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刊论文,人文社科论文,國際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C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3)02-0116-09
隨著我國國際影響力的提高，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問題已持續引起社會的關注。2012年10月初，以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為主導，在莫斯科舉辦了一場“世界華文學術名刊高層論壇”，其主题就是研討華文學術期刊“走向世界”，亦即國際化的問題。本文的目的，也是針對這一話題提出一些分析和見解，內容包括如下幾個方面：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必要性、迫切性；當前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的狀況；存在的主要問題與不同看法；以及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途徑等。
一、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必要性、迫切性
中國學術期刊應當實現國際化，在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在近年來國家推行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的發展戰略之後，已經大體成為一種共識，並逐步形成一種潮流，不論是在評價標準方面，還是在期刊本身的努力方向上，都體現了這一點。
國內學術期刊未能實現國際化的痛楚，在一些辦刊人那裡有著深切的感受。例如，早在2001年，《歷史研究》前任主編張亦工到香港參加學術會議期間，與香港一所大學歷史系師生座談時，表示歡迎他們投稿。不過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我們的文章達到一定水平，首選的將是英語期刊，因為這對晉級升等有利。這次座談會給張亦工先生留下太深的印象，或者說相當大的刺激。①類似的情況對於辦刊人來說，實在並不少見。基於刊物“等級”上的差別及其帶來的學術影響、晉級升等等實際利益的考慮，我們的學術刊物不僅難以拿到國外(境外)優質的稿件，而且甚至連國內的最優質的稿件也難以拿到，它們更願意被投到國際上有影響的刊物。毋庸置疑，這種狀況制約著國內學術期刊的發展，制約著它們的國際影響力。因此學術期刊需要國際化的道理，實在是很明白地擺在那裡的。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朱作言曾經就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問題發表過精闢的見解。他指出，“一個國家能辦出有國際影響的學術刊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它的影響可能比一個重點實驗室還要重要得多，還要大得多”。②雖然他說的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刊物，但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文科學術期刊未能國際化的現狀，直接影響到我國的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影響到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在國際上的傳播，影響到我國人文社科學者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因此，類似的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呼聲，近年來可說是持續高漲，形成為一種普遍的意識，並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如下即為這方面的一些表現：
有關主管部門制定的刊物評估標準上，要求“開門”辦刊，具體包括學術期刊編委會的組成要有外籍的編委，外稿的刊登需有一定比例等。
刊物的編排體例上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如文章的英文的摘要、關鍵詞等，己成為普遍的規範。
創辦人文社會科學類英文學術期刊的步伐在加快。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僅創辦出9種人文社會科學類的英文學術期刊，90年代間又創刊6種。進入21世紀之後，人文社科類英文學術期刊創刊的步伐呈現出明顯加快的趨勢。2000～2005年之間，創刊數為11種，2006～2010年間又增加了15種，這11年期間增加的英文學術期刊數，相當於1950～1990年間的創刊數的總和。此外，一些有實力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陸續創辦外文版，等等。
二、當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國際化的狀況
