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哲学论文,张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从中学时代就已发表的《评韩》、《关于列子》等文章算起，他在中国哲学舞台上活跃了近80年，在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哲学理论方面，他试图“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兼综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创造一种适应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新综合哲学。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特别注意阐扬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首倡宋明哲学中的理学、心学、气学三派之说；他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对中国哲学问题和概念范畴的研究，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人的价值的学说做了深入的开掘，为批判继承中国伦理思想精华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他早年就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创造的综合”和“文化创造主义”的主张，上个世纪80年代更明确地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化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成为在当今中国影响最大、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观。
探讨辞世不久的张岱年先生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饶有理论兴趣、亦有切近现实感的课题。本文不打算全面论述他对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是将重点放在他早年的哲学创造活动上，即试图探讨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创造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占有什么地位，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分别是一种什么关系，它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将会发生何种影响。
中国哲学优秀传统之继承与发扬
60多年前，贺麟先生写过《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后来扩充成《当代中国哲学》（重庆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一书，即以此文为该书的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专门论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贺先生当时是站在“新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极力表彰陆（象山）、王（阳明）之学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盛大的发扬”。在他看来，以康有为及其两个大弟子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包括晚年章太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以及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乃至孙中山等人在内的新陆王学的复兴，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甚至新的建国事业，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上面”（注：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页。）。对于倡导“新理学”、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中的“新程朱派”的冯友兰先生，贺先生只是在论述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整理的成绩时才提到他，且评价不高，这表现了贺先生当时的哲学立场和学派之见。其实，从“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的角度来观照20世纪中国哲学，不论是“新心学”还是“新理学”、新陆王派还是新程朱派，都是由于受到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强烈冲击与震荡，而思调整并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在这些学者看来，“外来的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人利用之，反应之，吸取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注：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23页。）。不能否认这些学者都为本民族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即便是在贺麟先生所考察的“近五十年”，即上半个世纪，除了他视界所及的陆王之学（新心学）、新理学和新佛学之外，还有一种哲学也应该从“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的角度来予以重视并认真研究，可惜由于贺先生当年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异己立场而将其完全忽略了，这就是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所倡导的“继续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页。）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
1936年，张岱年先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明确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主张。在他看来，“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取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为什么要以唯物论作为综合的基础呢？“乃因为唯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4页。）。他认为，与作为正统派哲学的唯心论相比，唯物论在哲学史上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综合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对理法）的新唯物论，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因为它用辩证法来处理问题，也很注重人的理想与精神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说“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
30年代初，张先生就已完全服膺新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认为要在中国发展新唯物论哲学，就必须与中国固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相结合。“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38-239页。）因此，他十分自觉地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来发掘本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1932年，张先生就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两篇文章，初步揭示了以老子、《易传》、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线索。几年后，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又对中国哲学中关于“变易”、“反复”、“两一”的辩证法理论做了更加系统的整理和阐述。该书还首先揭示了中国哲学中的“气论”即唯物论的思想传统。作者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注：《张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页。）特别是到宋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以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的传承不绝的气论学派，与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派鼎足为三。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本根论，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唯理论、唯心论和唯气论。至王船山（夫之），不止讲唯气，更进而言“唯器”，认为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船山天下惟器的见解，实乃是最明显的唯物论”（注：《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13页。）。
