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时期中亚契丹人的经济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丹论文,中亚论文,西辽论文,经济生活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辽王朝（1124-1211年），又称哈剌契丹，是中亚、西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辽朝灭亡以后，辽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经过十余年的征战，以首都巴拉沙衮（又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为中心，在东起土拉河上游，西至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抵阿姆河的辽阔疆域内，建立了契丹族的统治政权。王朝境内分为直辖领地和附庸国、部族地面两大部分（附庸国有东、西哈剌汗朝、高昌回鹘国、花剌子模以及粘拔思、康里、葛逻禄等部族）。辽朝本是一个汉文化影响很深的王朝，而西辽是辽朝在新的地理环境的延续，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继承了辽朝的传统。因此，契丹的西迁并没有给中亚地区带来毁耕为牧的破坏，相反，它结束了中亚、西域各国纷争不息、内乱不止的混乱局面，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促进了尚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中亚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使汉文化的影响在中亚出现了继汉、唐之后的又一次高潮。
西辽的契丹人大部分是耶律大石于保大4年（1124年）在今外蒙鄂尔浑河辽镇州可敦城召集北边“七州十八部”大会和其后数年休养生聚期间所招集的部众，这十八部主要分布在内、外蒙古及东北各省境内，①，是辽朝北部边区的游牧渔猎部落；另一部分民众是在耶律大石西征之前就已来到西域，原本为哈剌汗朝戍边的契丹游牧民（1万6千帐）②。西迁以后的契丹人主要生活在西辽王朝的直辖领地内③。
对于中亚契丹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史学界一直少有述及，本文不揣简陋，对此进行勾勒和探讨，以求教于史界同仁。
一
西辽王朝的直辖领地处于草原和农业区的交接地带，是中亚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土地宜农宜牧。伊塞克湖周围、伊犁河流域是优良的牧场，牧草丰美，降水充沛，很多地区的年降水量在300毫米以上④，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的场所。而巴拉沙衮以西以南的锡尔河上游流域、塔拉斯河谷、讹打剌绿洲等地，早在西辽入主以前已经是农业区，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锡尔河、塔拉斯河等河流为农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具备发展灌溉农业的优良条件。王朝直辖地的自然条件为契丹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西辽前半期，大部分契丹人仍然保持着以畜牧业经济为主体、渔猎和农耕为辅助的社会生产方式。契丹族本是一个追逐水草、经营畜牧、渔猎、以毡帐为室的游牧民族，正如《辽史·食货志》所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契丹是一个十分善于保持自己传统和优势的民族。辽朝时期，虽然境内统有燕云十六州及渤海等广阔的农耕地区，加上汉人的大批北迁，北方草原也出现了农耕和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而且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社会已完全封建化，由于汉文化的影响，契丹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终辽一代，大部分契丹人却始终保持着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契丹统治者十分清楚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并不提倡契丹部民转入农业定居。按辽代兵制，契丹“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即部典）各一人”，⑤装备自行筹备。各个部落即是生产单位，又是军事武装单位，“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间暇则畋渔为生。”⑥因此契丹人的游牧渔猎经济是与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骑兵联系在一起的。