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仪式论文,政治论文,党葬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62（2006 ）03—0061—09
1929年6月1日，刚取得全国政权不久的中国国民党，为其精神领袖孙中山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奉安大典”。这次典礼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帝王的奉安大典，也不同于近代以来的新式国葬，而是一次独特的“党葬”大典。这次典礼留下的资料异常丰富，可谓现代仪式政治的典型案例。① 对此，国内学界除了一些介绍性的文字之外，至今尚无深入的学术探讨，以至于连其性质尚未弄清。② 本文试从仪式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对这场典礼作一“深描”（deep description），在呈现其盛况的同时，着重揭示典礼背后的组织性权力结构、宣传话语和手段，并兼及社会各方的反应，由此展现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剧的绚丽外观和独特内涵。
一、名分：“国葬”还是“党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遗嘱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作为各方公认的中华民国开国元首，同时又是致力于推翻现行民国政权、再造一个崭新国家的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历史形象和现实身份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他死亡的时间和地点又很特殊：不是死于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之时，而是死于国家分裂、政治动荡之际；不是死在自己的根据地，而是在斗争中死于政治对手的势力范围。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的葬礼于是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也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域之一。
进入民国，最高规格的葬礼即国葬。北京的国会于1916年12月制定了《国葬法》，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已经私葬者亦得依前项之规定补行国葬典礼。”[1] 1917年4月，北京政府分别为蔡锷和黄兴举行了国葬典礼。[2]171 就在逝世前三个多月，孙中山自己也曾以南方政府元首的身份，为南方政府重要成员伍廷芳颁发了国葬令。1924年12月，伍廷芳国葬典礼在广州举行，孙中山派胡汉民代表自己致祭、宣读祭文。[3]478—479
黄兴、蔡锷、伍廷芳都享受了国葬荣典，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当然更有资格享受国葬殊荣。出于崇德报功的考虑，由国民党籍议员彭养光动议，北京的非常国会于1925年3月14日通过如下决议：“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特闻。”[4] 该决议由非常国会通电全国，并通告孙中山家属。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却在孙中山的葬仪问题上颇费踌躇。非常国会国葬孙中山的决议并未通知段祺瑞府，因为当时段政府尚为临时政府性质，国会与政府的关系尚未重新理顺，这次召开的非常会议“尚未与执政府发生直接关系”。[5]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之中，广东方面尚有大元帅府，与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处于对立位置，其领袖正是孙中山。对此，当时舆论看得很清楚：“执政府对孙，当然拟用国葬。按国葬法为中华民国十四年来国会所制定之唯一法律，孙者亦国葬，则并蔡锷、黄兴为三人矣。唯国民党方面以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是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故对于此层，尚待考虑。而执政府之未下国葬令者矣以此。”[6] 经过一番考虑，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3月17日议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7]
国民党内部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赞成国葬。上海国民党致电北京的临时治丧处，主张国葬。[8] 1927年3月下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致函各地国民党人，提出最近之重要工作七项，其中第一项就是“主张隆重的国葬国民革命领袖、开国元勋、吾党总理”。[9] 一是反对接受临时执政府的国葬。唐绍仪、章炳麟联名致电北京孙中山行辕，主张暂缓国葬：“孙公逝世，论功本应国葬。惟现在未有正式政府，正式国会，此事无法可循，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追予国葬，始受命令，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5] 北京的临时治丧处还接到上海、广东等地国民党人发来的十余件函电，都主张拒绝段祺瑞政府的“国葬”。[10] 更有一部分国民党人提出“党葬”主张，并且认为国民方面如果念中山之勋劳欲举行“国葬”，则可与“党葬”同时举行。[11]
