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逻辑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逻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荀子是先秦时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主要的逻辑成就包括提出了类似于“理则”的命题，拥有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思想规律，制名方法、名的分类等有关概念的理论，以及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推理的逻辑方法等。由于《荀子》存在一些错字，再加上我们对于古代表述逻辑的语言，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距离，因而在介绍荀子的逻辑学成就时会产生不同的见解。而至今尚未有任何论文或专著论及荀子所提出的“理则”的命题。故把它敷衍成文。
（一）
荀子有一个名辩学术语“理”，比如：“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注：《荀子·儒效》。）；“心之所可中理”，“心之所可失理”（注：《荀子·正名》。）。在荀子之前的思想家并没有提出过“理”的概念，而“辩必中理”却成了《吕氏春秋》名辩学的重要命题，其《怀宠》篇说：“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辩也；士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后说，必当议然后议。”“辩必中理”显然是在荀子“言必当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关于荀子的名辩学论文，对于《荀子》的注释和研究专著，一些先秦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专著，都没有注意到他关于“理”的概念的重要性。《荀子》中出现的“理”，基本意义为道理、理性、思想法则，有时兼含礼义之意，由于荀子把礼义当作准则，所以仍然符合“理”的基本意义。
我们先来考察《荀子》中有关“理”的主要材料。《劝学》篇说：“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道为思想，理为法则。《修身》篇曰：“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道理指正确的想法、思想。“言必当理，事必当务”；“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注：《荀子·儒效》。）言论必须符合正确的思想，处理事务必须符合实际情况。凡是符合真理的事情，就做，不符合真理的就废除，就称之为适宜的事情。凡是符合真理的言论，就说，不符合真理的就舍弃，就称之为适宜的言论。《王制》篇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很清楚，文中之“理”即为法则。《正名》篇说：“心之所可中理，则虽欲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虽欲寡，奚止于乱！”思维的器官可以符合客观真理或正确思想的法则，也可能不符合。够了，已足以说明问题了：荀子所讲的理，就是指真理，指思想的法则、规则或原则。
思想的法则、规则或原则，可以简称为“理则”，也就是逻辑。荀子虽然没有创造出这个词，但在实际的运用上，确实就是这个意思。《天论》篇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贯，具有始终一致的意思，“理贯不乱”就是思想法则前后一致，就不会造成混乱。《正名》篇曰：“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用正确的思想规则作引导……就足以分辨是非曲直，不会再产生什么疑惑了。很清楚，“理”就是理则，就是逻辑。由于《荀子》中大量使用了名辩学的术语，而把这一真正的、可以同logic对应的词掩盖了。当然，他自己并没有对“理”作充分的理论阐述，也是一大缺憾！
logic，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逻辑，而孙中山曾经把它翻译成理则。尽管荀子没有对“理”作过明确的理论阐述，也没有创造出“理则”一词，但在论辩和行文中，他确实已经把“理”用作理则的意思了。这就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吕氏春秋》是一部集体编写的书，其作者群中有荀子的弟子，有关“中理”的理论肯定是在他的名辩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可惜也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
（二）
荀子在论及名辩学时经常使用“类”、“统类”的专有名词。温公颐认为类是逻辑的基本概念之一（注：《先秦逻辑史》第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云之、刘培育则认为他的“类不可两”，“对矛盾律已经有了认识”；又说“这正是同一律的内容和要求”；还认为“以类度类”包括“演绎性的类比推理”和“一般的演绎推理”（注：《先秦逻辑史》第224、225、226、2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那么荀子所谓的“类”和“统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类”在《荀子》中确实包含多种意思，比如：“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之类（注：《荀子·劝学》。），是为与礼法条文相比附的律例；“富贵者则类傲之”之类（注：《荀子·不苟》。），是为类似之意；“先祖者，类之本”之类（注：《荀子·礼论》。），是为氏族之意；而绝大多数的“类”，是为同类之意，若与“统”字联用，则更是同类、同一的意思了。“类”与“统类”的逻辑学意义基本上与西方逻辑学同一律的思想规律相当。
