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无常。蓦然回首，竟发现20世纪就将结束自己伟大的历程。在漫长而又短暂的百年中，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是，这个世界在科学、文学等各种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步和发展。现在，面向21世纪，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和探讨各种令他们感兴趣的、有关这一世纪的话题。
奇怪得很，在文化领域诸多热门话题中，有个话题尤为引人注目，待到苏联解体后，它更成为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被各国的、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踏访着，如一个陈旧而奇瑰的梦，那就是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也许这是惊奇于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时代的夹缝里，竟然会造化出一个灿烂辉煌的白银时代。也许是感叹于它的短暂和多舛，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文化精英们跨鹤西去，只剩下花瓣片片，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史册上，散发出永恒的幽香和无限的惆怅。也许是这泓白银文化的清溪中沉潜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谁也避不开它作为一个时代而光耀百世的辉煌。
称白银时代，是相对于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而言，它不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挂在体育明星脖子上的金银铜牌，可依次排定名次。
19世纪中叶开始的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造就了一座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大家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高峰。不过，大凡高峰树起后，后人每每高山仰之，东施效颦，它成了后来者不得不继承的遗产。过于迷恋承袭而不力求创新，过于注重传统而不摆脱前人的窠臼，这丰厚的遗产就累聚成一座沉重的负担，令后来者诚惶诚恐，不知所以。
而白银时代文学的盛大，归拢来说，恰恰在于它是一批极富天赋、然抱定“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抗风云”宗旨的文人和团体的集合、汇聚。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来这里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一时间墨香馥郁，气吐万汇。
二
最先登场的是象征主义。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序幕，就是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的峰巅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明斯基、维亚·伊万诺夫等宿将拉开的。接着，第二代中又有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名家加盟。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学团体的实力非常强大。虽然，俄国的象征主义是由于19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曾经如日中天的诗歌的日渐衰微，在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它并不同于西欧象征主义，它的先驱者乃是弗拉季米尔·索洛维耶夫。索洛维耶夫是权威的宗教哲学家和颇有名气的诗人，虽然他于1900年去世，但是，他的美学、哲学、神学思想以及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对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引出了宗教哲学家索洛维耶夫在理性上的完整性。他在神学上的主要学说是东方和西方的信仰应该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中得到一致，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完整统一”的，因此曾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统治，这种空想的破灭又加深了他关于反基督的出现和世界末日来临的情绪。受他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精英们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彼世，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颇可理解了。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玄奥、艰涩的诗篇中汇聚着他们的人神意识和宇宙感悟，埋藏着他们的孤傲、郁愤、才华和对尘世的不屑。也许正是这种理性上的大彻大悟和形式上的独立创新，他们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
象征派中，身兼二职，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也不乏其人。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别雷和梅列日科夫斯基。
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可以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称为“奇书”的话，那么别雷的《彼得堡》也当在其列，而且论资格，比上述两部名著都老。《彼得堡》发表于1911—1913年，《追忆似水年华》是1913—1927年，《尤利西斯》则1918年才开始在纽约一家杂志上连载。
作品的背景是1905年俄国革命，写的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堡短短十来天的事情。同样充满象征和意识流特征，同样内容包罗万象。难怪中译者钱善行先生说它除了与多数象征主义、意识流作品一样比较难译外，还有它特别的难度。“行文中随时遇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非洲和阿拉伯的古今文化现象、圣经故事、东方佛学诸流派和中国的孔子儒学，直到古今各国包括人智学、通灵术等等哲学观点、欧洲和俄国从古至今的民间传说和文学掌故……”有类同是自然的，因为这原本是同一个象征主义的世界。但是，不同的是，除了象征和意识流，别雷还追求小说的诗化和韵律化，追求叙述语言、结构和节奏的“音响效果”。
直接用文学形式体现索洛维耶夫的“反基督”思想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题材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作品包括《众神之死》、《复活了的众神》和《反基督》。第一部选取的是古希腊罗马晚期，描写古代文明的悲剧性衰落，历史人物是“叛教者尤里安”。第二部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人公是闻名遐迩的大画家达·芬奇，不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希腊诸神的复活、人性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得到确认。第三部同作者的祖国有关，主人公是他的同胞视为圣明和英雄的彼得大帝和被他杀死的长子阿列克谢。俄苏文学中的传统作品都有分清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习惯性功能，作家的笔道一划，黑白、善恶、忠奸分明。有趣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有意而为。作品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他作为象征，被作者有意识选取的，用以象征和表达他的反基督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此，如果要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史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裁定，恐怕是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