辽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尚武善战的民族传统，辽太宗就称：“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习武事也。”⑦因此，有辽一代，大部分契丹人仍然保持着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辽灭之时，其西北地区仍有“御马数十万牧于碛北，女真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石所得”，⑧这为契丹西迁后提供了坚实的畜牧业基础。伊本·阿西尔在《全史》中记录了西辽契丹人游牧生活的情况：“他们（契丹人）按照自己早在统治（这一地区）之前的习惯，生活在帐篷里，他们居住在乌兹干、巴拉沙衮、喀什噶尔及它们的郊区。”⑨又说契丹人“夏天到不里阿耳地区放牧，冬天到巴拉沙衮过冬。”⑩汉文史料证实了这一点，《金史》卷121载，在巴拉沙衮“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11)这是典型的契丹游牧部落环车结营的形式。中亚契丹人在长期的畜牧业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验。对于牧马要“遂其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12)他们对畜群实行定期放牧、定期收回的办法：每年由4月到8月放出，令其自逐水草，适应气候的变化，到8月末收回饲养，保护牧群度过寒冬。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人工饲养，改变了粗放的畜牧办法。早在辽朝时期，契丹人就开始实行群牧制度，即选择最好的草原建立国家牧场，由政府设官统一管理，这样能更有效地利用牧场资源。西辽继承了这种制度，在西辽“北面官”中专门设有“某路群牧使司”，管理国家牧场。耶律大石等西辽统治者十分清楚畜牧业的兴旺与巩固统治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大石在征服花拉子模国以后，要求花剌子模沙（即国王）以缴纳“一笔三千金”的贡赋为臣服的条件，并要求花剌子模以牲畜和货物的形式抵价缴纳，(13)充实其畜牧业的基础。由于契丹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加上中亚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契丹人的畜牧经验，使西辽的畜牧业经济在建国不久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正如志费尼说的：“不久后他（耶律大石）的百姓兴旺，他们（契丹人）的牲口长了膘。”(14)
狩猎和渔业是西辽契丹人的重要生产部门。契丹族最初是一个畜牧渔猎并重的民族，“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西辽时期，这种有时猎获多、有时猎获少的不稳定的渔猎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西辽却一直保持着固有的传统习惯，并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这正如前文所述，契丹人不仅将畋猎作为一种娱乐，主要是把习武和狩猎联系在一起。西辽立国之初，契丹族作为居统治地位的异族，用武力威胁中亚，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就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渔猎经济仍然是他们的一个生产部门。
中亚契丹人不但个人平日打猎“以给日用”，而且契丹贵族还经常组织大规模的围猎。西辽契丹人的狩猎以骑射为主，主要用弓箭，但是对不同猎物，也辅以其他工具：捕鹅鸭用剌锥，捕兔用置网石鎚，射鹿时还用诱鹿的鹿哨，“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也，遂踊跃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15)天山山脉中和中亚草原上生长着众多野生动物，如鹿、羚羊、野驴、羱羊、野猪、野鸭、天鹅、狼、狐、松鼠和熊等，它们都是契丹人狩猎的对象。到西辽后期，大部分契丹人转入农业定居，但是，很多人仍然保持着狩猎尚武的习俗，以补充小农经济。西辽末代君主直鲁古在花拉子模国大军压境，政敌屈出律威逼城外的危机时刻，仍然难忍狩猎的嗜好，不听部下百般劝告，坚持出城打猎，结果被屈出律设兵擒获。(16)对西辽契丹人的狩猎遗风，由此可见一斑。
捕鱼业也是西辽契丹人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一种独特的凿冰捕鱼即罩鱼的方法：“蕃（指契丹）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窃，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钩竿，罕有失者。”(17)这种方法至今还为我国北方一些民族所沿用。西辽直辖领地内，河湖密布，伊赛克湖、赛里木湖、锡尔河、伊犁河、塔拉斯河、楚河等地，都有契丹人从事捕鱼业。