“类”和“统类”就是同一律。“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荀子·非相》。）事物的种类不相互抵触，虽然时间上有跨度，但是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所以用这种同一的思想规律去面对各种是非曲直，去考察杂乱的事物和现象，就不会迷乱。应该用同一律来思考问题。这里提到“久”的时间概念，显然是指思想上的前后一致，就是同一律。荀子又说：“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变万举，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注：《荀子·性恶》。）“圣人之知”是最高级的智慧，虽然成天讨论各种事物和现象，言辞很有文采，千变万化，但是思想始终是一致的。“终日”也是个时间概念，要求前后一致。而所观察的“邪曲”、“杂物”，以及终日所讨论的内容，则属于空间。时间上、空间上的一致，正是逻辑学同一律思想规律的内容和要求。类似的言论还有许多，比如；“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注：《荀子·非十二子》。），相信可信的，怀疑可疑的，属于同一的思想方法，其结果也是一致的；“法其法，以求其统类”（注：《荀子·解蔽》。），效法原有的法，是为了求得一致；等等。有了这些证据，说荀子关于“类”和“统类”的思想就是同一律思想规律，就不是什么牵强附会的意见了。
由于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既然思想上应该同一，所以语言虽然可以有文采，但是也必须“有类”。“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注：《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大略》。）《儒效》篇则说：大儒“其言有类”。在表述思想时，“多言而类”、“其言有类”是圣人之辩的标准。否则，“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注：《荀子·非相》。），表述思想时，其语言不伦不类，就是小人之辩。所以，语言问题上的“有类”，也就是思想上的同一。而且也反映了荀子十分重视语言与逻辑的关系，逻辑学家都是重视这一问题的。
政治家在处理各种国家大事时也应该运用同一律。圣王应该“听断以类”（注：《荀子·王制》。），对国家大事作决定时，处理政事时，应该同一。“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注：《荀子·大略》。）有的事物可以依据原有的法则执行的，就依据法则执行，没有现存的法则作依据的，就依据已有的同类事例作处理。这样作可以触类旁通，各种各样的事务就可以归入不同的类理而得到相应的处置。各种各样的赏罚事务依据同类的事例处理，就获得了应有的效果。这是同一律思想规律在政治上的具体应用。
总之，荀子关于“类”、“统类”的一些分散的言论，现在把它们“统类”起来，其在逻辑学上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思想规律的同一律。“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注：《荀子·礼论》。）有知之士就应该运用同一律的思想规律来纠正自己的思想方式，并用以指导平时的言论和行为。
通常认为矛盾律是指在思维时不能两是，不能两非，不能两可，不能两不可，更不能既是且非，既可既不可，就是不能自成矛盾。用公式表示：A是B又不是B。思维时不能自相矛盾，其实矛盾律应该称为“不矛盾律”。排中律是指排除模棱两可、模棱两不可、疑不可决的情况。用公式表示：A或是B或不是B。或是与或不是之间为“中”，思维是应该排除“中”，消除疑虑的。“类不可两”是指不能把同类的事物既归入此一类，又归入彼一类；“择一而壹”显然是指两者之中只能择取其一，使思想上一致而不矛盾。在是与非、可不可之间只能肯定地择取其一。《修身》篇曰：“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明辨是非者，称得上有智慧的人；能够明确地表述是非的人，就是正直的人。是非颠倒者就是愚蠢的人。“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正是非，治曲直”（注：《荀子·强国》。）。荀子反复强调是非要当、要分明，明辨是非，不失毫厘的人就是圣人。
矛盾律和同一律一样，对于处理国家政事有很大的功效。《解蔽》篇曰：“身尽其故则美，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农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当有不、或非字）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也。”能够透彻掌握事理的人是很美好的，同一种事理不能既认为是又认为非，既为可又为不可，所以智慧者择取其一而使自己的思想一致。有的人不能精于农耕，不能精于商贾，不能精于制造器物，却能管理这三种事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精于思想方式，而不是精于某种事业。精于某种事业者只能管好这一种事业，精于思想方法的人能够兼管各种事业。所以伟大人物专一于思想方法的正确性，并借助于它来考察万物。专一于思想方法则正确，用来考察万物则明察秋毫；用正确的思想和明察的理论来管理各种事业，都能管得好。
