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与车战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车论文,车战二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车与车战——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一》发表于23年前（注：《战车与车战——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之一》，《文物》 1977年第5期。）。当我写的《中国古代的甲胄》一文连载于《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和第2期后，当时在《文物》月刊编辑部的沈玉成兄就督促我写关于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的札记，供《文物丛谈》栏目之用。同时杜在忠执笔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注：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 ）已送交《文物》，为促使该简报得以早日刊出，我同意配合西庵西周车马坑资料先写有关战车的札记。在《战车与车战》发表后，又在沈兄督促下连续写了四篇中国古代军事装备札记，除札记之四外，其余三篇也先后发表于《文物》月刊。后来这些札记都与《中国古代的甲胄》等论文集结成《中国古兵器论丛》（注：《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战车与车战》经修改后收入该书第79～93页。该书增订本出版于1985年，《战车与车战》未再修改。）。自《战车与车战》一论（以下文中简称“一论”）刊出至今，随着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关古代战车和车战兵器装备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从而加深人们对中国古代战车和车战的研究，补充过去认识的不足之处，也可以改正过去的一些失误，故此作《战车与车战二论》。值此短文刊出之际，忆起原督促我写一论的沈玉成兄已仙逝数年，痛失良友，总觉怅然，书此为念。
一
据至今已获得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以马拖驾的木车实物的遗迹，都发现于商代晚期，绝大多数出土于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安阳殷墟（注：关于安阳殷墟出土车马坑的一般情况，可参看：1.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2.杨宝成：《殷墟发现的车马坑》，《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38～14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3.郑若葵：《试论商代的车马葬》，《考古》1987年第5期。）， 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商墓群的车马坑资料迄今未发表正式简报或报告，发掘消息可参看：1.胡秉华：《滕州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第159～160页；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二十年》之四《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8期。 ）和陕西西安老牛坡（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等地近年也有发现。 商代晚期以前曾否使用马车？尚待今后在考古调查发掘中继续探寻。曾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角城墙内侧的道路上，发现过车辙印痕，那确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古代用车的最早遗迹，应引起重视。发现的车辙印与城墙并行，轨距约为120厘米，辙沟呈凹槽状，口部一般宽20厘米左右。 在车辙之间和两侧附近路土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发掘者认为有可能是驾车的牲畜踩踏所致，但不知留下踩痕的牲畜为何物（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目前仅有辙痕尚难表明车子的拖驾方式，轨距也比商代晚期马车窄小。所以，这一发现虽明证当时已使用装轮的车子，但尚难定为马车（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商墓群的车马坑资料迄今未发表正式简报或报告，发掘消息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二十年》之四《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8期，第22页。），更不宜说明当时已使用马车作战。因此，关于中国古代马车的发明始于何时？尚是今后值得继续探索的课题。与上述课题相关的另一课题，是中国古代马车的来源问题，已有论述依据中国古代马车及西亚古代以牲畜拖驾的车对牲畜的系驾法有所不同，雄辩地表明中国古代马车的轭靷式系驾方式“在古代世界上独树一帜，显示出我国早期的驾车技术无疑是我国自己的一项发明创造”（注：孙机：《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第59页，载《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但也有的论述从中国古代马车与西亚马车形貌的近似，认为西亚的车子由早期游牧部族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并经由西亚至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蒙古草原最后进入华北平原，从而传入中国中原地区，这可能是商代晚期马车“突然出现”之原因（注：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80～38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我们期待今后的田野考古新发现会使人惊喜，令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于何时得到切实的答案，那时也才能最终解决中国古代懂得用马车作战源于何时。
