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超越二元思维的经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经验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中国学术思维中普遍存在的种种二元思维，基本上都是由感性／理性这个深层结构复制而来。如存在与意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再现与表现、意识和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边缘与中心、男权与女权、现代与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这些20世纪以来一直为中国学界所使用的具有理论硬核性质的元概念。而最关键的问题则在于，一方面，由于缺乏先验批判能力因而不能对感性与理性这两个巨型范畴的内在复杂机制予以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另一方面，则是在不同时代由于受不同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叙事之影响，因而必然要导致对其间深层结构关系的庸俗化理解和简单化处理。其现实后果当然是十分严重的。从哲学角度来讲，如所谓“我们以往哲学理论曾经出现过的许多特异现象，如：我们生活于现实世界，为什么思维和理论却常常为空幻的虚假观念所控制；我们最讲‘实事求是’、最重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为什么却又总是难以做到从现实出发，理论也总是与实践相脱节；许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批判、反对‘主观主义’！为什么却总是摆脱不了这个恶魔的纠缠；我们十分重视辩证法的理论，为此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为什么辩证法在人们的思想中很难扎下根，在现实中不是‘主观地’去运用，就是陷入片面性的形而上学，我们最反对公式化、形式化、僵化的教条主义，多次历史经验证明极左思想给我们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什么却又是克服不了、反不下去，到头来人们还是觉得‘宁左勿右’好？如此等等。”（注：高清海：《哲学回归现实世界之路》，《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而就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整体而言，它直接产生了我所谓的“独断论认知图式”，并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良性再生产：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独断论认知图式，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自我确证的危机。由于大家都是独断论，“谁也不服谁”，而由于独断论之间的对立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到解决，所以在面临着理论上无法解决的矛盾时，它只能就求助于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实践的独断论。这就是人们在现代学术史上常见的那种“起点就是终点”情况，无论何种人文科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就是它要论证的全部内容。但另一方面，实践独断论的评判尺度完全系于现实的欲望结构，由于这种来自意识形态支持本身的变动不居，即使一种学术形态由于利益关系而成为主流，这种局面也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现代学术史上经常出现的“大批判运动”和“全盘自我否定”，就是因为非如此就不能“跟上”“只争朝夕”的“革命形势”。而那种稳态的属于知识生产自身的原则，那种超越了经验性质的先验结构，也就始终不可能被建构出来。由于各种批判始终未能上升到对认知图式的先验分析，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在知识生产上也就一直无法“开动机器”。而全部问题的根源依然在于各种独断论认知图式的非法性，而合法的认知图式在独断论重围中又无法抽身出来。于是无论知识生产者如何“苦干加巧干”，由于没有弄明白“真正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个先验前提，所以就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而为了解决这块沉重的心病，他们必须经常性的回过头来检讨自己的逻辑起点。并且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一切理论家反对一切理论家”。（注：拙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页。）
在我看来，出现这种问题的总根源在于这是一种虚假的二元论。尽管在现代中国学术思维中已经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混沌状态，并且借助一系列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矛盾范畴而抽象地获得了辩证地把握对象和经验的可能。但是，一方面，由于先验批判能力的极端缺乏而导致“为理性立法”的阙如，另一方面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为理性立法”即“为感性立法”——因为理性边界的确定同时也就为人的感性活动提供了合法的疆界——因此，人们不是用黑格尔式的理性框架来吞噬自身的感性经验，就是如20世纪末的中国学术那样操起后现代话语去解构各种传统的理性精神资源。而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一元论的独断论思维方法。也就是说，尽管以感性和理性为深层结构它可以复制出的种种二元对立范畴，表面上好像也为人们考察和分析对象提供了一种精密的逻辑工具，但由于一方面，在现代中国的理性中心论语境中感性系统实际上不可能独立出来，另一方面在中国后现代叙事中理性系统则同样也无法发展成真正的自身，因此它既不可能对主体的理性机能作细致入微的科学分类和理性归纳，同时也无法以清晰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再现任何感性对象与经验固有的复杂内涵。我把这种不是直接生产出理性独断论，就是直接复制出新感性本体论的中国二元思维统称之为旧二元论，以其理论生产的终点总是无法摆脱“非此即彼”的一元论陷阱之故也。一言以蔽之，旧二元论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一元独断论。
