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学校德育的进程、特点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启示论文,进程论文,学校德育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美国学校德育的曲折进程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文化传统虽主要承袭欧洲文明，但学校德育不论在社会背景和环境上，还是在目标和内容、方法和途径上都与欧洲国家有差异。尤其是二次大战后，随着美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同时由于社会变迁中新旧价值观的交汇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冲击以及民主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传统学校德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在60年代后期引发了德育研究热潮，德育理论大量涌现，德育实践不断推陈出新，使美国学校德育发生很大变化。
纵观本世纪美国学校德育的演变历程，其由兴盛到荒凉再到复兴，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特点尤为醒目。
本世纪初叶，由于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教育运动，以主知主义为基础、以强迫灌输为特征的传统教育发生了根本动摇，美国学校教育为之一新，尤其是道德教育搞得有声有色。“1950年以前，教师普遍地负有培养社会和道德态度的责任。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感情的和个人的因素同专门掌握教材是同样重要的。人们把学校看成是整个培养过程专门化的延伸，学校和教师就是从事性格形成的工作。社会活动和娱乐活动、指导和劝告、俱乐部活动、舞会、体育比赛等与严格的文化课程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比文化课程更加重要。”[1]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学校道德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品格为主旨，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特征的学校教育模式占居了支配地位。
然而，二次大战的爆发动摇了人们的教育信念，从根本上扭转了学校教育的方向。因为严酷的战争表明，肆意践踏人类道德的法西斯国家同样有能力建立和操纵复杂的军事工艺，在强权和技术面前，道德和道德教育显得苍白无力。同时，在战后雅尔塔体制下，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军事技术尤其是空间技术上保持对苏联的优势。而“国家如果要想在经济或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必须在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因为“民主更多的是依靠国民生产总值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2]在这种强烈的国家安全需要的影响下，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教养逐渐成为教育的支配力量，学校的道德教育开始让位于科学技术教育。尽管学校仍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但在学术课程的强大冲击下，道德教育已形同虚设。在此背景下，道德教育实践的疲软，道德教育理论的贫乏便在所难免，道德教育进入了一个“荒凉的时代”。
时至60年代末，以加强智力和技术训练为核心的教育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同时，战后经济繁荣并没有自动导致社会全面进步，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也由于技术和经济至上的误导，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各种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对越战等此起彼伏，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矛头指向传统价值的学生运动更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社会各界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正是在社会问题加剧、伦理道德混乱和学校德育危机的紧要关头，品德和道德教育研究应运而生、倍受青睐，道德教育实践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从而使美国道德教育进入了重振和复兴时期，许多专家学者运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从不同角度对道德教育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或完善自己的道德教育理论，如谢弗(shave)的理性构建模式、库姆斯(Coombs)的价值分析模式、拉思斯(Raths)等人的价值澄清模式、科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纽曼(Newman)的社会行动模式等，从而大大增强了道德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导，学校德育也因此得到加强和改进。
二、当代美国学校德育的基本特点
由于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及至今尚无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体制”，学校德育实践做法是各式各样。不过就其主流和趋势而言，当代美国学校德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重视学校德育，复兴品格教育，着力使学生养成公民美德
战后，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即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紧密配合，三位一体）变得难以为继。女权运动使传统的家庭模式遭到了破坏，家庭道德教育功能普遍降低。代沟问题更使家长们感到无力教导，故逐渐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体的社会作用虽日益增强，但商品化的电视节目无助于年轻一代的成长，难以承担塑造价值观，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重任。于是，人们越来越看好学校，希望学校重新担负起德育的主要职责，对学生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如197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79%的美国人认为道德教育应从家庭和宗教机关转移到学校，连美国总统里根都承认“在美国生活中只有少数领域像我们的学校和学院那样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人民和对我们家庭那样重要”。[3]因此，学校德育重新受到特别重视，并逐渐得到加强。
