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话声调里隐含的历史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临高论文,话声论文,层次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海南岛的临高话主要指临高县百分之九十多人口以及居住在儋州市和澄迈县一部分人口所操的语言，人口总数不下四十万；广义上也包括海口市（含原琼山市）城郊部分人口所讲的“临高话”，人数在十五万左右。中心地带与外延区域的“临高话”在历史上是同源的，但如今两者之间在音系、词汇以及语言意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勉强能够通话。如无特别交待，本文有关的论述将主要针对中心地带的临高人及临高话。
临高人的民族识别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目前仍按汉族划籍）。据考证，现今的临高人是在距今至少三千年以前，于侗傣语族各语支还未完全分化之际，从两广南部古代“骆越”族人聚集的地区经雷州半岛陆续渡海迁居海南的，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临高人经历了早期与岛上另一支“土著”黎族的接触、汉代设郡后与迁岛汉民的交往、宋元年间谪官文人的开蒙教化以及明清时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融合同化。以致于今天的临高话表现出既有相当的“百越底层”又存在大量汉字借音的混杂现象。今天的临高人在自己的民族归属和语种意识上也存在着复杂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将自己申报为汉族，另一方面又认为临高话是与汉语方言不同的一种语言。目前，民族学界经过多年的考察，倾向于认为临高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是壮语的一支方言。本文赞成这一观点，并拟就临高话的音调结构做一剖析，试图理出其中所隐含的历史层次。
一、对临高话音调的考察分析
对于临高话，已有学者做过一些调查并发表了有关的音系材料。民族语言学界的同志侧重于“语言底层”现象以及与壮侗语言的对比，认为临高话有17个声母、82个韵母和7个声调[1]；汉语方言学界的黄家教先生则主要关注临高话的“读书音”，提出的音系是15个声母、52个韵母和5个声调[2]。除了音系归纳方法上的差异外，笔者认为，两个音系中关于调类上的差异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首先，临高话明显存在着土字音和借字音两类声韵系统。土字音在声韵调上无法与《广韵》系统发生对应，如“天”（fa33）、“田”（nia55）、 “家”（lan55）、“水”（nam22）、“白”（fiak5）等。在本人以2224 个汉字为基础所做的考察中，能查出土字音的有654个，占总字数的29.4％。而根据张文的研究，临高话里这一类字的字音与壮语相同或相似的程度要大大高于与海南黎语相比的情况，临高话土字音的声调与壮语的声调对应也较为整齐。从历史所能考证的情况看，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它们属于临高先民上岛时的语言底层。
临高话的借字音是在以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汉语的接触中逐渐形成的。其声韵调大致能与《广韵》发生对应，多多少少能辨别出汉语或周边汉语方言的痕迹。如上述几个字临高话又能说成：（天）hian33、（田）hian213、（家）kia33、（水）sui22、（白）
b
k5。现今的临高话里借字音占着很大的比重，但情况比较复杂，存在着不同历史的沉淀和叠加。
上述张、黄二文对临高话声调归类不同，本身就体现了土字音和借字音两个不同的历史层次。然而本人在考察中发现，临高话的借字音实际上还不只一个层次。在除去土字音后，剩下的借字音里，有相当比例的一部分字还可以两读或三读。例如：“家”字除土音lan55外可读ka213、kia33；“母”字除mai22外还可读mu33、mu22；“拳”字除xun55外还可读xin55、xian213、suan213；“月”除kεu55外还可读
