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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3-0001-07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3.001 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列宁主义在近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运用，它对20世纪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近现代中国指明了求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417，“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2]403列宁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的内容。 1 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1.1 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 毛泽东很早就理解到列宁主义的科学性。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应邀在湖南演讲《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场演讲反响热烈，激发了一批仁人志士讨论中国改造道路问题。虽然罗素的演讲主旨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理解，在1921年元旦召开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抛弃了“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最宜采用”[3]2。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信仰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理论过程，而且是一个实践过程。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是阻碍革命路线正确制定的两大主观主义倾向。毛泽东在理论上接受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从时代适用性的角度否定了恩格斯和平过渡论，同时他积极投身社会调查实践，指出中国革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首先就是中国是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家，反动的力量异常强大，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成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必然道路[4]16。毛泽东依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正确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地判断革命的阶段性矛盾和斗争对象的变化，区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也正因为中国的极端落后，主观主义成为困扰中国共产党前进步伐的阻力。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5]93，不能将主观主义的盛行仅仅看作是个人现象，而要看成社会现象。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也是列宁在革命时期对俄国社会的分析，然而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落后更甚，其表现之一为“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5]284，即难以出现像列宁一样的领袖来引领党摆脱主观主义。 1937年至1938年间，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哲学问题以指导中国革命，其中带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的主观主义问题是一个主要切入点，因此，人的问题也成为毛泽东的研究重点。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过程中，大量参考了列宁的哲学论述以及苏联哲学家撰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间毛泽东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6人撰写、由李达等人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本书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1941年3月以后，毛泽东又阅读了这本书的中译本第四版。可见，这本书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1937年7月前，毛泽东还阅读了苏联哲学家米丁等人撰写、由沈志远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做了大量的批注。他在读到关于费尔巴哈的叙述时，明确地标识了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差异在于：“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6]18据此，毛泽东意识到要从“人的社会性”[6]144出发理解人，主客体辩证法中的主体即人不应该是抽象化的人，而应该“是社会的阶级”[6]22，应该具体为“俄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农民”[6]18，等等。他认为“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6]145-146，去考察实践与认识的问题。人的实践与认识问题只有在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求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在实践和认识中不断完成世界的发展与自身的发展。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实践使人们确信物质是客观实在。”[6]11实践的本质特征就是客观实在性，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并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同样重视主体性问题，他说：“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6]15-16反映之所以是能动的，原因在于，客观事物的根本特性是运动，认识只有随之运动才能把握事物，认识的同一性不是简单的摹写，而是对过程性的矛盾运动的把握[6]81-82。 毛泽东就书中关于列宁在俄国七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的叙述，批注道：“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6]14人的主观能动要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6]14-15人的认识主体性的发展是在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新矛盾与新联结”[6]15中不断得以推进的，这种推进本身也源于辩证法的过程性特征。 总之，“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6]34在“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主体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其变化”，人“改造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6]17 毛泽东标识道：黑格尔在主体观上的失误在于，他“把客体消解于主体中，把主客等同起来”[6]19，费尔巴哈“不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性质”[6]20。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认识与实践的分离，这是一种机械论的表现。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在实践辩证法中得到统一：“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的统一。”[6]17关于实践主体性和认识主体性的关系，毛泽东评价道：“先行后知”“知难行易”[6]152。 毛泽东深刻地把握到了列宁的总体性思想。马克思主义者认识的目的是要“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6]164，据此，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6]10，倘若不能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就去改造世界，就会陷入主观主义。同时，人对总体的把握不能脱离具体。世界的规律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被人们所全面掌握，事物是运动，运动就是矛盾。毛泽东特意标识这是“列宁的话”[6]164。换句话说，“认识史没有结束”[6]153，所以人的总体性认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毛泽东特别关注了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关于实践的总和以“逻辑的格”形式在人的意识中固定的观点，并写道“这种道理，主观主义者没有梦想过”[6]436。毛泽东还指出，旧社会中的人可以不理解“逻辑的格”，但是作为政治能动性的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不能陷入主观主义[6]436。 毛泽东将哲学批注中的心得和阐发总结性地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7]281人的认识和实践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只有科学地指认人的社会历史性，才能够科学地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马克思的唯物论指出了“社会的人”在实践中实现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过程。他在1964年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文中强调，“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关于人的认识的两次飞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8]389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基本上只讲清楚了第一次飞跃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到第二次飞跃问题，理性认识到实践的环节缺失恰恰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根源。毛泽东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个症结。