同时，品格教育再度兴起。品格教育的核心是使学生养成社会公认的美德和伦理规范，20—30年代在美国一度流行，后由于进步教育运动和社会急速发展的影响，逐渐沉寂。目睹美国经济发展与精神匮乏同时并进，“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有识之士重新提出品格教育，认为那些经得起理性分析和时间检验的传统美德仍然是美国社会团结、幸福和发展的保证。而这些传统美德既然是社会公认的，就必须通过教育深入到年轻一代的心灵，对他们的价值观、道德决定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指导和培养。而开展品格教育的最好场所是学校，只有学校才能更好地将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1992年春天，美国许多行政组织与研究机构共同拟定一份《阿斯彭品格宣言》，重新提出了“尊重、责任心、可靠、关心、公平与正义、公民和公民素质”等核心价值观，次年2月全国性的“品格教育伙伴”组织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在青年中发展公民美德和道德品质，使人们拥有一个更富有怜悯心与责任心的社会。在学校品格教育的带动下，全美重新注重品格教育。
2.信奉多元性与自主性，促使学生能动地养成思想品德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乐土”和“民族熔炉”，尽管实际上并不尽然，但学校德育的确具有多元性和自主性的特点。
多元性除了表现在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不强求一致，但要求学生学会相互尊重外，还表现在学校德育没有全国统一的要求，50个州各行其是。例如，有些州有德育大纲，有些州编制系统的德育教材，有些州既没有大纲又没有教材，但在整个教育中却有明显的德育倾向。尽管如此，上课、课外活动和生活指导等仍是美国学校德育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象爱国主义、诚实、信念以及一般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知识等同样也是美国各级各类学校德育的主题。由于多元性，美国学校德育的党派性、阶级性容易隐匿其中，而且更具有欺骗性。
自主性主要表现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学生个性、启发诱导和自主选择，它是19世纪进步教育运动的产物。70年代学校德育复兴又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某些方面不断发扬光大。德育研究工作者在建构学校德育模式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培养学生的自尊、自信和自主。如70年代后具有广泛影响的“价值澄清模式”、“价值分析模式”、“道德认知发展模式”等，都强调在多元、多变的社会形势下加强学生自主意识、认知能力的培养和参与以及实践精神的塑造，帮助学生对各种价值观审慎思考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理智的选择并鼓励他们亲身实践。由于整个价值观的学习过程在“柔性的、随意性的和激励性的”讨论中完成，因而深受学生欢迎，达到了较好的德育效果。
3.注重层次性与渗透性，有条不紊地全面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
美国学校德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强调循序渐进、潜移默化。
就内容而言，中小学德育的主题是培养合格公民和社会责任感，即公民教育，主要传授一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法律知识，教育途径主要是通过“公民学”课程。在高校德育中，公民教育仍然是重要内容，但不设置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而是把有关内容融于整个教育活动并在层次上有所提高，目的是培养“好公民”。为此，高校的公共基础课普遍开设有关专题，如“美国总统制”、“欧洲政治思想”、“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伟人肖像”等。另外，诸如“语言和人”、“艺术和社会”、“西方文化的三次危机——文明在受审”、“亚洲政治思想”、“男女平等理论与妇女运动”等课程，也注重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1989年美国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又推出了“50学分核心课程”的改革方案，建议其中18学分用于讲授文化和文明，旨在增强学生的历史感，开阔其视野，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及责任。[1]由于大学毕业生将直接走向社会，从事专业工作，美国高校还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诸如“新医疗革命中的道德问题”、“冲突和变革与商业道德”、“技术社会中的道德问题”等专题，着重解决学生的职业价值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品德问题，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克服功利主义的影响。
在德育方式上，同样也十分注重层次性。以中小学“公民学”课程为例，教学方法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层层递进：(1)考虑到中、小学生缺乏判断力，模棱两可的方法可能导致受教育者的思想混乱，为此广泛采用正面教育，以发挥先入为主的德育功能；(2)同时注重启发诱导，采用谈话法，联系实际，进行课堂讨论，避免正面教育变成强迫灌输；(3)为避免课堂讨论流于形式或概念游戏，还把现场教学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如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旁听判决大会、政府咨询会、模拟竞选总统讲演及联合国大会等。高校德育则普遍采用多通道的教学方法，即使课堂教学也具有美国特色，即融德育于整个教育过程中，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都带有强烈的德育倾向。另外，还通过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和校园环境建设、咨询与指导以及必要的纪律管理等形式促进学生品德完善。例如，咨询指导是美国高校开展学生工作的传统做法，具体有新生指导、学习指导、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等形式，它们大多能有效地针对学生的个别情况，解决学生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在学生的品德塑造上颇具影响。
4.强调道德实践，不回避现实问题，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
美国学校德育重视现实问题，如性教育。50—60年代美国的性道德沦丧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60年代后期，美国学校开始推广性教育，70年代后，面对日益恶化的青少年问题，美国学校又重新审视性教育的任务，把性教育的知识性和道德伦理性结合起来，发展了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实现了1987年里根政府所提出的学校性教育应注重解决青少年实际问题的要求，当然，要学校德育彻底解决性问题，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是不现实的。
