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经济论文,商会论文,乡村论文,直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1-0085-06
一
从20世纪初开始，直隶区域商业性农业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扩展和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显著提高，并由此推动了农业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直隶棉花生产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强劲势头，棉花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趋势明显，并形成三大植棉区：西河棉区、御河棉区、东北河棉区。棉花生产的发展，使棉花的自给性质迅速减弱，在相当程度上已与新的生产力因素和国内外资本主义市场发生联系，棉花的商品率日渐提高。据20年代前期调查，西河和御河棉区每年产棉约了8万担，其中有66万担运销天津、青岛和安阳出口或消费，约占其总产量的84％。经初步统计，1930年，华北五省共产棉377万担，出口和各地纱厂需要约265万担，加之需出售的生活用棉，棉花的商品率近80％，是华北农产品中商品率最高的。
花生是直隶地区又一重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花生种植更呈逐渐扩增之势，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有统计资料显示，1900年，直隶全境花生种植面积约为80万亩；到1914年，该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翻了一番，增至1658万亩；1924年，又发展为255万亩，商品率则年平均为80％。
除了前述棉花、花生外，大豆、烟草、药材以至果品等经济作物在进入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内，种植规模及商品化程度也明显提高。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相对减少，加重地区间粮食生产的不平衡性，引起“各种农业区域之间、各种农业部门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相互交换”[1]（P275）。同时，伴随着城市化加速发展而来的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与粮食有关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和手工业的发展，都促进了粮食需求量的增长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小麦在直隶各地均有种植，而比较集中的种植区在东部平原的中南部即定兴以南的京汉铁路沿线地区和石德铁路以南的整个地区，是直隶商品粮的主要产地。据卜凯调查，小麦商品率，直隶西部的平乡县小麦售出部分占总产额的59.2％（1921～1925），东部盐山县为42.3％（1923）[2]（P276）。1934年，平汉铁路局对该省沿线调查的结果表明，调查自耕农谷物产销情形13处，每一处均有小麦出售，比例最高为定县（90.7％），最低是磁县（41％），13处平均小麦出售额占生产总数比例为66％[3]（F278）。
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也突出反映在集镇贸易和以集结、中转大宗粮食而著称的大镇的出现。据曲周商务分会调查，宣统年间，在城厢集市，粮食是主要商品，“由东关一带至东桥镇，桥跨滏流，舟楫鳞次，商贾猬集，为农为工，此通彼易，以粮食为大宗，煤炭蔬菜次之。麦秋之后，舟运车载，络绎不绝”[4]（P990-991）。同期，高阳商会调查报告指出：高田县治城内每逢集期，买卖分四街，其中“南街五谷米粮为大宗”[4]（P986）。
直隶商业性农业的加速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直隶商会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参与改良作物品种，推动农业集约化生产
直隶商会创建的同时，直隶农会也于1907年在袁世凯的劝办下渐次兴起，旨在固结团体，研究实业，凡农田、树艺、蚕桑、纺织、森林、水产、山利、海界、畜牧、狩猎及一切应兴革之事，逐渐考求，以期进步日增[4]（P304-305）。农会并非一般的农民组织，同商会一样，也是以绅商为主体。商会、农会两大民间组织，以振兴实业为共同目标，相互协作，共谋行止，在直隶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时人所言：“商为阳体，农为阴体，阴阳合而生工。……商农并骛，以为工业之萌芽。”[4]（P194）有的商会专门把济农一项列入章程。例如：顺德商务分会鼓励商董投资济农，“顺埠商业以账局为大，兼济商衣。而济农有私济有公济。如农家揭债，以地担保，是为私济。若使农会既立，谋公利之资本，如凿井开渠之类，是为公济。公济官以公款担保，此为守土应尽之义务。若商董义务之大，则为力劝绅富扩充资本。如济农至十万两以外，禀请督宪从优褒奖”[4]（P194）。正定商务分会成立后，积极协助农会开设农务试验厂及农器制造厂，改良棉种，“劝各村多种长绒线花”，推广植棉，正定一带很快发展成为直隶著名的长绒棉产区[4]（P210-211）。
