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语言应用和理论研究结合——也谈重新认识语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也谈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研讨语言理论及其具体应用问题。在正确区分语言和言语前提下，确认语言是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文章举王安石《元日》诗为例，运用语言符号系统理论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对诗作语言变异现象作了语用解释。进而提出“语用场”思想。主张把语言应用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才是全面认识和研究语言。
一
1994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相继刊登了《重新认识语言，推动语文规范化——第4次语法学修辞学学术研讨会择要》（简称《择要》）、《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以及王希杰教授《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等重要文章，①都对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德·索绪尔的语言观展开了检讨，提出了重新认识语言问题。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学者从计算机语言学着眼也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进行过评析。我学习了这些文章后，很受启发，也想谈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正处于信息科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卫星传播、光缆通讯、计算机应用、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都对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促使语言学者回过头去检讨索绪尔对语言的规定似嫌偏狭，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自然地提出了重新认识语言问题，目的是想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关键问题启动，推进语言科学的健康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
的确，正如《纪要》的先生们所说，“中国语言学界对索绪尔学说的引进和传播正是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着眼的，这种引进和传播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方光焘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全面而系统地、严肃认真地介绍索绪尔学说的第一人”。王希杰先生也说，“就我个人而言，年轻时代，接受的是经过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方光焘老师修正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坚信语言是一个严密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就是说，我们很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索绪尔的语言观、特别是经过方光焘先生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之后，才便于提出我们今天对语言的重新认识问题，使理论研究更好地同语言应用结合起来。
二
索绪尔极少用严格的定义表述他所用的术语。他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础上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②这可以看作是索绪尔语言观的表述。我们可以说，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都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只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机智地区分语言和言语，才找到语言学的真正对象——语言。索绪尔学说的实质就集中表现在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上，其他一切理论和方法论都是从这一基本命题推演出来的。
但是，索绪尔虽然从多样异质的言语活动中分解出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却又把言语看成是纯粹个人的东西，从而把社会的语言和个人的言语分割开来，对立起来，造成了“索绪尔式的矛盾”和错误。索绪尔一方面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是储存在每个人头脑里的词语形象，是心理的东西，从而否定了语言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也看成是心理的。他说，语言符号是由能记和所记结合构成的整体，能记指音响形象，所记指概念（或意义），“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③他从心理出发看待语言符号，所以把语言规定为“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一，把语言仅仅看成是表达个人观念的心理现象，容易误解为语言不必受社会约束而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方式。第二，否定语言符号的物质时性（说话的音响），用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知识代替客观存在于社会集团中的活的语言，就否定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社会功能。
