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在我国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取得成果最丰硕的，当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在全面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此项研究的历程。
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将当时中日走向世界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感叹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十年豫章刻本，页43。）。郭嵩焘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且学习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财政等“创制”，抓住了“立国之本”，而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这使他产生了“寝室积薪”之忧。（注：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光绪十八年刻本，页4；《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09页。）经历了洋务新政而又对明治维新有所了解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在诸多方面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甲午战争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中日比较，认识到明治维新优于洋务新政，决心仿效日本实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将其斗争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拟，宣称“中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反清革命则犹如日本之倒幕运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切身体会到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把中日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于1928年发表的《日本论》（注：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和郭沫若于1935年发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最有影响。《日本论》辨析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较中日文化与社会的异同，从政治理念、宗教意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探究日本比中国进步的原因。《中日文化的交流》主要分析和比较近代以来中日在接受外来文化问题上的差异，由此考察两国在面对近代大变局时的成败得失。他们的研究已不再是具体事项的简单罗列和对比，而是在探索表象后面的深层次问题。他们采用的比较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后来的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广泛展开，日本近代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但在很长时间内，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并未进入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视野，因而直到“文革”结束，仅有一篇相关论文（注：黄逸峰、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成为学科创新的重要方向，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中日比较更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国外著名学者关于近代中日比较的论著，也通过学术交流和译介而广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与条件下，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得以全面展开。据笔者统计，到2000年为止，发表的专题论文约有150多篇，学术专著有8部。从总体情况看，比较的时间范围一般集中于19世纪下半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两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笔者不揣谫陋，选择有代表性的著述，对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概况加以总结。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政治
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成功地钳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注：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50页。）有学者对中日有无政治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是否促发竞争方面做了探索。在日本幕藩体制内部，存在着多种制衡的机制，且促发竞争，各藩因竞争而重视教育，任用人才，兴办实业，采用新式武器，到幕末进而争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质，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就能很快出现转机。但前近代中国的专制集权几乎没有现实的异向的制衡力量，结果只能造就对立的两极，内部缺少竞争，也就没有足够的体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在近代危机一再出现，却难以造成巨大的转机。（注：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4页。）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性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是近代中日走上不同道路的分界点，尤为研究者所重视。学者们总的看法相当接近，大都认为洋务运动是借助于西方近代武器和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的运动，对外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状态，而明治维新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近代社会变革运动，对外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并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苑书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能相提并论》，《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王承仁主编：《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即使是将两者都视为近代化运动的研究者，也对前、后者作了低层次与高层次的区分。（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歧主要在于对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强调当时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条件的不同制约（徐泰来、丁日初等持此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则强调两者的主导力量的不同本质、不同取向的决定性影响（王承仁、苑书义等持此种意见），更多人则倾向于兼顾主客观因素（以黄逸峰和姜铎为代表）。
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国家政权的性质。部分学者强调：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制度，未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当权者与列强相勾结，压迫人民并束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破坏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建立近代国家政权，为推进近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注：前揭黄逸峰、姜铎、苑书义文；萝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吴廷嘉：《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有学者考察了明治维新以后中日两国当权者的特性与素质，以及他们对封建旧秩序的态度和政策等，指出：清政府（洋务派掌握部分实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而日本明治政府当权者是将旧传统与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前者没有认识而后者的认识已较深刻。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好关系，力图通过“求强”、“求富”，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而明治政府是以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贫弱、尽快使日本步入列强的先进行列为立国宗旨。清政府一直在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机构，而明治政府却是在废弃幕府统治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根据近代化的需要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清政府从各方面极力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摧残商品经济发展，阻碍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而日本明治政府则打击和削弱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日国家政权的上述差异，是19世纪后期两国近代化成败的关键。（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58-80、22页。）
