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人对苏轼形象的重构及原因——以冯梦龙所辑轶事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轶事论文,人对论文,为例论文,苏轼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5)07-0117-06 自苏轼所生活的宋代始，历经元、明、清各代，苏轼轶事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间，有基于历史事实的记录，也有后人以苏轼的某些特质为内核演绎出的轶事。这使苏轼其人在历代“苏轼轶事”的积淀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意蕴。因而，当苏轼作为“苏轼轶事”角色而存在时，他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历史中的真实人物，而是辑录者乃至辑录者所属时代以其特有的思维对苏轼进行解读后所形成的“苏轼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被苏轼轶事的辑录者塑造出来的。而人们在辑录苏轼轶事过程中的关注点，正是辑录者本人某些思想的体现，苏轼形象在一个时代的特殊性，正是这个时代某些特殊性的表征。概言之，苏轼的文学形象不同于历史上真实的苏轼，而明代文学中的苏轼形象亦由于明代社会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质。 冯梦龙是明代通俗文学领域的巨擘。他曾在《喻世明言》“序”中谈道：“大抵唐人选言，人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曰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1]可见，冯梦龙认为通俗文学感染人的迅速与深刻程度，远非被奉为圭臬的《孝经》《论语》可比拟，其对俗文学的重视可见一斑。冯梦龙作品对经史、小说、笔记、戏剧、民歌、杂著等都有涉猎，且冯氏所编纂的作品中存在大量辑录所得(或在原有框架下稍加改动)的内容，这种编刊模式使其作品既有别于大体同时代的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人的创作，又不同于世代累积型作品——个人创作型作品更见作家本人性情，世代累积型作品多见时代风尚。与之相较，在冯氏辑录的模式中，个人因素与时代因素对作品的影响不仅难分高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相辅相成。加之冯氏的辑录无论在数量亦或质量上都非同时代其他人可比，《古今谭概》《情史》更是以辑录为编纂方式的代表性作品，因而本文以之为考察对象。 一、冯辑苏轼轶事可信度分析 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兴盛，随之壮大的市民群体对通俗文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辑录已有材料的速成型创作方式蔚然成风，冯梦龙对苏轼轶事的辑录便是其中一例。这些轶事散见于《古今谭概》《情史》等轶事集中，且可信程度各异。 (一)可信度较高的轶事 《古今谭概》中《佻达部·二张》《塞语部·医意》等所记见于《东坡志林》[2]。《东坡志林》为苏轼所撰，是我们了解苏轼轶事较为可靠的材料。 此外，以下几类轶事我们认为有一定可信度。其一，轶事中涉及的诗词可见于今存的苏轼作品中，且其对创作缘由等信息的交代与今存苏轼作品的题目、小序等内容相符。如《古今谭概·文戏部·改苏诗》中所记之诗与《苏轼诗集合注》所录《司命宫杨道士息轩》[4]内容一致。且《东坡志林》“修身历”条记“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2]，也可验证“改苏诗”中所记。其二，轶事见于宋人笔记，且作者与苏轼关系亲密。如《古今谭概》中《塞语部·苏公论佛》事见《明道杂志》，其作者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酬嘲部·苏刘》事见《后山丛谈》，其作者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其三，作者的生活年代距苏轼较近，甚至与元祐诸人有关联。