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燮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首创黄汉会，先后加入过华兴会、兴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并担任过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光复军总司令、援鄂联军总司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等要职。像他这样一生四次加入革命团体、六次担任总司令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史上并不多见。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位历史人物却研究得很不够，个中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从蒋介石集团建立全国的反动统治开始，直到全国解放以前为止，辛亥革命史完全被纳入了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范畴。这一时期的著作大多囿于党派成见，带有浓厚的国民党官方色彩，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呐喊助威，提出所谓由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的“旧正统”观，从而论证蒋介石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法继承者，而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早期革命团体均被排斥在所谓“旧正统”观之外。李燮和作为华兴会、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也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旧正统”观的排斥和诋毁。加以李燮和在“亡命爪哇”期间，与光复会的另一位著名领导人陶成章政见一致，交谊甚笃，而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间由于某些政见不同亦颇起冲突，并发展为倒孙风潮。这种冲突又因尔后陈其美争当沪军都督和扩充江浙势力而加剧，终至酿成陈其美派遣心腹蒋介石、王祝卿暗杀陶成章致死的悲剧。因而，与李燮和早就结有私怨的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均系陈其美之侄）集团一旦上台把持党政大权之后，便着力控制宣传机关，垄断中国国民党党史档案，并任意颠倒是非，臧否人物，借贬斥、抹煞陶成章、李燮和来抬高蒋介石、陈其美等人的地位，以致造成解放前出版的有关国民党党史论著往往是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面目全非，几乎完全找不到陶成章、李燮和等人的革命史迹，这种卑劣的作法显然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由于李燮和在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在被反动当局软禁的状况下，被登报而列名“筹安会”中，实际上，他并未参与任何复辟帝制的活动；但这件事又使他长期带着“帝制犯”、“祸国贼”的帽子而无可辩白，也影响到对他一生作出正确的评价。再者，辛亥革命以来持续的社会动荡，李氏后裔频频受到巨大的政治冲击，私家有关李燮和史料散失无遗，报刊资料亦难以查找，因而，搜集、整理李燮和研究资料成为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工程。自李燮和谢世以来对他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有关他在辛亥革命时期
的历史功绩几乎完全被淹没、被阉割、被篡改。毫无疑问，研究李燮和不仅有助于辨明有关他个人的史事真相，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而且，对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早期活动，革命派的内部关系，整个华东战场的战略格局以及民国时期的“筹安会”诸问题，都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下面，拟从三个问题入手，对李燮和一生评价有争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 关于李燮和卷入第二次倒孙风潮和参与重建光复会的问题
从1907年3月至1909年底，在同盟会内部，一部分会员因政见分歧先后掀起了两次倒孙风潮。李燮和曾参与过第二次倒孙风潮，由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起草”过一份“孙文罪状”的公函，这封公函是以1909年9月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起草的。从公函的内容看，分三种状况：有些内容所陈述的事实基本属实，孙中山亦应负有一定的责任；有些内容是属于误信谣言所致，叙事中有某些失实之处；有些内容属诬蔑不实之词，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次倒孙风潮和第一次倒孙风潮一样，虽然是以经济问题为导火线，但从性质上讲，仍是属于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政见分歧，而不是蓄谋闹分裂。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起义地点的选择上和对民生主义的理解上。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注：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46～47页。）。而重建后的光复会与同盟会比较，虽然有某些倒退迹象，如主张暗杀等等，但其革命宗旨没有什么改变，组织成分也没有多大改变，其主要领导成员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传统的工作作风也没有变，一言以蔽之，革命的总目标并没有变。孙中山对这种政见分歧和光复会的功绩有过精当的评述：两会“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注：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46～47页。）。在很大程度上，两会之间的分歧是出于名号之争，即出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派性斗争。孙中山对此亦有过论述：光复会“当其初兴，入会者本无争竞。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注：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46～47页。）既然作为两次倒孙风潮的主要策动者之一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尚且不过是有政见分歧的政友而非蓄谋闹分裂的政敌，那么作为第二次倒孙风潮参与者之一的李燮和等人更谈不上是什么蓄谋破坏的分裂主义者了。况且，在筹备广州起义的过程中，李燮和仍与孙中山、黄兴密切合作。1910年冬，同盟会决定在广州谋大举，黄兴致函李燮和等人，特邀他“捐除成见，同任艰巨，燮和等欣然从之”（注：冯自由：《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17～218页。）。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李燮和受槟岛同志委托，参加了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会