关于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性质。两者都是具有近代政治变革意义的运动，前者在主观上还以后者为榜样，但结局却完全相反，这使学者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两者的性质，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两者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注：张凤琦：《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一点看法》，《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戊戌变法虽然效法明治维新，宗旨相同，但却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以革命暴力夺权，两者在性质上有改良与革命之分。（注：伊文成：《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及其历史实质——与中国戊戌变法略作对比分析》，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前揭吴廷嘉文。）
关于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成败各异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历史背景。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进程不及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也不像日本那样巨大，故中国维新势力远远小于日本维新势力，而各自的对立面则正相反。在政治格局上，中国不存在像日本西南雄藩那样强大而又倾向于改革的地方政权，清朝中央政权更不像德川幕府那样濒于崩溃。戊戌维新时国内的矛盾也没有造成像明治维新时的革命形势。(2)维新主体。两国维新派虽然同属统治阶级中下层，但前者与地方实力派的密切联系和社会实践的锻炼都远不及后者。日本维新派以豪农、豪商和手工业者为社会基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重视并巧妙地利用了民众的反抗力量，而中国维新派却只能从统治集团内部寻求并不可靠的支持，并且轻视民众，因而陷于孤立境地。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中国维新势力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少谋略，而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3)外部环境。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势力与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后者的外部环境是很有利的。（注：前揭张凤琦、伊文成、吴廷嘉文；方地：《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看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争鸣》1984年第1期；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129页。）
关于民众的反抗斗争。这也是近代两国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值得重视。有学者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展开以前两国国内的反抗斗争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与日本相比形式更多，时间更长，规模与气势更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也更突出。在反抗本国封建统治方面，太平天国起义较之于日本幕末的民众反抗斗争，准备更充分、纲领更明确、领导核心更牢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军队与政权建设的成就更大。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像日本那样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顺利展开近代化。这是由于中国民众反抗斗争的敌对面比日本更强大，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太弱小，所以只有不代表新生产力的农民孤军奋斗，而没有像日本幕末那样，出现民众反抗斗争与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和强烈民族危机感的下级武士、新兴资产阶级、地主的倒幕运动相结合的局面。（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111-133页。）
二、经济
近代中日历史的不同面貌，主要是由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工业化的不同成效所决定的。学者们对两国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状况。学者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以前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国。有论者比较了中日近代以前棉纺织业中的“纺”与“织”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商人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发展程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迟至1890年方始诞生，是与小农经济棉纺的紧密结合相关的，而日本近代的机器纺纱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原有的织布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在市场扩大和使用机纱后的一段时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对明治维新发生了影响。（注：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有论者认为，日本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差距，且在前近代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但中国的全国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形成。这些正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运的经济原因。（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21-30页。）有论者指出，日本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民有了剩余，生产和国内市场扩大，出现了新的农村商人和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近代工业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但在中国，农民的剩余、农民的商品流通机构和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国内市场极度狭小，近代工业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它决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所能解决问题的。（注：严立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尽管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日本更普及一些，中国小农自然经济较日本更牢固一些，但这些差异绝没有大到足以导致或决定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程度，两国在先后被迫开放国门之际，同样具有向近代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中日工业化不同的发展道路，是19世纪50至90年代两国各自面临的不同矛盾和不同变化，以及为适应这些矛盾和变化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手段所导致的。（注：管宁：《中日两国近代工业化道路分歧浅析》，《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社会经济关系。研究者重点比较和分析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与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但能确保封建官僚的经济利益，而日本在领主制下，总体上土地不能买卖和分割，武士的禄米收入相对固定，在商品和货币经济急遽发展时导致下级武士与部分公卿的经济地位日趋恶化。中国商人常因买地成为地主，对商业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不利，而日本大部分工商业不是处于封建势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就能迅速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前揭丁日初、杜恂诚文。）有学者指出，土地所有制的差别，使日本幕藩领主榨取、剥削小农的恣意性稍逊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其专制国家，“农民剩余”的形成比中国容易，这使两国封建主阶级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依赖程度有强弱之分，从而导致两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出现差异。（注：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日本史论文集》，第84-92页。）另有学者认为，日本领主土地所有制非常僵硬而又极为脆弱，经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趋于解体，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却极富有弹性，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很强的适应力，因此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之日本领主阶级更为巩固。（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32-38页。）