如《古今谭概·巧言部·四书语》事见《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其作者邵博对苏轼的记载应闻于其父邵伯温，而邵伯温作为邵雍之子“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5]，因而邵伯温应对苏轼等元祐诸人较为了解。其四，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等与《苏轼年谱》相契合。如《古今谭概·委蜕部·恶疾》记刘攽晚年与苏轼互谑。《宋史·刘攽传》载刘攽晚年曾与苏轼同在京城，且“不修威仪，喜谐谑”[5]。《苏轼年谱》记两人元祐同朝期间常相互调侃，其时间、地点、性格、二人关系均与“恶疾”所记相契合。 (二)信否参半的轶事 一些轶事有其原型，但细节处有后人夸张甚至杜撰的成分，使同一轶事中部分内容较可信，部分内容不太可信。如《古今谭概·矜嫚部·三分诗》，其事见《王直方诗话》。前半部分为苏轼对郭祥正诗的戏谑，后半部分为对其作诗的评价。前者属轻松的调侃，后者则是严肃的评价，甚至略带轻蔑。《苏轼年谱》元祐五年记“郭祥正(功父)来晤”[6]，并认为：“祥正长于苏轼，得名较轼早，漠视利禄，岂能以诗求轼评题；二人笃于谊，轼岂能为轻薄文人以随意讥笑友人。此则纪事有失实处。然祥正往杭晤轼则可信。”[6]——观点归结为两点：其一，此条有失实处；其二，郭祥正元祐五年于杭州见苏轼实有其事。其中，依据两方面认为此条有失实处：一方面，从郭祥正的年辈和为人来看，不可能“以诗求轼评题”；另一方面，从两人的关系来看，苏轼不会讥笑友人。而这两方面可归结为一点，即苏轼不太可能有机会，且即使有机会也不太可能以严肃而轻蔑的态度嘲笑友人郭祥正。但这只能否定“三分诗”故事后半部分(苏轼以严肃而轻蔑的态度针对郭祥正作诗的评价)的可能性。据《苏轼年谱》可知《诗话总龟》曾引《王直方诗话》中此条，且“东坡又云：‘郭祥正之徒但知有韵底是诗’”一句为《诗话总龟》所无，是据《类说》所补。而《类说》成书晚于《诗话总龟》，且曾亡佚。同时，上述观点二与《苏东坡轶事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引《王直方诗话》记此条发生在郭功父过杭州时，在时间、地点上相符。综上我们认为，“三分诗”所记苏轼调侃郭祥正的诗有可能发生，但蔑视性的评价未必实有。 此外，《情史》中《情芽类·欧阳文忠》所记《贺新凉》的内容较为可信，但所取“为官妓秀兰作”的词旨未必可信。《情憾类·朝云》中，认为苏轼为朝云作诗之事较可信，但称朝云为“钱塘名妓”，颜中其先生已论证其不可信。 (三)可信度较低的轶事 《古今谭概》的《酬嘲部·苏小妹》中苏小妹并无其人。《谈资部·三光日月星》事见《桯史》，但在早于《桯史》的《杨公笔录》中，其作者杨彦龄自称在梦中得“三光日月星”的巧对。但若如杨彦龄所说，“三光日月星”是“世所谓独脚令者”，那么杨彦龄怎敢将这“不世之功”据为己有，而视同时代的文坛盟主苏轼于无物？因此，即便此联并非杨彦龄梦中所得，也不太可能出自苏轼。 此外，以下几类轶事我们认为可信度较低。其一，作者生活年代距苏轼较远，且在该作者之前未发现近似的记录。如《塞语部·字说》中苏轼以对“犇”“麤”的解释调侃王安石之事见于岳珂的《桯史》。《汇编》所录的早于《桯史》的书中未发现有关此事的记载。而前人有苏轼以对“鸠”“坡”的解释调侃王安石的记载，因此生活于南宋的岳珂有受其启发而附会的可能。其二，《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一些作者在党争中有一定个人倾向，如《古今谭概·怪诞部·殓如封角》事见《寓简》。《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作者沈作喆之学出于苏轼，且《寓简》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拥护苏轼的倾向。因而“殓如封角”条可能是沈作喆出于苏、程结怨中对苏轼立场的支持而杜撰的。其三，一些轶事在前人的研究中已被认为不太可信，如《情史·情累类·僧了然》等。 部分轶事难以推定其可信度，但却能窥见冯梦龙个人的倾向——究竟是何人以“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反诘程颐？《皇宋治迹统类》《朱子文集》记语出“坐客”，《孙公谈圃》《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记语出苏轼，《栾城遗言》记语出苏辙。在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冯梦龙采用了语出苏轼的说法。 二、冯辑轶事中的苏轼特质分析 既然冯梦龙所辑苏轼轶事的可信度各异，那么，较为可信的轶事难以计数，为何单单是这些轶事被辑录？