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否接受现行民国政权颁授的“国葬”，不仅如时人所说的那样关系到名分问题和政治立场，还与实际的政治运行有着密切联系。孙中山毕竟是开创中国现代历史的伟人之一，其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待，而是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型构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说到底，掌握孙中山身后丧事的操办权，其实就是掌握了一种文化权力。国民党人自然不愿看到此种权力落入自己的政敌之手。就此而言，“党葬”名义可谓非常贴切。不过当时国民党尚居于广东一隅，且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涣散，“党葬”孙中山的条件尚未具备。
因此，国民党人回避了“国葬”的名义，为孙中山举办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治丧活动，并在悼念中融入自己的政治宣传，借机推广国民革命的政治理念。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移灵时送葬者逾12万人，沿途有国民党员高呼“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社稷坛灵堂遍悬孙中山的言辞，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救国”、“恢复国际平等”、“提倡国家自由”、“有志竟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国民党人并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讲录音，吴稚晖还在现场演说孙中山的生平历史。[12] 这种布置加上庄严肃穆的公祭礼仪，造成一种弥漫全场的革命气氛，极富感染力。3月24日至4月1日，各界吊唁来宾签名者达746823人，前往公祭的机关、团体1254个。[13] 未登记签名者不可胜数。 这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不啻于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其余各地举行的悼念活动类皆相似。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国民党人既表达了对孙中山的追悼，更借机宣传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
治丧活动之后，国民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开始在南京为孙中山修筑墓地，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现实领域的政治、军事斗争。经过数年的内外竞争，以新一代领袖蒋介石为核心的“党治国家”政权迅速崛起，并在1928年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至此，“党葬”孙中山的条件已经成熟。相比之下，“国葬”名义却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因为在“训政”体制之下，国民党进一步推广孙中山崇拜，竭力将孙中山神化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救世主。[14]102—105 因此国民党最终采用了独一无二的“党葬”名义来安葬孙中山。孙中山正式安葬期间，景泰蓝公司请求于安葬日在紫金山前发售纪念章，葬事筹备处讨论决定，不准使用“国葬纪念”字样；与此相应，中山陵碑文仅书“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尤其凸显了“党葬”的性质。[15] 94“党葬”名义可谓空前绝后， 孙中山的独特历史地位，以及国民党与他的特殊关联，便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二、组织：“党治”体制的缩影
1929年1月14日，南京当局组织奉安委员会， 全面主持孙中山“奉安”一切事宜。奉安委员会属于临时性的特设组织，由28名委员组成，设主席委员一人。奉安委员会下设办公处，地点在国民政府内部，受主席委员指挥，办理关于奉安一切事务。[16]13 办公处下辖总务、文书、财务、布置、警卫、典礼、招待、交通、卫生九个组和一个奉安专刊编纂处，各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干事若干人，下面再根据具体事务分设若干股，均向政府各机关调用人员。[16]140—141