不過，儘管採取了上面談及的一些措施，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從現在的狀況看，取得的收效還是比較有限的，距離國際化的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這裡的“國際化”，應當包含內部與外部的兩方面標準。內部的標準包括學術期刊本身的符合國際通行辦刊規範的建設，如編委會組成的國際化，審稿機制及其專家的國際化，編輯人員業務水平的提高，文稿的編排體例、注釋引文、摘要、關鍵詞等在規範上與國際接軌，並且最重要的是，文稿的質量達到國際交流的水平，等等。外部的標準包括，進入國際上權威的檢索系統(主要指SSCI和A&HCI)，被引用率達到國際的前列，發行渠道與發行範圍的國際化，等等。
按照上述的標準，我們可以列舉一些數據和表現，來說明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化的程度還是不高的。先來看如下的兩組數據。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截至2011年，在SSCI檢索系統中，只有16家中國(包括香港和台灣在內)的學術期刊被收錄，其中屬於中國大陸的僅有4家。在A&HCI系統中，也僅有9家中國的學術期刊被收錄，其中中國大陸被收入的期刊數則只有1家，即《外國文學研究》，數量更是少得令人吃驚(參見表1、表2)。這樣的數字與中國大陸共有4,000多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總數相比③，實在是不成比例。就以上數字而言，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真正能得到國際認可、具有國際影響的確是寥寥可數。
此外，從學術刊物發行的情況看也可印證這一點。我國學術期刊在國外的發行情況是很不理想的。一份發表於1998年9月的調查報告稱，當時國內的英文版學術期刊在國外的訂戶只有少數可達到百份以上，在國外發行量最大的《中華醫學雜誌》也僅500份，不少刊只有幾十份或幾份，有的甚至無國外訂戶。④
前面提到，自80年代以後，人文社科類英文學術刊物呈現增加之勢，但到目前為止，國內的人文社科類英文學術期刊總共也只有40多種，與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及其期刊擁有量相比，數量顯然偏少，因為即使按照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的CSSCI的大類學科的分類，人文社會科學共分為25大類學科，平均起來一個大類的學科也還不到2種。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除了語言障礙的因素之外，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水平所導致的文稿質量問題，應當說是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因此從根本上說，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國際化，首先取決於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國際化。
三、制約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國際化的主要因素
除了國內人文社會科學本身的水平不高這一基本原因之外，影響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因素，按照本文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幾種，如辦刊體制、評價體制、思想觀念問題等。
首先，在辦刊體制上。我國學術期刊的辦刊體制是由計劃經濟時代延續下來的，也就是，它採取的是由“單位”(高校、研究院所)辦刊的方式，編輯部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有專門的人員編制和經費。這種以行政單位為主體來辦刊的方式，直接產生的問題是封閉性的辦刊模式。由於刊物是單位出资、出人辦的，因此為本單位的教學和科研服務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這種情況在大學的《學報》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其主導思想一般是將它作為展現主辦院校科研成果的“窗口”，為本校師生提供發表學術思想、進行學術交流的論壇。而對於一些科研水平相對比較低的院校而言，則更是成為教師解決職稱問題的一個途徑。這種情況雖然隨著出版主管部門提出“開放辦刊”的評估標準而有所改變，在用稿的比例上增加了一些外單位的來稿，但為本單位服務的性質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此外，這種以行政方式運作、管理學術刊物的方式還產生了這樣的困境：一方面，在體制內辦刊，雖然有經費、人員編制方面的保障，不論刊物發行、盈虧狀況如何，仍可使刊物的生存無憂，也不至於去收取版面費，產生學術腐敗。這本來是一件好事，是一種好的辦刊條件。但這種以行政運作的方式辦刊的方式，卻帶來如下的弊端，最根本的就是像計劃經濟一樣，缺乏競爭的動力，抱著“鐵飯碗”，吃著“大鍋飯”。由於刊物辦好辦壞與編輯部本身的利益關係不大，所以辦刊人員也不太在乎刊物自身的利益，如質量、聲譽與影響，而時有夾塞“人情稿”的情況發生。特別是在同一個學校之內，投稿者並不難通過某種關係，來找到編輯部的人員進行說情、疏通。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學術刊物轉制改企，它帶來的問題必定是，由於學術刊物的發行量本來就有限，因此虧損的問题就會成為致命傷。這樣，如果找不到經濟上可依託的單位，那麼刊物本身只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賣刊號的做法可能就會大肆氾濫，從而刊將不刊矣。