张先生进而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即是，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在宇宙论都讲气论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都讲践形，有为。……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3页。）他认为正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气论哲学，可以作为接引来自西方的新唯物论思潮之“内应”（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8页。）。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本来的传统中，假如有好的倾向，则发展这好的倾向，乃是应当。”（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1页。）这“好的倾向”即是中国哲学中以气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或者说即是“中国哲学中对理（辩证）唯物论的传统”（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2页。）。
这“好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一种求实、主动、刚健、宏毅的积极思想，这种积极思想的复活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1934年，张先生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写道：“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页。）这个时期他所致力的正是要创造一种能用西方的最新潮流来激活中国固有的“积极思想”和“好的倾向”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就是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
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一批学养深厚、有爱国情怀的学院派哲学家都有通过传统之调整与发扬来振奋民族精神、挽救国家危难的良好愿望，但由于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的不同，他们所创造的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不仅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异，而且在哲学路线上也有根本分歧和对立。在张岱年先生所创造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与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1933年，张先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文章，就已鲜明地站在新唯物论的立场，不但用严密的逻辑分析有力地批驳了，“物缘心而有”、“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坦诚地批评了冯友兰先生在《新对话》中所谓“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和理“超时空而有”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这种哲学立场继续贯彻到他在40年AI写作的“天人五论”中，如在《知实论》中试图通过感觉的分析从理论上来论证“离识有境”即外间世界的实在，这很明显地是针对熊十力等人的“离识无境”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又如在《事理论》中自觉地继承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传统，系统地论证了“事理俱有、物统事理、以事为本、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事理论。作者明确地说：“近来冯芝生先生的《新理学》中分真与实为二，可谓彻底的理性主义的说法。……本书之思想与冯先生之不同，颇近于王船山天下惟器论、李恕谷理在事中论与程朱学派理在事先之不同。”又说：“近国内唯心论者乃以冯先生舍心谈理为病，其与吾说，益如冰炭之相异矣。”（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后者是指主观唯心论者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评。不同哲学路线的分歧和对立在这里表现得是如此之鲜明与不可调和！
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同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学者是调整与发扬以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唯心主义正统派哲学，把它与各色西方的正统派哲学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了“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中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形态。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这派哲学比较重视，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至现代新儒学（即张先生所说的必不采取的“新孔学”）已成为当今显学之一。而半个世纪前张先生所做的工作，即调整与发扬以张（横渠）、王（船山）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把它与西方哲学的最新潮流即辩证唯物论相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形态的工作，则似乎关注的人不多，研究得更不够。它在后半个世纪不得不“存而不论”也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应回避的现实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独辟蹊径的探索
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注：参见1993年8月冯契、方克立在国际中国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的报告论文。冯契论文的题目是《“通古今之变”与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方克立论文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分别见《中国智慧透析》（华夏出版社，1995年）一书第379-386页和第387-396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无疑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主潮或主旋律。在近百年来为推动这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国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是不应忘记的一位。被称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注：宗璞在《刚毅木讷近仁——记张岱年先生》一文中说：“我上过张先生所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课。当时有人议论，说张先生讲的唯物论不见得合官方的意思，我懵懵懂懂地过了好些年，现在才逐渐明白，他讲的唯物论，大概是和政治有距离的，所以有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之称。”