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深化、产业组织演进与报酬递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酬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劳动分工及其深化
劳动分工是指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划分和独立化、专门化。具体地说，分工是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技术上的联合方式，即劳动的联合方式，简称劳动方式，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它属于生产力范畴。这种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的存在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的产物，由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技术发展水平，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性质和状态所决定。“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1-166页。）
按其本身的形成过程和内在属性，劳动分工可以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所谓“自然分工”，即在人类社会初期以人自身的生理条件差异为基础而自然形成的分工，在自然分工体系中，不同的生产者个体分别担负不同的劳动或生产职能。所谓“社会分工”，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以社会经济活动被划分为不同的生产功能和劳动方式为基础的分工。在这里，“劳动方式”的含义可以从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去理解。从广义上说，劳动方式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劳动组织形式，具体包括劳动组织者之间和劳动组织内部的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形式、劳动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组织的规模与状态等。从狭义上说，劳动方式即指劳动者个体进行生产活动时的行为方式或“操作”方式。更具体地说，按协作的水平不同划分，可以有简单协作和复杂协作的劳动方式等；按劳动组织的规模不同划分，可以有个体劳动方式和集体劳动方式等；按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划分，可以有内部劳动方式和企业之间或社会内部劳动方式，等等。如果考虑到上述按不同标准划分的各种劳动方式之间的多种组合，则劳动方式将更加纷繁多样。但是，尽管如此，劳动方式这一范畴的外延无非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单个生产组织内部，二是各个生产组织之间或社会内部。
分工与专业化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紧密联系，难以分离：分工导致了专业化，专业化依赖并发展了分工。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依次经过最初的以性别、年龄或身体强弱为基础的自然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阶级的出现，以及人们称作“第四次社会大分工”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向纵深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的进步。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机器大工业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新的生产部门和企业不断地从过去的部门和企业中分离出来，单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品种日趋减少，甚至只生产某个产品的一部分或只从事某个单项工艺过程，从而使社会分工越来越趋于专业化。
进一步说，分工及其专业化的含义，既可以从静态上去理解，也可以从动态上去把握。从静态上看，它指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或状态；从动态上看，它指分工和专业化的过程或趋势。我们知道，在《国富论》和《资本论》中，斯密和马克思在讨论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时，都曾将企业的生产活动看作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操作”构成的。斯密指出，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分别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马克思说：“马车生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形成为一个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体来完成。”（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374页。）
斯蒂格勒在分析厂商的功能时写道：“最好把厂商看作在从事一系列不同的‘操作’”（即包括购买并贮存原材料、使原材料变为半成品及把半成品变为最终产品，贮存和销售产品以及延长购买信贷等等）（注：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页。）可见，将企业的经济活动解释为由一系列不同的“操作”构成进而用以解释分工及其专业化，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这表明，以“操作”为单位解释和说明分工及其专业化比之于用“生产活动”或“劳动”解释和说明分工和专业化更具确定性和准确性。这是因为，“生产活动”或“劳动”范畴已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生产活动”或“劳动”的外延大于“操作”，因而还具有可分性，还不够“基本”。“操作”作为构成“生产活动”或“劳动”的元素或最基本单位，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它具有不可分性。反过来说，“生产活动”或“劳动”就是由许多最基本的操作所构成的一组完整的经济活动，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某个微观主体为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所进行的全部生产活动，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某个人或某个部落或某个经济组织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进行的全部生产活动。
在这里，强调“操作”只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具有不可分性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操作的不可分性只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成立。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水平或程度的提高，生产者认识生产规律的能力和水平也将随之提高，新材料、新技术、新发明（其中以机器的发明最为典型）将不断产生，从而使人们的生产得以采取更加迂回的方式，专业化生产中的操作也将进一步细分。
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分工及其专业化，实质上就是指一个经济行为主体（一个人、一个企业或一个其他微观经济组织）趋向于只承担一种或较少几种经济活动或一种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或较少几种操作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深化过程。
二、产业组织演进及其新形式
一般认为，人类劳动分工迄今为止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发展阶段：(1)产品专业化阶段，即单个企业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零部件及其中间品，并独立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2)中间产品专业化阶段，即一个企业仅生产某个最终产品的一部分（例如在汽车生产中，某些企业只生产发动机，另一些企业只生产控制仪表等）；(3)零部件和工艺的专业化阶段，即某个企业仅生产最终产品的一个或几个零部件，或者仅负责完成某个产品或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工艺过程（例如专门进行铸造、电镀、热处理等）。此外，还有一种与生产过程平行、处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但为生产过程服务的专业化分工阶段，例如，由一些专业化企业专门负责装备维修，另一些企业专门进行产品运输，等等。