方光焘先生介绍和发展索绪尔学说的贡献，正如《纪要》指出的，在30年代后期乃至4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的“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中，他对“对索绪尔学说有精要的介绍和充满卓见的分析，一再论述“体系和方法”问题，区分“语言和言语”，强调理论和方法论对于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他既指出索绪尔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也认真纠正人们对索绪尔理论的误解。具体地说，方先生在改造和发展索绪尔学说方面最主要的有三点。
第一，索绪尔说，“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④这一论断被严重误解，甚至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语法）当成纯形式分析，而不管它的内容（意义）。方先生在“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中，结合汉语实际，提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的“广义形态”学说；到50年代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广义形态”，把意义和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功能、结构和句法统一起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理论语言学”。⑤
第二，把握形态核心，从意义和形式结合纽带着眼，提出了科学分析语法程序。他在《体系与方法》一文里指出，“文法学是以形态为对象的，是要从形态中发现含义”，最早提出了“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的分析程序。⑥这是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明研究方向。后来在《谈谈语言结构的分析》里，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是不问意义，只讲形式。事实上，抛开意义的语言形式是没有的。……一句话，从听话者的角度来说，是从声音到意义的。因此，研究者不能从意义出发。分析的结果要求同意义相符，但决不能从意义出发，否则就容易夹杂主观的东西。”⑦具体阐明从语言观到方法论的研究方向和分析程序，这是方先生对语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三，在“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中，纠正了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方光焘说，“为了认清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从言语活动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把个人的言语和社会的语言对立起来。纯粹的个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索绪尔不注意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关系，把一般和个别完全对立起来了”。“索绪尔区分出来的语言是所谓心理意识中的语言，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语言本身，不是在言语活动中具有物质外壳的语言。他在区分中的主要错误就是以存在于意识中的语言，即心理的语言，代替实际的语言。”⑧
我在学习、接受方光焘先生所改造和发展了的索绪尔学说后，很同意《纪要》说的，“从总体上来看，索氏的理论给中国语言学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但是，与国外相比，我们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介绍及实践还差得很远，可以说我们还处在前结构主义阶段。需要有更多的人钻研、传播索绪尔的方法”。还应加一句，需要有更多的人钻研、传播方光焘的语言学思想。因此，我认为在正确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前提下，说“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句话还是可以接受的。为了避免误解或跟上时代潮流，我常把这句话中的“表达观念”改为“传递信息”，⑨因为“传递信息”有编码、解码，是交际双方的事。把语言规定为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传递信息必需使用同一社会理解的共时状态的语言（通过中介语解码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当然必需有物质载体。其次，把语言放在符号世界中比较其异同，既可以看出一切符号具有的共性——物质性（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就是音响），又能发现其特性，这就是索绪尔指出的，能记和所记联系的任意性，能记的线条性。现在通常说的语言的层次性，递归性等，是从语言符号特性中推导出来的。最后，系统是索绪尔首创的概念，如何从语言系统中研究语言，还需要深入探索。我理解的语言系统是指语言结构内部的层级关系、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一切语言要素或单位，在层级关系中定位，在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中定性定量。如果我上面说的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当前提出的重新认识语言的问题，似可分别另作解释。
第一，把握事物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不同于属性，属性是某些事物共有的，而特性或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界标，是研究对象的需要，是一门科学赖以独立的根据。一种事物的特性是不会很多的，多了就没有特点。因此，我们要注意，不能把属性或非语言的东西当成语言符号的特点而罗列出七八条，这反而会模糊语言的特点，导致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无所适从，或顾此失彼。