就這種狀況而言，我認為有效的解決辦法，是開放辦刊，使學術刊物進入一種充分競爭的狀態。由此遵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原則，缺乏競爭力的刊物將自行淘汰退出，而強者必將越強，不斷提升刊物水平。這其中可以操作的辦法，一是鼓勵專業學術團體(如“學會”等)辦刊。這可避免上述的一些弊端。學術團體本身是以學術交流、提升學術為目標的。它既有自己豐富的學術資源，辦刊也不乏高素質的編輯人才；同時辦刊的經費又是自籌的，也不致有“鐵飯碗”之虞，具有競爭的動力。二是開放出版社的辦刊許可。出版社本身就是一種專門的出版機構，由它們來承辦、運作學術期刊，屬於題中應有之義。而國外期刊的辦刊主體，基本上也是出版社。三是開放學者同人辦刊。學者同人刊物，在國內有這種傳統，它一般是由知名學者們聯合起來創辦並運作的。比如20世紀上半期著名的《新青年》、《語絲》等。學者同人刊物具有的優勢是，它們既由名人所辦，檔次本身就高，自然就有影響力，在獲得優質稿源方面勝人一籌，編輯水平也不成問題。這樣的刊物，要具有國際影響力也容易一些。
就國外的情況而言，辦刊的主體主要是出版社。在A&HCI檢索系統中，筆者在“哲學(Philosophy)”名下共查到有67家哲學類雜誌。其中由綜合性出版社辦刊的有43家，大學出版社辦刊的有14家，餘下的為由社團等辦刊的。如果把綜合性出版社與大學出版社合併起來計算，則由出版社辦的哲學類雜誌總共有57家，占總數的85％之多。在SSCI系統中，以“政治學(Politics)”為名查到的雜誌共有25家，它們則全部是由出版社所辦，其中一般出版社有18家，大學出版社有7家。可見，在國外，尤其是在歐美，學術刊物的辦刊主體基本上是出版社。
體制問題是根本問題。有一個具有競爭力的體制，才有可能產生出具有競爭力的刊物。其餘的編輯人員素質的提高，國際發行渠道的打通，以及建立網上投稿系統等具體的或技術性的問題，在體制問题理順的前提下，都是不難解決的。
此外，影響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因素，還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思想觀念的問題。由於學術期刊國際化的一個途徑，是進入美國的SCI、SSCI、A&HCI三大索引系統，即科學引文索引、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這三大系統。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對一個國家的科學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學術影響力大小的重要評價指標，是以被SCI、SSCI、A&HCI這三大系統收錄論文的多寡來衡量的。由此產生的一個認識問題是，沒有進入這三大系統是否就意味著我國喪失了學術評價的話語權？
有的文章持有這樣的看法，它們表達了這種擔心和不滿。例如，有的文章認為，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重新啟動了它與西方學術界對接之旅。……西學再次成為學術界的主宰話語系統，並引申為學術認可過程中的重要量度標準，如英語能力和水平、研究水平、SCI指標等”。⑤有的文章同樣認為，只要我們認同三大索引系統這樣的“國際化標準”，由於“所有的標準和規則都由‘先行者’和‘領航者’說了算，‘准入證’攥在人家手裡除了妥協，別無選擇”，因此實際上“我們都已將國際學術話語權拱手相讓”。⑥
確實，在上述三大檢索系統中收錄的中國期刊是如此之少，接近於零，僅從數量上看就很使人感到不平。從前面的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到，在SSCI和A&HCI中，收入的大陸期刊確是寥若晨星，這對於收錄有近2,684種來源期刊的SSCI系統⑦，和收錄有1,542種來源期刊的A&HCI系統⑧來說，其不公正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這對於中國學者和中國的學術刊物都是很不公平的。它們確實造成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以及學術期刊被邊緣化的局面。從辦刊的角度說，這種狀況同時直接影響了國內學術期刊對優質稿件的獲得。因為在把是否發表於SSCI和A&HCI中的期刊作為一種學術水平的評價標準的情況下，高質量的稿件自然會選擇投向SSCI或A&HCI的刊物，這樣高質量稿件的外流也就是難以避免的了，從而也就影響了國內學術期刊的辦刊水平。凡此種種，引起國人對上述狀況的批評，也就是不足為奇的了。