奉安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非常像“党治国家”体系的缩微模型，或者说就是“党治国家”体系的移用。主席委员蒋介石，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奉安委员会其余委员，则由国民政府委员、各部部长、文官长、参军长、葬事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特别市长组成，基本囊括了南京当局各位现职政要人物，按先后顺序排名如下：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林森、冯玉祥、张继、陈果夫、阎锡山、杨树庄、孙科、何应钦、张学良、赵戴文、王正廷、宋子文、王伯群、易培基、孔祥熙、蒋梦麟、薛笃弼、古应芬、何成浚、叶楚伧、林业明、刘纪文。办公处类似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处内九组，则类似于政府各部，各组工作由对应的政府部门派人分担，并由该部门主要官员兼各组正副主任。[16]13,140—141 如此高规格的治丧机构，这在民国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可谓空前绝后。一年多以后，前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任行政院长谭延闿病逝，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只派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钮永建（代理内政部长）、贺耀祖（国民政府参军长）、魏道明（南京特别市市长）、吕苾筹（行政院秘书长）、陈融（行政院政务处长）为国葬典礼办事处委员，与奉安委员会的组织构成相比，无论规模还是规格，都相去甚远。[17] 这显示了国民党当局对安葬孙中山的无比重视，表达了新生“党治国家”借机展示自己权威的意图。
奉安委员会事先分配了各地、各部门参加奉安大典的代表名额，主要来自党政部门、军队系统、学校、民众团体和华侨五个方面。并且规定，民众团体代表须经各该地党部或政府介绍，华侨代表须由海外党部、驻外使领馆或侨务委员会介绍或认可。[18]31—34 根据奉安委员会登记的出席代表名单统计，不算中央及南京特别市的人员，共有549个外地组织、928名外地代表参加奉安大典。[16]120—134 出席这次典礼的代表来源貌似广泛，实则显出“两多一少”特征。
一是党政军组织和代表数量多。25个省市级党部派出96名代表，还有广西、云南、贵州、河南、山西、北平、新疆、西康、宁夏、绥远、西藏等11个省市、地区，未见党部代表出席；32个省市政府、地区派出 96名代表，还有内蒙、广西、宁夏3省未见政府代表出席。军队方面出席情况更加可观，几乎每个师或独立旅以上，都派出了正式代表。党政军组织（含海外党部）共计254个、派出代表413人，分别占组织和代表总数的46％和45％。这些都是公职人员，他们的广泛参与，是客观权力与主观认同的双向合力所致。这表明，“党治国家”体制的“中央”地位，此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当然，这种地位还很不巩固，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
二是华侨组织和代表数量多。除了54个海外党部的70名代表以外，还有97个海外华侨组织104名代表，以及国内26个华侨团体36名代表。华侨组织（含海外党部）共计177个、派出代表210人，分别占组织和代表总数的32％和23％。这些华侨组织覆盖面非常广泛，地域方面包括南洋、澳洲、北美、南美、中美洲、欧洲、非洲、东亚，社会领域方面包括会馆、善堂、商会、工会、行业协会、自治会、学校、报刊、书报社及其他各种临时性组织。各个地域、不同类型、各个层次的组织，表明海外华侨已达相当高的组织程度。如此广泛、如此之多的华侨组织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既反映了华侨对孙中山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故土的“党治国家”权威的认同。
三是国内民众团体数量少。参加奉安大典的国内团体有98个、代表244人， 绝对数量上似乎不少。不过，他们代表的是公职人员之外的全体民众，数量远远超过全国的公职人员，但无论就组织数量还是代表人数而言，民众团体在“奉安大典”中的重要性都远远低于党政军组织。并且，这些民众团体覆盖的地域比较狭窄，主要来自长江下游的江浙沪皖赣及闽粤数省。尤其是青年界，只有5个团体、10 名代表出席，来自安徽、江苏两省和广州市。这表明，“党治国家”的社会凝聚程度还很不够。
三、宣传：领袖崇拜的灌输与“党治”权威的推广
孙中山正式安葬前不久的1929年3月，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如下与“训政”体制相关的决议：“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使全党党员之言论行动，皆统一于总理遗教之下……使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遗教之下。”[19]654,656 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即高举孙中山崇拜的大旗，独尊所谓“总理遗教”，试图以之统领、聚合全体国民的政治信仰和认同，确保新生的党治国家权威能够维系长久。
孙中山奉安大典是自上而下灌输领袖崇拜的绝佳机会。国民党中央为此制定了统一的宣传要点、宣传大纲、宣传标语和口号，以指导、规范各地各处的宣传活动。还制定了六项宣传计划：（一）总理安葬日纪念办法；（二）全国举行总理安葬日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三）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四）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五）北平送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 （六）迎榇宣传列车计划。[20]328 按照这一方案，全国各地分头举行各种宣传活动，诸如张贴宣传图画和标语、散发宣传品、宣传演讲等，并于奉安日分别举行纪念大会。