较为可信的轶事尚且未被全部收录，为何一些不太可信甚至完全不可信的轶事反而被辑录？这固然与苏轼轶事流传过程中其自身可信度已被相对忽略有关，但辑录者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更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一些事件较为可信，但时间、人物等被辑录者窜改的轶事，以及一些疑为附会的轶事，更能体现出辑录者对苏轼理解的倾向。同时，这些被辑录出的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和塑造了苏轼。 (一)娱乐化 《古今谭概》于《文戏部》下录苏轼轶事6条，数量多于其他各部，而在《文戏部·序》中冯梦龙提到“迂士主文而讳戏，俗士逐戏而离文，其能以文为戏者，必才士也”[7]。这种兼具善谑与善文特征的“以文为戏”，成为苏轼的标签。 《古今谭概·酬嘲部·苏刘》记刘攽曾因和苏诗而被罚金，他日见了苏轼便杜撰故事以调侃苏轼。苏轼则巧用“避孔子塔”的谐音来嘲弄刘攽“癞疾鼻陷”的外貌。值得注意的是，《渑水燕谈录》《后山谈丛》对“避孔子塔”之语均有记录，但《渑水燕谈录》记此语出于“客”，而《后山谈丛》记语出苏轼。冯梦龙将《渑水燕谈录》中苏轼以“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调侃刘攽之事保留在《委蜕部·恶疾》中，舍去“客”以“避孔子塔”调侃刘攽的记载，而采用《后山谈丛》的记载，将“避孔子塔”的戏谑之语归于苏轼名下。此语究竟出自谁口暂且不论，但冯梦龙在两者之间的取舍正表明了他的意图——不惜舍简就繁、拆分重组，最终将“避孔子塔”的谐谑之事归于苏轼，正意在彰显苏轼的幽默善谑。 以戏谑的语言表达对时俗的讽刺是苏轼以文为戏的另一侧面。冯梦龙见“做官无难事，只莫作怪”时感慨“真名臣之言乎！岂唯做官？”[7]面对程颐处理司马光丧事时的“作怪”，苏轼不仅心中“嫉其(程颐)怪诞”，而且怒形于色以至“怒诋”程颐(“殓如封角”条)。究竟是谁以“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反诘程颐，各家说法不一，而冯梦龙于苏轼、苏辙、坐客之中选择了苏轼(“歌哭”条)。这种选择似与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所用尧、皋陶之事有共同的心理机制——想当然耳。歌德曾说，一个人所嘲笑的东西最能表现其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苏轼嘲笑程颐的迂腐怪诞，那么冯梦龙便是有意将其塑造成迂腐怪诞的反对者。 (二)世俗化 一生身陷党争旋涡的苏轼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个中因由一言难尽。而冯梦龙却以苏轼的才情为着力点，对党争作以简单化、世俗化的解读。 《苏东坡传》中曾提到苏轼听说章惇被贬雷州的消息后，写信给章惇的女婿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8]，在回复章惇儿子的信中，更是称自己与章惇“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说更何益”[8]。苏轼不因章惇对自己的迫害而耿耿于怀，字里行间似有对两人友谊未能始终如一的遗憾，却没有忌恨，且以己度人关心章惇的处境，更有以德报怨的意味，其超拔的气度、豁达的胸襟表露无遗。然而在《古今谭概·微词部·刺章子厚》中，苏轼“途中见章子厚乃反耳”的语言却带有自己北归而章惇被贬雷州，使得自己压抑已久的怨气终得释放的意味，苏轼的豁达被以牙还牙的世俗心态所取代。 较之章惇，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更为微妙。人格上的光风霁月使政见分歧并未影响两人的友谊，反而因仕途上遇合难料的相似遭遇而彼此惺惺相惜。然而，在冯梦龙的辑录中，苏、王两人的私人恩怨取代政见分歧，被作以着重强调。《塞语部·字说》中辑苏轼以“诗云：‘尸鸠在桑，有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7]来解释“鸠”，进而调侃王安石释字的方式。冯梦龙并且将以“犇”“麤”戏谑《字说》的归属权由《桯史》中的“东坡”改为“刘贡父”，且增加了张方平评价《字说》一事，以表现张方平、司马光对《字说》的鄙夷。这种改动意在表明，不惟苏轼对《字说》有所不屑，刘攽、张方平、司马光都对其有所不满。