不過，現實既已如此，如何正確應對，則有一個策略的問題。對此，我認為應當採取一種積極應對的態度和方法。這種情況，類似於我們國家應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情況。WTO的平臺與規則，同樣也不是由我們中國人所打造和制定的，同樣我們也有利益上受損的地方，也同樣對它有不滿和批評。但我們國家並沒有因為其中對我們存在的、類似於不能掌握話語權之類的不利之處，而採取一種自我孤立的政策。相反，我們利用WTO的平臺，積極發展我們的對外貿易，使得我國的外貿出口在“入世”後取得快速的增長。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上述的學術期刊的三大國際索引系統。積極的做法同樣是應當利用這些平臺，來增加我國學術的國際影響。這既包括在收錄進這三大索引系統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也包括爭取將自己的刊物被收錄這三大系統。這屬於現實的應對策略。假如我們對它們的存在視而不見，或者停留在一種憤激的情緒上，那將是於事無補的。因為現實的狀況是，我們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本來就有限，如果我們不積極加大我們的聲音，不利用這些平臺爭取讓我們的話語被國際上所聽見，那麼我們的影響並不會增大，反而可能會減小。
西方學術界擁有這些檢索系統，是不是就意味著它們擁有了學術評價的“霸權”？實際上，學術評價的“霸權”與否，並不是一廂情願的東西。假如各國的學術界，包括中國，不承認收錄在這三大引文索引系統中的期刊屬於什麼“權威”、“核心”刊物之類，那麼它們也就失去了作為學術評價標準的作用。但為什麼這三大引文索引系統被接受為評價標準呢？原因在於國際上被認可的頂級的、優秀的學術刊物多數被收錄其中，並且它們提供的“引文索引”，即通過搜索先期的文獻被當前文獻的引用頻次，來表明文獻之間的相關性及先前文獻對後來文獻的影響力。這種數據的提供，也是使得SCI、SSCI、A&HCI不僅是一種文獻檢索的工具，而且成為科研評價的一種依據。由此形成的結果是，學界不得不承認它們客觀上能夠起到的評價作用。因為除此之外，一時並無可以替代的選擇。
由上可見，SCI、SSCI和A&HCI這三大引文索引系統之所以能夠作為學術評價的標準之一，是有其客觀性基礎的。因此，認為承認了三大引文索引系統的地位，就會使我們的知識評價被納入外國的標準，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就會喪失知識的話語權，導致知識的非獨立性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畢竟期刊及其文章的被引用的數據，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人為的東西，而是具有客觀性的。國內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發表於這三大引文索引系統的刊物之上的文章，作為職稱上的晉級升等、科研方面獎勵的一個依據，也是有其道理的。另一方面，至於這方面的做法是否分寸恰當，則屬於教育與科研管理行政當局的政策問題。如果對評價標準的設定不妥當，出現過於抬高三大引文索引系統的情況，那麼問題是出在這些行政當局之上，而不是出在檢索系統本身，不是它們具有什麼話語權的問題。
這方面的情況分析到底，癥結在於中國的學術水平目前確實與國際相比尚有距離，學術期刊同樣也有這樣的距離。假如我們的學術水平已經很高，處於國際領先的水平，那麼不僅三大引文索引收錄的來源期刊的狀況會改變，我們自己的評價標準也會改變。因此，要改變目前這種學術評價標準的局面，根本上在於提升我們的學術水平，以及相應地提升我們的刊物的水平。哪一天能夠實現這一根本的轉變，其他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反之，如果沒能看到這一問題的根本，反倒把所謂的西方壟斷知識評價標準當成問題的癥結所在，其結果只會是又回到一種自我封閉、自我邊緣化的狀態，阻撓了中國學術及其期刊的國際化進程。
面對這種三大引文索引系統實際上提供了一種學術評價的依據的情況，上面我們說到應當採取積極應對的態度。雖然我國的學術期刊在收錄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畢竟事情是可以通過人的努力而改變的。除了加強與SCI、SSCI和A&HCI這三大系統的運行機構的溝通，推介我國的優秀學術期刊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提高我們自己的科研水平，以及提高我們的學術期刊的辦刊水平，來增強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可。就此而言，這三大引文系統所提供的乃是學術遊戲的平臺，它們就像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劇院一樣，通常都是優秀的演員在演出，而觀眾也認可它們，習慣於去這些劇院看演出。這時，假如作為一位演員，你是應當爭取進入這類劇院去演出，爭取觀眾，擴大自己的影響，還是憤懣於這些劇院被壟斷，是霸權，而一味採取抵制的態度呢？不難想見，前者是積極的做法，後者則是消極的做法。之所以說前者是積極的，因為你通過參與和競爭，就存在爭取到觀眾的機會，反之則喪失這樣的機會，即使演技再高超，也是深鎖閨中無人知，自我封閉在一種邊緣化的狀態。