谈到中国古代车战起源问题，目前的一些军事史著作中，通常都引用古代文献叙述夏启伐有扈氏和商汤败夏桀于鸣条之役使用了战车兵（注：参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条目，张丽荣：《甘之战》，第345～346页；《鸣条之战》第8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但前者是引用《尚书·夏书·甘誓》，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也引用《甘誓》，中有“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等句，“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又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注：《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4～85页（本文所引二十四史皆用中华书局校点本，不另注，以下仅标注页数）。）论者据此认为夏启时已用兵车作战。但对《尚书·夏书》诸篇，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为都不是夏代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是战国或更迟的作品，《甘誓》因已见于战国前期墨子的著作中，至少在战国时期以前已存在，但它是否确系夏后启的誓师辞，人们还有争论（注：关于《尚书·夏书》诸篇，请参看张心澂：《伪书通考》上册《经部·书类》，商务印书馆，1957年修订本。最通俗简明的叙述，见马雍《尚书史话》第76页，中华书局，1982年。）。而且解释左、右即车左、车右，也是后世汉儒以春秋车战为据的解释。后者汤于鸣条之役用“良车七十乘”见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记述（注：《吕氏春秋·仲秋季·简选篇》：“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淮南子·本经训》：“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又《主术训》：“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而较早的《墨子》中仅记“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注：《墨子·明鬼》，孙诒让：《墨子间诂》，第221页，中华书局，1986年。 ）但司马迁作《史记·殷本纪》时并不取此说，为何？值得进一步思考。综上所述，夏与商初军队中是否有成建制的战车部队，实无确证，在夏启伐有扈氏和商汤败夏桀于鸣条之役是否使用了战车兵（注：对于鸣条之战曾否使用战车作战，有学者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如罗琨、张永山：《夏商周军事史》中是如此叙述的：“商人以利用畜力闻名于史，所以在军队迂回行动中，可能也利用了牛、马和车辆，提高了军队远距离运动能力。”见第1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也待今后继续探研。 目前我们尚仅能依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从商代晚期开始探研中国古代战车与车战问题。
二
据已发表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据以进行分析的商代木质马车，主要是河南安阳殷墟所出土。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马车的发掘工作大致分两个阶段，以本世纪50年代分界，在其以前虽已发现马车遗迹，但因受到当时田野工作水平的限制，没有能将木车遗迹剔剥清楚，因此在本世纪30年代于王陵区和小屯宫殿区发现的车马坑，都没有能将全车剔剥出来，较成功的也只保留有部分辕、轴、衡的痕迹，以及人骨和马骨，而缺乏有关轮、舆遗存的资料。其中小屯C区M20（注：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第15～ 21页，1947年。原发表时认为M20埋有四马一车三人， 但后来整理多次，又确定内埋不是一车而是两车，见石璋如：《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北组墓葬（上）》第16页，台北，1970年版。但在1947 年发表的平面图中，难于认定究系一车还是两车， 暂且存疑。）的车辕长265、轴长290、衡长170厘米，又M40的车辕长255、轴长290、衡长210、轨距225厘米，其余M45、202、204等车不详。但是在坑中随车下葬的各类器物，都保存了下来，前在一论中就曾据河南安阳小屯M20 车马坑中的遗物，分析了当时车上三个乘员：左、右、御和他们分别装备的兵器和用具。此外，M40也随葬有铜镞、骨镞、铜刀、铜弓形器、砺石、 骨锥等兵器和用具，M45有铜镞、骨镞和砺石，M202 有砺石（注：关于安阳殷墟出土车马坑的一般情况，可参看：杨宝成：《殷墟发现的车马坑》，《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38～14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统计表。）。在50年代以后的阶段，自1953年在大司空村M175（注：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第25～90页， 1955年。）的发掘开始，逐渐剔剥出整车遗迹，从而取得有关商代马车的较完整资料，目前从孝民屯（注：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考古》1977年第1期；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西区发现一座车马坑》，《考古》1984年第6期。）、 大司空村（注：杨宝成：《殷墟发现的车马坑》，《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38～14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白家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第57～61页，《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郭家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27～15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梅园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梅园庄东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98年第10期。）等地点不断成功地发掘了晚商车马坑遗存，现将已发表的资料列为表一。除安阳殷墟的晚商马车资料以外，1986年于陕西西安老牛坡墓地发掘出土的马车数据也列入表一中。由于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墓地获得的马车资料尚未正式公布，故表中暂缺。
表一商代晚期马车统计表
顺坑 轮 幅
轨
轴
序 出土地点
号号 径 数
距长 径
1 大司空村175146 18
215
3004.1～7
2 孝民屯南地1122 ?240
310 5～8
3 孝民屯南地2122 26?190[+] 5～8
4 大司空村 292
5 孝民屯南地7 133～144
22
217
30613～15
6 白家坟北地
49 134～147
18
223
3099.5～10
7 白家坟北地
151139 18??
?
8 孝民屯东南地 698 140～156 18 240
298 10
9 孝民屯南地
1613 126～145 18 224
294 10
10大司空村 755 130??220? 18
11大司空村 757 140?
20?274 12
12郭家庄
52
134～150 18
230
308 10～12
13郭家庄
58 ?
????
14郭家庄 146 120～141
16
223 300～312 10～12
15郭家庄 147 123～142
20
226 308～312
12
16梅园庄东南 40南 137～149 18
2403108～10.5
17梅园庄东南 40北???235[+] 5～7.5
18梅园庄东南 41
139～142
18
217305 9～10
19 陕西西安老牛坡 27
140 16
225315 ?
