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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目前国内对新型工业化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涉及到其所包括的内容、选择路径、政府的政策等方面；却忽视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新型工业化不是一个应时的名词和概念，也不是一个阶段性的经济发展任务，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其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这里有着一个重大的命题，就是要促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新型工业化走向新工业文明。我们这里所理解的新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工业文明相比较，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基础，以各种资源有限合理利用的经济体制为依托，以崇尚创新为核心价值观。我们认为，在从新型工业化走向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用新工业文明的理念来推进新型工业化演进，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新工业文明和社会文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处理好新型工业化与新工业文明的关系
说起工业化，人们往往容易理解为要大力发展工业，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工业部门的事情，与其它部门关系不大，如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就是提供原料，第三产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就是为工业生产和流通提供各种服务等等。这样理解工业化是很不全面的（注：步德迎：“工业化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参考报》，2003年8月13日。）。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工业的思想和工业文明的理念融入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对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模式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工业化还要对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在促进工业化演进的同时，实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目标，实现工业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如果认识不到新工业文明的本质，只重视工业项目的建设，不重视把大工业化思想，尤其是将新型工业化和新工业文明的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去，必将会背离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甚至会延缓我国工业化演进的步伐。
要保证党的十六大提出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必须深刻认识到新型工业化同新工业文明、社会文明以及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有着密切的关系，用新工业文明的思想来指导新型工业化的演进，建立起新型工业化与新工业文明的关联机制。这样，就抓住了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纲，必然会大大加快我国社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二、处理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
我国在新型工业化演进中，既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工业化中的倍增作用，又要清楚地认识到：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息化离开了工业化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同时，信息化又能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催动传统产业的嬗变，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将信息化同工业化融为一体，才能有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演进。
在处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实际运作中，实质上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关系。我国面临着既要完成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又要赶上世界工业化演进步伐的双重任务。这就迫使我们既要优先发展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又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对大量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目前，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我国工业化开辟了更加广阔的产业空间和市场空间。技术的不断创新预示着产业空间的不断拓展，包括新兴产业的诞生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比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IT产业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各类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将极大地提高传统部门的技术化、知识化和信息化水平，增强竞争力。再比如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突破，预示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命技术革命即将来临，也预示着更加广阔的产业空间即将形成。我国工业化的特点决定了只有综合利用各种现代新型技术，开创混合型产业变革模式，才能加快工业化的整体推进速度，并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点突破，赶超世界水平。这也决定了我国在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同时，更要不断进行自主创新，占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产业空间和利润回报，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
三、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镇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引起和推动的。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工业化的演进又对农村劳动力等要素不断形成需求。城市化反过来又推进了工业化。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转移对工业化的发展形成需求；另一方面，工业的技术、资金积累反哺农业，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选择必须遵循市场化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的目的和宗旨很明确，就是通过工业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我们必须强调城市化的产业支持，没有产业化支持，仅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上，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目标的。没有产业的支持，城市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一个没有足够需求刺激的城市是难以维持的。为了达到这一城市化的目的，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选择的原则只能是根据市场需求，把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把农村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发展工业部门进行转移。从实践来看，我国浙江的温州、台州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这里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就是农民办的。农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村发展的内在需求相适应，因而顺利地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之劳动力成本低，产品有竞争力，其客观效果使经济发展得很快。在此基础上。为了企业集群在空间上的聚集，瓜熟蒂落地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城镇。这种产业选择的成功，达到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完美结合。整个过程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自发作用下完成的。
城市化的水平、模式、速度，必须与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化的水平、模式、速度是受市场制约的。以江苏省为例，推动江苏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于是，通过发展小城镇提升城市化水平，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其内在必然性——小城镇成了联系城乡之间的纽带和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苏北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进镇办企业，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进而作用于中心城市的发展。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化发展和市场作用的过程。另一方面，城市的规划、建设、居住环境等，都应当围绕着城市经济建设状况而展开。
我们可以从以上分析中看出，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新型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必然会加快，通过户籍等制度的彻底改革，以及农民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城市人口的比例必然会不断增加。人口的集聚，又反过来会推进工业化的演进。
