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贸易部门价格形成特征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部门论文,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开放经济的宏观模型中，经济部门通常分解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来考察。例如在1964年的Balassa-Samuelson模型( Asea， Patrick K.， and W.Max Corden; 1994) 中，两位学者就进行了这样的分解，并通过进一步假定贸易部门能够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在理论上解释了此前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的一些重要事实，即和富裕国家相比，贫困国家的总体价格水平通常比较低(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以下简称BS效应) 。
Balassa-Samuelson模型解释以上结果的思想可以简单表述为：考虑市场汇率因素后，不同国家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假设贸易没有成本，例如关税、运输成本等)；高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工资也更高，从而能够保证各国的贸易品有相同的价格；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内部是统一的，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的非贸易部门的工资也更高；但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国家之间的差异，要小于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国家之间的差异；结果高收入国家的非贸易品更昂贵，其总体价格水平也更高。
从文献起源上看，以上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Ricardo， Taussig， Ohlin， Viner， Harrod， and Rothschild等( Officer， 1982) ，但Balassa-Samuelson在1964年的工作使得这样的思想得到了最清晰和透彻的表达。自那以后，有关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展。
Paul Beigin， Reuven Glick and Alan M.Taylor(2004)考察了最早至公元1500年以来国家之间价格水平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BS效应是一个相当现代的现象：只在1960年代以后的数据中BS效应才出现很强和一致的表现；对于稍为早期的数据来说，例如1920年代以前的数据，BS效应完全不显著，系数甚至会是负值；对于更为早期的数据来说，例如1850年以前的数据，在大多数时期BS效应的符号都是负的，与理论预期相反。
经验证据研究上的这些进展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要求，但迄今为止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讨论的文献仍然很少。
然而这些讨论一般地暗示，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贸易部门价格形成过程与非贸易部门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就文献传统而言，把经济部门分解为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做法是很常见的。由于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中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使用开放经济的条件考察中国贸易品价格形成特征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以下分为五节：第一节考察了中国对外贸易占国内GDP和全球贸易份额的变化，揭示了中国与全球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第二节考察了中国贸易品价格与美国贸易品价格同步波动的证据，显示在事实上的固定汇率作用下，深刻的国际经济联系带来的国内贸易品价格形成的关键特征；第三节考察了浮动汇率下全球贸易品价格同步波动的证据，分离和估算了汇率变化的影响，显示汇率浮动并未改变贸易品价格同步波动的关键特征；第四节使用供求分析框架估计了中国贸易品价格波动的关键驱动因素，并讨论了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第五节总结了全文。
一、中国贸易部门的相对份额
考察中国贸易部门的比重以及其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可以先观察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计算外贸依存度指标(定义为进出口总量除以当年的GDP，可以考虑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二是中国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份额的国际比较。
从图1的结果看，1978年以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2003年达到60.1％；即使剔除加工贸易对数据的影响，贸易依存度上升的趋势仍然十分明显，并在2003年达到略高于30％的水平。这些数据暗示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在贸易部门价格形成过程对国际因素的影响应该在不断增强。
图1 中国外贸依存度（剔除和不剔除加工贸易）的历史变化（1978-2003）
附图
数据来源：CEIC，IFS
从表1的第2列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远高于美国、日本、欧盟主要国家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2003年仍然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尽管此时中国的数据明显低于多数欧盟国家的水平，但这些国家外贸的相当部分在欧元区(欧盟)内部发生，如果把欧元区(欧盟)内部贸易看作国内贸易，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多数欧盟国家的水平。
表1 外贸依存度和中国外贸占全球份额国际比较(2003年)
国家
外贸依存度 各国贸易全球占比
中国①
60.4 11.3
(31.5) (5.9)
美国
18.6 26.8
英国
38.2
9.1
法国
42.1
9.7
德国
56.4 18.0
意大利
40.0
7.8
加拿大
62.1
6.9
日本
19.8 11.3
澳大利亚 31.0
2.1
阿根廷
33.3
0.6
巴西
25.1
1.6
墨西哥
54.9
4.6
埃及
21.2
0.2
尼日利亚 61.2
0.4
南非
48.5
1.0
印度
21.4
1.7
印尼
45.0
1.2
韩国
61.6
4.9
马来西亚 175.8
2.4
俄罗斯
49.8
2.9
匈牙利
108.9
1.2
波兰
58.0
1.6
数据来源：IFS， World Bank
（注：①在中国行的数据中，括号中的数为剔除加工贸易影响后的结果。）