（《张岱年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的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与“主流派”在革命实践中对这一事业的推进虽然难以相提并论，但其所致力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所起的作用是互补互益的，不能否认它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也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内容丰实的一章。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产生了两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名著，这就是毛泽东在1937年写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很少有人知道，也是在抗战期间，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的一个小胡同里，一位不与敌伪合作的青年哲学家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天人新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是张岱年先生在1942-1944年间所写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等几部哲学论稿。
张先生的“天人新论”是为了实现其“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构想而创作的，起先有一个完整的写作计划。由于抗战时期生活极其窘迫，作者难以正常运思和写作，结果“所成不及原初设想之半”。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藏诸箧笥40多年，到1988年才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书稿迟迟没有问世的原因，据作者说是由于当时著论，直抒胸臆，“内容颇异时论”，“没有遵守比较流行的唯物论的表达形式”，其“所讨论的问题与所提出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可能都显得非常奇特”（注：张岱年：《真与善的探索》“自序”，齐鲁书社，1988年，第2-3页。）。该书之“奇特”主要是与那个时代主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所以才有“不合时宜”之议论。但是，如果联系其所产生时代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些论稿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在哲学园地中一个理论探索者寻求真理的思想记录。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三十年代的问题，论证的方式也是三十年代的方式，其所关涉的西方哲学思想也是三十年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同时更表现了三十年代的文风”（注：张岱年：《真与善的探索》，第2页。）。应该说，它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只有放到其所产生的特殊年代，才能体会到乱世著书之不易。该书能做到初具规模、基本理论框架清晰、观点切实鲜明已相当难能可贵了，惟其如此，其内容的深刻性和形式的独特性才更能彰显出来。与3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相比较，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其问题意识、理论框架是来自中国哲学，而不是照抄照搬或简单模仿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章节结构。首先，将哲学界定为天人之学就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历来重视“究天人之际”、“穷天人之蕴”、“通天人之故”，即把天人关系看做是它所要追问和回答的最高问题。中国先哲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注：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这个“学”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学说或学问，而是指能够揭示宇宙的根本原理和人生的最高准则的哲学。这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并不矛盾而又富有中国哲学特色。其次，按照天人之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与《中国哲学大纲》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相对应，“天人新论”也分为“天论”、“人论”、“知论”三部分。“天论”即中国哲学中的天道论或宇宙论，“新论”又分为“事理论”和“心物论”，结果只写出了《事理论》。张先生在1948年写的《天人简论》和其他著作中亦概述了“心物论”的基本内容。另外研究宇宙发展观的“大化论”和“两一论”也可以归属于“天论”。“人论”即中国哲学中的人道论，包括社会历史观和人生哲学，张先生在抗战时期只写出了简略的《品德论》四章。“知论”即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新论”又分为“知实论”和“真知论”两部分，结果只写成《知实论》一书。另外“方法论”也可以归入“知论”，《哲学思维论》就是主要讨论哲学方法论的著作。这个理论框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特色。再次，“天人新论”所讨论的问题，包括天人、事理、心物、两一、知实、义命、群己等问题，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哲学问题，是中国哲学家们讨论了数千年而众说纷纭、历久常新的问题。试图给予这些问题以现代科学的回答，自然可以说是“接着中国哲学讲”，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新发展。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哲学的特殊问题，它们也包含着人类哲学思考的共同性或普遍性，“天人新论”同时也是对于那个时代世界哲学的最新发展做出的一种回应，是中国哲学家所发表的一家之言。
二是对所讨论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辩证唯物论的回答，表现了作者所信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坚定性。如论天人关系，该书将其认定为“本”（本根、本原）与“至”（至极、至精）的关系，即“天为人之所本，人为天之所至”。在张先生看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是一切事物、现象生成的根本。“宇宙大化，无生物演化而有生物，生物演化而有有心之生物，至于人类，可谓物类中最优秀者。人居于天之中而能知天，人为物类中之一物而能宰物。故人为自然演化之所至。”（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6页。）因此，他又有“一本多极”之论，即确认物（天、自然界）为一本，物、生、心为多极，物实为生命和心知之根本（注：对存在的层级，还可以做更细致的区分，如“心”之一极，又可以分为“心知”、“社会”、“当然与理想”三个方面。说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77-378页。）。这是对于天人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回答。又如，事理关系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程（颐）朱（熹）认为“理在事先”，颜（元）李（塨）主张“理在事中”，两派争论逾千年，对中国现代哲学亦有深刻影响。张先生在《事理论》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解析，广泛地论及与之相关联的事与物、理与性、有与无、体与用、时空、关系、变化、两一、反复、因果、可能与必然等诸范畴，最后明确地得出了事理俱有、物统事理、事为理本、理在事中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结论。再如心物关系，他虽然没有写成《心物论》一书，但其“物源心流”、“物体心用”的基本观点在《知实论》、《天人简论》等著作中也多有论述，其所坚持的哲学立场与以上各篇是一贯的。