it5、zuat5、ze55，等等。这些不同读法的借字音不全都是“读书音”，有的已是十分常用的口语音，因此还不能简单地用文读音来概括。本文对临高话首先界分为土字音和借字音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经过分析发现，在临高话一字多读的借字音里，声母和韵母的差异较为错综复杂，倒是声调呈现出批量的对应关系。以常用程度、口语或文读、单用或组词以及与现代汉语语音相似程度作为综合考量因素，笔者将记音材料中凡能够同时二读的借字音进行了声调的归类整理，结果离析出如下两组调群（见表1）：
（表1）
古调类（字数）A调群
B调群 例字
字数
歌沙家加瓜花车虚输该街西鸡杯灰丝规锥
归膏包交胶椒勾钩沟收三甘杉尖心金单鞭
全清平（333） 213
33
煎仙鲜烟棺真身因斤分帮浆箱张装章伤姜 78
方双曾冰生牲争兵精钉星腥经公兄东工功
冬宗松封钟盅
次清平（96） 213
33
拖坡差车粗初开催抄敲超抽参篇千亲清青 22
通葱充冲
茶查图除符财排牌鞋题提齐赔迟时棋旗随
锤肥条仇求潭含谈痰钳琴钱填弦盘拳权陈
全浊平（252） 55213
神辰盆存糖航杭墙强房防狂降朋澄乘承平 61
成停琼同铜桐红
麻椰奴吴愉迷犁雷离眉姨围猫摇楼漏刘留
次浊平（190） 55213
榴牛油游南蓝镰林临拦蛮棉连怜圆匀娘凉 46
量杨王能赢灵零铃笼浓
补赌组估虎阻所斧主矩改海解纸椅比指几
全清上（195） 3322
早嫂绞搅少九韭纠点伞板扁管本稳准想涨 41
讲影饼项拥
次清上（47） 3322
可起妙肯请桶 6
全浊上（96） 2255
簿倍罪是跪犯践件断恨菌丈
12
次浊上（90） 3322
码也五舞奶李里理咬亩母扭友免引网
16
过货假架嫁价泻雇据数句爱带拜戒债对怪
全清去（233） 3355
岁税戏志试意季贵灶告够救禁散变算蒜惯 50
怨信顿粪相胀向放凳镜性姓正送
次清去（80） 3355
裤派替退副欠劝歉寸唱秤 11
全浊去（126） 2255
谢步住袋害败系会画寺事柜导号豆候就汗 23
便份剩病定
次浊去（116） 2255
误妹外利累为位庙又念任面练万认样命用 18
全清入（151） 3 5答押法八节挖刷刮发笔一恶角北逼色国格 25
责隔福粥足烛嘱
次清入（51） 3 5擦撤铁切脱缺七托客册踢 11
全浊入（87）（3）
（5）
（合盒闸跌绝） （5）
次浊入（81） （5）
（未发现二读字）
（0）
合计（2224）
425
表1向我们揭示了以下情况：
1、A调群的特征为：平分阴阳、清上去合、去分阴阳、浊上归去、次浊上归清上、入为短去（清）、去为长入（清）——可计为5个不同值的声调（4个舒声调和1个入声调）。B调群的特征是：平分阴阳、清上去分、去合阴阳、浊上归去、 次浊上归清上、入声合一、入为短去、去为长入——也是可以计为5个声调（4个舒声调和1个入声调）。现将A、B调群和张、黄二文所拟声调的调值列表对比如下：
（表2）
调类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调值（张） 13
55
33
21 33
55
21
调值（A） 213 55
33
22 （33）（22）
3略
调值（B） 33
213 22
55
（55）5
调值（黄） 33
213 22
55
5
（注：括弧表示可以合并到别的同值调类里）
从表2可知，A调群与张文所述临高话的土音调大体吻合（见表2）。 除了入声调全为“3”值以及没有第九调（即第三个塞声调）以外，其余调类性质相同， 调值尤其相似。关于张拟声调中第五、六两调的空项，张文认为是临高话土音调第三和第五调、第四和第六调分别合并的结果，这与A调群“清上去合、 去分阴阳”实质相同。至于第九调，则只见于临高话少数几个绘声词中，不在本文考察的范围之内。倒是入声调似乎只有一个“3”值的调类， 比张文中具有实在意义的入声调类少了一个（其实不然，见下述3）。显然，A调群是汉音套入土调的一种结果，如用“＊土调”表示其声调，则临高话A调群的音调构成可以归纳为：借音+*土调。
（2）B调群与黄文所拟临高话“读书音”的声调在调类和调值上都基本相同（见表2）。与A调群“清上去合、去分阴阳”的情况相反，B调群则是“清上去分、去合阴阳”。B调群的调值与A调群全然不同，但没有产生新的调类，只是各调类的调值发生了对转而已，对转的结果则是更为接近于近代官话阴阳上去（入）的调值。其音调构成可归纳为：借音+借调。显然，B调群属于较晚出现的语音层次。
（3）浊入声字声调的分化不明显。87个全浊入声字里只有5例（5.75％）发生两读。次浊入声字没有二读，对比中无法判别其在A调群中的调值，故表1中未予标调。但这不等于说它在A调群中没有自己的声调。临高话土字音的入声调本有“3”、“5”两值，按理说，A调群入声字总体上也分“3”、“5”两调，应是合乎情理的。由于A调群的阳入调与B调群的入声调大部分字同值为“5”，因此在表1中显得“分化不明”。A调群中少数几个读为“3”值低调的全浊入声字，可视为特殊情况另行解释（见本文第四节“三个音调层次的历史时期”之（二））。