从以上第3列数据看，中国外贸在全球的比重处于很高的相对位置：其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仅弱于美国和德国，与日本大致相当；即使剔除加工贸易影响，中国贸易份额的比重仍然在第8名的位置；如果剔除欧盟内部贸易的影响，则相对位置更高，这些数据暗示中国可能不完全是国际贸易中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中国的经济波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品的价格。
有关证据的进一步考察见下面的分析。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中国贸易品价格
尽管在理论上定义贸易品比较容易，在实际研究中确定哪些商品属于贸易品的范畴并非易事。原因在于：部分商品的运输成本相对其价值是可以忽略的(例如芯片)，部分商品的运输成本相对其价值高得出奇，以至于在所有可以想象的环境下都无法贸易(例如住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存在着大量的商品( Obstfeld， Maurice， 2001) 。换句话说，区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应该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划分。
对于我们研究的目的而言，区分贸易品的关键在于：在考虑运输成本约束的现实条件下，其价格波动与国际价格波动应该交互影响。进一步看，即使存在运输成本、关税、非贸易壁垒等摩擦因素，只要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大体稳定的，则贸易品价格仍然可能与国际价格同步波动。这样即使贸易品价格的绝对水平不是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的，其绝对水平的变化也一定是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根据中国统计数据中的部门分类，我们推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应该大体代表了最广义的贸易品价格指数(建筑和第三产业可以大体划分为非贸易品；第一产业(农业)应当属于贸易品，但现实中的农产品贸易存在广泛管制)。
由于中国在1996年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实现了经常账户的自由化，并自1994年以来大体维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我们预期中国贸易品价格指数的波动在1996年之后应该与美国的相关指数高度同步，我们也预期这样的同步关系在此之前应该不存在，至少要弱得多。以下我们考察这方面的证据。
从图2看，我们可以发现在1996年之后，中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确同步波动，而这种同步性在1996年之前是不存在的。进一步的计算显示在1980—1995年期间，中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1，在1996—2003年期间的相关系数为0.8。这些结果与前述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
图2 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美国生产过程中间投入品价格指数
（以下简称中美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历史对比（1980-2003）
附图
数据来源：CEIC
图2是年度数据的结果，贸易品价格在一年中的时间里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国际套利过程也可以在一年时间的长度中充分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调整的速度，我们有必要对月度数据进行考察，有关结果报告在图3中。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的月度数据样本只能从1997年1月开始，全部样本大约覆盖了84个月的时间。
图3 中美生产资料价格月度波动对比（1997年01月-2003年10月）
附图
数据来源：CEIC
从图3的结果看，即使在月度数据的频率上，贸易品价格波动存在国际同步的趋势也是相当明显的。计算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美生产资料价格的相关系数为0.9，接近年度数据的相关程度。
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指数，可能包含了部分的非贸易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选择一个确定全部由可贸易品组成的较窄的价格指数来对此进行验证。经过比较，我们认为中国的采掘业价格指数符合这样的要求，而美国与此大体对应的价格指数是美国商品研究局( CRB) 编制和公布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指数。
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中采集和编制的，美国商品研究局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指数是由美国商品研究局在美国的期货和现货市场采集和编制的，因此从数据采集和编制的过程看，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是同步的。然而由于基础原材料和能源是标准化和可贸易的，在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下这些指数之间的走势应该表现出高度同步的关系。从图4看，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与美国商品研究局的能源原材料价格指数的同步关系是大体可以确认的。
图4 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与美国CRB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指数
附图
数据来源：CTB，CEIC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关系的同步程度，我们用美国商品研究局的价格指数来解释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回归结果显示拟合优度为89％，所有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显示同步趋势相当明显。拟合结果和实际的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的对比显示在图5中。
图5 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与用BRC能源，原材料价格指数拟合结果的对比
附图
数据来源：BRB，CEIC
图5对应的拟合方程为：
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4.35+0.19×CRB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滞后4月)+0.30×CRB能源价格指数(滞后2月)
以上结果进一步确认中国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不完全受中国经济自身的影响。
三、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贸易品价格