三是提倡“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其核心是将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统一起来，认为“今之喜形式逻辑者则鄙弃辩证法，而好谈辩证法者则非薄形式逻辑，实皆蔽于一曲之见”（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9页。）。张先生指出，逻辑分析方法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治哲学的基本工夫。逻辑分析的对象是名言和经验。名言的分析又可分为名词意谓的分析、命题的分析、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的分析四项，经验的分析也可以分为若干层次。他成功地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为这个学科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张先生又认为，哲学不能离开逻辑分析，也不能以逻辑分析方法自限。“除逻辑解析法外，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尚有辩证法。”“在辩证解析之外，尚有辩证的综合。”“辩证综合与辩证解析在应用时，只是一个历程之两段。”（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80页。）他在《哲学思维论》一书中对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辩证法之运用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做了颇具特色的详细说明。与30年代将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予以简单否定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同，张先生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并无不两立之冲突”，“必结为一，方能两益”（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4、135页。）。这在当时是一种较平正的观点，可惜未能被“主流派”重视和接受。
四是“天人新论”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范畴，如“天人”、“体用”、“理事”、“心物”、“反复”、“两一”、“知实”、“能所”、“群己”、“义命”等等，都是沿袭中国传统哲学之名言；表述其理论要旨的哲学命题，如“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源心流”、“永恒两一”、“知通内外”、“群己一体”等等，也是采取言简意赅的中国哲学语言表达形式。它提出的一些新范畴、新命题，也多是从中国哲学引申、发展而来的，而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如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范畴，提出“以兼和易中庸”的命题，就深得中国传统哲学重“和”思想之精义，是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范例。又如在《春秋左氏传》人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群三事”的新说：“一曰御天，二曰革制，三曰化性。御天者改变自然，革制者改变社会，化性者改变人生。”（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4页。）这样就把人生的理想境界从改善个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提升到了改造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自然也就把中国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部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但与30年代深受苏联教科书影响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迥然不同，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再也很难找到这样一本“欲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5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需要若干代人努力去完成的学术理论工程。在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许多先哲都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我们自然首先会想到《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性著作。它们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成功地运用辩证唯物论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去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包括反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而写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同时，它们也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和阴阳矛盾学说做了科学的总结，并采取了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巨大影响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可比拟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哲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无意义、都不值得重视了，他们的贡献也应该得到历史的尊重，其理论成就也值得认真总结。
与毛泽东不同，张岱年是一个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心，但却缺少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所谓“学院派”哲学家。他的长处在于坚定地信持辩证唯物论而本人又是一个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因此他所做的工作就主要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方面，在这方面他做了比其他哲学家更加自觉的探讨，更加系统、深入的思考。由于受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影响，青年哲学家张岱年也有自创理论体系的志趣，因此才有“天人新论”之作。这部40年后才面世的尚未完成的著作，其影响虽然远不及“两论”，甚至也不如那些较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但是如果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想逻辑进程来看，特别是放到其所产生的具体年代，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及其历史地位就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天人新论”和毛泽东的“两论”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它们都是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讲，分别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矛盾论或两一论、天人关系论、事理论、心物论……的基本原理，都为创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二者在理论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例如，“天人新论”是从“知实论”和“真知论”的角度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虽然也讲到了“行之有成”即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之一，但对“行”在整个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却强调得不够；相对来说，《实践论》对“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论述显然就要全面、深刻得多了。又如，张岱年在“两一论”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资源做了较深入的挖掘，并在中国传统重“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兼和”的新范畴，这对《矛盾论》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丰富和补充。毛泽东和张岱年所开创的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道路，事实上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有人接着去做。但在上个世纪，后继者们在这个方面似乎并无多大作为，成绩很不理想。这里需要总结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能否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我们对“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张岱年的“天人新论”在后半个世纪为什么只能“存而不论”，而不能继续发展完善？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将成为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动力。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