后，李燮和传达会议精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筹得一万七千余元，由李燮和亲自带交黄兴。李燮和与陈方度等人还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二 关于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沪军都督府都督的问题
长期以来，不少史学论著言及上海光复时，往往会提到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都督的问题。个别论者甚至公然不顾事实，为陈其美辩解，把争都督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燮和，这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争夺沪军都督府都督的恰恰是陈其美，而不是李燮和。
首先，早在上海光复之前，陈其美就有过当都督的预谋，曾“预刻沪军都督印一颗备用”（注：黄元秀：《陈其美事略》，《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陈攻打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当天早晨，即对上海光复后拟成立的军政府的人选已有安排。据李平书回忆：“十三日清晨，陈君以军政府照会致余，劝任民政总长，又浼余劝驾伍秩庸先生担任外交。余往晤先生，初以年老辞，适温君钦甫至，相与力劝，乃受照会。”（注：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2页。）可见，陈其美在攻打制造局之前，沪军都督府的民政总长、外交总长人选均已确定，并以军政府名义、用公文形式下达。那么，毫无疑问，当李燮和初到上海，正在加紧联络军警、光复闸北，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位拟订“未来上海军政府”文件的陈其美早已视沪军都督为囊中物，自封为沪军都督了。
其次，在光复上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攻打制造局的战役中，陈其美争当都督的想法便付诸实施了。严格说起来，上海光复只有在制造总局算是打过一场硬仗。事前，李燮和考虑到该局的重要地位，曾派人去劝说过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也曾与驻扎在那里的守军秘密进行过联络，由于张顽梗不化，收效甚微，李燮和经过慎重考虑，知“非死战，势不决”；而且，李还派人与制造局的卫队接上了头，卫队士兵表示愿意作内应，并议定了秘密联络的暗号。然而，对于这次重大战役，陈其美却为了抢头功，竟然不与李事先通声气，抢在李出兵之前，单独行动，冒死出击，轻率地带领敢死队员孤军冲入。由于未与李燮和配合，协同作战，不熟悉李派人与卫队接头的暗号，陈战败被俘，随时都有被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杀害的危险。如果不是李燮和督率大队人马连夜进攻，恐怕制造局也不会在当晚攻克，陈其美能否得救也就不得而知了。
复次，李燮和在攻打制造局这一关键性的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为上海乃至江南的光复扫清了道路，正如钱基博所云：“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注：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上海光复斗争的实践已经把李燮和推上了上海起义军事总指挥的高位，这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李通过什么不正当的途径争来的。上海光复的特定历史环境造就了李燮和，诸军将领一致推举李燮和为上海起义军最高军事统帅，这既是维护上海光复成果的需要，也是增援南京、援鄂北战，继续扩大革命战果的要求，顺乎自然，合乎情理。当事人对此均有评论，舆论界亦普遍承认，这类材料极多。而陈其美当时只不过是被李燮和从敌人手中营救出险的难友而已，在当时一般上海人的眼中，李燮和的实际地位远远超过陈其美，不成立沪军都督府则已，若成立沪军都督府，则都督一席非李燮和莫属。然而，陈其美这位权力欲极盛的革命党人对当时的现状极为不满，置有目共睹的事实于不顾，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打破这种既定的政治定势和格局，取代李燮和的地位，争夺沪军都督府都督。
最后，在沪军都督府成立过程中，陈其美采取种种手段争夺到了沪军都督，其中包括不邀请光复会员参加会议，会上压制不同意见，甚至不惜让亲信掏出手榴弹、手枪以武力胁迫与会者推举等不正当手段。而李燮和尽管“以为都督兼任民事，不宜分裂江苏统治之权，与陈其美等议异”，不主张成立沪军都督府，自然也就不存在设都督一职的问题。但在沪军都督府业已成立，陈其美当上沪督以后，李燮和从维护上海光复的成果出发，主张顾全大局，说服部下，不与之计较，退出权力之争，另开革命根据地，在吴淞成立军政分府。李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特有的机智，几次躲过了来自敌人和革命营垒中包括陈其美在内的多次暗杀，赢得了整个华东战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三 关于李燮和与筹安会的问题