关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两国在19世纪50和60年代相继开始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在起步阶段，中日有一些共同点：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从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开始，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并围绕着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近代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开始时都来自西方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途径，都包括政府、官僚、内外借贷资本、民间大小商人与地主的投资，其中尤以政府投资为主；同以“土洋并举”、“以洋带土”、“以土养洋”为模式。但两者的结局却不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中国根本未能实现工业化。（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三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学者们多强调两国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对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为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而中国洋务运动不仅没有触动、反而维护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明治政府很快从以官办工业为中心转向大力扶持民间工业，而洋务派却始终对民间工业加以控制乃至压制。明治政府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法，而洋务派却拒绝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将衙门作风带入企业经营管理。在技术和管理上日本很快由不得不依靠西方人转变为自立，而洋务派却始终没有摆脱对西方人的依赖。明治政府抵制西方经济侵略的意识比洋务派更强烈，措施更得力。（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黄德林：《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若干政策之比较》，《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江秀平：《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14页；《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122-155页。）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注意到两国近代工业的原始积累存在很大差异：历次对外战争赔款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费开支，使清政府没有力量像明治政府那样以大量资金创办工业和资助民办企业。清政府对于持有雄厚资金的官绅阶层没有像明治政府对华、士族所做的那样，运用国家政策促使其资产大量转化为产业资本。两国金融资本对工业化资金调剂能力也相差悬殊。这些正是中日工业化效果殊异的重要原因。（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222-223页。）
关于轮船招商局与日本三菱邮船公司。两者同是此一时期两国最重要的近代航运企业，同样受到两国政府的强烈影响，但是各自的发展却有天壤之别，因而成为研究者着重解剖的对象。有论者在细致研究大量中日文第一手材料后指出，两者的不同命运，是当时中日国家干预经济的不同政策导致的。洋务派兴办轮船航运业，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与日本政府发展近代航运业的出发点不同。从两企业所受扶持来看，明治政府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充实、支持三菱公司，使之具有同外国航运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而清政府对招商局的资助十分可怜，且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还从扶持转向索取。从企业管理来看，两者虽然都是官占主导地位，但在三菱公司，官商之间明确划分了责、权、利和义务，企业得以保持经营管理和内部运行机制的相对自主权，而轮船招商局则没有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及义务等规定清楚，官督压服商办。在海技自立问题上，清政府直到灭亡，没有实行一条促进海技自立的政策、法令、措施，因而洋人占据招商局高级职位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而日本政府则发布一系列规则和命令，督促引导甚至逼迫企业一步步替换排除外国人，使得海技大权逐步掌握于本国人手中。（注：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4、48-49、128-129、169-170、202-203页。）有学者考察了两者创办之初的官商关系，认为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国古代的承商制度不尽相同。关于垄断问题，三菱虽有特权，但毕竟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垄断，始终没有脱离竞争，而招商局则完全是依靠政治手段扼杀竞争来实现封建垄断。三菱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彻底战胜外国轮船公司，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招商局却因得不到政府全力支持而与外国轮船公司妥协，养痈遗患，同时使自身丧失了前进动力。在经营方式上，三菱公司经过1885年改组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招商局虽然已走出古代承商制度的原型，但没有向经营方式的近代化继续前进。（注：张伯昭：《企业经营方式的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关于农业发展状况。有论者指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迅速增长，而中国的农业发展则十分缓慢。这在两国农业增长率、农村人口人均产值、农产品商品率、农业技术改良等方面都表现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没有发生如明治维新那样的以地税改革为契机的农业资本主义革命，使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不能打破，生产力不能由家庭内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而得到发展。此外，中日政府的投入相差很大也是导致两国农业发展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注：王玉茹：《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和中国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关于对外经济联系。国门打开以后，中日两国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都形成了半殖民地贸易结构。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并设法利用外部世界的有利因素，服务于本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中日共同面对的课题。但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当权者的因应却大相径庭。有学者探讨了这种差异，指出明治政府与洋务派在本国对外经济联系问题上的观念有近代与传统之别。明治政府为根本改变半殖民地贸易结构，收回关税主权和外贸自主权，与西方国家进行了长期交涉与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而清政府却没有做到。明治政府彻底清除国内妨碍近代外贸发展的各种因素，多方创造条件促进出口，而清政府在这些方面一概消极无为。结果，日本出口的茶、丝不断夺去中国在欧美的市场，其工矿产品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出口不断增大，而中国除了一部分器械缫丝产品之外，一直没有近代工矿产品出口。日本通过扩大外贸出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近代化，为本国工业化争得了资金、市场，使本国经济在国际竞争推动下发展，而中国却连原有的外贸优势也丧失掉，谈不上为本国工业化创造条件，并日益受制于西方国家的贸易掠夺。（注：参见《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七章。）
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出现无疑是近代中日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对他们加以比较研究，可加深人们对两国所处经济环境的了解。