顺
箱(舆)辕（辀） 衡
号 广 进深高 长 径长
1 94 75 ?
28011
120?
2 134 8340? 2685～6× ?
7～8
3 100
?41 260[+] 6～7× ?
5～9
5 129～133 74
45 256 9～15110
6 137
73
22[+]
292 10
?
7 ? ? ? ??
?
8 ? ? ? ??
?
9 150
107
45 290 12～13113
11 ?100
44 292
12
?
261(直)
12 142～146 93～103 50 8.2～12 216
268(曲)
13 ? ?? ?? ?
14 168～172 106～109 47～49
266 11.5 220
15 149～15190 48～49
272 11140
227(直)
16 134～146 82～9439～508114
265(曲)
17 105～132
20[+]30～41 120+8
7.5～8 98[+]
250(直)
18 128～144 70～7543～4411
123[+]
280(曲)
19160
72 14[+]240
7?
顺驾 殉
序马 人 车内遗物及其它 出土时间 资料出处
号数 数
石戈、铜斨
1 2
1、铜镞22、骨 1953 (19)
镞10、铜弓形器2
2 2
1 1959 (20)1
3 2
-
右箱板外贴铜弓形器1959 (20)1
铜戈、镞10、弓形器、兽头
4 2
1 1966 (4)2
短刀、锛、策柄
5 2
1 1972 (20)2
皮矢箙 (内铜镞10)、铜戈
6 2
- 1972 (22)
2、 弓形器
7 2
- 1972 (22)
8 2
1
(位于墓道内) 1977 (22)
([14]C树轮校正3225±
9 2
- 1981 (20)3
145年)
102
1 1985
(4)2
112
- 1985
(4)2
(髹漆、画黑红纹饰、底板铺
122
2 1987(23)
席)
13 残存1 - 1987
(23)
142-
铜戈、车箱前镇土出铜族
(23)
152-
铜戈2、镞12、弓形器 (23)
1622
石锤 1995
(24)
17-- 1995
(24)
铜镞、弓形器、刀、锛、铲、
1821 1995 (24)
凿、策、石锤
192-
(漆皮) 1986 (6)
在一论撰写时，能列在殷周时代车子各部分尺寸表中的晚商马车只有4乘，现表一中已可列举出19乘马车的测量数据， 因此能对晚商马车有了较前更清楚的了解。一论中已指明了晚商马车的基本特征，即车子都是独辕（辀），两轮，方形车箱（舆），长毂。车辕后端压置在车箱下车轴上，辕尾稍稍露在箱后。辕前端横置车衡，在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轮径较大。车箱的门，都开在后面。通过不断获得的新资料，至少可以作以下补充说明：
车轮，晚商马车双轮较大，但埋入土中多易变形，从表一中车轮保存较好的16乘车求其平均值，约136.8厘米。因此认为当时轮径136厘米左右较合于实际情况。轮幅数由保存较好的14乘车看，只有两例超过20幅，孝民屯南地2号车达26幅， 似不可信（注：对晚商马车轮幅数的论述，请参看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第140页，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故当时车辐在16～20之间，其中8例为18幅，占绝大多数， 故应认为当时车轮通常为18幅（图二）。还应注意的是现已发现的晚商马车的轮毂都是木质的，迄未发现铜饰。
图二 晚商马车车轮复原举例（引自《殷周车制略说》图一）
车轴，按12例轴长较清楚的木车，取其平均值长304厘米， 故可知当时车轴长在300厘米左右。轴径以8～10厘米最多，在轴两端渐细，以套车
。铜质，长度都在14厘米以上（图一），表明车轴头端伸出轮毂外的长度都较长。
图一 安阳梅园庄车马坑M40出土晚商铜车
轨距，依保存较好的12乘车统计，宽215～240厘米，多数在220 ～230厘米之间，平均轨距为226 厘米。 前述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轨距仅120厘米，只及晚商木车轨距54%左右，实在太窄，难与晚商木车相比。
车箱，总的形貌是舆广尺寸大于进深，平均舆广138厘米左右、 进深96厘米左右。舆广与进深之比约为3∶2。车箱平面大致呈横长方形状，四角圆弧，或者前窄后阔而微呈梯形（图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27～15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或者前面两角圆弧较甚而近椭圆（注：对晚商马车轮幅数的论述，请参看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第157页图一一A，《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至于舆高多数保存不好，估计高度至少超过40厘米，应为50厘米左右。
图三 安阳郭家庄车马坑M52晚商马车
辕和衡，据保存较好的14例看，辕长多在260～292厘米之间。车衡保存完好的实例最少，看来衡长至少应超过110厘米。除直衡外， 已在郭家庄发现有曲衡的实例。