有关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问题，当事人以及当前史学界颇具歧见。有的论者认为，他列名筹安会是因为没有武力，“成了光杆司令，只得辞职下台”（注：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5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继而投靠袁世凯；有的论者认为，他列名筹安会是因为他“贫无立锥，始腼颜附袁自污”（注：冯自由：《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17～218页。）。持上述观点的论者，几乎都认为，他已改变革命初衷，反对民主共和，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已堕落成为“帝制犯”、“祸国贼”。但也有论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一桩冤案，李是“被杨度等人私下列名筹安会的，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袁世凯死后，始获自由。”（注：辛平：《民国将领传》第13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还有的当事人指出，李“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未敢声明，却被后人误为晚节不贞”（注：杨镇毅述、杨福祥记：《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4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还有的论者由于找不到可靠的资料，对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原因避而不谈，甚至公开声明，对李“这位反对专制，参与创建民国的有功之臣而又参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活动难以理解”，“实在难以说清这一段历史”，对李的晚年只能“存而不论”。（注：玉它：《辛亥革命中的湘籍华侨李燮和》，《侨声》1991年第1期。）其实，只要详细占有资料，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说清”的，同时，又非要说清楚不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李燮和个人历史能否作出公正评价的问题，而且对于研究“筹安会”和民国史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李燮和究竟是不是“帝制犯”，首要的问题，也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探讨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弄清他的政治主张。早在南北议和期间，李燮和是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与袁世凯妥协的，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从他投身革命事业到辞去光复军总司令职务，乃至奉召入京，从未发现他有赞成帝制的言论。况且，李燮和与袁世凯并无私交，特别是在南北议和期间，李对袁破坏和谈的行径多所揭露，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阴谋叵测，实我寇仇”，此人“断不可恃者也”。（注：《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时报》1912年1月19～20日。）李奉召入京以后，过了二十多天才例行公事地见过一面，寒喧一通之后，话刚扯上正题，袁世凯便顾左右而言他，端茶送客了。联系到后来袁世凯登基，亦未见他有重用李燮和的迹象。在护国运动中，各省纷起讨袁独立，袁穷于应付，也未曾见他起用过这位以善于指挥而著称的原光复军总司令。因此，我们认为，李与袁联合完全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二，从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过程来看，也能得到说明。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在被袁世凯软禁以后，由杨度、胡瑛等人串通，在李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强行列名入会的，完全带有被动的性质。李燮和进京以后，袁世凯以保护安全为由，派军警荷枪实弹，站岗放哨，李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当杨度、孙毓筠第一次登门拜访时，闲谈中，提到杨写的《君宪救国论》一文，李表示“此断不敢苟同者”，时过多日，杨度又陪梁士饴造访，李仍“以他语乱之”，自然还是反对君主立宪的。及至1915年8月初，杨度与胡瑛复来，直以坐牢杀头相威胁，李云：“我退居已久，不问国事。诸君怎样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注：谭笃余：《回忆录》，转引自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胡瑛听后，非常高兴，拍着手说：“反正听我们去搞，你只管看书、打牌，只要不反对我们就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时报》上公布了《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六个发起人中，赫然出现了“李燮和”三字，乃至李名登报三天之后，李还不知道这件事。后由留在外务馆整理资料的谭笃余找到那天报纸告知他，但李早已失去登报发电的自由，除大骂几声杨、胡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考察李燮和在京期间的活动，确实未曾发现他参与过拥袁称帝的具体活动，筹安会的有关文件主要是由杨度起草的，该会开展有关复辟帝制的活动也主要是由杨、孙等人出面负责组织实施的。现有材料表明，筹安会成立后，李燮和没有像杨度、孙毓筠等人那样驻现场办公，尔后由筹安会组织的各式各样的“公民请愿团”，由沈云霈任会长的“全国请愿联合会”，由筹安会改名的“宪政协进会”；由梁士饴等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等，拥袁称帝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中都未能找到李的踪影。可以肯定，李燮和在筹安会中，和严复一样，仅仅是挂名而已。
第三，李燮和是不是“帝制犯”，当时的革命党人最有发言权。章太炎称，“孙少侯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柱中来见，不甚诮让也。”（注：章太炎：《自定年谱》，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9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里所谓“狱中被胁”，即指被软禁、被裹胁之意。章太炎对孙少侯疾恶如仇，而与李燮和和好如初。龚翼星亦称，“湘潭杨度以《君宪救国论》啖项城，窃君名其中，君不能拒”（注：龚翼星：《陆军中将勋五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君墓志铭》，未刊稿。），这里用一个“窃”字，即指盗用其名的意见，所谓“君不能拒”，系指李在被软禁的情况下，无法表明政见也无处表明政见的苦衷。一向坚持反袁斗争的胡鄂公惊闻李燮和疾逝，亲撰挽联悼之：“与孙黄宋蔡几番作革命元勋，成功不居，大智若愚，愤世学楚狂，千古英雄一洒泪；值日俄法美列强肆侵略主义，战固酿灾，和亦延祸，信宗失季布，纵横欧亚尽含悲。”（注：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胡与李同居京城，对李是了解的，李若是“帝制犯”，胡决不会如此评价。