1936年10月，孙道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中把以张申府（崧年）、张季同（岱年）兄弟为代表的一派哲学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认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注：《北平晨报》1936年10月7日。）。后来有的论者把这一派哲学又称为“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或“分析的辩证唯物论”。
在孙道昇的文章发表之前，张岱年已在报刊上先后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关于新唯物论》、《逻辑解析》、《生活理想之四原则》等文章，明确地提出了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解析法与理想主义的新哲学纲领。比他年长16岁的张申府先生，早就是一个成名的哲学家，他不但在中国以介绍罗素哲学而著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从20年代起就积极宣传唯物辩证法的价值，“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和“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说就是他提出来的哲学新论。张岱年后来走上同一条学术道路，实深受其兄之影响。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还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在张申府的引导下阅读了罗素(B.Russell)、穆尔(C.E.Moore)、怀特海(A.N.Whitehead)、博若德(C.D.Broad)等人的著作，十分赞赏其逻辑分析方法，但不能认同他们的实证主义哲学观点。也是受张申府的影响，同一时期他还认真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并通过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理性比较，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张氏兄弟的这种思想上的一致性，使他们共同成为了孙道昇所谓“解析法的新唯物论”一派的代表。“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是他们所信持的基本哲学立场（注：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中也把张申府看做是30年代辩证唯物论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解析法”即逻辑分析方法是他们所倚重的一种哲学方法，一种可以与辩证法相资互补的方法。张申府实为这派哲学的开创者，张岱年的进一步阐扬发挥与娴熟运用则使他成为了这派哲学的主要理论代表。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这个概念就是张申府先生本人提出来的。他在《现代哲学的主潮》一文中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注：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清华周刊》第42卷第8期，1934年12月17日，见《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66-67页。）他认为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两势会归”，即把二者结合起来，不但可以解决哲学上“辨而活”与“活而通”的问题，而且具有改造人类的思想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的实践意义，因而这种方兴的哲学必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张岱年早年的哲学思想与其兄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的新综合哲学中，也十分强调逻辑解析与唯物辩证法的结合与统一。他认为新唯物论作为一种世界观，确实是最正确的，是最接近于真理、最符合于生活实践的哲学；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它也有形式未免粗疏、论证不够精详，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问题。“新唯物论中许多根本观念，并未有确切之界说，许多重要命辞，亦未有明晰的解释；在今日，唯物论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很暧昧的名词，而对理（辩证法）几乎成了一个很神秘的术语，这实是需要用解析法来厘清的。”“将解析法应用于唯物论，则必将唯物论之根本观念与根本命辞，条分缕析，以显出其确切的意谓。更须将对理（辩证法）之根本观念与根本命辞加以同样的厘清。”（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9-270页。）这就是说，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解析派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乃是发展新唯物论之所必须。同时他也指出，逻辑解析并不能解决哲学的一切问题，对于那些本身就包含着矛盾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一般解析法与形式逻辑便不能奏效了，只有借助于辩证分析方法才能揭示其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哲学于“正名析辞”的解析工夫之外，还要善于运用辩证综合、会通、慧观等方法，才能把握对象之全。在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综合之方”和“解蔽之术”的辩证法。“唯应用辩证法，然后能连一切‘见’，去一切‘蔽’；乃不至于以偏赅全，乃不至于顾此失彼。”（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2页。）“惟用对理（辩证法）万能看出强敌之必终于衰弱，被压迫民族必终于盛强，看出危可以救，安可以亡，看出祸福相倚，否泰相易。……善用对理，乃能死以求生，死中得生。”（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1页。）与其兄一样，张岱年也十分重视这种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意义。
张氏兄弟所倡导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也产生了它的理论代表作，这就是张岱年先生在抗战前夕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和他在40年代所写的“天人五论”。前者是他将辩证唯物论观点与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力作，该书对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哲学问题之厘别，部门之划分，对本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梳理，对一家一谊、歧义丛生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确切意谓之解析与界定，可谓成功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之典范，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恐怕无有其匹。例如，关于中国哲学中的“两一”观念，它将其主要内涵分为五项：（一）对待之必然性与普遍性，即凡物皆无独有偶，一切莫非两极。（二）对待之合一关系，又可析为对待之相倚、对待之交参、对待之互转、对待之相齐、对待之同属等不同类型。（三）对待之综合，即对待综合为一以成为更圆满的事物，甲与非甲相融合而达到一个新形态。（四）对待之相推，即以对待合一解说变化，以对待之相互作用为变化之所以（根据）。（五）对待与合一之关系，即论“两”与“一”的关系。（注：参见《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40-141页。）经过这样细致的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精义就大端呈现出来了，它确实如张先生所说的，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极相类似”而又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特点。