车前驾马数量，表一所列诸车除一例不明和一例只存一马外，其余17例均为双马。此前30年代发掘的M20 原发表的平面图显示的似为四马一车三人，但后来整理者又提出内埋两车的说法（注：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第15 ～21页，1947年。原发表时认为M20埋有四马一车三人，但后来整理多次，又确定内埋不是一车而是两车，见石璋如：《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北组墓葬（上）》第16页，台北，1970年版。但在1947 年发表的平面图中，难于认定究系一车还是两车，暂且存疑。）。目前除M20 一例外，晚商马车所驾马数均为双马，所以认为晚商马车通常是前驾双马应合乎事实，也就是当时通常只有驾于车衡的轭上的两匹服马，而还没有驾于服马两侧的两匹骖马。至于马具，已使用铜饰或贝饰的络头，出现了铜质的镳和衔（图四）。铜质的镳使用较普遍，表一所列诸车，西安老牛坡一例无马镳，安阳殷墟18乘车中，除3例情况不详，其余15 乘内11乘均出土有铜马镳，形制基本相同。以大司空村175号车马坑为例，双马均带铜镳，每付两件，出土于马口角两侧，形近方形，长7.3、宽7.2厘米，中有圆穿以系革衔，一端有长穿，背后有两个半管形通孔， 用以与辔和络头相连。其余铜镳形制、尺寸大致相同，只是有的背后管形通孔剖面作三角形。马衔则与镳不同，晚商多用革带为衔，极罕见铜衔，前述有铜镳的马车中，只有孝民屯南地1613号同时出有铜衔，形状为两个相互套结的“8”字形，通长14厘米。那座车马坑曾作[14]C年代测定，树轮较正年代为3225±145年。又，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获得的铜车马器中，马镳多达27件，马衔仅只2 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第96页，《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也表明当时铜马衔之使用极不普遍。此外，在郭家庄147号的两马腹部，都出有一圈中型铜泡， 排列有序，原为缀于革带上的饰物，表明当时马腹已使用饰有铜饰的革质
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7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图四 晚商铜车与马镳衔
1. 2.衔 3、4.镳
（1—3.孝民屯南地1613墓出土，4.郭家庄146墓出土）
三
考察表一所例举的19乘晚商马车，可以看出那些车的形制及辕马马具的配备均大致相同。在那19乘车的车箱内或其附近出土有各种兵器的有6乘，其中白家坟北地43号车箱内放置有内装10 支箭的皮矢箙（图五），箭上都装有铜镞，还有两件铜戈，既装备有远射兵器又装备有格斗兵器。此外，在矢箙附近还有1 件铜弓形器（注：商代的弓形器，过去多认为它与兵器有关，是用于弓上的部件，认为是弓柲，见唐兰：《“弓形器”（铜弓柲）用途考》，《考古》1973年第3期。近年的研究认为弓形器是一种缚于腰带上的御马器具，见林沄：《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历史专集》，1980年；乌恩：《论古代战车及其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327～33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又，考证弓形器的名称为“弭”，系御者系辔所用，见孙机：“《“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中国古舆服论丛》第62～68页。）。其余5 乘车处出土的兵器中格斗兵器有石戈和铜戈（图六）；远射兵器是弓矢，但均只存箭镞，有铜镞也有骨镞；卫体兵器有兽头刀。此外有斧、锛等铜工具和铜弓形器。此前于30年代发掘的小屯M20曾出土有3套兵器，在一论中已介绍过。其余M40、45也出土有铜镞、骨镞、铜刀以及砺石等物。此外， 山东省滕州前掌大墓地南区发掘的3座车马坑内均埋入一车二马， 并殉有一人，在车内放有铜兵器及髹漆盾牌（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商墓群的车马坑资料迄今未发表正式简报或报告，发掘消息可参看：1.胡秉华：《滕州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第159～160页；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二十年》之四《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8期。）。在车内或附近放置兵器，表明那些车可用为作战的战车。其余的马车没有放置兵器，有的车装饰较华美，如郭家庄50号车箱前栏的贴板和车箱底板都髹以红漆，靠前栏的栏板上还饰有上缀牙饰的红布，底板除髹漆外，还绘有黑红相间的纹饰，上面铺席，表明是一乘比较讲究的乘车。仔细观察这些供作战和用于乘坐的马车，看不出它们因使用功能不同而在形制结构方面有不同之处，可以认为晚商的马车均一车多用，既可乘坐，又可用于田猎或作战。
图五 安阳白家坟北地43号墓晚商战车
图六 安阳郭家庄车马坑M147晚商马车
12.铜镞 13、14.铜戈