这些白银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潮流的，但却仅仅因为各自的美学追求、哲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最终导致解体，风流云散。
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解体脱颖而出的阿克梅派，高举完美、高超、高雅的大旗，作为他们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在他们的诗中，已经没有象征主义的玄奥和神秘，亦不从彼世去寻觅创作灵感和寄托感情与希冀，而专注于对自然生活的展示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探幽。被称为“阿克梅派六杰”的六位诗人都因对诗歌艺术和个人风格尽善尽美的追求，而成气候。日后，六杰中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更臻成熟，登上了俄国白银时代和整个20世纪诗歌的高峰。他们的“唯美”受到了时代的许诺，终于以自己诗歌的无穷魅力向世界昭示：真正的俄罗斯诗才本来就蕴藏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尽管两位天才一前一后被自己祖国的政治风波所淹没，但是，也许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增添了他们诗歌的澄明世界的内涵和价值。
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出现的俄国未来主义，在白银时代的诸多艺术流派中，也许是唯一一支非发轫于俄国的现代主义流派。未来主义的发起者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博乔尼·塞韦里尼等人的主张，给了他们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无论是俄国的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自我未来主义，都声讨和全盘否定传统文艺的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僵死腐朽的，与现时代的精神不相容的，奉创造与新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为圭臬。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大胆和反叛，引发出一场诗歌语言的探索与革命，造就了如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一批颇有成就的未来派诗人，而且日后还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中脱胎出两位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均以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和表达手段影响着俄国诗坛。
否定传统、唯我独尊，似乎太狂傲了些。其实，真正的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也无法妨碍它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光耀百世。但是，社会的发展时时需要改造传统，健康优秀的传统亦须不断激浊扬清，立美逐丑，问题是看改造者甚或否定者的人品、素质、立场如何了。马里内蒂走向了反动，马雅可夫斯基却迎接了革命。
三
有着优秀传统的现实主义在俄国白银时代异彩纷呈的现代主义流派面前，显得沉稳而充满自信。以高尔基和布宁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吐故纳新，激浊扬清，拓宽现实主义的视野和手法，让它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成就。
应该说，这支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它包容了一大批像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魏列萨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霍达谢维奇、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爱伦堡、扎米亚京、普里什文、格林等等名作家和诗人，他们或崭露头角，日后才达到创作的峰巅，或声誉日隆，各擅胜场，但他们的领袖人物无疑是高尔基和布宁。
布宁在俄罗斯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诗歌、小说、散文俱佳，文笔严谨，语言隽永。
布宁19世纪末，即189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高尔基赞誉他是“当代第一诗人”。但在他整个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说和散文，本世纪最初16年是布宁创作的极盛时期，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他的散文既具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感，又有绘画作品的色彩和光感，但他从不脱离生活单纯描写自然，并且注重语言的洗炼、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使他的作品熔诗、画、文于一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一直被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视为楷模。
高尔基虽然没有获诺贝尔奖，但他无疑是白银时代和20世纪俄苏文学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无法比拟的条件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极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在西方的一些论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专著中，往往把高尔基排斥在外，这是一种偏见和偏颇。谈白银时代而不提及高尔基，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高尔基自始至终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任何提法，包括人道主义作家和象征主义作家这些提法都是对高尔基的贬损。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错，但刻意强调未免失之矫揉。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这顶桂冠岂不大打折扣？构成高尔基“文学即人学”的精神基础的恰恰是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既导致了他对沙皇及资产阶级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也导致他反对十月革命初期革命内部的一些过激做法。这一精神也正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思想基础。
另一位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是安德列耶夫，其作品立足于现实主义，又汲取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的艺术经验，显示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新趋向，并给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有力的影响和启发。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孤独痛苦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和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溶，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丰富的思想感情。