有学者注意到，中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官商关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差异也很明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受到政府多方扶持而迅速崛起，两者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高水准的思想认同和行为合作。但在中国，新型官商关系直到20世纪初期才形成。中日在近代经济立法上的迟与速、缺与全以及贯彻法规力度的弱与强，对于两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产生了不同影响。中国经济社团在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上落后于日本30年，且比日本的经济社团带有更多的政治因素，更易于受政治风波影响，基础不稳固，也难以得到政府支持，这些都限制了中国资产阶级发挥促进早期现代化的功能。（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二章。）
有学者对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近代中日“士商”的代表加以比较后指出，他们是两国早期工商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型和本态，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非常接近，都以儒家伦理为内核、辅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主张道德与经济合一、“义利两全”。区别在于前者更执著于传统儒家的“仁”的观念，而后者则大力提倡贯彻武士道。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不同于近代西方商人精神的近代东亚士商经济伦理观。但中日士商的命运各不相同：日本士商顺利实现了向新型工商企业家的社会转型，而中国士商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血缘联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迟迟难以完成。就张謇与涩泽荣一个人来说，实业成就也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日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注：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三、军事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军力相差甚远。从总结教训并深入认识军事近代化的内在规律出发，研究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与否。明治政府对封建军事制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而清政府却没有触动封建军事体制。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明治政府实行全民征兵制，建立完备的近代兵役制，而清政府依然维持世袭、世业、招募兵制。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更新的速度比中国更快，武器型号更为统一。就军事领导人员而言，日本高级将领大多有赴欧美考察学习的经历，而清政府的军务要员在甲午战争前无一走出国门，故前者的近代军事素养总体上高于后者。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上述差异，分别是由明治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清政府腐朽的封建性质所决定的。（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八章。）
关于近代海军建设和甲午战争。有学者在对比了两国海军军制后指出，日本实行军政、军令机构双元制的组织机构体制和联合舰队编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海军的作战能力，而清朝的海军最高组织机构海军衙门，却因不同派系的矛盾而形同虚设，四支舰队各自为政。日本海军中的官制、兵制有助于树立官兵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而清朝海军中的官兵俸银差别过大，恤俸制度也极不完善，影响官兵积极性。在征募制度方面，日本海军有常备、后备、国民三种兵役，而清朝海军实行临时招兵制度。在军规方面，清朝海军的训练和纪律没有日本严格。（注：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有学者对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的实力作了比较后指出，中国海军各舰队军舰的总排水量、炮数超过日本，日本海军的鱼雷发射管多于中国，但中国真正能够用于对付日本的只有一支北洋舰队，它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比，在舰数、炮数、鱼雷发射管数、总吨数、总马力、平均速力、总兵力等方面均不能及。（注：关捷：《甲午战争前中日海军力量之对比》，《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而这种劣势的形成，研究者一致认为是清政府1888年后不再推进海军建设，而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建设海军的结果。（注：前揭关捷文；戴逸：《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
关于甲午战争中两国的军力，多数人认为，从军制、装备、官兵素质，尤其是战场上交锋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中弱日强。（注：参见迟云飞《从国情国力军力的比较看中日甲午战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栾建强《甲午战争：中日舰队实力差异分明，落后挨打确属不朽真理》，1995年2月11日《中国青年报》。）但也有人认为日本的军事实力并不比中国强多少，中国的军事实力是不错的。（注：姜铎：《论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史林》1993年第2期。）
有学者对中日海战作了比较，得出如下结论：从总体上看，日军高度重视制海权，故以海战为核心制定作战计划，而清政府始终没有制定出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也未就统一指挥全国海军参战和海陆军协同作战等做出具体部署。从实战来看，北洋舰队消极防御，日本海军气势夺人，特别是在黄海海战中，前者难敌后者在航速、火炮射速上的优势，指挥水平亦低，遭受了对全局有深刻影响的损失，由此丧失了进一步争夺制海权的能力和从海上抗击登陆作战的可能，最终全军覆灭。甲午战争中海军对于双方胜负至关重要，清军之败，关键在于当权者缺乏发展海军和运用海军的战略战术意识，亦即海权思想。（注：苏小东、马骏杰：《试论海军、海战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
有学者对甲午战争中双方的陆战作了比较后指出，论战略战术，清军先立足于避战，后消极防御，丧失时机，难以集中兵力，而日军则赢得时间，保持兵力优势，展开积极进攻。清军战术笨拙陈旧，不敌日军的灵活多变。论军制，清军采取“营哨”制，不能统一指挥，而日军实行师团制，有高效率的指挥系统。论兵种，清军只有步、骑、炮兵，且配置无统一标准，而日军在步、骑、炮兵之外，还有独立的辎重兵、工兵，导致双方的后勤保障出现重大差距。论武器装备，清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劣于日军。论军事情报，清军闭塞，导致决断失误，而日军却对清军了如指掌。（注：孙洪波：《军事对比：中日甲午陆战清军败因探略》，《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
四、对外关系
中日都以西方国家强行叩关作为近代历史的开端，对外关系在两国近代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两国打开国门的过程。有论者认为，在打开国门的问题上，日本较中国有利，因为它在时间上晚于中国鸦片战争10余年，这期间吸取了清政府失败的教训，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且日本开国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和割地赔款的厄运。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最高统治者及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影响来看，中国开国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促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借师助剿，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日本在开国过程中，民众暴动多为小规模骚动，日本封建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付西方冲击上，维新志士则利用民众对幕府统治与外国侵略的不满，把斗争引向倒幕维新的轨道。（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4页。）另有论者指出，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注：田毅鹏：《近代中日“开国”的历史比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关于太平天国和倒幕运动对待西方势力的态度。有论者指出，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从“尊王攘夷”、盲目排外逐渐转变为倒幕开国、争取列强的支持，最后赢得了倒幕运动的胜利。太平天国对西方势力则从热情友好相待（也不无盲目自大）逐渐发展到被迫武装对抗，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两者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逆向变化，从主观方面看，是由于太平天国对于世界形势、本国所处的内外形势的了解与认识，远不及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失去了利用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矛盾的有利时机，而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能够认清形势，从实际出发制定策略，争取了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支持或中立。从客观方面看，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于太平天国和日本倒幕势力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注：严铚钰：《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与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外关系之比较》，《史林》1995年第3期。）