由于良好的品德不是单靠课堂教学所能形成的，还必须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确立信念、培养感情、锻炼意志、规范行为，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切身体验才能形成。为此，美国学校重视通过校内外各种活动以及召开活泼有趣、联系实际讨论社会问题的主题班会来开展德育工作。中小学主要采取周末晚会、社会问题研讨、参观博物馆、科技馆以及观光旅游等形式，培养他们爱校、爱国、爱人之心。高校则更加重视在课外活动中塑造学生品德，课外活动在内容上主要分为社会交活动、体育活动、文娱活动、自治活动、宗教活动和志愿活动等几大类；在组织方式上分为校方组织的活动、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和无组织的个别活动等形式。学校事务管理部门主管课外活动，它一般就课外活动中的共性问题组织课堂教学。学生主任负责组织、设计和协调各类活动。美国高校管理人员认为，课外活动的作用不仅仅是补充和巩固课堂教学，还有助于多种素质的教育和养成，由此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美国高校的课外活动有独立地位和完善的教育任务，从实践出发，与学生的日常行为活动关系密切，因而对学生品德的教育作用更为直接，其影响不容忽视。
三、几点启示
当代美国学校德育的进程及特点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
首先，德育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在重视科学技术、加快经济建设的形势下，尤其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视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强化学校德育工作。诚然，人们不能指望学校德育解决所有的社会道德问题，但通过学校教育传播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品格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道德调节的重要方式，也是学校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柱的重要途径。无视这一点，将为之付出代价，承受历史的惩罚。在崇尚科学技术、追求经济增长的时期，道德教育被相对削弱虽不能说是一条规律，但却是迄今为止西方当代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事实。[5]美国50年代对道德教育的漠视，不过是这些事实中的典型例证。前车之鉴，值得重视。
其次，学校德育必须适时调整、自我更新，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需要。学校德育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无视社会需要，应当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转换职能，调整内容，更新方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70年代美国学校德育根据多元、多变的社会现实，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增植其参与和实践精神，收到了较好的成效，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仍不无借鉴意义。因为，在当今改革开放的社会形势下，在多种价值并存乃至冲突的现实面前，如果还是采用简单地肯定一些价值、否定另一些价值的方式教育学生，这样容易导致学生价值观的混乱，从而影响其应有的教育功能。
第三，学校德育应当注重个体发展的整体性与阶段性，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育内涵。综观美国学校德育，可以看到，整个体系从内容的加深到方法的递进是与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和知识水平相适应的，并且十分重视德育的整体性与渗透性。如前所述，中小学主要进行一般的公民道德教育，在方法上注意道德认识和道德体验相结合，重视道德行为的训练，从而引导个体进行合理的道德选择。大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则以理论知识教育为载体，通过开设大量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从新的高度和角度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美国高校德育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尤其如此。虽然美国学校没有专门的德育工作队伍，但培养学生思想品德的任务则渗透到所有学术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活动之中，在学术与非学术，课堂与课外，教学、科研、服务及管理活动中都体现并贯彻相应的教育和发展目标。这些做法无疑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第四，德育工作有规律可循，应当加强德育研究和理论建设，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科学性。美国近百年道德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每次教育改革运动无不是以理论反省、新理论诞生为先导的。70年代美国道德教育复兴就是从理论反省开始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它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方案，指导着美国道德教育的多样化实际，使美国学校德育重获生机。目前，我国德育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经验的分析和总结上，经验的积累多于理性的批判。经验固然重要，但经验主义是狭隘的、也是有害的。只凭经验和感受，不可能为学校德育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因此，要动员广大教师都来关心、参与德育，鼓励德育工作者开展德育理论研究，积极探索和建构具有时代特征、富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以指导变革时代的德育实践。
注释：
[1]R·梅逊著，陆有铨译，傅统先校：《西方当代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2]R·哈什等著：《道德教育模式》，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3页。
[3]马骥雄选编：《美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89页。
[4]R·米勒著：《九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伦敦杰西卡·金斯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23页。
[5]戚万学著：“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启示”，《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年第3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