从宣传基调来看，一方面，国民党试图为孙中山盖棺定论，将孙中山塑造为融会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救世主：“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古今中外之伟人中，如总理者诚绝无而仅有也……总理之肉体虽死，而总理之精神人格与革命主义，将必永远如日月之明，朗照着我民族国家及世界人类大同幸福之前途。”[21] 宣传标语、宣传口号中也有类似表达：“总理是艰苦卓绝崇高伟大的革命导师！”“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另一方面，国民党极力强调自己对现代革命“道统”的承接，及在国民革命和“后革命”时代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承继总理的遗志、实现总理的主义、完成总理的事业，自应由总理所手创之本党领导民众共同奋斗”；[22] “总理已逝，则确能保障与继续实行总理之一切遗志遗教者，唯有总理所手创所托付之本党，为能担负此大任……故凡我国民，务须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始终坚决的拥护本党、赞助本党……以切实负起‘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之伟大使命。”[21]
奉安期间，国民党的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报导，安排了专门的宣传活动。1929年6月1日的《民国日报》，在头版用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大幅宣传广告。该报同一天发行的“总理奉安典礼纪念特刊”，还采用漫画的形式开展宣传。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当天还在该报发布“告同志书”，号召全体党员同志修养人格、研究主义以健全自身，努力宣传、感化人民以统一人心，拥护中央、澄清吏治以清明政治；同时发布“告民众书”，号召每个革命民众都遵守总理遗教，继续总理的精神，团结奋斗，自求一条解放的生路。1929年6月10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中央周报》第53期专门推出了“总理奉安纪念号”，刊载各要人的相关言论。
中央党部迎榇宣传列车的巡游宣传活动，尤其值得注意。国民党中央特意布置一辆宣传列车，从1929年5月9日至5月25日，沿津浦线北上展开宣传。 沿途经停浦口、蚌埠、徐州、泰安、济南、天津、北京7个大站，滁州、兖州、德州、沧州4个中等站，以及26个小站。事先给沿途各地党政机关颁发详细的行车时刻表，同时派出联络员先期赶到沿途各站，会同当地负责人筹备该地的宣传大会。列车一到站，即会同当地党部召集各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代表，召开迎榇纪念宣传大会，进行种种宣传活动。宣传过程中采用了集会讲演、散发宣传品，演放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的电影、话剧、魔术，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说唱片，张贴各种迎榇图画和标语等手段，目的在于“由游戏之中将革命之意义刺入民众之脑际”。列车所到之处无不反响热烈。在刚刚从日军手中接收回来的济南，宣传场面尤其盛大。列车未到之前，当地即已组织演讲队和化装讲演汽车队，分头在市内外进行宣传活动；宣传列车抵达后，参加宣传大会的民众达10万人；列车离开时，到车站送行的民众有八九万人。[16]68—73 据列车工作日记逐日记载，现场参与的民众累计达40万人以上，如果考虑到间接传播的效应，则受众至少有上百万人。
受这一巡游活动启发，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也联合江苏、浙江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沪宁、沪杭两路特别党部宣传部，共同组设“总理奉安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委员会”，布置类似的宣传列车，从1929年5月25日至5月31日由杭州开往上海、南京，沿途停靠10个大小车站，宣传活动类于中央迎榇宣传列车，现场参加者近10万人。[16]73—74
值得注意的是，现场参与上述巡游宣传活动者，以地方党务公务人员、学生、军人、有组织的工人居多。这些人的教育水准、视野和人际交往，本身就包含着对地方性经验的超越倾向；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模型，决定了他们对一个强大的组织的依赖。因而，他们是跨越社区性和地方性认同、达致更广阔范围认同的基干力量，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权威所要吸附的核心群体。他们的积极参与行为背后，存在着一种接受新型民族国家权威的主观意向。如果国民党当局能长期激活这一意向并主导它，从而赢得这部分人的持久忠诚，那么新生的“党治国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此而言，这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只是召唤出了一种可能的前景；这一前景的完全彰显，则不是一两场疾风暴雨式的宣传活动就能实现的。