总之，矛盾律要求我们在思维时不自相矛盾，同一类事物的正反两种见解不可能同时成立，排除矛盾的心态，以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性。
既然“类不可两”、“择一而壹”属于矛盾律，我们都知道传统逻辑学的思想规律有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荀子“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就是排中律的思想。A是不是A，无法断定，或故意不去断定；A是不是B也无法断定，或故意不去断定。我们不去管故意不故意的问题，而应该说明的是“中”为什么就是“疑”的问题。排中律之“中”不是中庸、中正之中，不是正确的意思，而是是与非、可与不可之间，两者之间，中间之中。两者之间不能决断，当然就是疑虑，所以排中律之“中”实为疑虑之意。说得白一些，排中律就是排除疑虑的思想规律。《解蔽》篇曰：
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
大凡人们以疑虑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心中就无法确定，对于外界的事物也看不清楚；自己的思虑不清，当然就无法断定是非。愚蠢的人就是用疑虑的思维方式决定事物的，以疑决疑，其结果必然不恰当、不正确。思想上的不恰当、不正确，怎么能没有过失呢？疑虑，就像在夜幕中把卧石当作伏虎，视树木而为人。疑虑，就像醉鬼误以百步鸿沟为小渠，而一步跨越它；误以高大的城门为小闺，而俯身走出。疑虑，就像人们用手按眼而视，出现了叠影；掩耳而听，或无声，或喧声。疑虑，就像在山上看山下的牛而小若羊；从山下看山上的树木而小若筷子。所以，疑虑的思维方式是无法获得正确的结果的，必须排除它。
怎样才能排除疑虑呢？“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粗（粗或作庶）理矣。”应该用理性作引导，用清静的环境来培养，不使外界的事物有所干扰，思想方法正确了，就足以决断是非、嫌疑了。若有小利益引诱，就会使本来端正外形发生变化；内心受到干扰，就连平常的事理也无法判定了。“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注：《荀子·解蔽》。）心思分散就没有智慧，受外界的干扰，思想就不专精，迷惑于两者之间，就会产生疑虑。应该平心静气地纠正思维方式，排除各种干扰，消除疑虑，以获得正确的思想结果。这些便是荀子关于排中律的论述。
（三）
荀子在论辩时，就像先秦其他名辩家一样，十分强调“名”的重要性。同时他接受了墨家有关名的分类的学说。而他总结了制名的方法，在《正名》篇有两段论述“名”的重要文章，其文曰：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
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这段文章确实重要。它主要讨论了制名的方法、名的分类、各种名的定义、名实关系等问题。兹分别说明于后。关于制名的方法。“名”在逻辑学中大体与概念相当，万事万物都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名”，这样，就可以使人们在思想上沟通，语言顺畅，处理各种事务就能成功，否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也。”（注：《论语·子路》。）孔子认识到“名”的重要性，可是没有论述过名产生的过程，只认为是“君子名之”。而荀子提出了制名的方法和过程。首先，制名也是人的感知和思维过程。在这段文章前，荀子说过：“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心是思维的器官，能够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类、思考等活动而获得知识。“征知”的过程，就是通过耳目等五官感觉声音、形态、香臭等，用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同类或异类，就可以获得知识。人有相同的器官，有的人为什么不知呢？这种人不懂得别同异。其次，应该把万事万物进行分类，别同异就是分类。能够单独成立“名”的就单独成立“单名”；单名如果不足以明喻同类事物，就命名一个“兼名”；单名和兼名都不相违背的事物，就命名一个“共名”。分类的基本要求是把性质相同的事物归于同类中，直到完全囊括同类事物为止。第三是约定俗成。在明确分类的基础上，“约之以命”，就是以同类为范畴制定“名”，就是约定俗成。这些就是“制名之枢要”。
关于名的分类和定义。这段文章提出了“单”、“兼”、“共”三种概念成名的过程和关系。“共”也称“大共名”，虽然“单”、“兼”之后未加“名”，但显然就是“单名”、“兼名”之意。兼名也称“大别名”。传统逻辑学对于概念有不同的分类法：有所谓个别概念、集体概念、普遍概念；又有所谓种概念、属概念、类概念；等等。大共名是为了强调共名之“大”而提出的。荀子把它界定为“遍举众万物”，故谓之“物”。把所有性质相同的事物统统归在一起，此外不再有相同的事物了，其外延至大至广，内涵至小至微。“物”就是这样的大共名。共名类似于普遍概念或一般概念。复合各个别的单名，复合同类的事物，在同类之外有别的不同的类，而在同类之中却不再有同类，这就是兼名、大别名。鸟兽就是这样的大别名。其外延也很大，但比共名小。兼名、大别名类似于集体概念。单名就是一物一名的单独概念或个别概念。单、兼（大别名）、共（大共名）三者的关系：即单统属于兼（大别名），兼（大别名）统属于共（大共名）。另外有实名、善名的概念。名与实物相符，谓之实名。所制之名正确，谓之善名。