马车内及附近出土的兵器，主要是弓矢和戈。弓矢是商代军中的主要远射兵器，能够保存至今的是箭上装的铜镞或骨镞。铜镞的形制相同，据大司空村175号、白家坟北地43号、郭家庄147号、梅园庄东南41号诸车所出均为扁体双翼有铤镞（图七，1）。从大司空村175号、白家坟北地43号车内铜镞出土情况，可知是以10镞为一组，是将铤插入箭杆，然后用细绳绑缚。白家坟北地43号车出土的10支箭，是镞锋向下插置于圆筒形皮矢箙中。戈是诸车中出土的唯一一种格斗兵器，白家坟北地43号车所出为直内戈，郭家庄146、147车所出3 件铜戈均为銎内戈（图七，2），通长23.5～25厘米。没有在车马坑中发现过矛、 钺等格斗兵器。戈虽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格斗兵器，也可以说是商代军队必备的标准兵器，但目前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戈柲长度都在80～ 100厘米左右（注：殷墟西北冈第1004号墓发现的銎式戈，柲长为100 厘米。1962年发掘的大司空村M21中发现的中胡二穿戈，木柲也长100厘米。河北藁城台西M7出土銎内戈，柲长87厘米。参看《商代的兵器与战车》，第359～360页，《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这也可以从商代金文中执戈人形得到佐证，戈柲多仅及人体高的1／2～2／3，适于右手执戈、左手持盾步战格斗。目前在车马坑中没有发现矛，在田野考古中获得的矛远较戈为少，总数只及戈的1／3强，且已获知矛柄长仅约140 厘米左右（注：安阳大司空村312号墓矛柄朽痕，约长140厘米。殷墟西北冈第1004号墓发现的銎式戈，柲长为100厘米。1962年发掘的大司空村M21中发现的中胡二穿戈，木柲也长100厘米。河北藁城台西M7出土銎内戈，柲长87厘米。参看《商代的兵器与战车》，第360页，《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虽较戈略长，仍是适于步战格斗的兵器。在马车上发现的防护装具是盾，但考古发掘中发现过的皮甲和青铜胄也应能装备车上的战士。至于驾车的辕马，尚未发现有任何防护装具。
图七 安阳郭家庄车马坑M147出土铜镞和铜戈
1.镞 2、3.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车到商代晚期才逐渐发达，所驾马数除一例外，都是双马，且当时乘车、田猎用车和战车没有明显区别，处于一车多用的初起阶段，缺乏专为作战而制作的战车。再看与马车同出的兵器装备，虽然已出现由进攻性兵器中的格斗兵器——戈，远射兵器——弓矢，以及卫体兵器——兽首短刀形成较固定的组合关系，还配备有防护装具——盾牌。上述兵器组合用于车战，尚欠完备，明显缺乏可供两车错毂格斗或在车上杀伤地面徒步敌军的长柄兵器，只有依靠弓矢远射作为杀伤敌人的有效手段。
分析目前所知资料，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商代前期应已有以牲畜拖驾的车，可能已有马车（注：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遗迹，虽难知是否以牲畜拖驾，但古史传说中多有商人先祖始创以畜力驾车的记述。《世本》有“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的记述，胲即王亥，为商先祖，相土亦商先祖，故商人当懂得训牛、马以拖驾车子。可参看孙淼：《夏商史稿》，第479～48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又，殷墟出土晚商马车的制作工艺已颇成熟，木车制作规范，表明其前应有较长的发展历程，并非突然出现，故商代早期应已有马车。殷墟所出车马，均出于大型祭祀遗址和墓葬所附车马坑，目前偃师商城尚未进行有关上述遗迹及大型墓葬区的探掘。因此早商马车，尚待今后的考古新发现予以证实。），但使用并不普遍。军队以步兵为主力，指挥战斗的将帅或身分高的贵族，可能利用牲畜拖驾的车为运载工具，乃至成为指挥中心，但不具备组建成建制的战车兵为军中主力的条件。
第二，商代晚期马车制造工艺有很大发展，双马木车较多地用于军事，但缺乏适于作战的专用车辆，又未形成适于车战的组合兵器，所以战车兵并不发达，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商军以步兵为主的传统面貌，战车兵还难于成为克敌致胜的主力兵种。
战车兵不够发达，轻敌自负，训练有素的兵员不足，诸多因素汇聚在一起，终成晚商军队致命的弱点。当周人及其盟军大军压境，会战于牧野时，面对以戎车三百乘为主力的周武王军队，商纣军难与对抗，终于难逃兵败覆亡的厄运。
四
在一论中所能例举的西周马车实例，只有陕西长安张家坡（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年陕西长安县沣西乡考古发掘资料》，文物出版社，1962年。）、北京房山琉璃河（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房山县文教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山东胶县西庵（注：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三地出土的6乘马车。此后在陕西、河南、北京等省市陆续发掘的多处西周的车马坑，近年已出版发掘报告，主要是1973～1977年北京市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的发掘中出土的车马坑（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1974～1981年发掘陕西宝鸡