企业分工及其专业化的演进，必然引起企业间产业组织形式和合作方式、合作水平的变化。在产品专业化阶段（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的“全能化”企业恰处于这一阶段），企业之间的市场合作很少，仅仅表现为与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企业之间的某种联系。但是，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或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处在零部件专业化阶段，因而企业之间的市场联系空前紧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与往日的企业间简单纵向一体化不同，在当今世界各国，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即复杂纵向一体化（也称纵向分离或分解）普遍产生。虽然复杂纵向一体化本质上仍然是从企业内部分工向企业之间分工即社会分工的转换，但它显然超越了传统的“企业——市场两分法”，是一种存在于企业层级制和纯粹市场形式之间或实现了企业与市场联姻的崭新产业组织形式。
在这里，试以加工制造业为例，从全球视角上对处于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阶段的产业组织形式分别略作实证考察、比较。
第一，美国模式，即所谓“寡头主导，市场竞价，大、中、小企业水平合作竞争模式”，又称“纯粹市场竞价模式”，其基本运作特点是：(1)在零部件市场上，众多供应商相互竞价；大制造商并不介意与供应商之间业已存在的供求关系，只与质优价低的零部件供应商交易；(2)作为买方，大制造商可以随时检查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或中间产品，一旦发现商品有质量问题即可拒购，但若是在购买后发现质量问题则不再具有追索权。由此可见，买方的成本比其最优成本要高一些，因为信息搜索与质量监督均有成本；(3)由于存在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买方每次的订货量和库存量均将高于最优量，订货频度也相对较低。
第二，日本模式，即所谓“寡头主导，大、中、小企业JIP（Just-in-time，即所谓“下包制”）合作竞争型网络组织模式，或称‘企业系列体制’”。日本的“企业系列体制”作为当代产业组织形式的著名代表，其显著特点主要表现为：(1)零部件供应商之间不存在竞价过程，作为长期稳定合同关系下的供应商，并未被要求其零部件必须成本最小，市价最低，大制造商选定供应商之后一般很少变更；(2)买方成本一般也高于最低成本；(3)买方每次的订货量和库存量一般都低于最优量。由于企业间交易费用很低，因而订货频率相对于美国模式明显较高。此外，买方也很少现场检查供应商的零部件或其中间产品的质量。但是，供应商一旦被确认提供了不合格零配件或中间产品，则将被终止合同。
第三，意大利—台湾模式，即所谓“中小企业主导，交互共生合作竞争型网络组织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1)台湾与意大利素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但二者之间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前者中小企业以具备很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以及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协作能力著称，其中，与大企业的协作能力主要表现为众多资本密集型中小企业能够顺畅地与大企业实现垂直分解或分离条件下的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后者不仅在广大中小企业之间具有密切的协作关系，而且众多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甚至还具有与大企业实行水平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能力；(2)“中小企业群”的普遍存在，即在某一地区同一产业或行业内众多中小企业形成了分工协作的有机网络组织，如同一个“无形的大工厂”或产业内一个垄断性的大企业。在这里，中小企业在生产上相当于大型企业的零部件加工车间及组装车间，大多数中小企业只生产一种零部件或半成品。中小企业之间、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市场为基础、以交换为纽带；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美国模式，而与日本模式相类似。(3)此模式以台湾的“中心卫星工厂制度”（简称“中卫制度”或“中卫体系”）为典型代表。与日本的“企业系列体制”相类似，“中卫制度”以大型企业（中心工厂）为母体，与零部件制造厂、下游加工厂、半成品组装厂等结合，形成紧密依存的产销体系，因而具有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形成对外竞争力的自组织能力。
不难看出，上述三种网络型产业组织模式实际上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两种模式，即，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纯粹市场竞价模式和以日本模式、意大利—台湾模式为代表的“企业间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网络组织”模式。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当代世界各国，产业组织模式正在经历从美国模式向日本、意大利—台湾模式转变的深刻变革。
三、劳动分工深化与产业报酬递增
我们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马歇尔等人在把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把生产函数、消费函数的理论框架与劳动分工割裂了开来，劳动分工的作用与市场竞争不相容了。在那里，生产函数与分工无关，因而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为什么生产组织会从自给自足的“全能化”模式不断演进，直至发展为今天的“企业间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网络组织”模式。在那里，生产函数是静态的，企业这一生产组织的结构是既定的，因而它无法研究产业组织结构的变迁，从而也无法研究与技术和产业组织结构互为因果的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步入窘境的原因就在于它对生产函数即企业的静态假设及其静态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以全部生产要素都按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来考察企业的规模报酬变化，认为，对一个企业而言，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首先经历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在规模收益的潜力充分涌流后即转变为规模报酬不变，而在生产规模的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后则进入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像新古典理论那样忽略分工的演进机制和经济效果，而是把规模报酬变化放到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中去考察，那么，首先，我们将会发现，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的常态。这是因为，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总是表现为垂直分解或迂回生产，即在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之间插入了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不论是社会分工还是企业内部分工，都使生产规模的扩大越来越远离新古典理论所设定的模式而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规模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水平复制（企业）或简单纵向一体化（产业组织），而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分工深化的产业组织结构变革意义上的市场容量扩张。
第二，不难看出，新古典经济学甚至对古典经济学来说也是一个反动。斯密把劳动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进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分别从企业（手工工场）内部分工和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的社会分工两个层面、以制针手工工场和日工所穿的粗呢绒上衣的制造为例对这两种分工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分工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后者，斯密这样写道：“各种行业之所以各各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页。）在这里，斯密所说的各各分立的各种行业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个特定的产业，如他所述的毛纺织业等。由此，斯密把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与其“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施蒂格勒认为，斯密定理不仅涉及到了分工问题，而且还说明了产业组织及其运行的其他方面。“劳动分工并不是18世纪制针工厂的奇特实践，而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注：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第36页。）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分工及其专业化的发展都要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其中，生长期和成熟期对于分工及其专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施蒂格勒假说为大中小各种规模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共生并存、也为我们建立“企业间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网络组织”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这是因为，报酬递增并不是由工厂或企业的规模引起的，而是由分工、技术进步和企业间网络组织或整个产业的规模经济产生的。“产业内的一个代表性企业，要保持自己的地位，致力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就要使自己成为纽带和中介，促使产业作为整体所达到的经济传输给市场。”（注：Young,A.,"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The Economic Journal,1928(38),.P.527.）