二、“但分阴阳、不分上去”的古壮侗语声调特征
李如龙先生认为汉语方言声调分化的基本规律是“以古四声为经，古清浊为纬”[3]（P39），即先有四声，后分阴阳。临高话A调群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但分阴阳而不分上去（“清上去合、去分阴阳”），这显然是有悖于汉语声调的演变规律的。它要么不属于汉语成分，要么属于非常古老的语言特征。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除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上坪村的客家话外，就只发现海南岛的临高话、黎语、儋州话和迈话具有这个特征。根据张文的材料[1]，今广西壮语、临高话、黎语的声调为（见表3）：
（表3）
调类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壮语24 21 55 42 35 33 35/55 42/33
临高话
13 55 33 21
33
55
11
黎语53 55 11 55
11
53
张文还举例论证了临高话的第三和第四调分别对应于壮语的第三、五调和第四、六调，从而认为临高话是在壮语的基础上简化了（笔者按：照此推论，黎语则更为简化了）。“对应”说是可信的，但从壮、临、黎各自所处的语言环境及语音演变条件来看，与其说是临高话（包括黎语）简化了，或许倒不如说是壮语扩展了。因为，张文所描述的壮语声调与汉语“四声八调”的格局无异，而临高话“但分阴阳，不分上去”的特征也许正好反映了壮侗语声调更早时期面貌。声调的有无以及繁简的变化总是应该具备一定的内外条件。近代官话声调由繁至简的演变，一是塞音尾的弱化脱落造成调类的合并，二是中原官话与北方官话的长期交锋，由于两支官话的上声和去声在调值上的相近，在浊音清化的作用下，引起浊上变去等一系列变化所致。临高话本土音与中古汉语原无对应关系，现周边汉语各方言的声调并未脱离“四声八调”的基本格局，如认为“但分阴阳，不分上去”的特征是简化的结果似乎缺乏说服力。
临高话、黎语与壮侗语一脉相承，儋州话和迈话则属于“混合型方言”[4]。迈话与黎语同在海南岛的南部，相距很近，迈话从黎语借入某种成份是说得通的。儋州话与临高话地相毗邻，许多人多少代前本为一家，两种语言至今更是存在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再把李如龙先生归纳的迈话声调与张文的临高话声调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竟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见表4）：
（表4）
调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临高话（张） 13 55 33 21 33 55 21
迈话（李）
13 55 33 21 3 5 1
而且据李先生的分析，迈话的舒声调中也具有“平分阴阳、清上去合、去分阴阳、浊上归去、次浊上归清上”等特点，跟临高话A调群的情况完全相同。因此， “不分上去”这一声调特征极有可能是古壮侗语特征的某种反映，在海南则是临高话和黎语的“底层”。福建古时也曾为“百越之地”，如果说上坪客家话里几经变迁更叠之后还能残承丁点儿古越语的特征，这也许不足为奇。
三、三个音调层次的历史时期
综上可知，现今的临高话语音里隐含着至少三个较大的历史层次：1、早期的本族土字音；2、以A调群为代表的老借字音；3、以B调群为代表的新借字音。
（一）本族土字音。音调构成为：
，其声韵调体系迄今仍在相当程度上保存着壮语的痕迹，但与汉语的语音体系无法对应。自临高人的先民于商周之际陆续迁入岛上时起直至宋代为止，历时约二千年，是个漫长孤寂的历史时期。早先的海南岛是一个“化外之地，瘴疬之区”，孤悬海外而长期隔离于内陆，社会生产与生活十分落后。当地人“披发文身”和“巢居”，“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5] （《汉书·地理志》卷28下，转引自纪宗安，1990）。汉代始设郡治，也是“山高皇帝远”，中央政权鞭长莫及，屡次撤郡改制，未得长安。其间流落岛上的汉人主要为占籍落户的官兵、罪人及零星商贾，虽“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5]，但其人口毕竟不占优势，未能对岛上居民临高人的语言产生重大影响。临高话在这一时期里得以独立地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发展，整体上一直是土音加土调的模式。