国墓地出土的车马坑（注：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1983～198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发掘出土的车马坑和随葬轮舆遗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1990～1999年河南三门峡市西周虢国墓地发掘出土的车马坑（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这些报告中刊出的西周马车超过40乘，还有许多随葬于墓中的轮舆遗存（注：张长寿、张孝光：《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以西周马车与晚商马车相比较， 可以看出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是车前驾马的数量，除双马外出现了在两匹服马左右两侧各增一匹骖马。张家坡第二号车马坑（168号墓）的第一号车（图八）、 长安普渡村车马坑（27号墓）中马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84年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9期。）、琉璃河IM52CH1车马坑中马车（图九）、山东西庵车马坑中马车，均前驾四马，它们都是西周早期的遗物，因此从不同省市的四处西周车马坑都存在四马木车来看，车前驾四马的马车当时存在较普遍，并非是偶见的特例。
图八 长安张家坡第二号车马坑（168号墓）第一号车
图九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车马坑
第二，在木车的细部结构上有许多改进。晚商车轮的轮毂都是木质的，到西周时则在车毂上附加铜饰，据学者分析先是在车毂两端各加一个铜
，铜上有钉孔，可以钉在木毂之上。以后除建辐的部分外，两侧各用、
、軧分别合铸成一整节。最后是整个车毂包括建辐的部分都由铜、、軧套合（图十），在軧上留出纳辐的凿孔（注：对晚商马车轮幅数的论述，请参看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第141～142页，《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车毂上加上铜饰，除美观外，主要是起加固作用，自比晚商车只用木毂牢固得多。西周车轮的轮径仍大致与晚商车轮近似。以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出土西周轮舆为例（注：张长寿、张孝光：《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第157页。），发现车轮遗迹总数达70轮，其中能测知轮径、辐数的有22轮，内有2轮直径为135厘米，其余20轮均为140厘米，仅比晚商车轮径平均值136厘米略大。但其轮幅有16轮为22幅，6轮为24幅，明显多于晚商车轮通常的18幅。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CHMK1 与M2012CHMK2两座车马坑中共清剥出32乘车，能辨明轮辐的多在22幅以上。毂加铜饰而轮幅增多，车轮自更牢固耐用，也更增多了承载能力。轴头所装铜，晚商多为长型，西周时虽也用长型，但开始出现短型，西周早期长、短两型并存，长安张家坡第二号车马坑（168 号墓）所葬二车，一乘用长木辖，另一乘用短铜辖（注：对晚商马车轮幅数的论述，请参看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第143页，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以后用铜辖的短型日益流行，这型长约10厘米左右。轴头缩短，自使木车行驶时更为灵便。同时由轴饰固定在轴上的伏兎，可以抵住轮毂，防止其内移，还可以缩小辕、轴相交处和辕与前后轸相交处挖槽的深度，从而增强辕、轴杆件的强度（注：对晚商马车轮幅数的论述，请参看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第161页，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图十 商、西周车毂和毂饰
（引自《殷周车制略说》图二）
1.安阳殷墟西区M7 2.长安张家坡M168 3.安阳殷墟西区 M701 ∶75 4.浚县辛村M3∶43 5.浚县辛村M3∶42 6.浚阳辛村M5∶24、25、26 7.浚县辛村M5∶21、22、23 8.浚县辛村M1∶2 （以上均据报告数据参考图版绘图）
第三，在马具方面，铜马镳也由晚商时近方形的形制改成更简易实用的圆涡形。铜马衔日益普遍，仍为两个扁平“8 ”字形椭圆环互相套合而成，长度近20厘米。与衔、镳结合在一起的马络头也更加完善（图十一），有时还有配有贝饰或铜饰的笼嘴。
图十一 长安张家坡M104车马坑出土马络头结构图
3∶1、2.铜镳 4∶1、3～5、9、11、12、15～17.长条形铜泡
4∶2、6～8、10、13、14、18.十字形铜泡
除了马车的改进以外，西周时期也已开始出现一些新兴的格斗兵器，在山东胶县西庵马车的车箱中除远射兵器弓矢所用铜镞和近战格斗的铜戈外，新出现了铜戟。三门峡虢季墓中除各式铜戈外，伴出有5件铜矛，全长均超过24厘米，有宽叶与窄叶两种（注：对晚商马车轮幅数的论述，请参看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第141～142页，《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北京昌平白浮M3虽然没有车马坑附葬，但墓内是将大量铜车器与兵器同放置在一起，格斗兵器有戟、矛、戈和钺，卫体兵器有短剑，防护装具有铜胄和盾（仅存铜盾饰）（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此外，也已在长安普渡村第18号墓发现42件铜甲片， 均为长方形，四角有穿孔，分长短两式，长甲片14片，长10.4、宽4.05厘米；短甲片28片，长7.2、宽4.2厘米，均厚0.15厘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84年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9期，第775页。）