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毛泽东为什么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提法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也谈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已经成了当下中国政治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提出这个概念之后，便很少再使用它，而是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提法，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的标准用语。而在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党内理论工作者那里，在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以后，曾一度比较频繁地被运用的这一概念，也逐渐消失了。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更是“亲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为什么呢？
目前，理论界对此问题的解释大致上有三种：（一）“外部压力说”。认为毛泽东修改“中国化”为“具体化”（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认为有民族主义嫌疑。中共认为进行修改是策略，是方法；苏联人则认为是立场，是战略。这是主流的观点，冯蕙、鲁振祥、赵明义、郭建宁① 等学者都持此类观点；（二）“主动变通说”。周连顺在其《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之原因探析》（以下简称《周文》）一文中认为，“外部压力说…‘说服力是不够的”，因为毛泽东一贯倡导独立自主，来自外部的客观压力虽然可以视为是毛泽东改变提法的主因，但毛泽东改变提法也有一些主动的考虑：其一是为了引起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视，在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同时注意避免轻视理论的倾向；其二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东西，即为了防止那种过分抬高毛泽东思想情绪的蔓延②；（三）“提法不科学说”。易杰雄提出：科学无国界，“学无中西，用无内外”。正如平面几何、普通物理没有什么“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有什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容易造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也会造成贬低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效果。因此，这一提法不科学，应当慎用。毛泽东弃用这一提法也证明了这一点③。这是一个比较另类的观点，已经有研究者撰文与之商榷④。
笔者认为，“外部压力说”有着详实的资料作为依据，对于解释建国前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提法的修改是有很强说服力的。《周文》的新见虽然颇有可取之处，可作为“压力说”的补充，但其行文的某些论证逻辑并不严谨。此外，无论是理论界已有的探讨还是《周文》的新见，都还不够全面：其一、它们大都没有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修改“中国化”为“具体化”是在建国后编辑毛选之时，但毛泽东本人为何在延安时期，就很少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改用“相结合”的提法⑤？易杰雄在他的文章里对此倒有研究，但笔者并不能同意其观点；其二、它们大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语境及其变迁对于毛泽东改变提法的影响，视野有局限性⑥。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界同仁特别是文中涉及到的各位专家指正。
一、《周文》强调“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因此，不能够认为在延安时期能够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到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反而顶不住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而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这个论证并没有把握住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把独立自主原则抽象化了。
强调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因而就会顶住压力不会去改变提法，这个推论显然违背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原则，过于牵强。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精通政治斗争艺术的政治家，是一个掌握了灵活斗争策略的革命家。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内容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⑦ 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比如，还是在王明已经回国推行其错误主张并迷惑了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的时候，王稼祥回国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剥夺了王明“钦差大臣”的资格，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毛泽东战胜王明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做了一定的工作。能不能把毛泽东为巩固领导权而求诸于共产国际的支持看成是他违背了自己所强调的独立自主原则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王明的错误并没有展开批评。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要在组织上、党的决议上做出结论，必须在弄清思想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毛泽东在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那时采用调和态度是正确的⑧。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和策略总不能叫做不坚持独立自主吧？同时，《周文》所提及的论据也值得商榷。《周文》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而发动的，这个结论固然没错，但从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整风运动发起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苏联这时期被法西斯德国的闪电攻势攻陷了大片国土，斯大林无暇顾及中国党内事务，同时两国处于结成牢固同盟互相支持友好合作时期，党及毛泽东本人所承受的来自苏联的压力骤减。而且，来自共产国际、苏联及斯大林的指示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压力”或者就是错的。例如，延安整风期间所发生的由康生负责的“社会部”主导的“逼供信”的审干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毛泽东也很快指示结束了审干运动。这也不能说毛泽东就没有坚持独立自主。而《周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话语“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一字未提”，固然可以体现毛泽东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但难道不是更说明毛泽东深谙政治斗争艺术、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的典范么？
七大以后党内很少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同样可以视为是毛泽东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表现。1945年以后，国共矛盾渐成国内主要矛盾并最终导致内战。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要主动寻求来自苏联的支持与援助。而建国前后，中共制定了“一边倒”外交战略并实现了中苏战略结盟，苏联的支持对于中国展开大规模的国内建设、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前提下，面对来自苏共和斯大林的压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使用这样的“枝叶”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灵活性，用灵活性来保护原则性，也并不难理解。而这种改变与“独立自主”也谈不上有什么矛盾。
至于《周文》提到的“为什么在斯大林死后甚至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破裂以后我们党还没有恢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这需要放宽视野才能得到理解。正如有关研究者所指出的，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不提“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的。1956年中共八大，因为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在党章中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不再重提“中国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而“毛泽东思想”重新被正式提起，时间是在1960年9月，重提人是林彪。林彪、陈伯达等人以后又炮制了“顶峰”论、“第三个里程碑”等别有用心的观点，九大通过的党章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这些无限拔高的用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若还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岂不是显得有些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意义，有些不识时务了⑨。更何况毛泽东在1958年便已宣称“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我们）不自觉”⑩！