第二，要重视语言同思维的联系，但也不可把思维的问题误当成语言的特点或缺漏。比如说语言的模糊性吧，这确实是它的属性之一，但语言的模糊性是从思维即认识的模糊性派生的，还是语言符号固有的特性呢？恐怕是从思维的模糊性来的，而语言只是把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记载下来，巩固起来罢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言不尽意”的真理。现代科学证明，人的思维器官大脑是由约一百五十亿个神经元细胞组成，每个神经元相当于一台精密电子计算机。人们思考问题时，眉头一皱，浮想连翩，恍兮惚兮，至微至大，就是用CT扫描，也无法明其奥妙于万一，用我们常人的语言去表述，怎能同步而无缺漏？简单地说，我们不宜把思维的问题记到语言的账上。
第三，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思维和语言，是指我们这个可能世界里人们常识可理解的思维和语言，而不是高人悟出的语言＝符号＝思维的“广义语言”。在这个前提下说，离开语言的物质属性或信息载体去谈论语言或它的符号特点，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
第四，既然我们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并且认为二者是一般和个别的互相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在研究语言时不是用来装璜门面，而要在语言系统中贯彻始终，就可以解释无序和有序、变异和稳定的辩证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先从底层音位来观察，它有音位和音位变体之分。“一个民族人民说话的语音，其音质可能是无限量的，这就是在言语里人们直接观察到的具体表现形式——音位变体，但从中提炼、抽象出一个民族语言的音位则是可以计数的。”⑩在它的上层，我们也说过，语素和词在言语里有各种变体——语法变体、语义变体、语音变体。(11)我们也谈到言语中的短语变体是修辞的重要手段；我们主张区分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语言的句子是指句子的结构模式”，“言语的句子是指句子结构模式的应用，它与一定的语境相联系”。(12)总起来说，语言层级装置上的各种单位——音位、语素、词、短语、句子——从言语角度看，都有变异的、无序的一面，而从语言角度看，又都有稳定的、有序的一面。有序和无序、稳定和变异，可以说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是永恒的。这样认识语言，诚如王希杰教授说的，“语言科学的重要任务便是揭示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奥妙”。这完全是正确的。
三
上面，我谈了个人对语言的理解和认识。我的意思是，应该把索绪尔、特别是方光焘的语言学说在认真吃透、用够、用活的基础上，分辨其利弊，提出新对策，更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应用研究。我愿意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用一条语言应用的实例来分析印证，向同行请教。
通常认为，诗词是语言艺术的结晶，也是最精炼的言语作品。我们举王安石的《元日》为例，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13)这诗现在有译本，我们写出来比较分析：“伴随着声声爆竹又过了一年，端起这屠苏酒仿佛春风送暖。温煦的阳光洒进了千家万户，换上新符祝愿新的一年平安。”(16)原诗可能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即王安石始拜相时所作。从诗的写作时代的语言系统看，当属中古汉语。作者系抚州临川（今江西）人，诗作难免带赣方音，但诗的韵律是社会共同的，势必要以《广韵》音系为准。至于诗作者音系的音位变体（说话音），现已无法测定了。
从语言系统观点看问题，一切语言要素或单位在语言层级关系中定位，确定单位与结构体的关系；在组合关系和类聚关系中定性定量，确定词语的性质及其含义。王安石这首诗有三处需要仔细辨认：1.爆竹。这是词，还是短语？根据诗句及《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心辟山臊恶鬼。”可确认是短语。从“爆竹声中一岁除”组合关系看，并比照刘禹锡《畲田行》：“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句（即反复使用或同类替换），可定为动宾短语，即爆裂竹竿之意。它已不同于现代汉语作为词的爆竹了。译诗的“爆竹”按现代汉语用作词，是对的，而在原诗中如作词用就欠通了。2.屠苏。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根据辞书可作草名、房屋、酒名诸解，应是一个语素构成的单纯词。从“春风送暖入屠苏”的组合关系看，属名词，是动词“入”的宾语；比照陆游《剑南诗稿十九·除夜雪》：“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句，定作酒名解更贴切。这个词现代不见用，已成为历史遗物了。全句译诗是好理解的，而原诗照字面组合解，是“春风把温暖送进屠苏酒中”，就有词语搭配不当之嫌，反而不如把“屠苏”当“房屋”解通达。但是，诗的语言就是要情化、美化，采用各种修辞手法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否则就没有诗味。这是应用语言的变异而产生的艺术效果。同样，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仿佛只是词语排列而主谓不沾连；事实上，词语排列也是一种表意形式，诗词语言既要受格律约束（包括字数），又要洗练，点出主要信息即可。这是应用语言的又一种变异形式。3.新桃、旧符呢？辞书未收，无解；只有“桃符”条。《辞海》解说，“相传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其下有神荼、郁櫑二神，能食百鬼。故俗于元旦，用桃木版画二神于其上，悬于门户，以驱鬼辟邪”。参照《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和上引陆游诗句，“桃符”皆作合成词。王安石或受诗体格律制约（这是在应用语言基础上的又一种形式——文体）而把“桃符”拆开，始造“新桃”“旧符”短语，即加上“新”“旧”对比、点化，顿生革故鼎新的气势，是他的言语创新或变异。译诗作“换上新符”，语虽通达，然表意欠明，气势不足。以上我们从中古汉语系统着眼，对诗中难解的词语作了定性定量的解释。单就这三个词语说，它是汉民族文化载体的结晶，应属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由此看来，一个时期的言语作品应该放在当时的语言系统中去分析，才是正确的。
从语言和言语关系看，我们上面说到，“言语的句子是指句子结构模式的应用，它与一定的语境相联系”。我们曾用一个图例来解说这种关系：