。经复原研究，可能是连缀于皮革衬地上遮护前胸和腹部的护甲（图十二），相当于汉魏时两当铠的当胸部分（注：白荣金：《西周铜甲组合复原》，《考古》1988年第9期。）。普渡村西周墓出土铜甲，使我们获得了有关中国古代确曾使用青铜制甲的信息。（注：在一论中曾推测山东胶县西庵马车箱内放置的兽面纹铜器是胸甲，系采用原简报的论述，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第68页。 也有人认为是盾饰，参看柴晓明：《论商周时期的青铜面饰》，第1117页，《考古》1992年第12期。）
图十二 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铜甲复原示意图
将有关西周马车与车战兵器装备同晚商马车与兵器装备对比，可以看出战车与车战兵器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是增加了驾车辕马的数量后，一方面动力增加，可以加快车速。另一方面增强了战车的冲击能力。车轮毂装置铜饰和轮上增加轮幅数量，铜由长型改短型并普遍使用铜辖，都增强了木车的牢固程度，使车辆更灵活耐用。因此西周的驷马战车的性能远远超出晚商双马战车。
第二是车战用兵器组合逐渐形成，由长柄的戟、矛和短柄的戈相配合，初步形成适于错毂格斗的车战兵器组合。铜胄和铜甲的使用，增强了防护装具的功能。
驷马战车的出现和车战兵器组合的初步形成，使得战车兵在西周时期得以占据军队主力兵种的位置，逐渐步入中国古代车战的高峰期。
五
西周时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出威力的驷马战车，到东周时成为各诸侯国军队的标准装备，战车的乘数成为一国军力大小的标志。自50年代最早在河南辉县琉璃阁首次成功地剥剔了战国马车（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以来，春秋至战国时期的车马坑不断被清理发掘，近年陆续出版正式报告的资料，主要有山西太原金胜村春秋赵卿墓车马坑（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山西侯马上马墓地春秋车马坑（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车马坑（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
墓车马坑（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湖北江陵九店战国车马坑（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等，还有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车马坑，目前只发表了简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河南淮阳瓦房庄马鞍冢楚国战国时车马坑（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和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注：洛阳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 前者出土了装有青铜护甲的战车，后者表明强弩已成为车上装备的远射兵器。此外，还有一些有关车战的重要考古发现，提供了当时将士装备的成套皮甲胄及驾车辕马装备的皮马甲，还有车战的成组合兵器及防护装具，以及有关战车的竹简简文，主要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荆门包山楚墓（注：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和江陵天星观楚墓（注：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 《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有关的考古资料已大致可以勾画出中国古代车战最兴盛时期战车和车战用兵器装备的大致面貌，值得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是东周时期的马车依使用功能不同已有所区别，中山王墓的车马坑中出土的马车，已可据其形制和装饰的不同，区分出华美的乘车，以及用于军事和田猎所用车（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514～516页。）。因篇幅关系，本文不拟具体分析东周马车，只重点观察由河南淮阳马鞍冢出土的战车。在马鞍冢二号车马坑中的四号车，是一乘特征明显的战车（图十三），该车轮径136厘米，32幅，轴长294、径11厘米，轨距208厘米，辕长304厘米，一衡二轭，车箱宽142～148、进深94～110、高34.5厘米，箱后开宽48厘米的车门。作为战车，有两点突出之处，第一是在车箱外侧钉装青铜护甲，甲板每块长13.6、宽11.6或12.4、厚0.2厘米，共钉80块。其中48块分别钉装在左右两侧车箱后半部，每侧有4列，每列6块。另32块分别钉装在箱后车门两侧，每侧4列，每列4块。第二是增强了车毂外侧伸出部位的牢固程序，从外向内套装有4道铜箍，箍上均有小孔，以将其牢牢钉附于毂上，经过铜箍加固，可以增强战斗中错毂格斗时抗撞碰的牢固程度。