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解决了对立统一关系问题这一认识辩证运动更为核心的问题。毛泽东结合列宁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诲，指出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他正确区分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党内矛盾和社会自然矛盾的解决方法。总体而言，毛泽东指出了对立阶级的矛盾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加以解决，党内矛盾要用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对立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对抗关系，就对立阶级关系而言，哲学上的矛盾对立和现实中的阶级对抗可以划等号，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依然存在，对抗将消失。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正确解决了人的社会性问题。阶级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社会关系的表征，其关系的处理方式除了阶级分析法还有矛盾分析法。阶级的分析本身要以矛盾分析法为基础，但是阶级关系的处理同样要使用矛盾分析法。只有实现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的统一，才能真正凸显阶级范畴的理论内涵及其内在张力。 1.2 党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始终强调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在1944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员必读的五本马列主义著作中列宁的著作占两本，分别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5]9。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复提及列宁这两本书其缘由就是这两本对于改造党内主观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5]75这三条方法有助于摆脱党内主观主义。毛泽东在理论上反对主观主义，在具体实践中以整风运动的形式改造主观主义。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党员同志。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改造过程，而是一个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并举的过程，“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5]339整风运动的科学性就在于强调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不能脱离客观世界的改造。 “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2]416整风的目的是实现党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而打造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领导队伍。“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4]162所谓人的自觉性就是人的党性。“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5]417共产党人行动和意见的一致性在于他们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预见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就因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真理的客观唯一性是行动和意见的一致性的本体论基础，实事求是是行动和意见的一致性的方法论基础。“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5]396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自觉性是人类预见的基础。因此，党性所代表的就是自觉认识人类发展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动主体性，党性就是一种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能动主体性。自觉性是人所具有普遍性的人性，也就是说，它只是人性的普遍方面，它并不妨碍人的非普遍性的个性。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9]870，所谓“具体的人性”就是人性具有普遍性和个别性，人的普遍性和个别性都具有社会历史性，而不是像个人主义那样，将个体独立性看成是一种普遍性，以凝固的、静止的方式谈论人的普遍和个别的统一。毛泽东在党性之外不反对人的个性，人的个性分为两种，一种个性表现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5]340，即尚未达到党性的自发性。另一种是基于“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5]340-341而表现出来的非规律性的个性。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将白求恩医生看做是一个党性和个性统一的典型形象，他说：“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列宁主义路线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无私援助和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党性的彰显：“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0]66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提高人的自觉性的主要方式方法，至于人民群众，“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5]313。所谓“经验的方法”就是要用生活实际来引导人民，在革命时期人民最关注生活实际主要是社会生产力。 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5]317毛泽东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不是说要脱离农民、脱离群众，而是从领导权的角度强调共产党员的自觉性不同于农民群众。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实际，党员要摆脱主观主义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认为“左”的主观主义还表现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党内同志除了以阶级眼光对待地主和富农之外，还要把地主富农切切实实当做一个现实的人来看待。地主和富农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是可以被改造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2]342“真正的列宁主义”不能让地主和富农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者，而是要在现实生活层面上改造他们，领导他们。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和党性，就要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它要以普及和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作为目标和方向。为此，文艺工作者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9]861，人民群众才是文艺创作最丰富的原始素材。在这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为，要实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拜人民为师，人民的真实诉求和需要才是党员和国家工作者所要努力的方向。 2 毛泽东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借鉴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参考列宁的《论粮食税》和《论合作社》等文章中的新经济政策以指导革命时期的苏区经济建设以及和平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革命中思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深刻地理解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唯物辩证法在群众观上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认同列宁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和把握[6]81：在辩证法的内部过程中，认识到矛盾的内在对立统一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6]65。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基础是富农的存在。消灭富农的方式只能是“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没有其他的方式。这种以实践辩证法消灭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6]69。即是说，对于生产方式截然对立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用革命的方式加以消灭，对于可以改造的民众阶级必须使用实践的方式加以引导。既然人能在改造外界的同时又改变自己，那么富农阶级必然在新经济政策的引导下逐渐走向社会主义。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党内要避免民粹主义，即“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5]322-323。毛泽东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通过发展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渡阶段，并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毛泽东说：“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过去，人民在封建制度下因为没有财产而没有人格，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与剥削阶级的斗争“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党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5]415党和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要以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作为前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要以解放人的“个性、自由和人格”作为根本宗旨。