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新启蒙运动和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这样的历史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着历史语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毛泽东改变自己的提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相结合”的用语确实要比“中国化”的用语更为精确。
一般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30年代在中国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倾向而提出的。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要明确，这里要探讨的是所谓“提法”问题，也就是毛泽东何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不是别的什么提法，比如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实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等等，也就是说，毛泽东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联结了起来？
根据有关史料及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前，“中国化”这一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在思想界、学术界就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11)。而在与党关系密切的新启蒙运动(12) 之中，参加者陈唯实、张申府在1936年便分别使用了诸如“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等提法。陈伯达（新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之一）、艾思奇在抗战爆发后到达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并继续致力于“中国化”的宣传，后者于1938年4月提出了“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考察认为，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陈“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统一起来提供了口号以及基本原理rationale（不是基本概念，这是毛泽东自己独立阐明的）”(13)。完全有理由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其概念的形成与当时的这种历史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已有的“中国化”思想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联结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供了借鉴。
如此，就特别有必要理清楚抗战爆发前后时人对于“中国化”的运用及其内涵的变迁。这应当是解析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及其变化的一个重要角度。那个时期国人之所以热衷于使用“中国化”的概念，是因为在加强侵华步伐的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前，民族危亡之秋，大而弱的中华民族不仅要筑起物质的国防，也要筑起精神的国防。强调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传统的“中国化”思潮便由此应运而生，它是中华民族民族主义意识日渐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抗战时期，“中国化”思潮表现为三民主义儒学化、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不同的发展路向。中国国内的两大政党及其领袖均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中国化”或类似的概念，并进行了争夺“中国化”旗帜的斗争。叶青等国民党御用文人写出了文章来攻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张申府等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及艾思奇等党内理论家也写出文章进行反驳(14)。所以，可以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不仅有前文所述一般所认为的反对教条主义之意蕴，同时也是面对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觉醒、爱国主义高涨的情形，有与国民党争夺对于传统文化使用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指向——当然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此，在毛泽东那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中，诸如“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以及“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反复强调中国特色、洋溢着民族自尊感的话语，便可得到更深一层的理解了。与中共曾经倡导的“保卫苏联”等为一般民众所难以理解的主张相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显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更适合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氛围，更有利于在民众面前确立党的政治合法性。
然而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化”运动，虽然有着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积极意义，但也有着负面的影响。在“中国化”的旗帜下，一些陈腐的观念得以复活，排外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情绪得以滋生(15)。同时，不同党派、团体对于“中国化”不同向度的使用也表明，就其“名”来讲，“中国化”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力量那里，已经日益成为具有各种不同政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因而是一个内涵难以界定、易引起歧义的名词(16)。就此而言，毛泽东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提法，而改用“相结合”作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的标准用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7)。而“相结合”的概念界定比较“中国化”而言，虽然不够简洁，但确实更为精确——毕竟，仅从一般原则来讲，有谁能够否定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不应该与“实际”“相结合”呢(18)？当然，毛泽东所说的“相结合”主要是一个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政治命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原则。而新启蒙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便偃旗息鼓，“中国化”思潮也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共两党的矛盾取代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而悄然而终。历史的氛围既已改变，毛泽东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自然也是顺乎潮流之举。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党内斗争、理论构建的“工具价值”。随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概念自然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不再使用这一命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既然是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自然可以看成是党内斗争的武器，就是说它体现了鲜明的战斗性或斗争性，具有某种工具价值。这一点其实并不需要回避。张国焘在谈到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时便曾给出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说：“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19) 换句话说，如果仅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看，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具有特定的针对性，那么，七大以后，随着王明教条主义已经被全党认识清楚而丧失其影响力，毛泽东领袖地位得到全党公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作为一种党内斗争的武器的运用便是“无的放矢”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基本不再使用这一概念是可以理解的。