（二）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农产品流通
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货畅其流，是商会的基本经济职能之一。直隶商会成立后，通过参与华北近代交通网络的构建，把更广阔的地区纳入天津商业腹地，有力地刺激了商业腹地土产品的商品化。直隶各地商会积极采取措施，统一货币、度量衡，整顿市场秩序，严惩投机奸商，为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发育建立规范的竞争机制。据民国年间修订的《威县志》记载：“民国十一年，由商会创设检查棉业所，到处检查。凡系干白净花，盖以检查紫印。行至十二年，在济南商埠大著信用。各处纱厂及行商对于威县检查印货，不惜重资争相购定，故济南商埠近来为威境农商业务之大销场。”从而促进了威县棉花种植业的发展。
（三）设立银市，融通资金，活跃乡村经济
为了稳定市面，融通资金，活跃城乡经济，许多商会内附设银市，定期开市，以公平交易而维持市面，每月银市次数各地不等。以迁安为例，迁安银市始自清末，由数家大商号自发组织民办银市，办理借贷业务，从中抽取一定的手续金。迁安商会成立后，为加强对银市的统一管理，商会召集各大小商号经理共同议定银市章程，银市地址设在商会院内。银市的交易范围，由最初的只搞资金借贷逐渐扩大到可以进行小米、大布、红辛纸等交易。当时，农村放账的利率稍低于城镇，故农村老财多通过迁安商号，间接到银市放账。在迁安银市鼎盛时期，借贷往来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元；大布交易多时达万匹；红辛纸万八千件；粮食千八百石。商会会长亲临银市巡视，了解市场动态，调解争执。迁安银市，在初、中期对繁荣迁安城乡经济，融通资金，缓解城乡小工商业资金不足，发挥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后期发展为有码无物的买空卖空，积极作用丧失殆尽[5]（P244-245）。
（四）调查商情，互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
调查商情、互通信息是商会的一项基本职能。如任丘商务分会简章规定，调查“县治商务盛衰之故，有无新出种植制造之商品，按年列表呈报”，是其例行职能之一[4]（P271）。正定商务分会定期“派调查员调查邻境禾稼成熟丰歉情形，及银粮价值低昂，以便普告众商”[4]（P213）。直境各地商会对当地集市庙会情形、物产种类、产额、产地、行规详细调查报告。这就为本地区的商人提供当地有关市场交易、物产、习俗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而使参加商会的商人减少了搜寻信息的费用，而没有在会的商人要取得这些信息则要付出高昂的费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商会规则中也提供了大量的市场信息，它告诉商人如何在一个地方从事商业活动、如何与地方官吏和人民搞好关系，要求它的成员保证商品的质量和标准，不得搀杂使假，缺斤少两，遵守商业道德，并对市场实行监控。对不实行规则的予以处罚。这样，商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协调部分地替代市场协调，在促使交易成本内在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6][7]。
（五）因地制宜，发展传统商品
直境各地商会在注重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同时，还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大力发展传统商品。保定酱业历史悠久，清朝末年，保定有酱园20户，大缸1万口，从业人员160人，年产面酱80万公斤，酱菜100万公斤，除供应本市外，有少量产品供应附近郊县。1919年以后，由酱业巨子陈赓畲、赵仲芸、方绍棠等人先后主持保定商会工作近10年，各业均有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传统酱业发展更快。至1924年，酱园发展到40多户，大缸2万口，从业人员300多人，年产面酱达160万公斤，酱菜200万公斤，翻了一番，而且花样品种增加到80余种，质量提高，形成了具有独特风味的保定酱菜，驰名中外。
酱业主要原料为蔬菜、粮食（小麦、小米、黄豆等），酱业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例如：东郊区蔡庄一带产的春不老、紫萝卜、荸荠萝卜，西郊区崔闸、郝庄产的大萝卜，罗侯村产的甘霹、银条，清苑县毕庄、路庄、聂庄产的柿青椒，南大园产的莴笋、苤兰、小萝卜，满城县殿庄产的紫皮六瓣大蒜等，都是各酱园订购的产品，成为保定酱园的优质菜料产地[5]。