关于名实的关系。“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当作同）实者莫不同名。”名实的关系问题与物的分类有关。懂得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名称，所以在制名时，对于不同的事物都应该界定一个相异的概念，名、实不能乱，换言之，同类的事物应该有相同的名。“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实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固定的，而是人为地约定用此名称命名此物，这种制约形成了习惯，就界定了名实相符的实名。事物有形状相同而性质相异者，有形状相不同而性质相同者，可以分类的。形状相同而性质相异者，虽然可合，实在是性质不一致的二实。形状变化而本质没有差别的异，称之异化，有变异而本质无差别，就是性质一致的一物。制名应该依据物的本质来命名，而不能依据表面现象。
以上这些内容是界定概念时最主要的关键。其实，“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数语，提出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问题，可是荀子并没有展开论述。《正名》篇还有一段很难理解的名辩学文章：“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文中不仅提出命、期、辨、说四种术语，而且在论述它们的关系。
“期”是本段文章中最麻烦的一个字。王先谦释曰：“会也。言物之稍难，名命之不喻者，则以形状、大小会之，使人易晓也。谓若白马，但言马则未喻，故更以白会之。”章诗同注曰：“期会，以有关的物象来形容它。”（注：《荀子简注》第2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把期释作会、期会，是对的，并且可以引申为复合、积累、归纳之意。但说用白来形容马，用有关的物象作形容，则误。《正名》篇有一句话说：“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意即把同类同情的事物会合在一起，以形成同类，从而产生兼名、大别名和大共名。文章中的“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之“辞”，实为“期”之误，校勘学术语称为音同而误。再以理校之，“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与“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的意思相合，所以，“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一语是解释“期”的，而不是解释“辞”的。理由之一也。文章接“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的解释后，应该是对“期也者”的解释，符合荀子连环式的行文特点，故不应该是“辞也者”。理由之二也。这段文章未论及“辞”，突然冒出对“辞也者”概念的界定，是为不当。理由之三也。所以，用“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与“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两语，对“期”、“期命”作诠释，它们相当于归纳法推理的逻辑思维方式。比如：把麻雀、喜鹊、乌鸦、白头翁……会合在一起，积累起来，便是“共其约名”、“兼异实之名”。从这些约名、异实之名中归纳出一个兼名、共名“鸟”来，就叫做“相期”或“以论一意”。这是制兼名、共名的方法。而在制兼名、共名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是归纳法。
“命”，作为动词时，为命名之意；作为名词时，就是名。“辨”在本段文章中有时通假为论辩之“辩”，有时即为辨别之意。“说”就是解说、论说之意。在明确了这四种概念后，本段文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由于有些实物不甚明确，所以要对它们进行命名；有些名不甚明确，所以要积累所有同类的事物，按照事物的性质归纳出兼名、共名来；归纳兼名、共名不甚明确，所以要作进一步的解说；解说仍然不甚明确，所以要辩论。所以期、命、辩、说四者，是用来治理天下最善最美的方法，也是统一大业的开始。听到了名而明确了物，就是名的功用。名的积累而成礼法，就是名的华美之处。既有功用又很华美，称得上智慧之名。这种名呢，就是依据所积累的物而归纳成立的。期呢，就是归纳了表面上不同的事物的名而表述同一的结论。论辩呢，就是用名实不能相异的方法，进一步明确相对立的事物间的同一的道理。归纳命名呢，对于论辩就十分有用。论辩呢，就是思维的器官与客观真理相一致。思维器官呢，就是认知客观真理的主宰。客观真理对于政治来说，就是恒常不变的法则。思想要符合客观真理，论说要符合思想，言辞要符合论说，依据正确的名作归纳推理，所得到的哲理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这种哲理来辨别异类就不会有过失，推合同类就不相悖乱，听起来符合礼法，辩论时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四）
先秦名辩学的薄弱之处是有关推理的理论，荀子也是这样。不过并不等于说荀子没有推理的方法和思想。《荀子》中有丰富的归纳法推理的实例，也有有关类比推理、演绎推理的论述和实例。
上述“期”、“期命”为制兼名、共名的方法，其思维方式为归纳法推理。荀子对于归纳法推理的理论阐述确实很欠缺，又不够明确，而运用归纳法推理的实例倒是不少的。兹举三例：