（二）老借字音。如前所述，其音调构成为：
。王福堂先生在论述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时，认为“进入汉语方言音系的其实并不是异方言音节中的声韵调整体，而只是其中的某音类”[6]。这说明“借音套土调”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海南岛上与临高话地处毗邻的儋州话里，“四”字在语用上有五种说法：tei33、tia55、ti33、t
'ua21、
i21tua55，各有分工，互不相混。其中，tei33与tia55可用于数数“1、2、3、4”，但读“四五六”、 “七七四十九”等类说法时却只能用tei33而不用tia55；ti33主要用于“五湖四海”、“四通八达”等词语中，以及一句话里有重复“四”字者的第一个“四”，如“四六二十四”（ti33 lok5 i21 tp5 tei33）；t'ua21只见于对人的辈份称谓，如“四哥”、“四叔”，而在“四日”、“四人”等说法中“四”则要改用i21tua55（意为“两双”）来表达。一般认为tei33是粤语“四”的仿音；ti33为读书音，传说是苏东坡居儋敷扬文教时，根据当地语言的特点，结合官话、川话和流行于海南的军话，创造出教儋州人读书的“字眼”读法，即东坡话[7]。有关的详情尚无史籍可稽，但其读书音、仿粤音等一字多读的情况多少说明了语言的演变有一个土异因素融杂消长的过程。
关于临高话的借字音，梁敏、张均如认为“临高语的老借词并不是从海南话或军话吸收的，因为说这两种汉语方言的汉人主要是在宋朝、明朝以后才大量移居海南的”，“这些老借词可能是较早的时候从由中原一带迁来海南岛的汉人那里吸收的”[8]。梁、张同时认为，“新借词主要是民主革命时期， 特别是解放后大量地吸收进来的。”[8]（P51） 可以看出，梁、张二人对临高话老、 新借字音的期划分别为：宋前、清后。但这有个问题：从宋前到清后九百多年（少说也有六百多年）的期间，临高话似乎没有发生（或是中断了）汉语借词的现象！——然而，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临高话汉语借词的起始也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但是从今天我们见到的A调群特征（“平分阴阳”、“浊上作去”）来看，其老借词的成型应该不会早于宋元时代。汉语官话方言的语音演变，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时期，声调呈阴阳上去（入）模式，开始有了阴阳的分化和“浊上作去”的变化。虽然比它晚几十年成书的《洪武正韵》，声调仍为平上去入，平声不分阴阳，但有学者认为，前者代表当时基础方言的口语音，后者代表隋唐至明初的官话音，官话音与口语音变化不同步[9]（P28、29、73）。在汉语语音史上，元明之交是一个重要时期，声韵调发生嬗替更移，文白两系参差并行，此乃众所周知的事情。从临高话A 调群平去分阴阳、浊上作去、入声归一等特征出发，可以推测该调群形成的时间大致与《中原音韵》同期。
据史籍记载，唐始汉人迁居海南的人数逐渐增多，宋元时期更见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原战乱造成大批难民南徙，其中一部分一迁再迁，直至落脚海南。二是岛上的海产珠宝吸引更多的商人前来收购买卖。赵汝适的《诸蕃志》就有“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货，多入黎地耕种不归”的记载。三是一批遭贬谪的名臣儒士相继流放海南。应该说，后者对海南语言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最值称道的是北宋苏东坡被贬儋州三年期间，盖“载酒堂”办学校，教当地人读书，传播中原文化，岛上从此“文风丕变，鼎臣继出”。海南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便系苏氏高足。南宋期间临高县令谢渥虽非谪官流放，到任后在临高兴办“茉莉轩书院”，成为“临高文化的发祥地”，也被传为佳话。此期间，岛上汉族人口渐多，移民文化的优势明显，官话对当地语言的影响逐渐增强。临高话也在此时开始批量地吸收汉语尤其是官话的借词，但在语音上则进行了适当的改造，逐步形成“借音+＊土调”的A 调群特征。