总之，直境各地商会在推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直接的作用，也有间接的影响。商会建立后，积极参与市场管理，整顿市场秩序，调查商情，交流信息，呈请减免捐税，维护广大商民权益，等等，都有利于良好的市场体系的发育，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商会协助农会及地方政府进行的改良作物品种、投资济农、凿井开渠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推动了农业集约化生产。
二
在近代直隶所有农村手工业中，棉纺织业最为重要。它不仅在直隶农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近代中国的棉纺织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北方相继崛起的三大棉布集中产区（高阳、宝坻、潍县）中直隶居其二。高阳织布业持续发展的时间最长，在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也最为典型，被吴半农称之为“华北土布业的中心区”[8]。20世纪初，洋布开始行销华北各地，土布无论从价格还是从质量上都无法与之相抗衡。因此，高阳出产的窄面土布销路渐被侵夺，“出售不利，民间渐至失业”[4]（P225），织布业大受打击。
在洋布倾销、利源外溢、农村传统织布业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高阳商界中被当地人称为“能人”的安新商人杨木森，武安商人李条庵，高阳商人李香阁、韩捷三、韩伟卿、张兴汉（字造卿）等人，立志团结商人，振兴工艺，扩充中货，共挽利权。经策划，于1906年8月呈准立案成立高阳商会。他们大力提倡纺织，积极引入先进织机技术，研究改良，不断创新，使高阳由一个小而穷的三等县变成了闻名中外的织布工业区。在高阳织布业改组勃兴的过程中，高阳商会充当了当地农村经济近代化总设计师的角色，创造了中国近代农村织布业史上的奇迹。
（一）提倡纺织，研究改良，推动织布业的产业改进
高阳商会成立后，首先“提倡纺织，研究改良土布”。会员们认识到，土布不敌洋布、出售不利的原因在于生产设备落后、工艺不精、布质粗糙。因此，商会甫一成立，立即派人往天津各工厂调查纺织工艺，结果认为“惟人力木轮机大可仿行”，于是购回数台，在本地“选择良工巧匠仿造，分发织布各村，提倡改织宽面土布，推行日广”。到1908年3月，“机器约有数千架，日出土布数千匹”[4]（P220）。使用木轮机以后，所织“宽面洋布，较前所织之布工精数倍，销售日见起色”[9]（P977）。但是，高阳商会经过“悉心考查”，发现“究竟木机力短，布质不及外洋精密”。于是，商会再次派人赴天津调查，结果认为日本产铁轮机“灵巧式样，梭杆便利”[9]（P222-225），随即“派人赴天津日商田村洋行，学习织布”[10]（P412-413），并集资向日商洋行购买铁轮机数架，“劝导商民改用铁轮机，并劝设工厂，以期推广各种土布，精益求精，布质与外洋相仿”[4]（P225）。
在建立织布工厂组织生产的尝试失败后，商会迅速调整思路，“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布之办法。凡熟悉织布新法而无资本者，均可托其村中素有信用之殷实住户，向布庄担保，先交机价一半，领取织机与棉纱，从事织布，下余之一半机价，候织出布后，以其所应得之手工扣抵”[10]（P412），并“由各商购进本国线纰，令织户按斤领线，每集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予手工”[4]（P227）。这就是后来在高阳织布区流行的“撒机制”。
实行“撤机制”，使“贫户不用资本而能纺织，各商收布不用担负而有售主，商民一体，风气渐开，民皆鼓舞”[4]（P227），铁轮机得到迅速推广。“洋纱铁机的输入，打破了高阳布几百年来缓慢而平稳发展的格局，使高阳布的生产和销售跨进到一个新时代。它不仅使高阳布的生产，由原来的家庭副业性质跃升为织布手工业，也使其迅猛发展，以致出现了一个高阳布业上空前的繁荣时期。”[11]（P167）高阳商会的积极策划和商界中人的身体力行，逐步把当地织布业引上了工业化和商品化道路，启动了传统产业向近代产业的转型，直隶乡村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铁轮机由于自身的特性，实际上已不再是手工工具，而成为机器，它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人体器官的限制，将所有织布工序相互牵连成一个整体”，使之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12]（P13）。高阳织布业已完全脱离了手工业的范畴，变成了乡村工业。这是商会给高阳织布业带来的一个质的飞跃。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撤机制”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包买制。