而如何解决这种中国学术中根深蒂固的独断论思维，在逻辑分析上讲则可以有两种方式，其一即从正面的哲学批判入手，它通过纯粹逻辑方面的解构来显发这种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与弊端，以便使人们在理论思考中可以尽量弥补理性独断论的反面影响。其二则是从人们注意不够的经验论语境出发。在某种意义上讲，独断论的出现在于它仅仅是对人类文明中心经验的理论总结，而忽视了包含着原始时代以及非主流文化这些人类整体经验中重要的构成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它的语境中感性系统和理性系统总是泾渭分明，以及后者总是无条件地自明地优越于前一个系统。然而随着文化人类学和非欧属民族文化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已经到了彻底清理和终结这种独断论的时代了。而我所谓的新二元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扩大了的人类经验基础上的一个积极尝试。
这里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新二元论，以及它与旧二元论的根本区别何在。简单说来，新二元论的主要内涵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就历史观而言，其中一元是与自然界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结构；另一元则是与原始文化结构截然不同的文明时代。就精神结构而言，其中一元是指作为人类原始思维而存在的、以“与物无对”或“与物浑然”为基本特色的诗性智慧；另一元则是指作为文明时代精神结构而存在的、以“主体化”与“对象化”为两大特征的理性智慧。从人类社会演进和精神发生的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产生于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时代的过渡过程中。它在彻底改变人类原始生命结构的同时，也直接从前者的解体中生产出轴心时代以降的精神生命，因而这两种结构的内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就是理解和阐释人类精神活动之谜惟一的合法语境。但长期以来，在文明中心论和理性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一直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两种不同的结构混淆起来。如把精神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这种旧二元论，它一方面把诗性智慧阐释为理性智慧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则把原始文化贬低为文明时代的低级形态。由于在旧二元论框架中实际取消了诗性智慧和原始文化的独立存在，所以就既不可能找到人类精神生命发生的真实根源，也不可能完成人类赋予自身的“认识你自己”这个光辉的理性使命。
关于新二元论的理论意义，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对两种结构的区分是接着康德的二律背反而来。正如先验存在可以超越经验以及自身证明自身一样，原始文化结构和诗性智慧也具有这样两种特征，即一方面与文明时代和理性智慧无关，另一方面它们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形态也是完全自明的。在这个意义上，新二元论与旧二元论的根本区别在于一种真正的二元论与一种实际上的一元论之对立。
其次，新二元论还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综合了当代整体知识水平的创造性发展。由于特别想用理性方式来阐释人类全部的精神之谜，所以在康德那里出现重重所谓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因为在人类生命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理性意识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把握不住的东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碰到的“知性直觉”（或译“理智直观”），又如他在《实用人类学》中几乎完全是凭直观接触到的“自然之善”，对于前者来说，怎样才能既有直观的具体内容又兼备理性的形式普遍性，对于后者来说，如何做到既有人类普遍的价值判断在其中同时这个判断本身又完全剔除了任何主观目的性，这实在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头痛的问题。尽管康德意识到这是理性意识不可能解决的困境，肯定了“理智直观”和“自然之善”都是存在的，甚至他还宣称这种存在是超出理性活动范围之外的，但由于毕竟没有指明出处，所以他的先验论证不仅不能令人心悦诚服，而且本身就成为后来者一定要填平两种理性之间的鸿沟的根源。然而时代毕竟是在进步着，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说，这种在理性意识形态中一直难以存身的“理智直观”和“自然之善”，这种康德本人费尽心血绞尽脑汁无法保护的东西，实际上却不过是原始文化结构中一种最普通的存在物。诗性智慧本身就是“既有直观的具体内容又兼备理性的形式普遍性”的，原始伦理学就是“既有人类的价值判断在其中同时这个判断本身又完全剔除了任何主观目的性”的。大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它们在原始文化中的存在完全是确定无疑的。在为康德不能获得现代人类学资源而遗憾的同时，我觉得人们更应该为哲学家那种“万象不能藏其巧”的精思而感动。