由此可见，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有着层次丰厚的景观、绚丽的色彩和多元化的格局。它是一场新世纪的聚会，不同天赋、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学家相聚在这里，把人性付诸文学，又用文学引发人性；它是一场罕见的文学爆炸，短时期内积聚如此之大的能量，释放出如此众多对艺术不懈探求与革新的缪斯和艺术精灵，让人走进神话、寓言、历史和现实，走进宇宙感悟的云霓和心灵深处的幽眇，走进艺术王国的自由殿堂，去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于是，它成了俄罗斯文学一种玄秘、洁净、澄澈、高超的积淀，一份永久的遗产。
四
正在这时候，1917年俄历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是否导致了辉煌的白银时代的戛然终止，便成了众多学者探索和争论的焦点。1996年，有幸读到我国三位年轻学者的三部十分出色的有关白银时代的专著，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俄苏文学研究中的一块空白。按发表先后，它们是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郑体武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和刘文飞的《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他们对白银时代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它的研究分析又是如此随顺和深切，这使我不禁想起“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朽名句。不过，对这一问题他们似乎亦尚未作出明确的界定。
接着，1997年4月16日的俄罗斯《文学报》上， 又读到一位名叫斯拉瓦·列恩的长文《俄国文化的青铜时代（1957—1997）》，文中他认为“白银时代”当在1899—1922年之间。毫无疑问，在他看来，“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就有一段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的间隔，单这一点，就让人费解和困惑不已了。
在我看来，俄国的白银时代，既没有在十月革命之日，也未在1918年大批俄罗斯文化精英移居国外之时突然终止。它在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持续了一个较长时间，直到20年代末才逐渐归于沉寂、终结，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对苏维埃广大工农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取得胜利的欢乐只是短暂的瞬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内忧外患，战争，饥荒，经济萧条，百业凋敝，食物匮乏……所有困难都落在列宁这位伟人瘦削的双肩上。他为巩固政权、战胜敌人、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切严厉而极端的措施，但却似乎无懈顾及文化艺术。这给白银时代文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异和政权更迭，白银时代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显得迷惘和不知所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曾经呼唤过“让革命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的高尔基，对革命后的种种极端做法强烈地不理解，又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这场红色风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作出了痛苦的抉择，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流亡不定的生活中去追逐创作的灵感和天地。平心而论，这不是反动和背叛，而是对自身职责、理想、才赋、智慧的悲剧性执迷。那是一条艰难痛苦的路，但艰难痛苦对于1918年的俄国作家们都还不太在意，别离充满硝烟的故土不久，他们在异国对承受难苦和创造佳作的自信心还有充裕的贮留。他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对故国的眷恋熔铸于作品中，维系着白银时代俄国侨民文学的辉煌。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到一种对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和恨别离、愁故园的游子生命脉流的搏动。
高尔基在这期间，创作了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珍品，作为一种反思后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有意识摆脱他世纪初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或政治化倾向，表现了他在新时期对善良、正义、自由、真理的新的思索。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女诗人首屈一指者，当推才女茨维塔耶娃。这位书香门第的女诗人，18岁便发表第一部诗集，1917年完成诗集《里程》（1920年出版），奠定了她在白银时代的地位。她一生创作有长诗17部，其中有11部是在1922年侨居以后写成的。“文章憎命达”，苦旅思乡的人生激越了她的诗才。她的诗或散文，或是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地书简，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和爱的主题，凭借自身，散发出生命和博爱的微波，赋予词汇以深刻的含义，赋予形式与精神以和谐的统一。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悲痛和孤苦，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因此她的诗感情深沉，富有自身遭际的悲剧性内涵。但她的内心世界却坦荡无尘，充满着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俄罗斯，她爱艺术，爱诗，爱周际她所有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求新，无论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别具一格。白银时代文学如果不包括茨维塔耶娃，是不完整的，也不公平。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除了一大批早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外，也涌现出一些新锐，纳博科夫可算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1940年移居美国，1945年入美国籍后，人们一直将他当美国作家。其实，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出生于圣彼得堡，祖父曾任沙皇的司法大臣，父亲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和政论家，并酷爱文学。 由于家庭熏陶， 纳博科夫15岁便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919年，他随家人侨居英国，入剑桥大学，专修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1922年开始以“西林”的笔名用俄文发表作品，并获盛誉。他的作品以用词精美、典雅，意境深邃、奇特著称，创作方法兼融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成分，被称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
五
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国内的文学却呈现出一派繁荣和生机，与国外的侨民文学遥相对应，相映成辉，构成白银时代文学的另一道风景。
记得扬州个园的佳秋阁上挂有一幅对联：
秋从夏雨声中入，
春在寒梅蕊上寻。
可见许多事物亦如气候变化那样是很微妙的。