马鞍冢四号车主要是增强在战斗中战车的防护，保护乘员免受伤害以持续作战。洛阳中州路出土的战国时驷马战车（图十四），则着眼于增强战车的火力，将强弩装备于车上，弩力强劲射程也较弓矢远得多，用于战车自然极大地增强了远射能力。在车箱前档板外侧安装有一双带有错金银纹饰的铜承弓器（图十五，1），木车出土时承弓器保留于原位，但当时发掘者误将其复原于弩臂前端（注：洛阳博物馆：《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考古》1974年第3期，第177页图七。），当秦始皇陵一号铜车出土后，车箱挡板外侧装有承弩的双承弓器（注：“承弓器”应名“弩辄”，见孙机：《略论始皇陵1号铜车》，《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9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从而可以正确地复原中州路战国马车上承弓器的位置，明确其作用。该车装备的弩和箭仍保留在车箱中，弩除铜弩机和臂盖（图十五，2）外，木弩臂也存残痕，总长54厘米。弩箭50支，仅存铜镞及部分残杆。此外，在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注：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和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都出土过前带矛刺的铜车，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连矛刺长37厘米（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22～325页。）。但在已出土马车上还没有见到过装有带矛刺车的实例。这种车装在轴头，可以在战车冲击时损伤敌方车毂，也可杀伤徒步的士兵（注：孙机：《有刃车与多戈戟》，《文物丛谈》第42～5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图十三 河南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四号车
（车箱外表钉装青铜护甲板）
图十四 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
31、32.铜承弓器37.铜镞38.铜弩机
图十五 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出土铜承弓器和弩机
1.承弓器2.弩机
第二，为了保持战车的战斗力，这时采取了有效地保护辕马的措施，制作了皮质的马甲和马胄。先是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髹漆皮马甲，保存比较完整的是防护马头部的马胄。马胄是用整块皮革横压而成，鼻脊近平，顶部正中压出圆涡纹，两侧开出耳孔和目孔，鼻部也有透孔，两腮压成凸出的云纹状腮护。皮胄内外均髹黑漆，上绘有朱红、金黄等色纹饰，细致精美。马甲虽有保存，但散乱残损较甚。后来在荆门包山楚墓又出土有皮马甲，保存较完好，可进行复原。包山马甲的马胄，是由顶梁片、鼻侧片、面侧片共6片甲片组成（图十六）。马甲胸颈部分由 25片甲片组成，分5列，每列5片。身甲由48片甲片组成，左右对称，各分4列，每列6片，特殊部位的甲片形制不同。复原后马胄长66、最宽处74厘米，胸颈部分长70、最宽处约60厘米，身甲长130、每侧宽约60 厘米（注：白荣金：《包山楚墓马甲复原辨正》，《文物》1989年第3期。）。辕马披上这种皮马甲，可以有效地保护头、颈和躯干，免遭敌方矢石损伤，从而保证战车正常进行战斗。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以金属制作的供战车辕马使用的铠甲。
图十六 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皮马胄甲片举例
1.顶梁片 2.鼻侧片3.面侧片
第三，车战使用的成组兵器已颇完备，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可为典型代表，出土的装长柲的格斗兵器有矛、戟、殳，装短柲的格斗兵器有戈。矛共有49件，除1件短柲粗矛全长225厘米外，余皆全长 418～436厘米。戟有30件，分三戈有刺、三戈无刺和双戈无刺3 型， 全长325～340厘米。殳7件，全长327～340厘米。晋杸14件，全长312厘米。戈66件，全长127～133厘米。这些格斗兵器的长度比例，大致与《考工记》相对应。可以看出，全长超过300厘米的矛、戟、殳， 均适于在战车上两车错毂时格斗，只有短柲的戈仍保持商殷以来的传统长度，难于错毂格斗，仅能在车毁后近战格斗或下车步战时才能发挥杀敌效能。上述成组合的格斗兵器配合远射的弓矢，使车战兵器臻于完备。防护装具是盾和皮甲胄，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皮甲胄已有多领被剥剔复原。但是目前缺乏这一时期青铜甲胄的资料。
十分明显，专用于作战的战车和完备的车战兵器装备，正反映着当时车战兴盛的史实，但是当车战达到它的历史高峰时，也孕育着导致其衰亡的因素。钢铁兵器和防护装具的出现，步兵的复兴和骑兵的兴起，逐渐改变战国晚期军队的面貌，最终导致车战的衰微，驷马木制战车和与之配合的成组青铜兵器，虽然延续到秦和汉初，但终将退出战争舞台，让位于骑兵和步兵为主力的新型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