从长期来看，中国可能会逐步确立一个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在理论上汇率浮动隔断了国际价格变化向国内的传导，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品价格的变化可能独立于国际贸易品价格(例如以美元标价)的走势。
然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变化常受到诸如资金流动、心理预期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波动剧烈，那么短期内国内贸易品的价格是否也因此频繁调整呢？
实际上，面对短期内波动很大的汇率，企业可能常常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来控制汇率风险，并容忍毛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波动，来避免过于频繁地调整国内价格可能产生的成本( Alan Greenspan， 2005) 。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即使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品价格走势也应该与国际走势相当同步，而其背离应该主要反映名义有效汇率长期系统性变化的影响。换句话说，企业通过恰当的金融工具等吸收了汇率短期内随机波动的影响，其价格调整行为主要反映着预期的汇率系统性变化的影响。由于汇率系统性的变化是一个较长期的缓慢变化的过程，其对贸易品短期价格的影响就不会很大，这就是说即使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品价格也应该与国际变化相当同步。
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元和欧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大体自由浮动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检查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生产资料价格变化是否同步对以上推论进行验证，并具体评估汇率系统变化影响的大小。
在理论上，如果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不变，则其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应该同步；如果国际基本供求关系不变，只是美元贬值，则日本和欧元区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应该与美国反向运动，其加权平均值应该为0。
从图6可以看到，在2001年底之前，美日欧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还是相当一致的；然而2002年以后这种关系发生一定变化，突出表现为美国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明显高于欧日经济的水平。这显示2002年以后美元汇率的明显贬值确是造成这段时期美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变化的部分原因，而全球供求关系的改变也在同时影响着美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图6 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化
附图
数据来源：CEIC
为了分离美元贬值的影响，我们根据美日欧的制造业权重计算了三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加权序列，并用美国的序列扣减该加权序列，以获得两者之间的差异(以下称差异序列)，作为美元贬值影响的度量。尽管该差异序列还受到市场摩擦的影响，但由于摩擦的影响也许大体是稳定的，则差异序列的变化仍然可以反映美元贬值(升值)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推测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进一步检查差异序列的变化与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变化之间的关系。如果两者高度相关，则前述推测就得到了合理的支持。有关证据见图7。
图7 美元贬值与差异序列的对比
附图
数据来源：CEIC
计算显示，美元贬值与差异序列的相关系数为0.7。为了对此进行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使用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的时间滞后对差异序列进行了回归解释，结果显示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确实可以显著解释差异序列。这些结果显示，使用前述分离技术来估算汇率贬值的影响是大体可靠的。
综合图6和图7的数据看，尽管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在2002年以后经历了相当显著的贬值，并的确导致了美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欧盟和日本生产资料价格走势出现一定背离，但实际背离的程度并不大；实际上，在整个时期内美日欧生产资料同步波动的趋势仍然是可以确认的。
这些证据显示，即使在未来人民币自由浮动的条件下，中国贸易部门价格与国际价格维持同步的格局仍然可能得到维持。
四、中国贸易品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
在前面几节中，我们考察了有关证据，显示中国贸易品价格与国际价格同步波动。我们通过进一步考察美日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数据推断，即使在未来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得条件下，这一同步趋势也能够得到大体维持。
接下来我们分析中国需求的波动是否能够在这一价格形成过程中发挥可以识别的影响。如果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价格，那么宏观政策管理价格稳定的努力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如果中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价格形成过程，那么国内的需求管理就具有实际的意义，这还同时强化了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与前几节的内容一致，我们分别考察了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和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形成过程。
在理论基础方面，我们使用一般的供求分析框架，主要通过需求变化来解释价格变动，并同时考虑石油价格变化作为供给冲击的影响，以及美元汇率变化作为货币因素的影响。
在时间范围上，我们重点考察了1996年10月到2003年9月期间共80多个月的数据。
我们使用的解释变量是：用全球20多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代表全球的需求增长因素，用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来代表中国的需求变动因素，用全球能源价格代表石油等供给冲击，用美元对26种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来代表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预期所有变量都应该具有正的符号。