将声名赫赫的重臣都迁入其中，并作为苏轼一方的支持者，不仅强化了“拥苏反王”的倾向，更平添了苏、王二人分庭抗礼的意味。苏、王对立中，虽多以苏轼为正面形象，但将“字说”一类文字游戏作为两人尖锐矛盾的起因，便抹杀了苏轼的士子情怀和国士风度，其才情也往往堕落为逞才使气。 诸如此类，冯梦龙或添枝加叶，或偷梁换柱，最终一改世人对苏轼的顶礼膜拜，而将其塑造成恃才夸己的轻薄文人，其人格上的庸俗、性格上的不足、学问上的缺陷与常人无异。 (三)多情化 作为一代名臣，苏轼不仅有直言敢谏的忠介，更有为人传诵的政绩。但在冯梦龙的辑录中，苏轼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被淡化，其政治生涯被文人情感化的谈笑风生所取代。 人们对苏轼为官的兴趣并不在其为官本身，而在于苏轼为官时的游宴之乐与风流多情。杭州无疑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情史·情累类·僧了然》中记苏轼在此以举笔判词的方式断案，小词随手辄成，其作为地方长官的繁重政务被淡化，而其才情与雅趣则得以凸显。苏轼在杭州任上建树颇多，而《古今谭概·雅浪部·酒肉地狱》中的苏轼却称杭州为“酒肉地狱”，不提及其政治作为，却侧面强化了觥筹交错的宴饮图景，实是将苏轼政治生活作以文人情感化的解读。 苏轼形象的多情化更与女子密不可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诗词均出于对女子的深情。《情史·情憾类·朝云》中苏轼贬谪惠州，家妓散尽，唯有朝云随其远涉惠州，苏轼便作诗赞其“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伶玄”，而朝云最终不幸香销玉殒。苏轼以“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悼朝云，可谓语淡而情终不薄。朝云生前因唱“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而泪满衣襟，朝云去世后，“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全文于此处戛然而止，但其背后深情却如余音绕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辑录中，冯梦龙杜撰了朝云“钱塘名妓”的身份。联系《情史·情芽类·欧阳文忠》，其中《贺新凉》的词旨，此前曾有“为官妓秀兰作”“为侍妾榴花作”“写君臣遇合之难”“托意寄兴说和写景”等诸多说法。而遍阅各家之说的冯梦龙取了“为官妓秀兰作”说，将人物设置为“官妓”，地点设置为“杭州”，与《情史·情憾类·朝云》中将朝云杜撰为“钱塘名妓”且“坡公绝爱幸之”异曲同工，都意在彰显苏轼的风流多情。此外，《情史·情贞类·关盼盼》将《永遇乐》中重在写景的上阕舍去，把重在述怀的下阕拆分成两片以作为一首词，进而强化了佳人不再、人生如幻的淡漠感。对于作词的缘由，一云“夜宿燕子楼，梦关盼盼，因作此词”，一云“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情史》舍弃后者“梦佳人——登楼——作词”的顺序，而采用前者“登楼夜宿——梦佳人——作词”的说法，这种作词动因的设置使东坡多情的特质更为突出。 三、冯梦龙重构苏轼形象的缘由 由上述分析可知，冯梦龙在辑录中融入了很多个人的解读，甚至将一些历史原型偷梁换柱、添枝加叶，以突出苏轼形象娱乐化、世俗化、多情化的倾向。究其原因，则与明代的社会风气、冯梦龙的个人经历及其“适俗导愚”的“情教”思想密不可分。 (一)因何“娱乐” 冯梦龙生活在一个“天崩地裂，必将改朝换代的时期”[9]。深受明中叶以来的市民阶层观念、哲学思潮和传统儒家思想等影响的冯梦龙，面对不堪的现实，萌生了以“适俗”的小说来“疗俗”的思想。他曾提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1]，即认为，为了更大范围地“疗俗”，“适俗”的途径是必要的。 畏谈喜笑、以文为戏是明代中后期人们的共同趣向。世事的颠倒使人们由失望而绝望，由绝望而亢奋，仿佛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唯有狂欢式纵情的“笑”才能使本无意义的残生不至过于虚妄，正是“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无真可认，吾但有笑而已矣；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吾益有笑而已矣”[7]。