到西辽统治后期，大部分契丹人由畜牧业经济转入定居农业或半农半牧，原先居住在巴拉沙衮、乌兹干等城市郊区、生活在帐篷里的契丹游牧民，也逐渐放弃了“屯营游牧”的生活方式，进入到城市生活中。造成这种生产方式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契丹族早在辽朝时期对农业定居和半农半牧就已十分熟悉，辽朝南部的燕云十六州和原渤海故地都是农业区，到辽朝中后期，由于大批汉民和其他农耕民族被迁入北方，半耕半牧的生产方式在北方游牧地区也十分普遍，很多契丹部民虽然保持着游牧传统，但他们的很多部典却是汉人，这些部典并没有断绝和农业生产的联系，契丹人对农业的熟悉是导致其生产方式转型的一个原因；早在契丹西迁之前，生活在直辖地地区的原哈剌汗朝统治下的各种操突厥语的游牧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游牧生活转入农业定居，西迁入主后，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带动了契丹人生产方式的转型；在耶律大石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征服东、西哈剌汗朝、高昌回鹘和花剌子模等国，建立西辽王朝以后，中亚地区渡过了几十年的和平岁月，这导致了契丹统治者对武备的放松，这种状况也促进了契丹人的定居。契丹人放弃游牧生活以后，在当地开耕土地，种植谷物。但是，这时契丹人并没有完全切断同畜牧业的联系，仍然饲养着一部分牲畜，(18)其中仍有部分契丹人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西辽立国后，在直辖领地废除了原哈剌汗朝实行的伊克塔制度（封建采邑制），不把土地分封给皇族和功臣，促进了当地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契丹人的定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加上西迁汉人带来的较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都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西辽直辖地境内的锡尔河上、中游至巴拉沙衮地区，有着良好的灌溉农业。李志常记述道：“其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19)水利工程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西辽直辖地区的水利灌溉系统相当发达。巴拉沙衮地区，“皆疏河灌溉”，(20)“土平、民多、沟洫映带”。(21)伊犁地区也有灌溉农业，“农者亦决渠灌田”，(22)西辽直辖地西部的讹打剌绿洲上有完整的水利灌溉网，现已发掘的该地古城遗址有复杂的水渠网络和有关设施，这些水渠除灌溉城郊的农田以外，还供应城市居民用水。(23)直辖领地出产五谷，还种植棉花，刘郁《西使记》中载不剌（孛罗）（今博乐）地区“所种皆稻、麦”，阿里麻里（今霍城）生长有各种水果，“瓜、葡萄、石榴最佳”。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中也提到阿里麻里城周围“多蒲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13世纪前期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在途经塔拉斯河谷时，提到那里种植有葡萄树。(24)可见当时园艺业也很发达。而葡萄酒的酿造规模也有很大发展，七河地区发现不少酿造葡萄酒的作坊。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铁铧犁、砍土曼、镰刀，以及和粮食加工有关的手磨、畜力磨和水磨，《西使记》中记载叶密立（今额敏）附近“有硙碾，亦以水激之行。”
西辽直辖领地内的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早在辽朝时契丹人中不乏能工巧匠，他们和西迁的汉人一起将很多汉地手工业技术带到了中亚。转入定居以后，也有不少契丹人转入了城市手工业者的行列。玻璃制造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令人瞩目。七河地区出土了大量玻璃器皿，玻璃器皿多为规范的高脚杯和长颈瓶，多用透明玻璃制成，有的用各种色彩作为装饰。玻璃制造业长足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民用窗户玻璃的普及。《西使记》中载孛罗城“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牕户皆琉璃。”(25)这里的琉璃实际上就是玻璃。刘祁所撰《北使记》中也载七河地区居民居室“梁柱檐皆雕木，窗牖、牕器皆白琉璃”，(26)白琉璃即透明玻璃。西辽时期的制陶业也比较发达，其特征是釉陶的普遍使用。釉陶器皿主要有碗、茶碗、托盘、油灯、盘子等，器皿多有绘画作为装饰。另外，根据考古资料可以推断，当时夹砂粗陶的生产规模也较大，这与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制陶业大量生产建筑材料：如砖、瓦和陶制水管等。西辽的金属冶炼和制造业也较发达，兵器的制造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各地有许多箭镞、矛头、马刀出土，在亚历山大古城出土了一件带有护肩、护喉锁子甲的圆头盔。早在辽朝时期，契丹工匠的冶金制造技术就比较发达，所制的镔铁刀，以锋锐精良著称于世，在和宋、西夏等的外交往来中，都有镔铁刀作礼物。另外，西辽直辖地的纺织业和马具制造（包括车辆制造）等行业也有一定规模。