以下我们报告和讨论数据分析的结果。
首先我们使用前述数据试图解释中国采掘业价格的波动过程，数据拟合结果见图8。
图8 中国采掘籽价格指数与用全球供求变化因素拟合的对比
附图
数据来源：CRB，IFS，CEIC
拟合方程：
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0.71+0.71×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率(滞后4月)+0.36×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滞后2月)+0.36×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变化(滞后9月)+0.24×CRB能源价格指数(滞后1月)
观察以上方程可以发现：其总体解释能力接近85％，每个解释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所有变量都有正确的符号，表明该方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中国采掘业价格的波动过程。
从以上方程看，在边际上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变动对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具有相当强烈的影响，对于每个百分点的增长，其影响为0.71，接近中国工业增加值变动的边际影响系数0.36的2倍；此外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每贬值10％，价格指数会上涨3.6％，能源价格指数也有相当明显的影响。
但是同样可以确认的是，中国并不只是全球原材料定价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相反，中国工业波动对采掘业价格指数有相当明显的影响，该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且弹性接近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一半，远高于中国的贸易和工业生产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
从直觉上看，中国工业波动具有如此大的边际影响力是多少令人困惑和意外的。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工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差异巨大造成的：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增长仍然建立在能源和原材料大量消耗的基础上；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早已结束，工业增长的基础更多的依靠技术进步和新的发明创造活动，对全球资源体系的压力相对要更小。
这方面的相关证据报告在图9和图10中：
图9 中国基础原材料和能源消费占世界的比重
附图
数据来源：ISSB，CEIC，IAI，CRU，美国能源部，安泰科。
图10 中国基础原村料和能源消费增量占世界增量的比重
附图
数据来源：ISSB，CEIC，IAI，CRU，美国能源部，安泰科。
从图9和10看，尽管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小，但在全球基础原材料的消耗方面，其比重要大得多；在增量消耗方面，中国甚至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注：中国集中在现货市场的采购方式可能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对世界原材料价格的影响。）
从中国原材料消费占全球存量和增量的比重看，在边际上中国工业波动对原材料价格具有前述方程揭示的巨大影响，应当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从这些微观层面的证据看，我们从工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来解释方程结果似乎是可行的。
使用相同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生产资料价格变化的驱动因素。
图11 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用全球供求变化因素拟合的对比
附图
数据来源：CRB，IFS，CEIC
拟合方程：
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2.26+0.27×全球主要工业生产增长率(滞后6月)+0.19×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滞后2月)+0.30×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变化(滞后6月)+0.06×CRB能源价格指数(滞后2月)
从以上结果看，使用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增长率、中国工业增长率、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和能源价格大约能够解释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月度变动的89％，解释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并具有正确的符号。
该方程同解释采掘业价格指数的方程大体具有类似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业增长率的边际影响力进一步上升。（注：对于生产资料价格来说，中国工业增长的相对边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大，明显大于其在采掘业价格指数中的影响，其内在原因仍然不是十分清楚。猜测起来，这也许同生产资料的可贸易程度比原材料低有关系，例如生产资料在品牌、技术含量等方面的进一步差异化；也许同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的制造基地有关系；也许同中国的工业组织方式有关系，例如发达国家的纵向一体化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等。毫无疑问，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这些回归结果看，在贸易品的价格形成方面，中国需求的波动具有明显和可以识别的影响，其弹性大于中国贸易和生产份额占全球比重所暗示的数量，表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价格的制定者。在此背景下，管理国内的需求对于稳定中国经济，甚至对于稳定全球经济的某些方面都具有实际意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汇率变化和全球主要国家的工业波动(即使不考虑石油价格的冲击)对中国贸易品价格的形成具有更大的影响。如果中国不能够通过管理汇率和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影响，则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扰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