在这种制度下，商人将原料直接或通过中间人分发给织布的农户，待织成后收回布匹，付给织户工资，再发放下一生产周期的原料。“这种从借贷资本变成的新兴商业资本至此已整个完成其事业的基础；不仅原料，并且布匹生产，并且布匹运销，具已受其一手支配；这一机体一方面是组织起散漫的织户，一方面是组织起生产与市场的关联，二万架布机的梭声是受着几十个商号的号令而缓速其节奏，十九省的消费者从这种新兴商人的手中直接交与所需求的物品。过去不曾有过的商业资本的活动，在一九一二年顷开始展开其新姿态。‘工资’是这种新兴商业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改变了素日各自独立之织户的地位，一方面成为维系商业资本家与家庭劳动者的关系的锁链，当然其他一方面又成为商业资本家剥削工人之劳力的武器。”[10]（P422）
（二）完善激励机制，瞄准市场，推陈出新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工艺过程的变革，相应地也要求对生产过程进行一种自觉的控制、协调和组织，这就导致了高阳近代织布业生产管理机制的产生。高阳商会始终坚持对商人和织户的引导、鼓励，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高阳商会在积极引进推广新式织机的同时，高度重视改进工艺，提高布匹质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高阳商会设立了工艺研究所，旨在讲求工艺，“随时考究”，鼓励织工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开发新技术与新品种，推动织布业向前发展。具体办法如下：
1.研究所随时派员下乡调查，如有织工精密，别出心裁者，注册登记，以资鼓励，而期进化。
2.仿照劝工陈列所品评办法，凡新出布货，送所研究，品评优劣。令各商家收布时“另册存记，注明机户姓名，在名侧填注布质”。每月朔望，召集商人各携收布账册到所，会同调查织业员、各商会议员、职业工艺人等，“齐集商会、研究所，讨论各项织工，品评布质，考核经纬用线码数，特别新样，比较优胜，以定等级”[4]（P241）。每生产出新的品种，工艺研究所必通过商会将之送往天津考工厂参加考评。
3.组织产品参加各种展览会。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天津商会与直隶工艺总局为筹备参加南洋赛会开办劝工展览会，在参赛的12110件展品中，高阳商会选送的土布荣获“优等第一金奖”[4]（P1318）。此后，高阳商会多次携土布参加各种形式的展览会，使“高阳土布”名声远播。
正是受惠于这种激励机制，寓管理于激劝之中，高阳布才能瞄准市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生产出名目繁多、质量上乘的产品，推动高阳织布业连续出现三次兴盛。
（三）力争裁厘减税，开拓市场
清末至民国时期，税关厘卡林立，对商家课税极重。高阳商会为了保护自己一手缔造的事业，与官方进行了大量交涉，力争裁厘减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高阳商会总理韩伟卿牒呈天津总商会：“现在纺织得利，日见起色，高阳合属改织宽面洋布，统计日出数百疋，月计万众疋，若不设法疏通销路，一若积聚，大有关碍。商民远近招徕，贩客接踵而至，发往布货以至古北口、张家口、津省、京通。诚恐经过地方各关卡厘税刁难，有碍销路。”并恳请天津商务总会“据情转详，并咨行税务处，应如何酌定厘税给予凭照，畅疏销路而保商民”[9]（P80）。宣统元年二月，高阳商会为提倡土布、广开销路，再次牒呈天津商会禀请划一纳税，改变“土布征税无定”的局面，终于为高阳土布争取到“每疋九丈按五分纳税，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纳税”的优惠税率[9]（P82-83）。
税厘的减免，降低了高阳土布的运销费用，极大地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销路不断扩展，甚至远销海外。高阳土布的畅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进口替代”的作用。1906年，自天津进口的日本洋布为13.62万匹；而到1910年，却突降到2万匹左右。当时，日本人便把日本洋布对中国华北出口量的下降归因于高阳织布业的兴起[13]。
（四）兴办实业教育，培养新型人才
经营新式的工商业，需要掌握新型工商业知识的人才。高阳商会不仅致力于改良生产工艺和开拓市场，促使高阳布业兴起，而且从一开始就同时致力于新型人才的培养。
商会成立后，就立即派人赴天津实习工场学习织造，他们学成以后回到高阳，对倡造新式织机、普及织造技术起子积极的推动作用。派出学习可解燃眉之急，并非长久之计。高阳商会和各商号集议后决定，利用对商人的抽税和商家的自愿捐输，兴办实业教育，培养高阳布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并于商会院内创设商业夜校，“以各商家学徒为学生，聘公正士绅为教习”。由于学生日渐增多，商会已容纳不下，1908年，商会在高阳县城东街建立学校，“修筑讲堂五间，教习宿舍三间”，将夜校正式改为初等预科学校。1910年2月，报农工商部批准，仿京师私立第一中学成例，初等预科学校扩展为中等商业学堂，同时商会购得冯家大院，建筑新校舍，扩大招生规模，专门培养商业管理人员。