四、仪节和场面：“党治”秩序的象征性表达
1916年北京政府颁行的《国葬法》，对于国葬仪节只有简单的规定：“予国葬典礼者，由大总统亲往或派员致祭”；“举行国葬之日，所在地之官吏均往与祭，同时，全国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设位遥祭”；“殡葬时所在地及经过地方之官署及公共团体均下半旗，并由国家派遣军队、军乐护送。”[1] 国民党自然不满足于这种仪节，于是制定了极其繁杂的奉安礼节，安排了极为盛大的场面，以营造空前热烈的“党葬”气氛。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政权此后为谭延闿、林森、胡汉民等政要人物举行的国葬，礼节和场面都没有如此繁琐、如此盛大。
整个“奉安”过程包括奉移南下、浦口迎榇、在宁公祭及在宁奉安四个阶段，具体日程安排为：1929年5月20日遗体在北平易棺，5月23日至5月25 日在北平公祭三天，5月26日南下，5月28日抵达南京，5月29日至31日在南京公祭三天，6月1 日正式奉安。为此，奉安委员会拟订了奉安礼节七项，分函各党政机关一体遵行，从5月21日至6月1日，每天刊登于上海《民国日报》。具体包括：（1）奉安礼节通则，（2）由北平碧云寺至浦口奉移礼节，（3）由浦口至中央党部迎榇礼节，（4）在中央党部公祭礼节，（5）由中央党部至陵墓奉安礼节，（6）由北平至浦口沿途致祭礼节，（7）专使、外宾致祭礼节。此外， 奉安委员会还详细规定了南京市民应注意事项、参加浦口迎榇人员应注意事项、参加奉安人员应注意事项等“技术细节”，以确保一切行为场面合乎秩序。
国民党对全国做出如下要求：从5月26日至6月1日，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 全国停止宴会娱乐七日，党员、公务员一律臂缠黑纱七日（军警刀柄并缠黑纱）；奉安日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团体一律举行公祭典礼，正午鸣礼炮101响， 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三分钟并静默志哀，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灵榇经过地方，所有党员、公务员、军警、民众于灵榇经过时一律肃立敬礼；各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按规定派出代表赴京参加奉安大典。[18]19—20
孙中山灵榇由北平西山至南京浦口，所有经过地方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代表一律致祭恭送。灵车沿途停靠大站，各该地党政军警机关暨民众团体预先集合恭候，灵车停下后全体肃立，奏乐、献花圈、读祭文、三鞠躬，礼成灵车启行。灵车经过不停靠之小站，各该地党政军警各机关、民众团体预先集合，待灵车经过时肃立、奏哀乐、三鞠躬。[18]20,27—29
南京是举行奉安大典的主要场所，国民党特意制定“南京市民应注意事项”：5月26日至6月1日，市内各商店、住户均下半旗（或在旗顶缠挂黑纱），各剧院、娱乐场一律停业，市民一律停止喜庆及宴会。奉安日正午12点前3分钟， 全市电灯一律放亮，以为信号，全体市民见此信号即须准备，至正午12点电灯熄灭时，即停止工作、停止一切交通（汽车、火车、马车、手车及其他各种车辆），路上行人驻足肃立，全体默哀3分钟，至电灯再放亮时为止。[18]3—6
奉安大典的场面异常隆重，布置和阵列尤见排场和气势，传达出一种震慑人心的威仪。
（1）迎榇：北平西山碧云寺灵堂，沿途以至正阳门东车站，分段布置素彩牌楼，全市衙署、城门、牌坊均悬党旗、国旗，张素彩素灯，商店、民居悬半旗。西长安街至正阳门车站大道两旁，以党、国旗连缀成线。5月26日午夜由碧云寺起灵，抵达西直门后，北平各界送殡代表、陆海空军、警察马步各队、各军乐队共12个行列次第加入，东北军更派飞机三架，在天空旋绕送灵。“路旁观众达三十万人”，灵榇所经之处，先由纠仪员高呼“肃立”，观者均脱帽、俯首、肃立。各工厂每十分钟长鸣汽笛一次。灵车于5月26日下午离开北平，沿途所经各站均布置得庄严肃穆，当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及民众代表均在车站恭迎。天津、济南两地还召开了盛大的迎榇大会，当地党政军首脑，以及德国、日本驻济南领事，亲到灵车致祭。5月28日灵车到达浦口。自浦口至中央党部，沿途布置牌楼、素彩，壮丽肃穆，飞机在天空回翔，散发迎榇传单，民众观礼者“万人空巷”。灵榇入中央党部礼堂停灵，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守灵，每三人为一班，每班四个小时。[16]48—51
（2）公祭：从户外到礼堂，两旁连缀无数党旗； 礼堂大门外搭设宏伟的素彩牌坊，牌坊顶部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礼堂内四壁遍悬《总理年谱》及各机关所送花圈。灵台悬挂巨幅孙中山像片，两旁悬挂党旗、国旗和挽联，上方高悬“精神不死”四字横额。5月29、30、31日为公祭日期，秩序早已排定。5月29日由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党政军警代表公祭。5月30日学校、民众团体、华侨代表公祭。5月31日上午各国专使及外宾公祭，下午家属故旧公祭。[16]52—54