通過積極參與的方式來改變邊緣的狀態，從而轉變為中心的位置，這在改革開放以來並不缺乏例證。奧林匹克運動會是西方的發明，足球、籃球、排球、田徑等競賽的規則也都是西方人定的，但這並不妨礙中國人在奧運賽場上取得金牌，儘管體育競賽也有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同樣是外國人建立與制定規則的，但也同樣不妨礙我們國家在加入這一組織後，利用這一平臺來發展我們的對外貿易，取得外貿出口的高速增長。
從辦刊的角度看，有的學者認為，承認了三大引文索引系統上的刊物的權威性，會導致優質稿源外流的結果，這不利於國內刊物的發展。不過，想要用人為的辦法來留住國內的優質稿源，其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因為一方面不僅留不住優質的稿源(高水平的研究者一般不會滿足於讓自己的學術影響只限於國內，因而總會把自己寫得比較好的稿子投到國外更有影響的刊物上去)，另一方面還會由於這種消極的做法，而導致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的減弱，導致中國產生世界級的學術人物機會的減少。因為畢竟在目前的情況下，發表在國內的刊物與發表在國際上的名刊相比，其影響是不一樣的。因而從長遠來看，人為地想留住優質稿源的做法，只會是遲滯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遲滯中國學術國際化的步伐，減弱中國學術在世界上的聲音，從而最終不是擁有更大的話語權，而是越發沒有話語權。反之，待到中國的許多學者是世界級的，中國的學術地位提高了，國內的期刊也就更容易國際化，更容易產生國際性的影響，這時自然也就能夠吸引國內的優質稿源，而且甚至能夠吸引國外優質的稿源。“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這是一種辯證的哲理。
四、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途徑與方法
關於如何使我國的學術期刊實現國際化的問題，學者們已發表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如創辦刊物的外文版，邀請國外知名學者參加編委會，使編委會的組成國際化，與國外知名出版社合作，打開國外發行渠道，等等。這些都不失為國際化的一些有效舉措。這裡，筆者也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
學術期刊的國際化，無疑應當採取多種措施、選擇多種途徑來進行，但在筆者看來，一個比較有效、可行的辦法，是加快建設好“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努力使其成為一個與SSCI和A&HCI接軌的檢索平臺，從而成為國際上的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檢索系統。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是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製的引文數據庫，用來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至今為止，已經收錄包括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在內的25大類的535種學術期刊。
作為國內目前最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它如果能夠實現國際化，無疑會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影響力的提升起到有力的作用，其意義遠比推動個別的學術期刊進入國際三大檢索系統要大得多。它意味著直接為國外學者瞭解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打開了一個直接的窗口，為他們查找、瞭解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提供了直接、便利的機會。進而，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加，CSSCI發展為收錄外國的學術刊物，真正成為一個國際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也是存在這種可能性的。
CSSCI如果能夠實現國際化，成為一個國際上權威性的檢索平臺，那麼它對提升中國學術刊物的質量的幫助，將是明顯的。從稿源上說，由於收錄在CSSCI上的文章也具有國際影響力，因此它也將有助於解決優質稿件外流的問題，以及組約國外高水平論文在中國發表的問題。
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我認為，恰恰是因為SSCI和A&HCI基本上沒有收錄我國的學術期刊，所以實際上反倒給CSSCI提供了機會。因為國際上確實存在檢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需求。除了直接研究漢學的國外學者之外，那些關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狀況的國外學者，同樣也需要利用一個這方面的數據庫，並且隨著中國學者研究水平的提高，國外這方面的需求也會相應跟著增長。因此，從這一點來說，CSSCI的國際化是有其客觀基礎的。