学校课程的设置为：前三年为普通科，主要学习基础理论知识。为学习外国先进织染技术，还开设了英文课。最后一年为专业科，分织专科和染专科，半天上课，下午在学校实习工厂实际操作。实习工厂设置铁轮机、楼子机和供学生实习染色整理工艺的锅炉、染槽、轧光机及各国进口染料。至1937年，该校共培养出毕业生四百多人。这些有理论有实践的新型专门人才，先后成为高阳各大商号和各机器染轧厂的骨干力量，为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兴学育才，意在久远，高阳商会为商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并掌握新型工商业知识的人才，促进了商人队伍整体素质的近代化，成为高阳布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
在各地商会的劝导推动下，清末民初以来，直隶区域乡村经济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商品生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增长，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些变化对社会经济、政治诸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乡村手工业的调适与勃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进口替代、挽回利权的作用
近代中国，国门洞开，洋货充斥，利权外溢。振兴商务，发展实业，挽回利权，是当时政商绅学各界的共同愿望，也是各地商会立会的根本宗旨。如磁州商人禀请速立商会文中申明：“务祈内弊剔除，外情洞悉，使利权不致旁落，商业日形茂盛，是则职商等立会之本意也。”[4]（P196-197）高阳商会始终把“改良土布、提倡工艺与振兴实业、畅行中货、共挽利权”连在一起[4]（P229）。
在近代城市工业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乡村手工业的调整与发展，不同程度地抵制了洋货的倾销，部分地起到进口替代作用。如前述，高阳布区手织业经过工艺改良，迅速成为华北农村英、日洋布的有力竞争者。1906～1907年，天津进口的英国粗布为11万匹；1908年，减少了一半左右。此后，直到1911年，一直停留在每年5万匹的水平上。1906年，自天津进口的日本洋布为13.62万匹，到1910年，下降到2万匹左右。在当时，日本人便把英、日棉布进口下降的原因归之于高阳布业的兴起[13]。再如草帽辫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外贸易表现为外国商人从中国廉价收购草帽辫，在国外制成草帽后输往中国，转手之间获取巨额利润。民国以来，随着草帽需求量的巨增，城市机器帽厂和乡村手工帽厂蓬勃发展，国产草帽逐渐夺回了国内市场，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二）乡村经济的兴盛，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为民族工业尤其是近代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直隶地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为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城市的机器面粉业、机器纺纱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城乡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长期并存的二元模式久为“学术界关注”。二元模式中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互补，但互补构成两者间关系的主导面[14]（P60）。以直隶农村最主要的棉织业为例分析，这种互补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手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机器纺纱业的发展。直隶地区农村手织业正是由于机纱的输入和铁轮机的推广而获得转机，蓬勃发展；而织布业的发展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机纱市场，为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华北地区的纱厂，自1909年安阳广盖纱厂开车起，到1954年的25年间，在天津、唐山、石家庄、宝坻、青岛、济南、安阳、武清、郑州等地共有23家纱厂开车生产，其中除青岛4家日资纱厂外，其余19家都是由民族资本开办[15]（附录一）。如果没有巨大的农村市场作依靠，华资纱厂是很难发展如此迅速的。同时，进口洋纱直线下降，1913年华北直接进口洋纱42万余担，1931年便下降到仅145担[15]（P371）。民族机纱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而且国产机纱还有少量供出口。