由于西辽统一了中亚，阻止了游牧部落对农业的搔扰和城邦封建主之间的混战，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过境贸易和境内商业活动都比较活跃。当时西辽境内的货币流通量相当大，西辽王朝曾按照汉地钱币的式样发行过自己的货币，同时允许哈剌汗朝的钱币继续流通。《古钱录》中录有“康国通宝”，我国历代帝王年号中只有耶律大石曾用“康国”年号，因此，“这显然是哈剌契丹王朝奠基人铸造的钱币”。(27)清代学者梁诗正、于敏中著录的《钱录》卷12中附有“感天元宝”图案，耶律大石的皇后塔不烟称号为“感天皇后。”《钱录》作者在图旁题记中记道：“按，天佑帝（指大石）在位二十年，遗命皇后权国称制，号感天皇后，此钱盖其时所铸也。”(28)此钱的图案与宋朝钱币式样（圆形方孔）完全相同。根据出土的古钱币资料看，(29)西辽王朝境内通行的仍然主要是哈剌汗朝钱币，哈剌汗朝的制币厂仍在继续冲制新货币。在前苏联伏龙芝（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现更名比什凯克）曾出土了一个古钱币宝库，里面有大批哈剌汗朝的钱币，钱币两面印有领主的名字、年代和造币厂，由此我们知道，今库巴（费尔干纳谷地），乌兹根（锡尔河上游南岸）、马尔金南（费尔干纳谷地）都是西辽时期制币中心。(30)李志常记载当时七河地区“市用金钱，无轮孔，两面凿回纥字。”(31)从形式上可以推知这无疑是哈剌汗朝的钱币。当时市场上已很难见到真正的迪尔赫姆，即纯银钱币，流通的主要是镀银的铜迪尔赫姆，这是由于商业贸易的不断扩大使白银的数量已不足以应付流通，镀银的铜迪尔赫姆的购买力比它的实际价值要高出许多倍，在商业中代替了真正的银币。(32)
在赋税制度方面，西辽借鉴了汉地的税制传统，即按户征税，这和游牧民族、伊斯兰世界按丁征税的传统不同。巴托尔德指出：“哈剌契丹所制定的按户征税制度是模仿中国的。人们向每户征收一个狄纳尔，即一个金币。”(33)伊本·阿西尔在《全史》中也称：“当他们（契丹）占据了整个突厥斯坦国家……只从每户——从城市居民，此外，也从农村居民——收一个狄纳尔。”(34)汉文史料也提到巴拉沙衮居民以“所获十分之一输官。”(35)契丹入主以前，哈剌汗朝在当地征收的税率，即土地税（“哈拉吉”）就为收获物的三分之一，而佃农还要向地主交纳另外三分之一的收获物。相较而言，西辽在直辖地征收的赋税是较轻的。而东、西哈剌汗朝、高昌回鹘王国和花剌子模等附属国，每年要向西辽王朝上缴一定数量的贡赋。由于史料缺载，其具体数目不详。(36)
二
现存各种史料反映出的西辽契丹人的物质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西辽时期契丹人的社会组织结构从形式上继承了辽朝的传统，即按“部族制”的形式结合一定地域将契丹民众划分为各级不同的行政区域。这些行政区域不但是契丹人的社会组织和畜牧业、农业的生产单位，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军队、行政区划和部族制的结合正是西辽契丹人社会组织的特征。(37)但西辽在保留“部族制”形式的基础上，废除了契丹贵族、酋长对部民的领有权，按汉族传统实行中央集权。大石在召集“七州十八部”大会以后，“不得不与企图保留自身特权而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部落贵族阶层进行斗争。”(38)定都巴拉沙衮以后，大石“不让异密（将军）们拥有封地”，“不委任异密为百骑以上的军官，使其不能叛乱”。(39)规定任何权贵均“无权从居民中收税”。(40)各级行政区划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管辖，战时契丹部民（按西辽制度，18岁以上为成丁），则由临时委派的军官指挥。这样，“部族制”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得以保留，其部民都是国家的编户，由国家派官管理。
西辽契丹人的家庭组织不同于汉地的祖、父、孙三代合居的大家庭制，一般多为父子两代的小家庭，男子成人以后即从父亲帐篷里分出，另立一户，每帐平均约为5人，(41)《辽史》“西辽始末”载：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即位后，“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42)这里“籍民十八以上”男丁的结果，却得的是“户”，这正反映了契丹人小家庭制的实情，因为每户一般只有一名成丁，每户成为负担赋税和兵役的基本单位。
西辽时期，契丹人的居住方式变化很大。前期，契丹人一直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住的是便于拆卸和移动的毡庐，在停驻的地区环车结营，铺毡立帐作为住所。正如伊本·阿西尔所说的：“他们（契丹人）按照自己早在统治（中亚地区）之前的习惯，生活在帐篷里。”前所引在巴拉沙衮。“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是中始周匝。”(43)这里所说的“屯营”就是契丹人环车结营，群聚而居的住地。西辽后期，大部分契丹人转入农业生产，他们的居所也从毡庐转入土木结构的房屋。根据考古材料，我们知道当时西辽直辖地的房舍一般是由墙和房屋圈成院落。富裕人家的住宅有一个内院，作为整个房舍的中心，其四周有各种用途的房屋十多间，窗户上装有玻璃。手工业者的房屋通常都有一个小院，中间一条走廊，把小院分成两部分，前面工作，后面住家。而城市贫民的住房则少得多，也没有院落。当时河中地区的园林艺术比较发达，耶律楚材和长春真人邱处机都留下了多首赞美河中园林的诗句。而西辽直辖地与河中毗邻，城市和家居的园林布局也受到河中的影响，得到一定发展。中亚契丹人的房屋造型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同于当地伊斯兰式建筑，源于汉地的砖、半圆瓦等建筑材料和汉地泥塑、坑式取暖系统等建筑技术在契丹人住宅中被广泛采用。