关于外交方针和外交体制的转变。有论者指出，洋务派与明治政府的对外心态不同，前者既希望自强御侮，又因受到西方列强支持和扶植而对之怀有感激之情，这决定了他们很难制定一个真正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实现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后者占主导地位的是民族自尊自主的心态。在对外方针上，洋务派尽管看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但却以坚守条约来维持与西方列强的和好关系，从未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而明治政府则一方面持之以恒地争取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向邻国侵略扩张。（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269-299页。）在转变传统外交体制方面，日本积极主动而清朝消极被动。虽然中国国门打开早于日本10多年，但在外交礼仪上采取国际惯例、设立专门化外交机构、主动出使外国等方面，却都是日本大大领先于中国。（注：参见《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七章，第679-692页；田鹏毅《近代中日两国出使西洋的比较研究》，《历史教学》1993年第4期。）
关于中日所处的国际环境。研究者普遍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较日本更险恶和严峻。有学者指出，中日在近代之初，同样遭受过西方的侵略，都被强加不平等条约，封建经济都受到严重影响和打击，但中日的国际环境还是不同的。中国是英美在远东侵略的主要对象，而日本则是英美在与俄国争夺和侵略中国过程中有必要加以利用的对象，故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始终受到英美的扶持。（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有人对此作了补充：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日本遭受的西方侵略战争只是局部性的，也没有付出像中国那样的割地、巨额赔款的代价；西方人在日本没有取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内地自由游历、自由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管理海关、招募劳工出国等项权利；中国为日本起到了挡箭牌的作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民众的反侵略斗争给予列强以政治教训，使之面临日本倒幕维新形势时不得不采取慎重的态度。（注：《日中近代化比较》，第75-76、83-86页。）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有论者认为，尽管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更多，但在近代之初，日本遭受西方列强经济扩张冲击的程度实际上大于中国。（注：前揭管宁文。）英美利用日本对付沙俄的政策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具体落实于甲午战争前夕。在此以前，英美并没有因为重点侵华而放松对日本的侵略。西方列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政府的支持，比起对日本明治政府的支持更多、更全面、更强有力。（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4-10页。）另有论者指出，在中日相继展开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19世纪60年代，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大体相同。（注：《现代化新论》，第108页。）
关于国际环境对于中日两国的影响，研究者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国际环境固然对日本更有利，但归根到底是由日本国内的积极因素所争取得来的。（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有人则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日近代化成效的差异，主要不应该从外部找原因。（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10页。）
有学者联系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比较了双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和看法。战争前夕，清朝当权者误以为日本不敢挑战，列强会站在中国一边，故以主要精力争取列强调停，而将军事准备置于次要地位，战未开已陷于全面被动。相反，日本对于清政府在争端中的反应、对策、当权者的心态却有准确的预料，在沙俄声称干预、英美态度尚不明朗的形势下，能看出它们各自的真实立场和政策变化趋势，因此放胆挑战，取得完全主动的地位。这种局面是由双方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对欧美列强的认知水平、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均势的熟悉程度不同所造成的。（注：李少军：《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五、社会
近代中日都程度不同地发生着社会变迁，一些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于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环境。有人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导致闭关文化，窒息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创新和向外国先进文化学习的活力，而日本社会则以积极摄取域外文化为主流，形成开放文化，有利于西学的传播。这样，在面对现代化潮流时，中国社会的阻力大，反应迟缓，日本社会则阻力小，反应敏捷。（注：杨立强：《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比较研究》，《复旦学报》1990年第4期。）有人着重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变革力量等方面对比19世纪后半期中日社会环境的差异。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几乎等于一粟，两国近代化依凭的物质基础相差很远。中国封建顽固势力远较日本强大，中国的封建统治还远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的程度。中国当时也不存在像日本的下级武士那种代表资本主义向封建统治制度冲击的革新力量。（注：前揭徐泰来文。）
关于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人的主体活动，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即使是最大的天才，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注：前揭徐泰来文。）有人则认为，对于社会环境，洋务派是消极迁就多于积极改造，而日本资产阶级和维新志士是积极改造多于消极迁就（注：前揭杨立强文。），不能将当时中国落后于日本的责任一股脑儿推之于客观因素。（注：黄逸峰、姜铎：《洋务运动总论》，《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
关于士人与下级武士在两国近代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有学者在考察了两者产生和演化的历史后指出，士人与中国文化一样古老，汉代以后完全臣服于统治阶级，有作为者不多。日本武士产生于8世纪以后，文武兼习，富有才干。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中下级武士因生活困窘，成了旧制度的送葬人和新制度的助产士。就整体而言，中国士人比日本武士多了一些经史学问，但少了一些担当气魄和活力，他们多行诸文字而少有行动，尤其不敢冒险犯难以求取新知、开创新局，这种情形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越发严重。（注：罗福惠：《日中两国的传统文化与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有学者则着重于分析士人和下级武士与各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利害关系，以及两者思想观念的歧异。中国的绅权与封建皇权是生死与共、唇亡齿寒的关系，但在日本德川幕府末年，下级武士的物质生活与农民一样悲惨，同时，日本按血缘和世袭制度维持的社会结构的非合理性，也为下级武士对现行制度采取批判性态度提供了结构性条件。所以，中国士绅阶层在整体上对封建制度和秩序的维护远胜于日本武士。从思想观念来看，中国士绅阶层注重纲常伦纪和封建秩序，而日本武士的“军事儒学”以“忠”为核心，忠诚的对象是主子而不是制度，这就给下层武士在幕府、天皇两个统治中心相冲突时选择效忠对象提供了意识形态背景。（注：丁麒刚：《晚清中国士绅为何没能成为推进现代化的民间力量——中国士绅与日本武士之比较》，《江海学刊》1993年第2期。）