四、处理好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传统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化实现观”，把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惟一标志，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在现实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GDP、对高速增长目标的强烈追求。这种单纯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战略的后果必然是：环境的急剧恶化，资源的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将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的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威胁（注：王军：《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第297页。）。
在发达国家，生态建设过程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开始的；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采取的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要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生态的建设同时也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未来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上必须考虑资源的再生能力和限度，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物质消耗要保持在不损害生态系统自然修复或技术替代所能实现的对不可再生资源修复的水平上。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结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避免传统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矛盾，真正实现新工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无疑又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新的贡献。在新型工业化的演进过程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合理开发和使用好各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高度重视地方政府依法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重要作用。
新技术革命将不断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化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将同样在资源开发、生态系统建设等领域取得革命性进展。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性危机，并且很大一部分环境问题是出于能源开发、特别是化石资源的利用引起的。人类对替代型新能源的开发特别是洁净能源的开发呼唤着新技术的诞生，这已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课题。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的利用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将有望引发大范围的能源和原材料革命。生物工程的进一步突破将对生物遗传疾病的控制与治疗、生物多样性的再造、濒危物种的保护和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维护等方面提供新的技术保障，从而在生态系统建设中取得革命性进展。可见，新技术革命将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以及新型工业化的演进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技术保障。
五、是处理好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产业经营组织整体竞争能力弱。不仅表现在单项产品、单个市场主体竞争弱，而且体现在龙头企业的规模、实力、科技产品的产量、品牌与价格，以及经营方式等整个产业化体系的综合竞争能力弱小。二是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短。从横向看，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弱，我国农副产品专用程度和品质不能满足加工业的要求，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加工的质量和加工品种的开发；而从纵向来看，我国农副产品的加工深度也不够，加工转换和增值率明显偏低。三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我国的农户经营规模明显偏小，分散化程度高，投资能力弱，经营手段和经营方式落后。发达国家由于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合作社法，合作社依法从事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个主要模式。而我国各类中介组织发展缓慢，目前加入各类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5％。
这些事实说明，农业、畜牧业等初级产品的深加工和转换，必须依靠现代工业大发展。
新技术革命将在我国农村引发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新型工业化应该包含更加广泛的内容，即传统农业部门的改造和农村工业的发展。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改造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农业技术进步和生产链条的延长，赋予农业十分明显的工业化经营特征，并为非农产业的发展不断提供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孕育着一场深刻的农业技术革命、生产组织方式革命。这场革命首先在于通过生物技术革命特别是基因革命推动第二次“绿色革命”，按照人们的意愿培育更加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其次也在于寻求新的农业资源；更在于通过技术革命引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管理及一系列制度的全方位变革，实现农业的工厂化种植、工厂化养殖和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业工业化和城镇化。
把握好了新技术革命给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的机遇，正确处理好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关系，就可以使两者得到持续协调的发展。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加速农村工业化的必然选择。目前，我们要抓住各种有利机遇，促进乡镇企业的改组、改制和技术进步，要把农副产品的加工业作为主营领域，通过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带动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升级，真正使我国农民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成果。
六、处理好工业化与管理现代化的关系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一国的工业具备一定的基础以后，都要经历一个由增加生产要素的量到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的过程；或者是说，只有经过资源积累的第一个阶段，才能进入合理利用资源的第二个阶段。这也可以说明，只有工业化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后，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才能成为企业竞争的必须，因为实行科学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好各种资源。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标准的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为人均GDP560—1120美元之时。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90美元，工业化的发展正处于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重视科学管理理论，大量采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好各种资源，不仅成为企业竞争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成为了我国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这一客观背景下，新型工业化不仅与科学管理，以及现代化管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对我国企业科学管理，以及现代化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一要求表现在我们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思想必须实现变革，不能再按照传统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来指导经济工作，不能再采用计划经济和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思维模式来管理企业；同时，要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要求，最大限度地采用人类社会共有的现代化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对人类社会已有的管理成果，一定要结合我国特有的体制和文化背景，通过管理创新，来为新型工业化的演进服务。
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管理的有力支撑，那样的工业化只能是建立在沙滩上；没有管理现代化的同步推进，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必然会延缓（注：张晓阳：“新型工业化与管理现代化”，《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采取正确的思路和有效措施，深刻认识新型工业化与新工业文明的关系，促使全社会对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营造良好的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外部环境；探索新型工业化与新工业文明的关联机制，构建起这一机制形成理论体系，不仅能保证我国新型工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通过新工业文明的发展，能促使我国社会从“人治”尽快向“法治”转变，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社会文化变革，从“情、理、法”社会行为准则向“法、理、情”社会行为准则嬗变。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整合并激活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发挥深厚民族文化的“集聚效应”，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扬光大，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层面上参与国际竞争，必将会大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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