西辽时期契丹人的服饰始终保持着辽朝时期原有的民族传统，没有被当地穆斯林服饰所同化。据志费尼记载，西辽末年屈出律在篡夺实权以后，强迫和田的穆斯林，“要么信奉偶像教（佛教）或基督教，要么穿上契丹人的袍子”。(44)可见契丹的服饰是不同于穆斯林的。《史集》在记述西辽末代公主浑忽出嫁时称“由于她（浑忽）掌握着大权，所以不许人们给她戴上顾姑冠（būtaq），她要按照汉女的习惯戴“尼克扯”。(45)顾姑冠是契丹已婚妇女的传统冠饰。这件事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仰慕之心，同时也道出了她们一直顽强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服饰的事实：浑忽公主是因为掌有大权，才可以不戴顾姑冠的。契丹男子的衣服大致分为两种款式：一种是“衣皆左衽”，这应是契丹人从事狩猎、战争时所着的衣装。《契丹国志》中有“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制”的记载，《辽史·仪卫志》在“国服”条中记契丹“田猎服”时说：“皇帝幅巾，披甲戎装，……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黑绿色。”“衣皆左衽”或“披发左衽”是和中原汉族服饰相对立的一种常见的北方游牧民的服饰。契丹人另一种衣服款式为圆领窄袖的窄袍，腰系皮带，长袍自左胯以下开襟。(46)这是西辽契丹男子的主要服饰，《辽史·仪卫志》在记“国服”条中多次提到这种长袍：“服紫窄袍，系
鞢带”，“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47)契丹男子的发饰为“前薙后辫”，即头顶中间剃光，四周留发，头部后面头发编成两根辫子，垂于脊背。《契丹国制》中记载：“别族……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48)这里的“髡发”其实和“辫发”是一种发式的两个方面，即“前髡后辫”。《辽史·仪卫志》载：“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貯发一总。”(49)这里的“貯发一总”就是辫子，另外，用金花、珠玉或漂亮的羽毛作为装饰的毡冠也是契丹富贵人家（男子）常戴的冠饰。而契丹已婚妇女则戴顾姑冠(50)，这种头饰在古代契丹和蒙古人中十分普遍。《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这种头饰：“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皂褐笼之；富者以红娟，其末如鹅鸭，曰‘故姑’”。赵琪也称：“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51)西辽时期契丹人衣服的布料主要是丝绸、棉布和毛织物。契丹富贵人家都习惯中原丝绸，穆斯林史料称耶律大石“除中国丝绸外，不穿别的。”(52)当然，丝绸作为高级消费品只能为契丹贵族和富贵人家享用，一般百姓的衣料主要是中亚当地出产的棉布和毛织物。
西辽时期契丹人在转入定居以前，用车、马代步，契丹人的车有各种不同形式，用途也不一样，“契丹旧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以华饰。”(53)契丹人的造车技术早在辽朝就享有盛誉，其车坚固实用，适于长途远徙。拉车的牲畜有马、牛和骆驼。西辽后期，虽然契丹转入农业定居，但马、车仍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
西辽契丹人的饮食文化也很有特色。作为游牧民族，肉类和奶类（包括乳制品）是他们的主食，喜食鱼肉则是契丹人饮食的一个特色。在转入定居农业以后，面食和肉食的比重发生变化，但肉和乳制品仍是契丹不可或缺的食物。七河地区“播种五谷，一如中原。”(54)小麦、小米、大米、豆类及各种蔬菜成为契丹人的主要食品。西辽直辖地出产葡萄、瓜、梨、石榴等，这些甘甜的水果为契丹人夏秋季节的食谱增添了新的佳品。中亚地区的葡萄酒自古就享誉中外。西辽时期七河地区的葡萄酒的酿造业也较发达。目前在七河地区考古发现了多处这一时期酿造葡萄酒的作坊。葡萄酒也成为他们喜爱的饮品。
西辽时期中亚契丹人的经济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但是，由于目前有关方面史料的缺乏，尚难以窥其全貌，本文不计粗浅，也旨在抛砖引玉罢了。
注释：
①“七州”分别为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这七州之名不见于《辽史·地理志》，当为原来的头下（投下）军州。“十八部”是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而毕。关于十八部的位置，梁园东、岑仲勉、唐长孺、周良霄、余大钧等均有考证，分布在蒙古草原与我国东北基本成定论。