关于19世纪中叶中日开放口岸的社会变化。有学者以上海和长崎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这两个开放口岸的不同。就民间择业取向而言，上海开放后，商业在成为接纳西方文明的突破口的同时畸形发展，但近代科技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及新式制造业，在民间未得到相应发展。长崎虽在近代以前就是日本对外通商口岸，但在世袭等级身份制度下，没有发生四民集中流向商业的择业风尚，近代以后的变化主要是在各种职业内部发生，形成新的职业分工，对接纳西方文明和向近代化发展较为有利。就消费风气而言，上海开放后民间争趋奢华，不利于资本积累与工商业发展，而长崎市民却抑制奢侈浪费，提倡节俭生活。就道德状况而言，上海原有的人际交往准则失去道德约束力，投机因素大大增加，不利于商业正常发展，而长崎保持着以社会阶层间的纵向义务关系为基础的个人责任伦理，为日本人同化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先期条件。（注：李长莉：《中日民间伦理与近代化之比较——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
六、思想文化和教育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戴季陶、郭沫若等人就特别重视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近20年来，思想文化依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课题。同时，随着教育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日益凸现，中日近代教育的发展也成为重要话题。
关于文化传统。郭沫若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往往视欧美为夷狄，对于新文化、科学知识不易接受，这在变革时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日本传统文化的负担没有中国重，易于学习外来文化，所以走得较快。（注：前揭郭沫若文。）他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日本学者井上清的类似见解，也常为我国学者所征引。（注：他说：“中国在几千年的长时期内，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国人当然会以‘中华’自豪，对于近代西洋与其文化，不容易虚心学习。与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曾吸取朝鲜、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来培养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国文化与认识其价值方面，不受中国人那样的历史的限制。”见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7页。）
近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是复合型的，神道、儒学、佛教和兰学和而不同，互相补充，既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又能不断吸纳新质而使自己生机勃勃。中国在近代以前基本上是单一文化，主流实为儒学的一脉相承，有强烈的同化异质文化的特征，对不易同化者就会拒斥。它具有较大的稳定社会的功能，但容易趋于保守，且因难于吸纳新质而使自己停顿。（注：前揭罗福惠文。）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的外向性和开拓性固然更多一些，但用“僵化的模式论”来比较中日文化，不利于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10-18页。）
有学者对中日传统伦理观作了对比，认为中国以“孝”为根本，“忠”以“孝”为依托，而在日本，“忠”的观念成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对“孝”的理解则接近于中国社会所强调的“忠”。（注：高夫、佐文：《中日忠孝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源流》，《日本问题研究》1993年第3期。）有学者对中国明朝中叶以后和日本江户前期以后的“实学”思潮进行比较，注意到中国实学是“经世实学”，强调社会变革、学风转变，反对程朱陆王末流而不反孔孟，不过是中国儒学的自我调节，不具备近代学术的许多基本属性，使清末改革思想推迟出现，自身也过早衰亡。日本实学是“开明实学”，它形成了经验合理主义，提倡研究经世济民的学问，认真探求自然科学，大胆摄取西学，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且发展速度很快，成为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原动力。（注：李苏平：《中、日、韩实学比较》，《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有学者考察了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认为“华夷”论是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古代国际秩序论，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成“夷夏之防”的思想，导致历史上中国知识人没有培养出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的习惯，延续到近代，使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所遇阻力不小。在日本，“华夷”史观也有过发展，但在近代，攘夷运动失败以后，轻视西方的思想从根本上受到批判与纠正，“开国论”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华夷史观的演变中，中国本来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输入日本，对日本对外观的演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注：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有学者对近代以前的中日儒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日本儒学对中国儒学进行了取舍、改造和发展，在文与武、孝与忠、礼义与功利、自我修养与实用、复旧与创新等方面，中日儒学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日本儒学在体系上还与其固有的神道及兵学结合，并发展到与西学融合，虽然在中世纪它一度成为政治道德的主导思想，但随着西学的渐入，其地位很快跌落下来，且在民众中没有多少市场。正因为近代以前中日儒学有上述不同，所以对两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不相同。（注：赵云旗：《中日儒学比较研究》，《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关于儒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命运，有论者指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日都曾出现过以尊孔、立“国教”为特征的“保教”、“立教”浪潮，同样是以儒教为救国之策，但最终日本获得了成功，而中国却抛掉了发祥于本土的“国教”。其原因在于，日本儒学中反民主反工商的两大负面特征在前近代早已被冲淡，且受到了商人伦理的改造，到了近代又因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福泽谕吉等人的工作，脱胎成“资本主义伦理”。相反，儒学在中国前近代所受批判显然不足，对于近代化的作用只是阻碍而少有促进，加之中国近代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市民阶层力量微弱，民族矛盾尖锐，重振道德规范的企盼被淹没于救亡图存的浪潮之中，遂使儒学改造工作难以顺利进行。（注：盛邦和：《儒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6期。）
关于西学的传入与两国的因应。在中国和日本，西学的传人均始于近代以前，两国的因应之异也从近代以前就明显表现出来。有学者对近代以前西学传入中日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考察。中国接触欧洲近代文化的开始时间与日本相差无几，但从接触西学的群体来看，中国基本上限于宫廷和官僚，未遍及于一般社会，而在日本则渗透到民间。从对近代欧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来看，在中国主要是传教士在宫廷中从事译书，而在日本则是由幕府与诸藩组织日本人翻译西书，同时民间也出版翻译的西书。从吸收西学的内容来看，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后，所学的东西要比中国广泛得多，译书的数量与质量也都优于中国。（注：赵建民：《中日两国的吸收欧洲文化及其“近代化”》，《复旦学报》1990年第2期。）有学者特别注意到，1720年清朝康熙帝开始禁止西方的传教活动，走向闭关之路，而同年德川将军吉宗却下令放宽对与天主教无关的荷兰书籍的进口限制。中日统治者的不同举措，成为后来两国不同命运的分水岭。（注：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国》，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258页。）有学者比较了闭关时代中日认识西方的情报系统。日本通过“风说书制度”、“漂流民贸易民见闻”、翻译西书三个途径获取外部世界的情报，吮吸西洋文化。在中国，清政府从未通过来华的西方人了解外部世界，赴南洋贸易的百姓和漂流民所掌握的西方情报，也很难在国内传播，更不能反馈到权力中枢。同时，西学的翻译和传播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注：田毅鹏：《略论锁国闭关时代中日认识西方的情报系统》，《日本研究》1994年第2期。）有学者考察了近代以前中日研习西语之异。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朝吸收西学、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完全依赖西人作为语言媒介，自身没有西语基础，使西学传播在近代以前乃至于近代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操纵在西方人手中，而日本从17世纪以来一直研习荷兰语，后又将研习范围扩大到俄、英、法、德语，故当国门打开时，日本人已掌握多种西语，在此基础上迅速形成了日本自身的高水平西学传播主体。（注：李少军：《论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的西学传播主体之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中日在国门打开前后都展开了世界史地研究，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明末清初西方传来的世界史地知识在中国长期被绝大多数士大夫排斥，然而传到日本之后却广为流行。