我们说，“构成语境的时间、地点、条件、目的、对象五种要素在言语行为中是永远在场的，缺一不可的，或可把这叫做‘语用场’。……我们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遵守的一套规则系统，是言语行为的决定因素，它通过言语个例体现出来；箭头表示语言规则系统贯穿在言语之中。言语是个人具体使用语言所形成的一套表达形式，它容许个人创新。个人创新的表达形式并不一定都成为语言新的规则。它要经过反复使用并得到社会公认之后才能进入语言规则系统；虚线箭头表示这种关系。语境对语言的制约和影响，是通过说话人具体使用语言，即选择言语表达形式实现的。”(14)联系这首诗来看，王安石是在具体使用他那个时代语言所形成的一套表达形式，其中语音、语义和句法都有他自己选择的自由（如二、三句的变异用法，有他个人特色），并容许创新（如“新桃”“旧符”），但贯穿在他言语之中的，仍然是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规则系统；他创造的“新桃”“旧符”，当时就没有人再用，后世更没有流传。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从无序到有序，从变异到稳定（规范）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语言符号的配件组装作深层观察。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表达词语意义，语词组合的结构形式表达语法意义，语句有目的的布局构成文体篇章结构，形成语用场。语用场也是一种形式，更高一层的形式，它表达深层的语用含义。以这首诗为例，它的语句意义（字面上的意思）是通过物质形式和结构形式表示出来的，它的语用含义（是否可细分为作者个人寄意、用意和作品寓意？）是用语用场形式表示出来的。据《千家诗》选注者说：“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得君行政、除旧布新而始行己之政令也。”这是王安石诗作的用意。一般人读这诗只有送旧岁、迎新春的喜悦之感，恰如译文所表达的，不会有作者“除旧布新而始行己之政令”的政治抱负。据报载，毛主席逝世后的春节，“四人帮”的张春桥也欣喜若狂地朗诵这首诗以寄托他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这说明不同的人进入语用场，因说话的目的不同而表达的含义不同。王安石的语用含义恰是从他创新的语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映射出来的，这是点睛之笔。王希杰说得对，“语用失误不过是没有语用合理性缺乏语境得体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改变语用条件，语用失误可以转化为艺术佳句。
我们再研究一下这种超越字面意思的语用含义是怎样产生的？它还是语言系统派生的，是从索绪尔的联想关系——我们称之为类聚关系（物以类聚）中产生的。索绪尔说，“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就是联想关系。“联想关系是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15)就是说，根据小至词语或它的组合关系，大至语用场的某种类似点（声音、意义和形式）产生联想，构成隐喻，就出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我国古代诗论讲比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雪莱说：“诗人的语言主要是隐喻的。”(16)由此看出，我们在语言学里研究修辞艺术、风格技巧，那已经是在更高层次，即在语用场中研究问题了。我们经常谈论当前语言教学的效果不很理想，恐怕是我们面对语言这座艺术大殿，没有升堂入室进入语用场、即没有讲明怎样有效地应用语言就止步了。
基于这种认识，我很欣赏于根元研究员的一句慧心之言：“语言是座立体交叉桥。”(17)这是一种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法。的确，立交桥是现代化城市不可或缺的交通通道，它缩短了人们交往的时空，密切了人际关系；它又是多渠道、多层次的艺术景观，可供游人欣赏品味。表面看来，车辆行人，纷纷扬扬，是无序的；而深入其境，左盘右旋，各有通道，互不碰撞，又井然有序。语言就是这样，在实际应用中，在言语行为中，有个人灵活驾驭的一面，又有固定的、遵守交际规则的一面。我们这样认识和研究语言，就是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生命体，是活的、可变化的，又有新陈代谢规律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应用研究中提炼理论，在理论建设中重视应用，把两者结合起来，从应用中去发现新的规律，才是全面认识和研究语言。因此，我很赞赏《语言文字应用》同仁的胆识，敢于发表《纪要》和《择要》以及有关研讨文章，把语言的应用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确实“给中国语言研究吹来一股春风”，必将“为新时期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开辟新的道路”。
我还要特别赘一句，敢于提出重新认识语言的先生们，不管从什么角度去认识，说出了多少真理，这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多方位地搞活语言研究的表现，是深化语言研究的动力，应该继续提倡和鼓励。
注释：
①载《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第3期。引文不另注出。
②③④(15)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37、36、169、171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⑤⑥参见《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197、6、13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⑦⑧方光焘《语法论稿》113、164-1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⑨分别见《徐思益语言学论文选》84、96、187、196、209、362、405、429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⑩徐思益《描写语法学初探》10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11)(12)(14)《徐思益语言学论文选》222、260、407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13)陈绪方《千家诗全译》，语文出版社，1987。
(16)参见《十九世纪诗人论诗》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7)参见《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