最活跃的自然是未来主义者。也许是十月革命圆了他们的梦，他们对革命的拥护真诚而狂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高昂的音调；无产阶级诗人们用钢铁般的语言高歌的诗篇，洋溢着自豪与自信，夸张与力量。与此同时，一位比马氏小两岁的诗坛奇才叶赛宁突然难以想象地冒了出来。说他突然冒了出来，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五岁读诗，九岁写诗，十五岁已写出抒情诗佳作。他欢呼十月革命，但又害怕革命后的农村变迁；他的诗抒情得具有奇异的魅力，又浸透着俄罗斯的泥土芳香；他兼收并蓄，却独辟蹊径，独创“意象派”。强调对诗歌形象的追求；他只开花，不结果，正当风华正茂时，却突然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留下了一个难解的人生之谜。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位风格迥异的轻派和响派的领袖人物，都匆匆离去，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巨大损失。
过早告别白银时代的还有以创作“美妇人”形象著称的勃洛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解体的象征主义，如今风流云散，各奔东西。留在国内的勃洛克，从革命中获得新的激情和源泉，走向他创作的顶峰，长诗《十二个》虽仍能找出象征主义的遗风，但通体音律和谐，外逸内刚，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和历史主义的思索。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亦是白银时代两位截然不同的大诗人。一位曾是阿克梅派的主将，另一位当时仅是未来主义的龙套。古米廖夫被枪决后，阿赫马托娃不再打出阿克梅的旗号，但诗风依旧，始终独立独行，我行我素，超凡脱俗，气度高雅。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未来诗派中，还只是个小角色，而且若即若离，并不心虔志诚。如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的诗艺已臻炉火纯青。如果说，阿赫马托娃追求的是完美、高雅，那么他追求的则是奇崛、严谨，诗风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位都视诗歌为生命。只要看帕氏自己的回忆录和最近问世并轰动一时的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就会知道这点。他们是十分真诚和执著的，由此才熔铸成为一代卓然独立的大家。
在这么一种相对宽松活跃、自由竞争的整体气氛中，小说领域也同诗歌一样一派繁荣景象。虽然许多小说名家移居国外，在异地创造白银时代的辉煌，留在国内的小说家应该说亦毫不逊色，在我看来，甚至略胜一筹。这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化和作品的个性化上。尤其是前者，对远离故土、虽尚有贮留但终究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源泉、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的侨民作家来说，是无可比拟的。
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我们过去总认为《铁流》、《恰巴耶夫》和《毁灭》是上品，原来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这样的精品。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品的深刻性。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涵，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布尔加科夫和巴别尔都是文坛奇才，一个荒诞，一个冷峻，但荒诞和冷峻中都透出几多庄严和诙谐，两人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创作上新的源泉，二三十年代都各领风骚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峰巅。尤其是布尔加科夫，《魔障》、《狗心》和《不祥的蛋》都是荒诞派的杰作，一部《大师和马格丽特》更是风靡世界，成了白银时代甚至20世纪的经典之作。谁也未曾想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竟会在作者死后二十余年才得以以删节本形式发表，更不会想到西蒙诺夫会以布尔加科夫遗产委员会的名义，为作品作序，称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顶峰”。
这种集讽刺、幻想、现实为一体的所谓“综合性散文”是当时一些白银时代作家的探索和尝试。扎米亚京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时，便创作过《岛民》讽刺美国社会。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而最成功之作便是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惊险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年。但后两部，一部发表于1932年，一部为1948年，远远迟于扎米亚京的《我们》。奇怪的是受《我们》直接启发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名气却远远超过前者。这又能怪谁呢？当时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的文霸们，动辄对一些作家和作品挥舞拳头，进行围攻，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谁也难逃其咎。
以《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名噪一时，并遭厄运的皮利尼亚克，是个创作个性独特的作家。20年代他发表了许多作品，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其实除了惊人的胆识，艺术上却一般。这时期，他的最好作品是《荒年》和《红木》。皮利尼亚克不属于那种站在历史峰巅俯瞰人类命运、以磅礴的气势结撰史诗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写俄罗斯的小城生活。《红木》、《荒年》所写的就是这种小城生活，它从许多荒诞不经的行为中给作品提供了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但正是在这些形似病态的乖戾行为中更鲜明地表达出时代的特征，揭示出革命以其荡涤一切的力量撕掉了形形色色人物体面漂亮的外衣，把他们细心包藏的恶习和不良影响暴露无遗。
六
俄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白银时代，造就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它时间不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然后慢慢衰落，到20年代末便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消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减员。不管是流落异乡的，还是在俄罗斯本土的，都有许多作家接连不断地撒手人寰，不管是自然死亡的，还是非自然死亡的。其二，是侨民作家创作源泉的日益枯竭。异国的土地，异国的风土人情，生发不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江郎才尽，虽安贫乐道，达观修养，无奈面对铺好的白纸却是一片空白。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大地上左倾文化思潮的泛滥。虽然十月革命后有过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作家们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但社会接纳这些作品却并不那么热情和宽容，尤其是作为左倾文化思潮的滥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等组织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不停歇地对文化精英们扣帽子，打棍子，口诛笔伐，使得有的作家封笔，有的作家为顺应社会的这种选择或悄悄调整自己的创作，或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白银时代由日渐黯淡而至终结便是必然的结果。
幸好，还有一位俄罗斯哲人留下了一个预言：
伟大的新世纪如今就要诞生，
整个世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标签：文学论文; 白银时代论文; 高尔基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我们论文; 作家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