（二）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联结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是创立新理论的一面旗帜（这也是当前理论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一般用法）。毛泽东素来重视革命斗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1920年他便提出，要改造中国，必须“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20)。在抗战之初他更是曾有如此表白：中国革命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应当出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说中国不能出马克思，我不相信”，将来会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21)，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伟大志向，跃然纸上。素来被教条主义讥讽为“经验主义者”、“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把压力转换为动力，深入理论学习、研究与应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如果把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这些事件衔接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困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打开创立毛泽东思想之门的理论钥匙。”“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直接产物。”(22) 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便可标志着毛泽东理论创建工作取得了成功。从功利性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七大以后在党内基本不再被使用也是自然而然的。
（三）在这里，还可以对行文之初提到的一个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毛泽东1941年后便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当时其他党的高层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却仍在频繁地使用，为什么？易杰雄认为：这“只能表明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本人对此态度上的变化不够敏感，没有看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23) 这个结论恐怕太过武断，未免把刘少奇、张如心这些领导人、理论家的政治及理论水平看得也太低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笔者认为，这里的原因应该是：1、这是党树立自己的领袖权威、与国民党斗争的需要。因为这一时期蒋介石借助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四巨头之一出席开罗会议等有利的国际形势，俨然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蒋介石还发表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来为自己造势，宣传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外，国民党还利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散布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中共通过作为“打开毛泽东思想之门的理论钥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用，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树立自己的领袖权威，回应国民党的攻击，实有必要(24)；2、这离不开毛泽东本人的支持(25)。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体系建构的时期。许多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于确立、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力甚多，贡献甚大，而这种活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本人给予了大力支持。如前所述，毛泽东有着创立“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主观动机。虽然他本人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默许或支持他人使用这一“打开创立理论之门的钥匙”，也没有特别令人费解的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3、这个时期也是整风运动开展的时期。虽然王明很早便不再能构成对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挑战，但教条主义的影响仍在。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也是进一步肃清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影响的需要——虽然毛泽东本人并不再使用这一概念。
四、余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今天的重新使用，继承的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所蕴含的战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在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理论界研究的推动下，这一命题在政界也重新得到广泛应用，频频出现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及各种政治文件之中。政界与理论界彼此之间进而又形成了互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完全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一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广泛运用的概念虽然来自于毛泽东，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相同，一脉相承，但毕竟时移势易，它会摆脱某些特定的历史内涵获得某些新的时代意义。
（一）现在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当然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与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攻坚和深化阶段，各种矛盾日益凸现，由此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便纷纷出现，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等等，同处于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企图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动摇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在此情况下，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四平八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相比，虽然其精神实质并无区别，但前者的确更能凸现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性”。此外，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之下，重新启用这一提法自然也会有其特别的意义。从历史类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对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所蕴含的战斗精神、探索精神、独立自主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二）从历史的大跨度比较来看，毛泽东思想虽然有着非凡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生成的社会环境也有着巨大的区别，但在科学社会主义观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毛泽东思想在根本理论观点上并没有重大突破。而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相比，虽然一脉相承，但的确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可以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新形态(26)。同时，在苏东剧变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改革之情况下，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属性及走向的论争也不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尤为必要。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用语，便可视为是对于毛泽东创造“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凸显的是其“创新性”。完全可以说，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打开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门的理论钥匙”。这一简洁的用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相呼应，有理论表达形式统一之美；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相协调，有提升民众凝聚力之效。