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于“笑”的追求几近狂热，所谓“雷霆不能夺我之笑声，鬼神不能定我之笑局，混沌不能息我之笑机”[7]，较之内敛蕴藉的事物，晚明时人绝望而浮躁的心灵更乐于接受娱乐化、狂欢化的事物。《古今谭概》初问世时少有人问津，改名《古今笑》之后销路颇佳。清人李渔不禁感慨：“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7]不仅如此，晚明文人自身也具有自适自娱的好赏，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等都有此倾向，谢肇淛甚至将戏谑的作用与禅悟相提并论，称：“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古今载籍，有可以资解颐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禅机也。”[10]苏轼本人固然幽默善谑，但为适应时人畏谈喜笑的心理，冯梦龙将这一特质作以夸张，无论是元祐时期春风得意的苏轼，还是黄州、惠州时期命途多舛的苏轼，在冯梦龙的辑录下仿佛永远善文善谑、以文为戏，以致在读者的印象中凡有苏轼处皆有笑声。 但在另一层面，这类轶事在娱人娱己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社会指向性。如“殓如封角”“歌哭”等便在谐谑中表现了对程颐式的迂腐怪诞之人的辛辣讽刺。理学作为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原始儒学早已大相径庭，其僵化的思维模式、冷酷的贯彻方式，正如轶事中程颐其人一样迂腐怪诞。冯梦龙虽受李贽蔑视礼教、提倡“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影响，而对迂腐怪诞如程颐之人进行讽刺，但与李贽的决绝相比，冯梦龙似乎试图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思想中找到平衡点。身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冯梦龙自然懂得“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11]，因而他希望通过笑话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于无形中渗透其对世道的评说与感慨。 (二)为何“世俗” 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迅猛，《五杂俎》载：“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10]这使传统自然经济中带有高雅光环的士人倍感生存压力，其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亦大不如前，故而一部分士人放弃家国天下的仕途之路，投向声色犬马的市井之中。同时，政府实行的名曰“纳监”的选官制度，也使一些人可以通过向国家交纳钱粮的方式被录取为太学生。这些变化都使得原为主流社会正面代表的士人阶层失去了以往道德人格等方面的光环，以致在市民视野的观照下，暴露出鄙俗甚至丑陋的形象。士人地位在人们心中一落千丈的社会风气，为苏轼形象的世俗化提供了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要性，那么必要性又出自何处呢？自然是冯梦龙本人的小说理念。 冯梦龙总是不自觉地向“文人笔记中的历史”靠拢，苏轼形象是通过夸大历史上苏轼的某些特质而形成的，甚至将一些故事附会到苏轼身上。其实，主人公换做谁都一样，不过是借苏轼的名头使故事更吸引人罢了。文人笔记中的历史往往被视为野史，冯梦龙不仅辑录的材料主要来自这种野史，还在野史中加入个人的杜撰，对此冯梦龙曾说“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12]即对事件的真实性不必过于苛求，“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慷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12]。这基本概括了冯梦龙所辑轶事的类型：其一“事真而理不赝”，即一些历史事件本身就是传达“事理”的绝好材料，直接辑录或稍作改编就能很好地表现冯梦龙的思想；其二“事赝而理亦真”，即将一些非真实之事附会到苏轼身上，但这种虚构同样能传达冯梦龙对真实的历史、社会、人生的理解。