②伊本·阿西尔《全史》第8卷，第55-56页，多伦堡本。见《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5-66页，莫斯科，1973年。
③西辽对各附庸国、部族采取羁縻政策，除派驻监临官和征收赋税外，保有各国原有政权，契丹人主要生活在直辖领地内。
④《哈萨克共和国百科全书》，第1章第1节，阿拉木图，1981年。
⑤《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
⑥(53)《辽史》卷32，《营卫志中》。
⑦《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⑧洪皓《松漠纪闻》卷上，古今逸史本。
⑨⑩(34)(39)(52)《全史》，第12卷第171页，第9卷第355页，第11卷第56页，第11卷第57页，第11卷第57页。见《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第60页，第1辑第60页，第1辑第66页，第1辑第67页，第1辑第67页。
(11)(35)(43)《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2)《魏公集》卷13，《使辽诗注》。
(13)(14)(44)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上册，第418页，第418页，第7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扬复吉辑《辽史拾遗补》卷5，江苏书局刊本。
(16)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17)宋绶《上契丹事》，《宋会要辑稿·蕃夷》。
(18)(23)《哈萨克共和国史》，均见第2卷，第82页，阿拉木图，1979年。
(19)(20)(22)(31)《长春真人西游记》，录于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1)(25)刘郁《西使记》，见《古西行记选注》，第239页，第238页。
(24)《鲁不鲁乞东游记》，录于（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第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6)刘祁《北使记》，见《古西行记选注》，第233页。
(27)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英文本，第664页，纽约，1949年。
(28)梁诗正、于敏中《钱录》，第224页，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1989年。
(29)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达维多维奇：《论两个喀剌汗朝》，徐均平译，《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32)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197-19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第244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33)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第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6)只知道东哈剌汗朝曾按每户一个狄纳尔交纳。
(37)(38)(40)皮科夫《哈剌契丹国家的军事组织》，冯继钦译，《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41)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第229页。
(42)《辽史》卷30，《西辽始末》。
(45)(50)拉施特《史集》，余大钧等译，均见第1卷第2分册，第24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46)参见（辽）胡环的《卓歇图》画及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壁画，《中国美术全集》；辽宁昭盟阿鲁科尔沁旗的辽代壁画墓中，也常见这种窄袍，转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简史》。
(47)(49)《辽史》卷56，《仪卫志二》。
(48)《契丹国志》卷23，《兵马制度》，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1)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17-18页。
(54)耶律楚材《西游录》，《古西行记选注》，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