（三）简单的小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但本文的总结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表述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党内党外背景，因而这一概念具有相当多的内涵。本文认为，毛泽东在提出这一概念后便很少再使用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是与这些特定的背景发生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二是因为在历史上关于“中国化”可以给出不同的解读，因而某种意义上它并没有“相结合”的表达精确；但另一方面，毕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简洁通俗的提法有它不可代替的优越性和吸引力”（龚育之语），它所能传达的丰富内涵是“相结合”的表达方式难以相比拟的。在今天，这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又获得了新生的简洁概念又给我们传达出了新的丰富的时代信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名”，“相结合”其“实”，“名”与“实”是和谐统一的。
注释：
① 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冯蕙：《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辨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2期；郭建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铸就中国气派》，《中国教育报》2007年9月9日第3版。
② 周连顺：《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之原因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
③ 易杰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当慎用》，《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④ 李庆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问题吗？》，《北京日报》2006年7月24日，第18版。
⑤ 根据鲁振祥的考察，在延安时期，除了在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之外，毛泽东在1941年两次使用过这个概念。见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注释第28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16页。作为对鲁先生考察的补充，笔者还查阅到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3日听取艾思奇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介绍时，谈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见《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不管怎样，在中共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热潮中，毛泽东本人使用这一概念的频率并不高。
⑥ 比如，鲁振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一文，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应用、解读进行了相当详细考察，颇见史家功底，但也主要是从党史的角度、着眼于党内对于这一概念的运用的考证，并没有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形成的社会大环境及概念本身给出说明。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⑧ 冯蕙：《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第45页。
⑨ 毛泽东本人在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因为要反对苏共以世界革命中心、马列主义权威自居的“老子党”心态，重提过“马列主义中国化”，并“风趣”地与刘少奇谈到了版权问题。但也仅此一次而已，而且谈话带有回忆性质。见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页。
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11) 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
(12) 所谓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40年代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在“新启蒙运动”口号下，由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发起，以弘扬五四精神为旗帜进行的有关思想、文化和组织活动。参见俞红：《论新启蒙运动》，《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3) ［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14) 张立慧：《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5) 冯崇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开放时代》1998年第2期。
(16) 关于“中国化”一词的语义变迁，可参见许华卿：《“中国化”涵义的历史考察及特点浅析》，《湘潮（下半月）》2007年第10期。
(17) 易杰雄先生提出的“提法不科学”观点，除了有关学者指出的错误外，笔者认为，可能还在于他并没有注意到历史文化环境对于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及改变这一提法的影响，也没能把握这个概念所能传达出的丰富信息及其工具性价值的一面。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什么平面几何、普通物理相类比进行论证显然是不合适的。
(18) 著名学者龚育之先生认为，“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相结合”“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笔者赞同龚老的解释，同时亦认为，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单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有简单化之嫌。另外，冯蕙在《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提出，“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规范表述。
(1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而王明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也可以说明问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表态赞同这一提法，同时又提出了五点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庸俗化、不能以孔子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不能用旧文化曲解马列主义、不能忽视国际经验等（《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638页）。仅从学理上讲，王明提出的“五点”注意并没有什么问题。现今许多研究者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时提出的观点与王明的“五点”注意从文字上讲倒是很相像。问题是联系到特定的历史背景，王明这些话便具有了特别的含义。几十年后，王明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大肆攻击，说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186、17页。
(20) 毛泽东：《致罗璈阶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21) 石仲泉：《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汇报》2005年8月15日，第10版。
(22) ［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0页。
(23) 易杰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当慎用》，《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3页。
(24) 关于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对于中共树立毛泽东领袖权威影响的论述，可参考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1页。
(25) 胡为雄：《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6页。
(26) 石仲泉：《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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