两者都是追求“事理”的真实，这也使其具有社会教化的意味。 同时，冯梦龙试图回归传统，依靠先圣的经典规范人们的行为。所谓“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13]，冯梦龙认为《六经》《国史》以及佛道二教都是灌输忠孝节义等思想的工具，推而广之，便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本灌输此类思想，对苏轼轶事的辑录便是这种观念的鲜明体现。冯梦龙正是要通过对苏轼轶事的辑录传达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从而泄导民情。而之所以要假借苏轼这个显赫的名头，是为更易于求得社会民众对其观念的普遍认同，进而达到其“情教”的目的。 (三)缘何“多情” 冯梦龙提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14]，将“情”视为一切生机的源泉，进而认为一切与理想社会规范不相符的行为和心理都是由“无情”导致的，因而“欲立情教”以“教诲诸众生”，唯有进行“情教”，使人人有情，理想中秩序井然且生机勃勃的社会才会诞生。 苏轼的生活被冯梦龙以“情”灌注，使其成为“情教”的模本。这一时期，昏庸的皇帝之下，宦官专权、无官不贪、党争四起，一切对政治的美好愿望似乎都与之绝缘。宋人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式的士子情怀在明人这里已经很难找到。甚至泼皮无赖横行乡里，冯梦龙《挂枝儿》中便记有：“迩年以来，风俗又异矣。余所闻有十无赖语，录以志感云：一无赖，网巾边儿像脚带；二无赖，做完巾后饶一块；三无赖，玛瑙簪儿束银带；四无赖，一只袖儿脚面盖；五无赖，两条魂幡做衣袋；六无赖，蜷了脚趾鞋中耐；七无赖，排骨扇儿好躲债；八无赖，马吊花园图口赖；九无赖，无腔曲子赌色赛；十无赖，逢着小娘舍舍空口爱。”[15]这些有悖于传统道德规范的行径是以冯梦龙为代表的士人所鄙弃的。但同时，冯氏又认为：“后世凡认真者，无非认作一件美事，既有一美，便有一不美者为之对，而况所谓美者，又未必真美乎？”[7]正是这种“何必认真”的心态，使较之苏轼作为政治家的一心为民，人们更为欣赏甚至艳慕其作为文人的风流多情。因而冯梦龙以“适俗”为手段，希望以“情教”移风易俗。所以在冯辑苏轼轶事中，良辰美景，官妓、宾客同游共赏，繁重的政务消融于谈笑之间。 在涉及苏轼与女子交往的轶事中，这种多情以苏轼为女子赋诗、填词的形式得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女子的身份往往被窜改为歌妓，这或与晚明的名妓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同时也与冯梦龙的个人经历相关。冯梦龙曾与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有过白头之约，但最终被此歌妓所弃。这段感情令他刻骨铭心，因而作为心理补偿，其笔下女子往往痴情、刚烈而富有才华。而当一些诗词的主旨有多种说法的时候，冯梦龙每每于其中采用苏轼为某女子而作的说法，使女子的痴情、苏轼的多情表露无遗。冯梦龙曾提到《情史》分类的含义，“始乎‘贞’，令人慕义；继乎‘缘’，令人知命；‘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语；‘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芽’非以诬圣贤，而‘疑’亦不敢以诬鬼神”[14]，足见其以情为教的用意——“把礼教性情化、内化，像血溶于水一样交融一体，追求一种自然行于礼、又自然发自情的理想境界”[16]，这也是冯梦龙每每将诗意词旨归结为男女之情的原因。 综上可见，冯梦龙所辑苏轼轶事的可信度各异，却有着较为集中的关注点，而在一些疑为作者杜撰的轶事中，这些关注点更为明显。所辑轶事中，苏轼善谑善文的特质被娱乐化地夸张强调，且常因小才情、小聪明引火上身，无异于世俗化的庸凡之人。其政治生涯无关乎国运民生，“情”之一字贯穿其始终。苏轼形象娱乐化、世俗化、多情化的倾向是冯梦龙所生活时代风尚的表征，同时与其借“适俗”以“疗俗”的“情教”思想相关。畏谈喜笑的社会风尚、士人地位的一落千丈以及“何必认真”的民众心理正是冯梦龙所“适”之“俗”。于谈笑中针砭理学的迂腐怪诞，借苏轼的名头或发警世之言，或赞人间真情，其中所寄寓的正是冯梦龙以“情”泄导民心、疗治时俗的“情教”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