“天人五论”进一步展开并深化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理论内容，也进一步阐明了它的方法论特征，如《哲学思维论》对解析法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所做的详细说明。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证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外界实在的证明。承认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这个关于外界实在的平凡而简单的真理，旧唯物论者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所以张先生称它为“独断的实在论”。30年代的新唯物论者多采取实践证明即列举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大量实例来证明的办法。张先生则认为，一个命题如果是正确的，就一定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证明。他除了早年在《论外界实在》一文中做了初步尝试之外，又在《知实论》一书中通过感觉的分析，提出了“知识起于有疑而至于不可疑然后止”，“知识中之不可疑者谓之原给”，“原给之中实已固有形色、音声等感相的区别”，“感相显现之所待在能知之外者谓之外在所待，感相之外在所待即外在事物”，“由不可疑之感相存在即可推知外在事物的存在，感相可谓外在事物之映象”等一系列概念、命题和论证步骤，多角度、多层次地证明了“离识有境”即客观世界的实在。这在唯物论发展史上可谓是一项独具匠心、没有先例的创举，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否定外界实在的种种主观唯心主义谬论，以及认为外界实在是“无意义”的问题的实证主义观点。
30年代中期，孙道昇在还没有读到《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更不可能预知有“天人五论”之作的情况下，就认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是“最可注意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一派哲学。今天从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打断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正常进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又都晚出，“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在30年代以后便销声匿迹了，未能产生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直到80年代以后，不仅张岱年先生的两种著作得以出版问世，张申府先生的《所思》、《思与文》、《张申府学术论文集》等著作也先后出版了，当人们能够对这个学派的思想有较全面真切的了解之时，它却已经成了历史的回忆。尽管如此，张氏兄弟著作的出版，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史来说总是一件好事，一件幸运之事。我们今天来研究“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哲学，决非仅有思想史的价值，它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这主要包括：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善于吸收其他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学说来发展、完善其思想内容，就像张氏兄弟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西方实证派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那样；二是中国哲学有重人生体验、重整体直观而不重分析论证的思维传统，要改造传统思维方式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实具有重要意义，“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正是提供了一条比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做是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甚至不能排除这一派哲学在新世纪还有转生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的艰辛开拓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备受关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者各畅其言，分别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构成现代中国哲学的这三大学术传统、三个主流学科，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与融通，努力创造出一种能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最理想的、也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就是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
其实，“五四”后在中国就已形成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三种哲学资源对立互动的格局，在如何处理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许多人往往只看见它们之间的分歧、对立、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一面，而看不到它们所反映的人类哲学智慧发展的共同性，它们之间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另一面，以及将三者之精华“综合于一”的可能性。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说的是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则是此说之最积极的支持者、阐扬者和具体实践者，他提出的“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30年代，张氏兄弟在文化观上还提出了“辩证的综合”与“创造的综合”的主张，这种主张自然首先会在他们的哲学观上充分体现出来，“三流合一”，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综合创新。
“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是张申府先生的名言，也是他的哲学和文化纲领。为了更加客观地观察世界，他在倡导“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同时，还主张回归中国哲学的本源，将富含唯物辩证智慧的中国传统思想与世界最新潮流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注：张申府：《思与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注：张申府：《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第192页。）因此，“三流合一”就是他合乎逻辑地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他是这样说的：“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际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扔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合，发展而为一的？……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注：张申府：《思与文》，第128页。）他讲得很清楚，这里提到的三位哲学家分别代表着三种哲学传统，各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合而一之”则成了一种新哲学的“新象征”。
张岱年先生完全认同其兄的“三流合一”说。1933年4月，他在张申府主编的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其中讲到：“本刊编者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本刊编者又曾云：‘我因既爱好数理逻辑而又器重唯物辩证法，所以颇想把二者联在一起。’我以为此实今日今后治哲学者之莫大重任。本刊编者又云：‘解决问题总要解析的，数量的，辩证的，大客观的。’此实透露出将来哲学之消息。”（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3页。）在这里，他是把张申府先生当做民族化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中国新唯物论哲学的代表而加以介绍和评论的，认为这派哲学即代表着中国未来新哲学之必然方向。