再次，新二元论为人类精神生命的发生和存在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阐释语境。尽管以“非主体化”和“非对象化”为基本特征的诗性智慧（注：参看拙著：《中国诗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6页。）本身是“不可知”的，就像人们所说的拒绝了一切意识之光穿射的黑箱结构。但是，正如同康德的纯粹概念一样，这个不可知之物本身却可以从对于“经验方法”的批判中显现出来，所以它的存在本身也就不完全是一个“意识的黑洞”。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关于对象的本质观。根据结构主义“本质即关系”的基本原理，一个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单单地由它自身所决定，相反它却深深地潜伏在它与其他事物结成的结构关系之中。由此引申也就是说，诗性智慧也并没有随着青铜－轴心时代的过去而沉入永劫，相反却一直存身于它和文明时代的理性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差异关系中。另一方面，借助当代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对青铜—轴心时代的大量实证研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像诗性智慧、原始思维、集体表象等新概念，尤其是它还全面地校正了解读这个人类“原本”的深层语法结构。具体而言，在新二元论语境中，一方面，它从历史和逻辑上彻底结束了原始结构和文明结构的相互混淆，从而使得对它们不同的本体内涵之分析和考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还确定了在诗性智慧和理性智慧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结构关系，这就为我们探索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人类精神活动方式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完整的阐释语境。
以人类历史整体经验为基础的新二元论，它对于旧二元论或者说二元思维的超越意义在于，它从根部杜绝了“理性”系统对于“感性”系统的“越界”可能。也可以说，旧二元论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尽管在人类的文明经验中是振振有词的，但在新二元论所呈现的人类整体经验中却成为完全无根的。关于这个话题在此不能详述，这里仅就新二元论对当代学术的批判意义略谈一二。在旧二元论语境中，由于“感性”被释为“理性”的一个低级阶段，因此在它的初始意向中就必然包含着对人的感性欲望和自然需要的压抑和排斥，而这种独断论叙事当然也是“社会”异化“自然”、“理性”吞噬“感性”等一切文明时代异化的“基础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当代人文科学的整体性或结构性危机也实根源于此，这种危机也恰好是从哲学观和历史观两方面发难的。正如我在《先验批判》中所指出的：
首先一个是当代生命科学对传统人学的冲击。传统哲学语境中的人，实际上都建立在古典生物学基础上，它对于自身的全部认识，都是从“人兽之辨”的语境中作出的。如与动物不反思而有了人的理性，与动物界的无序竞争而突现出了人的伦理性，以及与动物不审美而突出了人的自由等，甚至它只有首先预设了动物不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才有了人类的实践主体性。然而20世纪生命科学的相关研究，早已超越了这些陈旧的知识基础，科学家发现大猩猩已经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在许多动物那里已经有了相当严密的社会组织，在一些动物身上科学家竟然还发现了伦理情感。这种哲学基础的现代转型，实际上使众多人文学科的基础已经摇摇欲坠。倘若对此麻木不仁，那么它对于现代人“认识自身”的全部言说，实际上都只能成为一种无根的游谈。其次是人类学研究对于传统历史学的挑战。这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无疑是至今仍普遍流行的社会发展四阶段论。在这种历史分期理论模型中，原始社会往往被漫画化为一种饥寒交迫的悲惨世界。但根据人类学家对于史前文明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情况与此恰恰相反。他们的居室往往胜过现代高级宾馆，他们的营养状况异常得好，而且这个时代既没有战争，也没有令文明人惊恐不安的瘟疫流行。（注：参看［美］马文·哈里斯著，黄晴译：《文化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如果原始社会真的成为一个黄金时代，那么诸多人文学科那种对原始社会“野蛮落后”的描述，实际上也就成为一种文明人的虚构。这两点也是人们研究庄子思想时所遇到的一个观念障碍，由于从“人类高于禽兽”和“原始悲惨世界”这种19世纪的历史观出发，所以一看到庄子讲回归自然，就批判这是在宣扬没落的原始文化，或者把禽兽状态视为人的理想存在方式，这种所谓的学术评价，也就必然要成为一种“固不及质”的肆意歪曲。（注：拙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3～45页。）
而只有借助新二元论对于原始文化及其诗性智慧的肯定，才能给那种最终必然要走向独断论形态的旧二元论以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铁门槛”，同时这也是从深层结构上真正完成“为理性立法”和为感性活动建立其本体论根据的最重要的前提。这条道路尽管由于理性独断论的强大势力而显得迂回艰难，但为了能够在深层结构中清理那种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健康地思想，同时还直接吞噬着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独断论，我想这种双脚踏在人类经验大地上的探索自然不失为一条可供参考的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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