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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两次转变：20世纪初，《清史稿》的编纂与出版，标志着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终结。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对“中国之旧史”展开批判。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学人在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下，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一反是古非今的传统史学观，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第一次转变；从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历史观与方法论发生了远较第一次更为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李大钊、郭沫若等是其开创者。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普遍指导原则。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硕果累累，大家辈出。随着甲骨文、敦煌写卷与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秦汉简牍书帛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的内涵大大丰富了，其中有的新材料已成为独立的国际性学科，如甲骨学、敦煌学等等，展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明。
在此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史学的发展似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史学应努力形成学派。学派的形成不仅会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而且也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先秦诸子迭起，百家争鸣就是明证。学派的形成也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21世纪史学的国际交流必将更加深入和频繁，在国外，已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派，如剑桥学派。中国是中国历史的故乡，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不但要有研究具体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更应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晓各种历史理论和方法论，国学根基深厚的学派。学派的形成需要有学术造诣精深的代表人物，一批研究方法、学术旨趣、学术观点基本相同而又潜心学业的学人，以及反映学派观点，体系的代表著作。中国历史学呼唤新的大师，他们应该是学贯中西，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既有专精的研究领域，又是博学的通识学者，是学派的奠基人。
第二，科学的根本要求是创新。“爱因斯坦的狭义、广义相对论，提出了时空流动可变的新架构，完全推翻了前人有关宇宙时空不变的定律。”从而为后来科学的突破打下基础。这是科学因有创新而获得巨大发展的典范。爱因斯坦也因此当选为20世纪的世纪人物。当然，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不能与自然科学简单的类比。但是作为科学，历史学发展同样是基于不断的开拓与创新，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我们应该努力探索以期使中国各族先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丰富多采的活动所构铸的中国历史，从形式到内容同样丰富多采地彪炳于史册。透过历史的表象，阐述历史进程的本质，给读者以“述往事，思来者”的感性和理性的生动而又深刻的认识。
第三，研究与普及并重。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其主体是人。中国各族先民的历史活动创造了中国历史，因此历史研究虽然是学术性的基础研究，但应该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大众所掌握。深入浅出、趣味盎然的历史精品，将赢得广大的读者。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否是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表现。伟大的中华民族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因此也必须从历史中去认识自己，并从中吸取智慧的力量。历史教育将加深人们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去创造新的历史篇章。
新千年的曙光普照大地，万象更新。在新世纪，中国史学应开拓创新，务实求真，迎来更辉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