应当指出，官话尤其是西南官话是当时海南岛上影响最大的官话方言。《儋县志》卷二云，“是以州话共有数种：一曰军话，与南省官话正音相同，而声韵颇长。此乃五代前士夫以军戍儋，遂相传习，故名军话。城市皆通行。”又《崖州志》卷一：“曰军语，即官语，正音，城内外三坊言之。”[10]（226—228） “南省官话”即今所谓西南官话，今海南岛的军话与其同源，但各自发展至今，其入声调均不约而同地表现为“入读一声”，且都为低调（军话为独立入声调“213”， 西南官话入声派入阳平“21”），这并非偶然，说明当时“南省官话”的入声字极有可能就是读为低值的一个调。这种情况不能说对当时临高话的老借字音一点影响也没有——这或许部分地解释了表1所示A调群中少数几个全浊入声字（“合盒闸跌绝”）读为低值“3”声调的特殊现象。
综合音理与史料，可以说，临高话老借字音的音调体系，始孕于唐宋而定型于元明。
（三）新借字音。其音调构成为：
。如前所述，B调群区别于A调群的声调特征是“清上去分、去合阴阳”，且调值的高低模式更为接近近代官话，可见其“汉化”程度明显高于老借字音，其产生不会早于明代，应属于明后较晚的层次。
明清时代是汉人移居海南的高峰期。据有关记载，唐代汉民入岛人数为7万，宋代为10万，元代为17万，到了明代猛增至47万，清代更达217万。这些南来的汉族官商士农，在岛上形成强大的文化群体，打破了宋元时期土汉语言之间大致的平衡，使汉人文化在岛上取得了“久假而客反为主”的优势。另一方面，居住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人与汉人群体杂处相间，耳濡目染而世变风移，加速了民族融合与同化的过程，成为史上所谓之“熟黎”，他们“半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5] （《岭外代答》卷2，《海外黎蛮》条，转引自纪宗安，1990）。这种土汉文化交融的结果，使海南岛的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不仅岛内土汉融洽，“衣冠礼乐班班然”，而且岛内和岛外、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时的海南岛，可谓文风蔚然，人才辈出，海南历史上的文化盛期尽在此间。明代的“海瑞罢官”已是全国家喻户晓，丘浚、王佐两大文豪都是明代的海南人，甚至海南文昌这个在当时还并不发达的县份也于明清时期出了16名进士。据记载，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海南人还在北京建立了“琼州会馆”[11]。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在汉文化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汉语官话方言对临高话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使其声韵调体系进一步地“脱胎换骨”，最终出现了以B调群为重要特征的语音层次。
有关官话声调的研究，目前的成果多体现在调系的结构类型上，对于调值的描写实不多见。所谓“平分阴阳”、“浊上作去”、“入派三声”等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官话音与口语音平行交叉，发展不平衡。但笔者认为，明清两代之间，官话声调的调值应有一个从中原官话为主到北方官话为主的变化。据黎新第（1987）先生的研究[12]，元明期间，“北京官话的主体应当仍是当时的中原官话”， 其阴阳上去的调值特征依次为：中平、中升、高平、低降。倒是清代满人入关后，北京官话才逐步变成“上为低降升、去为高降”的模式。
一般认为，海南闽语定型于明代。在白读音的声调之外，海南闽语也有一个文读音的调系：阴平（33）、阳平（22）、上声（31）、去声（53）、入声（5）。 与临高话B调群一样，它也具有平分阴阳、全浊上作去、次浊上不动、去不分阴阳、入声归一等特征[10]（P28—29），调值高低模式与临高话略同，而且也较为接近晚期的近代官话模式。换言之，二者都主要受到了同期官话声调模式的影响。二者产生的时间可能不完全相同，当中也许还经过一些演变，但本文认为，就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声调面貌而言，临高话新借字音和海南闽语文读音的定型期应该都是在清代及其以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