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中个体生存的三大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困境论文,个体论文,工业论文,文明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除了那些极端的怀旧者，几乎没人否认，工业文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自然对人的种种限制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工业乐观主义所许诺的新伊甸园并未出现，相反，当今世界，不但人类整体正面临着生态、资源、核武器等严重威胁，而且，人们的个体生存也陷入了种种困境。
一、需要的困境
需要是指人为维持自身的延续和发展而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各种要求。人的需要同动物的需要有本质的区别，人的需要除了基本生存需要外都是可塑的，甚至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也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改变了形式。
需要可分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真实需要是指有益于人的正常延续和健康发展的需要；虚假需要是指不利于人的正常延续和健康发展的需要。应该指出，这里的“正常”、“健康”等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前提。从个体心理的角度看，某种需要对他个人可能是十分真实的；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这种需要却可能是极端虚假的。比如，吸毒成瘾者对毒品的需要，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的区分是相当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过去真实的需要现在可能变得虚假，比如，在现代人眼中，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就是虚假需要。虚假需要主要是如何产生的呢？正如前面指出的，除了基本生存需要外，人的其他需要都是可塑的。任何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都以各种方式对社会个体的需要进行塑造。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些塑造中，有许多是任何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都必需的，比如，爱国主义教育在国家消亡以前就是每个社会都必需的。但也有一些塑造纯粹是服务于特定社会的特定秩序，甚至服务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当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超越了特定意识形态限制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为维护特定秩序和特殊利益集团而塑造的需要是不利于人的正常延续和健康发展的，因而是虚假的需要。
工业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开始把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中的所有公民，这些意识形态不仅包含了对世界的机械主义解释，还包含了对生活目标、行为模式、价值标准等的潜在规定。人们从小在家庭中受到熏习，长大后又在学校中接受教育，日常生活中更要经受社会风俗的洗礼，正是在这种塑造中，我们的各种需要才被社会所认可，有多少需要是工业文明强加的，只要我们稍微进行一点儿文化比较就会一目了然。在工业文明中，人们把追求高效率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原始部落甚至农业社会里，这都显得不可思议。美国印度安人之所以难以跻身于主流社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高效率没有认同感。其实，只要我们领悟到，高效率仅仅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包含目的的合理性，我们就不难站到印度安人一边了。
越是临近工业文明的后期，虚假需要就越是被大量制造出来，而且更令人触目惊心。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工业文明只能用制造更加卑劣的虚假需要来维持岌岌可危的过时秩序，另一方面在于人们日益看到新文明的可能性，从而对虚假需要的自觉意识更加强烈。每一种文明都有极强的惰性和惯性，即使在它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也总是拼命维持自身的继续存在。工业文明在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物质匮乏以后，为了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便不得不用广告等大众文化形式制造出新的虚假需要。这些需要，有的极度挥霍奢侈，有的严重破坏环境，有的丧失生物道德，有的近乎慢性自杀。工业文明的大众文化时刻都在为虚假需要的增殖和扩散拼命卖力，人们则被淹没在虚假需要的汪洋大海中。
二、交往的困境
交往是个体之间为了协调和沟通而发生的社会行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通过各种交往关系结成社会，当然，这是以人与自然的“交往”即劳动为基础的。在工业文明中，人们的生活被分成两大块、三个领域。两大块即生产系统和生活世界，生产系统是人与自然“交往”即劳动（指职业性劳动）的体系，生活世界是人们劳动以外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非职业性劳动）的体系。生产系统又可再分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两大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合为三个领域。经济子系统的功能是发展生产力，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它的主要整合媒介是金钱；政治子系统的功能是协调生产关系，保障民主参与，管理公众社会，它的主要整合媒介是权力；而日常生活世界的功能是满足职业劳动以外的各种需要，协调生产之外的各种关系，它的主要整合媒介是语言、符号。