三年后，他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构想，实际上仍是“三流合一”说的继续和在理论上的具体发挥。这种哲学在性质上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的一种综合，即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唯心论注重精神与理想的贡献，并吸收实证派哲学的逻辑解析方法。同时它也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种综合，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一种综合。因为中国哲学中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而且最注重人生哲学之研讨，有丰富的理想主义思想资源。与西方哲学将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不同，在中国哲学中，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本来就是合一的，因而更适切于综合唯物与理想的新哲学方向。同时，我们在公孙龙、朱熹、戴震等人的哲学中也可以看到“潜伏的注重解析之流”。这就是说，在唯物、理想、解析三个方面，都可以找到中西哲学合流的内在根据，建立一种融合贯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新综合哲学是完全可能的。
在30年代，张氏兄弟已有很明显的崇信辩证唯物论的倾向。在“三流合一”的哲学构想中，他们并不是把三种哲学平列，而是自觉地倚重于辩证唯物论，以它为综合的基础和主导。张申府先生认为，不能把三者机械地分开，“在三者之上更要已经相习而不自觉地时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宰，把它贯通到各角落各方面：时时要确在‘实’，如实，踏实，时时要‘活’，时时要注意各方面的关联，时时要注意变化发展，时时要注意各类对立与矛盾，时时要注意相互斗争与否定，时时要勿忘相反相成。”（注：张申府：《思与文》，第132页。）张岱年先生更明确地肯定了辩证唯物论在新综合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他说：“凡综合皆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综合即是倚重于唯心，其实是一种唯心的综合；今此所说的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他又说：“新唯物论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对理法（辩证法）……我们更当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不止如此，我们还应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解析派的哲学之解析法。”（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269页。）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能以如此宽阔的胸襟兼容中西哲学之精粹思想，又能以如此清醒的头脑倾情于现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思潮，明确地以辩证唯物论为其新综合哲学之“基础”和“主宰”（主导），这样的哲学家实不多见。就其哲学基本倾向而言，无疑地应把它归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派，哪怕是极具个性特征的一派，亦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给它以一定的地位。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如何对待中、西、马三者的关系，确实还是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观念曾经长期支配着学术界，在一些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必须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彻底划清界线。于是，现代西方哲学统统被看成是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而一概加以否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几乎与封建意识形态划了等号而不置一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学风严重地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常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30年代就已经存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49页。），表现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盲信”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盲诽”的态度。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主张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吸收实证派哲学的解析方法，甚至提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口号，自然会被看成是一种奇谈怪论，是丧失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的表现。这恐怕是张氏兄弟的哲学长期得不到重视、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以至到建国后还只能“存而不论”的根本原因。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至少是在认识上清算了上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思想路线，力图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张氏兄弟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和“三流合一”说也得到了重新评价。但是，我们在学科体制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分为三个二级学科，分别独立地从事有关教学和科研活动，相互之间很少交流和对话，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种学科“壁垒”，十分不利于这些学科的互动发展和中国哲学的整体创新发展，也很难培养出史论结合、兼通中、西、马、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哲学大家。张岱年先生30年代的哲学构想是着眼于“综合”，要“连一切‘见’，去一切‘蔽’”、“兼取众长而相资互益”，走“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道路。而现实的发展却与之背道而驰，在学科分立体制下，连他本人在后半个世纪也只能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不能继续完成其“天人新论”的哲学理论创造。这是他始料非及、并不希望出现而又无可奈何的现实情况。所以他在80年代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时，再次呼吁打破狭隘眼界，大力提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西文化的综合，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努力创造一种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国当代先进文化。从早年提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到晚年倡导“综合创新”文化观，张先生始终理性地把握着20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作为一个“学院派”哲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历史已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中、西、马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他的后继者们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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