2.农村手织业的产业改进促进了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引发农村织布业革命的铁轮机，最初都是从日本引进，由天津田村洋行输入。随着铁转机在直隶农村的广泛使用，民族机器业也开始涉足足踏布机（铁轮机）市场。天津三条石几家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如金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春发泰、双聚公、水利祥、金盛德等都是靠制造织布机起家。到1929年，天津织布机制造厂达15家，共生产织布机及其附件产品达5383件，销售值达126457～170187元之间[14]（P65）。各厂除生产织布机外，主要产品还有轧布机、蒸布机、染布机以及弹花、轧花、打包机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村织布业的发展，也就不会有天津机器制造业的繁荣。
此外，农村手工业的兴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村的有效需求，使工业品的农村市场不断扩大，从而有力地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三）乡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农村新型精英阶层的崛起
以高阳织布区为例，随着高阳布业的兴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极大发展，尤其是“撤机制”的盛行，促成了包买商这种新型商人资本的崛起，迅速演化并上升为高阳农村社会的精英阶层与重要社会领导力量。这是自古以来传统乡土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高阳布商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地域限制，在全省、全国甚至海外都备受关注。如高阳商会创始人之一的张造卿，经商起家，在高阳县城经营德信隆布庄、一信煤厂、华信手工染坊等，曾当选为直隶商会联合全会长；杨木森，是一传奇式人物，推布车出身，高阳商会创始人之一，为振兴高阳布业，他提倡改造织机，用洋纱机织宽面布，并大胆创新，普被选为全国总商会副会长。一个三等小县商会代表却登上令人垂涎的全国总商会副会长的“宝座”，在商界引发了一场震动。
（四）农村经济的兴盛及其专业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集镇的勃兴
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直隶广大农村，随着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农村市镇勃然而兴。市镇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心，是六中城市与广大农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千千万万分散经营的农民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而被融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的。
据从翰香研究整理，民国时期直隶农村地区可统计的124个县中比较重要的市镇有586个[3]（P122-124），平均每县约拥有4.7处，同乾隆《大清一统志》所载全地区共有105个集镇的数量相比，增长了近五倍。
研究表明，直隶地区的市镇密度为每千平方公里4.6个，其中集镇密度为10～33镇/每千平方公里的有32个县，4.6～9.9镇/每千平方公里的41个县。在集镇密度最高和次高两类73个县中，有57个县分布在冀中京汉、津浦两路及其中间地带，沿京汉铁路东侧地区所占比例最高。这一区域正是冀地商品棉、商品粮等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也是直隶农村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可见，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为市镇的勃兴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没有农村经济的振兴也就没有乡村市镇的勃兴[3]（P123～138）；而工商市镇的勃兴，则意味着以口岸城市为核心的新的地区性市场体系开始发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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