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史地知识水平反不如明朝末年，而同时期的日本却推出了世界史地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水平明显高于中国。鸦片战争后，两国先进思想家都致力于传播世界地理知识，介绍西方政治历史概况，探讨御侮自强之道。但是，中国的研究从50年代后呈退潮趋势，而日本的研究从鸦片战争后到50年代经历了两次高潮。从社会传播角度来看，世界史地著作在日本社会流传和影响的程度都明显地高于中国。（注：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有学者对西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传播状况作了考察。19世纪60年代前后，西学在日本的传播要比在中国及时有效得多。日本引进和仿制西方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活动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便开始了，而中国相似规模的活动一直到太平天国对清廷构成致命威胁时才被迫开始。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引起广泛共鸣，在中国却难以发挥同样的影响力。西学在日本更为及时而有效的传播，对日本的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注：王少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西学在中日传播的比较》，《学术月刊》1990年第5期。）
洋务派与明治维新派对待本国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主导思想，是许多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相关著述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分别以“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作为两者的标识，考察各自形成的背景、具体内容、内在逻辑与实际运用。有论者指出，两种思想都包括“中”和“西”、“体”和“用”这两对范畴。开始时都以本国的传统思想为“本”、“体”，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辅”、“用”，只是“中体西用”更强调中体即纲常名教，更强调政治体制不可交易、不可动摇，把中体和西用割裂开来，而“和魂洋才”并没有强调传统不可变易，而是强调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收并蓄的意味。在两种思想的运用上，中国是被迫引进西方文化，日本则是主动积极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洋务运动只局限于引进西方器物层面，明治维新则能兼取西方文化各个层面之长。（注：江秀平：《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指导思想之比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两者的内涵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学习西方的内容从物质文化和科技逐步延伸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本国的“体”与“魂”中逐步纳入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注：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另有学者则强调两者旨趣全然不同，因为它们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内在逻辑也不一样——“魂”与“才”之间是可以自由转化的，但“中体”与“西用”之间却没有调和余地。（注：李廷举：《“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的比较》，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两种思想的倡导者和他们的出发点迥然有别，“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大都是洋务官僚及其代理人，他们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和魂洋才”的倡导者则主要是主张改革的进步思想家和维新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强调的是制度创新、体制转轨。（注：严清华：《中日近代化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经济评论》（武汉）1995年第2期。）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没有本质差别。“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而“中体西用”在中国却遭到失败，主要应从国家政权、社会经济条件方面找原因。（注：《现代化新论》，第284页；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关于近代启蒙思想。研究者主要围绕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思想展开研讨。有人认为，在尝试进行政权变革的过程中，戊戌维新所包含和宣传的思想内容比明治维新广泛、进步得多。日本维新派“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指导思想，与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而戊戌维新人物是以社会进化论及有机论和天赋人权作为对抗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在群众性启蒙工作的广度深度上，戊戌维新也超过了明治维新——当时民办报纸从19种增加到70种，变法失败后维新报刊反而更加勃兴，而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没有出现有代表性的近代报纸。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理论的介绍，日本比较迟缓，而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中国却很迅速。（注：前揭吴廷嘉文。）
有学者考察了1890年前后至20世纪初年、幕末明治初年至1877年前后的中日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分析了两者的异同。两者都旨在维护民族独立，推进国家的近代化以与列强抗衡；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吸收西方近代思想形成自己的启蒙主张；都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宣扬近
代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和功利主义，鼓吹近代民主主张，以实现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最后都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倒向传统，政治上转向保守和反动。相异之处在于，在展开时间上有巨大差距；中国启蒙思想家多兼启蒙与政治改革二任于一身，而日本启蒙思想家并未与实际政治运动发生直接关系；就思想本身来说，前者的西学素养大多不及后者，传统思想成分一般多于后者。（注：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文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66页。）
有学者从哲学、社会历史观、政治思想、道德学说等方面，对明治、戊戌启蒙思想加以比较，得出如下看法：两者的哲学思想都包含唯物与唯心因素的对立和分歧，但前者的实效意味较重而后者的思辨色彩较浓，前者的西方近代哲学痕迹较深而后者的传统哲学色彩较浓，前者的总体倾向是唯物主义，而后者除严复外总体倾向于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两者同样具有形而上学倾向，本质上都是唯心史观，但由于各自所面临的现实不同，前者着重提倡文明发展，后者强调变化发展。在政治思想上，两者都持有自由平等民主的主张，但因各自的历史条件与任务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协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稳健但趋向保守，而后者重在批判封建专制君权，伸张民主权利。在道德学说方面，前者的主旨在于建构新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后者重在砸碎封建主义道德枷锁。（注：崔新京：《初论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有学者对比了中日近代启蒙思想中的“人”范畴，认为前者的内涵是博爱、平等、自由，后者的内涵是文明、独立、幸福；前者来源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后者来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前者是伦理型人学，后者是实证型人学；前者无助于中国近代化，而后者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注：李苏平：《中日近代新学“人”范畴比较》，《日本研究》1991年第4期。）
关于文学的近代转轨。有论者指出，日本文学完成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轨，是在1870至1890年间，表现为摒弃以文学作为劝善惩恶工具的观念，而代之以反映人情、世态风俗的写实主义和直抒胸臆、展现个性的浪漫主义，实现了文学作品的“言文一致”，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大量输入。中国文学的近代转轨迟于日本30年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全面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来文化的刺激对中日文学的近代转轨起了决定性作用。导致中国的转轨大大滞后于日本的原因在于：明治政府和晚清政府的政治结构、立国政策不同；中国近代没有发生日本那样的自由民权运动，五四以前也没有真正的启蒙运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大大落后于日本，因而未能造就像日本那样大的新文学读者群，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也比日本缓慢。（注：徐静波：《近现代中日文学发展的轨迹及其相异性》，《日本学刊》1995年第4期。）
