，我们发现了改变知识分子命运的中国机遇。我们真切地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机遇是全新的、全方位的、整体性的，它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
其一，现代性的西方危机向中国知识分子抛出了一个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解决不了的大难题与好课题：现代性往哪里去?不管西方现代性的激进化与全球化如何为西方知识分子所主导和推动，但那不过是因为现代性的西方危机已经不能在西方内部获得克服和解决所致，他们最后还得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找寻康复的药方。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不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其二，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从未遇到的各种难题，需要充分利用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和思想资源，这又时逢西方现代性趋于盖棺定论的“完成时”，为了避免这厄运，西方世界发动了全球化运动。这就使中国有机会利用西方现代文明的公共资源和成熟成果，处于一个十分主动的地位上。不仅如此，这还对中国知识与中国智慧的复兴，构成一个良好的机会，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从中获得了无比丰富的问题，从而激发了中国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其三，世界知识分子都盯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尚待开发的最大知识遗产的继承者。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在西方现代性的总体框架中，原本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的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受到了极端的扁平化和粗暴的简单化，最典型地表现在黑格尔“东方是西方的准备”的逻辑中，也表现在中国五四新文化主将们“打倒孔家店”的激情里。好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自己承接的文化传统为耻。斗转星移，随着价值天平支点的移动，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掂量出自己所承接的传统的价值与分量，机遇的天平会又一次倾向东方?这并非不可能!
但既然是机会或机遇，天生就是易于失去的东西，就难以很好地把握住，因为特定“时机”或各种微妙条件汇合而成的机遇本身就具有易于丧失的特性。因此，面对无论多么好的机遇，都不是我们飘飘然不能自己的本钱，反倒是我们紧张和“沉重”的开始，因为随机遇而来的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并尽力解决的问题：怎样去抓住机遇?我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至少存在四个改变命运的工作方向：
首先，从头做起，脚踏实地，充分吸纳西方现代性的资源和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性在西方已经“终结”，西方现代性已基本上“盖棺定论”，它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全球化，是推广和强制世界其他民族、地区和文化传统接受西方式现代性。于是我们陷入一个矛盾的处境之中：是接受被强加的东西以求生存，或是拒绝被强加的东西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在我们看来，这基本上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是站在西方的处境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的处境看中国。
其次，针对真实的“中国问题”，创造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视角，实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整合。既然我们的问题不是搞清楚现代性到底好还不好、对还不对，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特定的处身位置，这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那么，确定中国知识分子工作方向的重要前提是大致框定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对此，我们想借用刘小枫对此一问题的表述：“何谓‘中国问题’?简扼地说，它指晚清士大夫看到的中国所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均需要重新论证。(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5—196页。)针对这一总体性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也可能实现国家范围的内部整合，逐渐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第二个工作方向。
第三，增强世界意识，强化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责任与担当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整合并不是最终目标，如果站在现代性的总体架构去观察，这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履行其责任与天职的一部分。从现代性的逻辑考虑，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为现代性的第三期发展制定方向、提供精神动源的使命，为此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增强世界意识，强化对现代世界的担当精神，力争主导现代性发展的新方向，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进步的福祉多做建设性的工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第三个工作方向。
第四，求得批判与建设的协调与平衡。与任何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同，现代知识分子总是担负着批判和建设的双重任务，而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的士或是西方教士)都是建设性的，并不承担对现实的批判任务。对中国而言，迄今为止，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建设的方向上，还是在批判的方向上，都未得到充分的展开。怎样从批判和建设两个维度充分利用现存社会中体制性的资源，并实现知识分子资源的最佳优势配置，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第四个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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