从历史发生上看，生活世界是在先的，而生产系统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的产物。近代以前的生活世界就包括了相对简单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自工业文明以来，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其中必然涉及人与人的矛盾）的劳动功能日益复杂起来，并有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参与其中，逐渐地，大部分劳动功能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最终形成庞大的职业性经济——政治系统，技术化经济和科层化政治是它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政治系统是派生的，它是人们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的专业化手段。然而，正像工业文明用自然的机械主义图景代替了自然本身一样，派生的生产系统（经济一一政治系统）反过来掩盖了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并把生活世界排斥为生产系统的一个边缘性附属单元，为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人力和精力的保证。手段掩盖了目的，手段统治了目的，手段变成了目的，生产代替生活取得了至高无尚的地位。
生产系统中的劳动由于迷失了正确的目标，从服务于生活世界蜕变为自我中心，劳动日益转化为异化劳动，这意味着劳动的人们不能在生活世界中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能够自由地发展和满足各种真实的需要。由于生产系统成为社会的中心，所以其中的整合媒介—金钱和权力，也就成了全社会的硬通货。它们不但在生产系统中发挥着无处不在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也日益大显神通。人们过去在文化传统的庇护下，以语言、符号为主要整合媒介的日常交往被金钱化、权力化，日常生活世界的整合岌岌可危。除了金钱、权力对日常交往的直接渗透，人在系统中熏染的种种习气，亦常常使日常交往变成官场和商场上的应酬，尽管这可能绝非当事者有意为之。
由于生产系统的影响以各种不同方式不断侵蚀生活世界，人们的日常交往变得扭曲、变形和不透明，最终陷入名存实亡的困境。日常交往的困境导致生活世界的整合趋于表面化、虚假化，进而使生产系统的维护失去了安全可靠的营养基地。结果，生产系统受到的损害反过来又要借助金钱和权力勉强修复，进一步加重了金钱和权力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生产系统与生活世界相互破坏，形成一种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使生产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维护双双濒临崩溃的边缘。
三、意义的困境
意义是指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思维中形成的理解，这些理解包含着客观事物对人的基本关系以及人对客观事物的基本态度。同动物有异，人的世界是一个赋予意义的世界。这种关于世界的意义整体，通常被称为世界观。这就是说，人不仅同动物一样实存于世界之中，而且还通过世界观“观”世界。
人创造着文化，文化又塑造着人，提供给人以生活和世界的意义。可以说，身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简直就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上一样。但无论如何，各种不同文化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些共同之处使诸种文化可以统一在同一分类项之下。比如，世界上众多的古代文明都可以归在农业文化之列，尽管它们的历史、风俗、宗教等千差万别。同样，工业文明的诸文化之间也有工业文化这一共同点，而且较农业文化的共同程度尤甚。这是因为，工业文明本质上是西方的产物，世界各国的工业文明基本上都是由西欧工业文明传播、扩散而来的。
在工业文化中，科学主义世界观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是一个最普遍、最突出的特点。科学本是文化诸形式的一种。现在却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并试图消解一切其他文化形式。科学成为工业文明中唯一合理合法的意义来源。以至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什么被称为“不科学”，什么就被认为是谬误和迷信，遭到人们的歧视和攻击，中国传统医学就曾遭此厄运。鉴于科学的威望已深入人心，一些试图指责它的人只好拿技术当替罪羊，其实，科学才是今日技术神通广大的根源。科学不仅通过技术作用于实存世界，还通过科学主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作用于意义世界，这后者的影响比前者的影响更深入骨髓。
这是一个科学主义统治的时代，一个似乎科学家比手工匠更熟悉材料的时代，一个仿佛美学家比艺术家更懂得美感的时代。一切都必须上升为用概念、逻辑严格表述的科学论段，否则就是蒙昧和无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手工匠比美学家更懂得美感。事实上，他们都不过是分别让自己的方式把握对象而已。所以，无论我们认定谁比谁更接近事物的本性，都反而迷失了各自的本性。
法国文学家居友在《诗和艺术的将来》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大约四十年以前，在英国画家海顿举行的家宴上，诗人济慈举杯邀众共饮一杯，其祝酒词是：“牛顿的纪念真该加以羞辱啊！”在座者乍听都十分惊讶，华兹华斯在未干杯之前要求说明此话的含义。济慈答到：“因为他把写虹的诗引到三棱镜上去分解。”于是大家都饮尽了“牛顿的耻辱”。
的确，难道科学家对虹的解释比诗人对虹的描述更真吗？为什么我们只信任科学家而不信任诗人，难道仅仅因为“诗人多谎”的古训吗？差辱牛顿、羞辱科学固然有些过份，但牛顿主义、科学主义却应蒙此辱。科学主义把科学变成工业时代的新迷信，它已经使科学意识形态化，随着科学主义的泛滥，审美意义、日常意义等大遭贬损，世界的多层次意义空间在科学的取景框中成为平板画，更有甚者，科学主义竟企图用“透视术”将画面幻化为立体。对着晨阳和落日。我们思考的是地球的自转；听着疾风和迅雷，我们想到的是空气的振动。我们不再欣赏世界，我们不再敬畏自然，因为世界和自然早已在科学主义的透视术下仿佛真相大白，纤芥毕现了。
以上，我们分析了工业文明中个体生存困境在三个方面的表现。这三大困境充分显示了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及人与文化的深刻矛盾。如何摆脱困境、如何克服矛盾，这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