（3）奉安：6月1日为正式安葬日期。凌晨3点，送殡人员及代表在迎榇大道指定地点依次集合。4点25分灵车启行，铁甲前导车开道，送殡各行列依次前进。 家属亲故、全体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葬事筹备委员、迎榇专员、18国专使加入第七行列步行，分左右两行分别执绋。宋庆龄等女眷，则分乘十辆马车随行灵车之后护送。飞机五架在天空回翔，沿途路旁民众均脱帽肃立敬礼。上午8点以后， 送殡各行列先后到达墓地，即由纠察员分别引导至指定地点肃立。灵榇到达后换用杠夫登石级而上，军乐队奏哀乐前导，蒋介石、孔祥熙在灵前指挥，孙科、戴恩赛分领执绋人员在两旁扶灵前进。入祭堂后由蒋介石率党、政要人举行祭礼，然后下葬，其时鸣礼炮101响，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16]55—57 至此，极其隆重庄严，既使人激情飞扬、又让人战战兢兢的奉安大典，终于顺利告成。
奉安日当天，国民党控制范围内的各个城市，无不停业休假，禁止宴会娱乐，举行盛大的奉安纪念大会，参加者动辄成千上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界举行大型公祭典礼，海军司令部、交通部邮政总局、上海邮务管理局、沪宁沪杭两路特别党部及工会、各基督教堂、中华道教会、上海商会总联合会，亦分别举行祭、悼仪式。上海的外国租界，也停止娱乐，商店、银行一律停业。[23]
五、“奉安”中的异音
筹备如此周密的奉安大典，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曲，总体而言是成功的。国民党高层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上说：“此次奉安，赖各位共同努力，已将责任完成，同时民众均能确守秩序，颇足使外宾惊悦……希望各位继续奉安悲痛时之整齐严肃精神，则政治自能逐日进步，而国家独立、自由亦不难达到目的。”[24] 外国使团也对这次活动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奉安期间“全国精神团结”，看到了三民主义改造中国、促进中国进步的曙光。[25]
但其中并非没有不和谐的异音。一方面，普通民众并不都像国民党人那样，将孙中山当作“至圣先师”虔诚膜拜。国民党要求全国从1929年5月26日至6月1 日停止宴会娱乐。但在苏州乡下黄石桥，村民们准备依照传统习俗，在5月29日和30 日两天搭台演戏。当地府派人劝导无效，于是出动警察队下乡强行禁止。[26] 这则小插曲表明，乡土社区的百姓有着自己的行为和思维逻辑，与国家层次的理念和行为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当然，国民党可以通过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自己的理念和行为规范，比如在黄石桥那样。可是以中国地域之辽阔，地区间差异之大，“天高皇帝远”的现象实在难免。
而在上海这样的花花世界，大部分娱乐场所只在6月1日停业一天。5月26—30日期间，《申报》上的娱乐广告连篇累牍，毫不亚于平常时日。更有甚者，5月30日北京大戏院的广告，还将“滑稽香艳名片”与南洋华侨“致祭总理”摄影合并放映，以招揽观众。这些娱乐广告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十里洋场”对孙中山葬事的态度：大人物需要“敬谨奉安”，普通市民则需要日常娱乐；前者虽有国家权力为之张本，但终究抵不住都市娱乐文化的强大魅力。
精明的商家还把“中山”当作免费的“形象代言人”。以纪念为名而行营利之实的种种“中山”牌商品，诸如“中山装”、“中山纪念眼镜”、“中山纪念笺”、“中山纪念表”、“中山留声唱机”、“中山纪念手帕”等，更为一时之盛。甚至连孙中山的葬礼，也被借用来进行商业运作。上海大明制造眼镜公司的一则商业广告，与庄严肃然的“总理奉安纪念”几个大字，赫然并置于6月1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广告头版：“奉安后紧急通电：党治下第一要图：情感与理性都靠不住……根本说一句，莫善于中山纪念眼镜，备为毕生良伴，既可以实施纪念的意义，尤足以因中山纪念眼镜，限制其情感与理性的旁骛。目前最普遍的价格，每幅只售五元，镜片晶莹，脚架软适，品质之优，夙推上乘。仰机关民众一体实施，无任盼祈。”在庄严肃穆的“奉安日”，国民党背景的报纸竟公然刊登这种不无调侃的商业广告，实际上破解了官方营造的庄严虔敬氛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甚至消解了国民党在话语上的专断权威。
另一方面，上层社会也存在着异议。针对国民党当局自上而下推行孙中山崇拜的做法，《大公报》于1928年11月12日发表社论提出批评：“夫使纪念中山，而仅在形式与口头禅，则一年来之情形，已可谓普遍全国念念在兹矣，而何以国事尚无大进步如故也。是以偶像化的纪念中山，为绝对不可。”[27] 1929年9月，自由主义的旗手胡适对国民党发出抨击：“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来看，国民党是反动的”。[28]4 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奉安宣传大纲宣称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仁爱”，将他定位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的圣人。周佛海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公开指出：“总理”的博爱不是施恩泽于平民，不是与民众隔开，他“自己就是一个平民”，是为平民利益而奋斗、领导平民奋斗的革命领袖。[29] 对于孙中山思想的不同理解，导致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戴（季陶）—蒋（介石）记“三民主义”、汪（精卫）记三民主义、胡（汉民）记三民主义、孙（科）记三民主义，以及邓演达的三民主义等多面旗帜，它们相互之间存在诸多分歧，谁也不愿意奉别人为正统。[30]