CSSCI要實現國際化，首先需要做的工作自然是與國際檢索系統接軌，提供符合國際通行的檢索條件，換言之，也就是能夠像SSCI、A&HCI那樣便利地被檢索。由於目前CSSCI只提供中文的檢索，因此需要建立引文的作者、摘要與關鍵詞等有關數據的英文索引。建立起這套英文檢索系統的一個基本條件，是文章本身必須帶有這些數據，而目前國內學術刊物所刊發的文章，基本上都己做到這一點，因此是具備這一條件的。假如有些刊物還沒能做到這一點，那麼CSSCI的建立英文索引數據庫的工作，反過來也會促進各學術刊物對這項規範的完善。
為了克服語言交流方面的障礙，CSSCI甚至可以考慮為國外學者提供翻譯方面的有償服務。也就是說，在國外學者檢索到有需要的文章，而又無法進行中文閱讀時，為他們提供有關的翻譯服務。中國的勞務報酬水平在國際上是比較低的，加上學者一般都會有科研經費，因此這項服務應該是會受歡迎的。如果語言的障礙能夠被克服，可以想見，CSSCI將會在國際學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於“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本身，也存在進一步提供公信力的問題。為此，應當繼續加強規範入選標準，並嚴格加以執行，防止出現個別期刊利用數據造假來進入CSSCI的情況發生，做到客觀、公正地確定來源期刊。
在做好自身規範的基礎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同時還應做好廣告宣傳，讓國外學者知道有這麼一個檢索系統的存在。此外，為了做好推廣，有必要實施某段時間的“推廣期”，在此期限內為國外用戶提供免費檢索服務。一旦他們感受到了CSSCI的益處，CSSCI也就能夠被接受了。當然，要做好推廣工作還有其他一些途徑，相信只要願意做出努力，辦法總是會有的。
與此同時，另一個可行的措施，我認為是要推動一批能夠代表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刊物進入SSCI和A&HCI，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哲學研究》、《經濟研究》和《歷史研究》等，以起到某種示範性的作用。這種示範性的作用應當包括國際化的各個環節，例如稿件來源的國際化，編委會的國際化，刊物編排、文章引文、英文摘要與關鍵詞等環節規範上的國際化，發行渠道的國際化，等等。因此這些刊物本身應當以中國學術刊物的國際化為己任，強化這方面的意識，增強主動性，提高自身的辦刊水平，積極爭取加入SSCI或A&HCI，起到一種帶頭羊的作用。
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國際化方面目前還可以做的一項工作，我認為是提升代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化狀態。目前《中國社會科學》已經發行有英文版，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行日文版、俄文版等。這些外文版並非僅是中文版的譯本，而是同樣可以發表一些原版的論文。這就像中央電視臺有多語種的頻道一樣，《中國社會科學》也可有多語種的版本，這樣會有助於擴大其國際性的影響力，有助於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高水平成果的傳播。要做到這一點，應當說條件並不缺乏，包括資金、編輯人才、發行渠道等。只要這一必要性被認可的話，實現起來並不困難。
註釋：
①徐思彥：《也談學術期刊國際化問題》，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04年第4期。
②朱作言：《學術期刊國際化，任重道遠》，北京：《中國科學基金》，2003年第3期。
③筆者統計了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所收錄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數，截至2012年10月已有4,201種。
④趙基明：《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內涵與保障措施》，北京：《中國圖書館學報》，2004年第6期。
⑤閻光才：《中國學術制度建構的歷史與現實境遇》，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⑥朱劍：《學術評價、學術期刊與學術國際化——對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化熱潮的冷思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⑦截至2009年的數字，數據見“豆辦網”http://www.douban.com/note/64980927/.
⑧截至2010年的數字，數據見“安徽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網站”http://wgy.ahut.edu.cn/info/1014/11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