第四，复杂纵向一体化或迂回、间接方法的生产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更多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进一步说，市场（规模）甚至并不应当仅仅被作为某种产业内部产品的输出口，而应当被作为产业间总产品的输出口。因为，市场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如果我们用这种包容意义上的广义市场概念去审视市场，那么，不仅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而且市场范围也取决于劳动分工。因为间接的或迂回的方法的发展在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插入了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的专业化企业。虽然单个企业的产出一般只占一个产业总产出的很小比例，但当某种迂回方法的优势包括整个产业的产出时，这种迂回方法就变得确实可行和经济了。如上所述，现代劳动分工的发展已经使简单纵向一体化演变为垂直分解或分离的复杂纵向一体化，这种分工使迂回或间接分工的潜在经济在当代表现为以上述“企业间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网络组织”为载体、通过各个企业的独立经营而取得递增的规模报酬。如上所述，所有这些专业化企业合起来即构成了一个新行业或新产业。现在，市场上不仅有少量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而且有大量生产中间产品的专业化厂商，市场规模由此而获得了巨大扩张。
第五，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是由人均资本的增加和外生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与劳动分工无关。但是，技术进步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二者循环演进的结果。生产组织上的每一个重要进步，不论它是基于狭义或技术意义上的一个新发明，还是涉及科学进步在产业上的新应用，都改变了产业活动的条件，并对产业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反应，而这些反应进一步发生的作用又永无止境。因此，变化是累积的，并且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这就是说，这种由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循环演进所达到的均衡是内生的动态的均衡，而不是把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静态均衡。
第六，回顾学术史，自从斯密第一次提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斯密定理”以来，其间虽经扬格(A.Young,1928)的继承发扬（他提出了著名的“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斯密—扬格定理”），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与“斯密定理”一以贯之的天才思想才重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例如，罗默(Paul Romer)、卢卡斯(Robert Lucas)、巴罗(Robert Barro)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基本假定的修改已经使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关于生产函数的假设中，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来说，生产函数可能是规模报酬递增而不是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生产的结果可能是由少量的投入导致大量的产出。因此.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积累越来越大的资本去持续提升经济增长趋势线的位置。这样，新经济增长理论就在增长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解释了工业化国家为什么能够维持持续的增长；而另一些国家，主要是不发达国家，由于缺乏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因而就只能维持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假定的不变或递减的规模报酬。
在这里，虽然新增长理论描述的对象是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但作者认为，这种描述可以进一步一般化，即可以用满足规模报酬递增的诸要素关系来替代所谓“工业化国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诸要素关系，包括内生的技术进步、资本、有效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的替代和互补，等等。当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所述的产业规模报酬递增总是与持续的创新活动和产业生命周期的一定阶段如生长期和成熟期相对应、与产业组织演进的一定阶段相一致的。如上所述，在当代，适用产业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范围只能是在“企业间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网络组织”内部。不难理解，由于世界各国产业组织演进的次序不同、阶段或水平不同，其各自适用产业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范围也就不同。这种产业层次上规模报酬递增范围不同的差别，其实质就是各国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差别，或各国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差别。无疑，从全球视角上看，适用产业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产业组织范围或“准市场网络组织”范围将随着劳动分工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也即市场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扩大，最终将横跨所有产业。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规模报酬不变或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因而必须修正或扩展：随着产业组织的演进，规模报酬应当从相互联系的产业整体出发，仅仅观察个别企业的规模是无法弄清企业间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网络组织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报酬递增不仅存在于等比例要素投入的场合，而且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演进的非等比例要素投入的现代经济中；迂回的或间接的劳动方式，企业间甚至产业间的分工既是报酬递增的媒介，又是报酬递增的源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劳动分工，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这种互为因果和循环累积过程才引起产业报酬递增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这就是说，在技术进步、迂回生产即企业间甚至产业间分工和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自我演进机制，而市场规模又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外在约束。这就是本文在分析了劳动分工深化、产业组织演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相互关系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标签：规模报酬论文; 规模报酬递增论文; 产品专业化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企业协作论文; 网络协作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