不仅思想上存在不同见解，政治、军事权力的配置也是欲理还乱，直至公然诉诸武力。汪精卫以“党统”自居，却被排斥于奉安大典之外；新桂系李宗仁、李济琛、白崇禧与“蒋记”中央形成对立，被指斥为“叛党乱国”，结果在“奉安大典”前夕被永远开除党籍。[19]685 冯玉祥与“蒋记”中央的矛盾也愈演愈烈。蒋介石提出“扑灭封建地盘思想”、“铲除军阀”、“和平统一国家”，冯玉祥则打出了“护党救国”的旗号，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对外妥协、不问民生。[31] 250—251 国民党当局于是号召“全国同志、国民速起，为拯救西北人民而战，为党国纪律纪纲而战，为铲除新军阀封建势力而战！”[32] 这使隆重庄严的“奉安大典”蒙上了一层阴影。蒋介石对此非常懊恼：“对于这种顽固头脑封建思想的人不能感化，使得奉安时期生出这样无限憾事，实在痛心得很！”[33] 迎榇及奉安日总指挥本来派定为何应钦，但冯玉祥在中原“捣乱”，身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驻武汉行营主任的何应钦，不得不转而率军讨冯。结果，何应钦本来要导演一场盛大的“文戏”，以文化的形式来展示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却不得不临时改成导演繁难的“武戏”，以纯粹的暴力来维护当局的权威。倘若孙中山仍然有知，此时将作何感想？
六、结语
从组织筹划、宣传技术和仪节场面来看，“党葬”大典可谓新兴“党治国家”权威的一次戏剧式的盛大展示。在这里，组织性权力充分借助了文化的形态来展示自身，使权力本身及其展示过程显得辉煌绚丽，相对于通常冷冰冰的面貌而言，平添了无尽的感性魅力，具有更加强大的渗透、震慑和征服效果。就此而言，这场政治大剧可以说非常成功。国民党人对这场政治戏剧的设计和导演能力，显示了他们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代宣传手段的谙熟。但是，华丽的戏剧性场景毕竟只是政治生活的表层状态，史诗般的戏剧中所包含的宏大主题，也难以直接进入具体的政治运行，其间还要经过相当艰难的转化。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党治国家”的权威固然难以长久维系，而孙中山在九泉之下，亦如何能够心安？正如于右任在奉安期间所说的，“全体党员，固应以安总理之心安天下之人，亦必安天下之人，乃所以永远安总理之心也。”[34] 由此看来，这场大规模的“党葬”典礼， 只是映现了一种可能的前景；这一前景的完全彰显，则远非通过一两场大规模活动就能实现。
收稿日期：2006—03—12
注释：
① 庆典、葬礼等公共仪式一直是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Clifford Geertz对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的经典研究即为这方面的代表（参见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学的活跃和政治史的复兴，国葬、庆典和公共纪念行为也成为国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Pierre Nora的《记忆的亮点》系列（1984、1986、1992）可谓这方面的重要代表（参见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近年的代表性论著有：L.Spillman,Nation and Commemoration:Crea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Cam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Avner Ben-Amos,Funerals,Politics,and Memory in Modern France,1789—199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K.Varley,Under the Shadow of Defeat:The State an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Franco- Prussian War,1871—1914,French History,16—3(2002):pp.323—344。
② 比如林家有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将之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国葬”，尚明轩的《孙中山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595页）认为这是蒋介石当局用以加强政治形象的手段。英国学者哈里森的著作《共和国民的塑造》（H.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 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2—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设专章探讨孙中山的葬礼如何反映了1920年代后期国家与国民关系的变化，不过作者重在分析蒋介石当局如何藉此葬礼来展示政治权威，同样未能阐明这次典礼的“党葬”性质，而且对社会各方的反应注意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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