第四，袁死后，1916年7月14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命令中也没有将李燮和列为“始祸诸人”而加以“惩处”。命令如下：“自变更国体之议兴，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饴、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注：转引自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第344页。）有人认为李燮和未被列入惩办名单的原因是“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善意”而让他“逍遥法外”，亦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孙毓筠与李燮和同样有过一段革命经历，孙毓筠曾一度代替黄兴担任庶务科总干事，主持过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但孙还是被列为惩办对象。可见，北京政府并非仅仅是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善意”，才未将李燮和的名字列入“始祸诸人”的，而是根据各人在帝制活动中的表现，依据其情节轻重加以区别对待的。
至于说到他没有武力，“成了光杆司令”和“贫无立锥”之类更是无稽之谈。李燮和在抽调部分军队增援湖北和北上山东之后，在南京还有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工兵一队，留驻吴淞还有一个旅，沪、宁驻军共有“十三营”，约有5000人之谱，李一直担任光复军总司令，李之弟李云龙曾任光复军参谋长，其侄儿李刚任光复军炮队司令，李燮和若以此为基础，稍加整顿，建立私兵，易如反掌。只要李一声令下，恢复光复军昔日雄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李燮和出生于一个茶商家庭，是当地著名大户“李园”的主人，其岳父林那能又是南洋华侨巨富，林那能拥有锡矿及胡椒园、橡胶园等产业，对李从事革命活动多所资助，李在安化老家还置有大批田产，直到他向孙中山辞光复军总司令时，还提及老家“有薄田二十顷，古籍千余卷”。后来，李燮和北上被袁世凯软禁时，他还有余钱多次接济章太炎，章太炎说他在北京全家人不至俄死，全靠“李柱中助资”，李燮和又何曾“穷困潦倒”过一日？夫何至于为“混一口饭吃”而投靠袁世凯呢？
毋庸讳言，李燮和在列名筹安会这个问题上，他个人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其责任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李入京后，杨度等人第三次来李宅商量是否加入筹安会一事，并“以坐牢杀头相恫喝”的关键时刻，态度消极暖昧，缺乏应有的积极抗争。李所谓“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是否加入筹安会问题上，在拥护还是反对“君主立宪”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作为一个革命党人不论在朝为官也好，还是“退居已久”也好，都应该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应当有丝毫的含糊。李燮和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呢？因为李从内心深处而言，他是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坚持民主共和制度的，这就是所谓“既不拥护”一语的含义；但他深知袁世凯对待革命党人的手段是极其阴险毒辣的，如果在自己被软禁的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君宪救国论”，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不仅关系到李个人的生死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其家人及亲戚的生死问题，当时李燮和的一家，其胞弟李云龙一家，其侄儿李刚一家“三家人口二三十人，都在北京，人口众多，以致无法脱离虎口”（注：李兴潇、李兴藻：《先君李燮和的一生》，《长沙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因此，只好用“也不反对”一语加以搪塞。李燮和这种态度正好让人钻了空子，于是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中赫然出现了李燮和的名字。同样，宣言书公诸报端后三天，李才知道这件事。当谭笃余将那天的报纸找来告诉他时，李不是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而是采取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消极态度，除大骂胡、杨几声外，也未曾见他有过什么其他坚决反抗的表示和果敢的行动。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用登报或者发表通电的形式据理力争固然是不可能的，但反抗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向当局提抗议、开展绝食斗争、向所接触的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明事实真相等等都是可以办得到的。就其艰窘的政治处境而言，李燮和与章太炎比较，章太炎的处境似乎更为恶劣，但章太炎的反袁态度却是异常坚决的。相较之下，李燮和却没有像章太炎那样愤起抗争，对于这一点，李燮和自己也感到十分愧疚。章太炎在谈到他与李交往时，也提及“然柱中颇自愧，不继见矣”。龚翼星也说他被“窃名”筹安会时，“不能拒”，又说“项城死，君遂不与闻政事”。杨镇毅说他“被背列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未敢声明，为什么“不能拒”？为什么“未敢声明”？为什么后来“不与闻政事”？个中原因恐怕只能从李燮和本人思想深处去寻找。袁世凯死后，李燮和才得以彻
底摆脱袁氏羁绊，完全恢复自由。他怀着愧疚的心情回到自己家乡隐居下来，读书自省，曾亲撰对联自责云：“北顾效三呼，渡河杀贼虚初愿；南来欠一死，列简蒙冤愤晚年。”（注：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这幅对联是对他被列名筹安会而缺乏应有积极抗争心理的一种自责与反省，也道出了他晚年内心悲愤、抑郁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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