毛泽东在七大上关于经济建设的表态为1949年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主导的包括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和措施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旨在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泽东说，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制定的，同时毛泽东还说：“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11]285“一九一八年”标明了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列宁的过渡学说”并不是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是特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毛泽东过早地结束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接近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国际环境来看，受制于斯大林及其模式的压力，从国内环境来看，毛泽东想通过工业化道路快速奠定经济基础。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消灭”，但它在总体上已经保守地推到了商品交换的层面，经济发展的活力受到极大的制约。 农业合作化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内容。在民主革命时期，合作社是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毛泽东说，农民的个体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农民陷入穷苦的根源，“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9]931毛泽东坚持认为，合作社是联合农民占有现实生产力的道路，同时这种联合形式的前提是自愿而非强迫的，在这个前提基础上，合作社建设是好的。中国特别落后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走有别于俄国“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也为中国比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容易实施农业合作化奠定了群众基础。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承认，农民所能自愿接受的只能是“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至于高级社则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提升农民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生产力进步才能真正激发农民深化联合形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突破了苏联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集体农庄模式，实施由互助组逐步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11]433，合作化的道路必须与农民的主体水平相一致，才能真正得到农民的拥护，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毛泽东出现了急于向高级社过渡的举动，并因此产生了对商品经济的否定态度，他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12]324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时期，毛泽东对于商品经济问题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4]53很显然，他在对工商业改造的公有化程度上存在疑虑。1958年，毛泽东在郑州工作会议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他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4]434商品经济能够通过流通领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商品经济的合理性与优势所在。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农民经济地位的提高“是现象，不是本质”[4]436。农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这是农民经济地位提高的根本原因，但无论如何，农业经济都不可能替代工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基础。毛泽东说：“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4]437 “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4]550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理解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致起来了，商品经济是联合个体农民的经济体制，农民的合作化不能通过带有强制和计划色彩的高级社形式来实现农业的全民所有制，原因在于“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毛泽东认为，农民的落后性和商品经济具有内在一致性，商品经济是整合自发资源的自发性机制，“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4]437。毛泽东借用恩格斯的话指出了商品经济的历史性：“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4]438据此，毛泽东证实了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兼容的现实历史性。 1958年毛泽东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书中的直接过渡理论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抓住了列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平等的问题。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具体分析“资产阶级法权”。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种，并提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4]449。 然而，在1959年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8]116毛泽东强调“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是中国基于与俄国的国情差异之处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与他在1958年郑州讲话是有很大出入的，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要以商品经济来引导农民的自发性。 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会从各个方面继续妨碍社会主义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人民在劳动中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在一定时期内，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要通过不断变革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实现平等的手段包括整风运动等政治方式、思想教育方式，唯有通过这些手段调整干部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要以人的利益和需要为前提。但毛泽东的主旨是要谈精神需要：“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8]133社会主义的精神需要决定了“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因为个人利益的增长取决于集体利益的增长。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防止‘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的‘最近视的个人主义’”[8]134，要使人民的觉悟提高到集体主义。但毛泽东没有谈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没有从经济角度谈论如何使人民的觉悟提高到集体主义，这就为道德主义的泛滥埋下了因素。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8]136。社会主义的发展长期性取决于人的发展具有长期性，社会主义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与以人为本具有内在一致性。 毛泽东对待商品经济的态度与当时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他迫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以及官僚主义、投机主义横行的现实，逐渐脱离经济社会现实以道德文化讨论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晚年，他经常引用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说的一句话——“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来作为反对商品经济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他说：“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13]180实际上，列宁的这句话无论在军事共产主义还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都是正确的，区别仅仅在于，列宁对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手段上，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迫于国内战争的形势，阶级斗争是必然的手段，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商品经济是调节人的自发性的最佳经济体制。毛泽东晚年放弃了经济手段，凭借“神州六亿皆尧舜”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放任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助长了人民的自发情绪，企图以立竿见影的阶级斗争手段实现人的建设问题，这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举动使社会主义发展走向了曲折道路。标签：毛泽东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列宁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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