其一，《不苟》篇曰：
(A)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B)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C)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D)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
在(A)(B)(C)三个实例中都含有“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的相同本质，(D)的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归纳出来了。
其二，《非相》篇曰：
(A)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
(B)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
(C)禹、汤有传政而比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
(D)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
由于(A)(B)(C)三个实例中具有共同的性质“久故也”，结论(D)就非常正确地被归纳出来了。
其三，《解蔽》篇曰：
(A)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
(B)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
(C)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
(D)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非）精于物者也。
(E)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
此例在(A)(B)(C)三个实例中表述了一个相同的性质，(D)的例子在表面上与前三例对立，而在本质上却与前三例一致，所以就得到了(E)的结论。有此三例，就可以说明荀子不仅具有归纳法推理形式，并能熟练地运用它。
从“以类度类”的字面上来理解，用此一类去思考彼一类，明显是与类比推理相当的术语。《非相》篇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圣人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问题的人（而不随意听信别人）。所以用自己这个人去考虑别人，用自己的情感去考虑别人的情感，用此类思考彼类，听言论而预知实际功效，用客观真理去观察一切事物，从古至今都是同一种思想方法。所以，“以类度类”显然与类比推理相当。当以一类度许多类的时候，“以道观尽”的时候，其演绎推理的意义也就成立了。下面分析“以类度类”含有两种推理形式的情况。
其一，“以类度类”相当于类比推理。类比推理的公式通常有如下二式：
已知A具有性质I，
B与A同类，
所以，B也具有性质I。
或者
已知B与A同类，
A具有性质I，
所以，B也具有性质I。
此二式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在表述时，其秩序不同罢了。荀子最常用的是第一式。《儒效》篇曰：
(A)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
(B)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
(C)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
造父应该有优良的车马，才能显示出他驾车的能力；后羿应该有优良的弓矢，才能显示出他射箭的技巧来；大儒调一天下同他们一样，应该有百里之地。“应该有××”是(A)(B)中共有的性质，(C)与(A)(B)同类，所以，(C)也具有这一性质。“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物也。”＜%(22)《荀子·劝学》。）同上举例子是一样的，都是“以类度类”的类比推理方式。
其二，“以类度类”也是一般的演绎推理。当“以类行杂，以一行万”（注：《荀子·王制》。）时，以一类度数类，以小度大时，“以类度类”就是演绎推理。《非相》篇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意思就是用“今日”这一个类，经过演绎推理而推知更大范围的“千岁”的类；用“一二”的类，可以推知数目更大的“亿万”的类；用明察自己所处的环境去推知“上世”这个类；明察人对人的态度，可以推知所处的环境。其基本特点就是以小的类推知大的类、以少的类推知多的类，思想扩散开来了，知识增多了。所以，“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以类行杂，以一行万”都属于演绎推理性质的“以类度类”。
无论何种形式的“以类度类”，都需要正确的前提。荀子通常是把圣人的言、行、知或礼义作为准则的。
总之，荀子作为一位名辩学家，具有比较完整的逻辑思想体系。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外，他还很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也有模糊的判断意识。已有多种《先秦逻辑史》、《中国逻辑史》和有关论文讨论过荀子的逻辑思想，而关于“理则”的问题和校勘“辞”为“期”之误，则为本文首次提出，以求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