关于近代教育的发展。中日的近代教育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但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差悬殊，这对两国近代化的迟与速影响至深。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基础条件看，两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有科举制和等级身份制之分，前者难以打破，而后者可以通过社会政治变革迅速消除。日本的国民教育在德川时代已在酝酿，而中国即使在国门被打开后的20年中，实用性教育仍未启动。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日本“兰学”和“洋学”的启蒙，也缺乏日本西南雄藩那种改革力量，加之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使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也使教育近代化的难度比日本大得多。从近代教育推进的过程看，中国新式学校的建立、留学生的派遣、近代学制的推行都晚于日本，且在1905年以前一直不能排除科举制的严重阻碍。在指导思想上，日本着眼于适应近代化需要和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故尤重普及义务教育，兼顾中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做到有序发展，而洋务派从办洋务、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独重英才教育，故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的意识，不能使新式教育自成体系。就两国新式教育与传统的联系而言，虽然都重视传统道德灌输，但中国为此所用时间至少比日本多一倍。在教育行政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产生了文部省这样的教育领导机构，而中国的中央教育领导机构则迟至1905年以后才设立。（注：参见陈月清《洋务运动时期与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之比较》，《文史哲》1983年第3期；陈静《近代中日教育得失论》，《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商丽洁、田正平《清末教育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7年第7期。）有学者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日留学教育作了比较。论外派留学生人数，日本在甲午战争前是中国的4倍多。论留学科目，中国在甲午战争前仅限于军事船政，而日本1862年首次派出的留学生中就有人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明治时期更是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一应俱全。论留学人员的选拔，洋务派的资格规定仍未摆脱身份主义，明治政府则迅速实现了从身份主义向能力主义的过渡。论留学生在外学习的效果，因与本国新式教育衔接情况不同，中国留学生出国时文化程度较低，故见效慢，而日本留学生的层次很高，见效快。论留学管理，日本比中国开放。论对留学人员的使用，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归国留学生，没有人像日本归国留学生那样担任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要职。（注：参见张明洋《中日近代留学教育比较》，《日本研究》1992年第3期；《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562页；辛欣《甲午战前中日留学教育之比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七、人物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尤其是在近代中日发生巨变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因而比较近代中日相同或相近类型的人物，不失为认识当时两国状况的一个有效途径。加之在19世纪后半期，两国面临着诸多同样的课题，各自的代表人物对这些课题的因应有很强的可比性，从中发现异同，也颇能启发思考。
林则徐与渡边华山。他们处于同样的时代条件下，并且分别担当“驭夷”要职，致力于了解外部世界，都达到了当时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差异在于：林的视野还不似渡边那样宽阔、系统；渡边站在新旧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西方社会与东亚及日本社会，而林还不可能从东西不同社会原理的高度来理解当时危机的深刻程度。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当时各自的西学积累相去甚远，对外形势也有紧迫和相对缓和之分。（注：赵德宇：《从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看近代转折点上的中日西洋学》，《日本研究》1995年第3期。）
魏源与佐久间象山。他们虽然都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家，但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当时的日本已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思想体系与儒学的合理性、日本固有的逻辑思维并存，而中国还是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与考证学对立。因此，两者的思想也就各异：佐久间的合理思想是朱子学合理主义加上西方经验主义和重视试验的精神而形成的，认识到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指导所有学问的基础，将朱子学的功能限制在道德领域，走到与朱子学固有的观念相抵触的边沿。魏源却没有改变传统思想的核心部分，虽然认为必须接受西方长技，但所信奉的“器变道不变”思想，使他最终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注：参见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9-351页。）
魏源与吉田松阴。他们都主张师夷长技、御侮图强，差异在于政治主张有缓进与激进之分，前者坐而论道，后者起而实行；前者的主张在本国得不到响应，而后者的思想却推动了倒幕；前者始终着眼于抵御外侮，没有对外扩张意图，但后者却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注：迟云飞、袁方莲：《学习西方：魏源与吉田松阴的比较》，见刘泱泱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28页。）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在对外观方面，魏、冯尚未认识到世界联成整体的深刻意义，而横井却看到在此趋势下日本只有主动面向世界才会有前途；魏、冯没有明确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横井则对这些予以高度赞扬，并以之对比、批判本国现行制度；魏、冯没有抛弃华夷观念，横井则加以根本否定；魏、冯希望维持在闭关政策下形成的对外关系格局，而横井则深刻批判闭关锁国违反时代潮流，形成了具有鲜明开放特色的对外观。在富国思想方面，魏、冯的经济理念尚未超出农本商末框架，虽然对于民间采矿、办厂予以一定支持，但还不是将近代民间经济发展作为理想与希望，不曾主张政府有支持、扶助民间发展近代经济的责任和义务。横井在经济理念上形成了普遍实行商品交换、各种产业广泛发展的近代观念，将“富民”作为“富国”的根本问题，明确主张官府对民间发展经济予以支持、引导、保护。外贸也被横井视为开辟本国产品市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就强兵思想而言，魏、冯与横井同样以学习西方、建设新式海军作为重点目标，差异在于对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不同，对于吸收西方军事制度的要求不同。在政治改革思想方面，魏、冯虽然主张改革，但都认为不能改变社会根本制度及其原理，而横井心目中没有不可改变的“理”，没有限定政治改革的范围，其实际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根本改造幕府体制的性质。（注：李少军：《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327页。）
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追随世界潮流，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使日本实现了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根本不具备近代意识，一心维护和巩固个人权势，对国计民生并无远大抱负，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注：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他们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分别为两国重臣，政治地位十分接近，但在中日不同的环境下，大久保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深度以及从事近代化试验的时间、规模，均超过李鸿章。他们都把“开明专制”作为近代化的第一步，都认为近代化活动的核心工作是工业化，但大久保完全以民办为中心，而李虽欢迎民办工业的发展，但未认识到它的关键作用。他们都认识到政治民主化是中日两国的发展方向，但都将它置于经济近代化之后，作为近代化的第三步。（注：姚传德：《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他们都是中日两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开拓性人物，但李仍是封建官僚，而伊藤主要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李对西学的了解始终非常浅薄，而伊藤的近代头脑和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是李所绝难比拟的。李采取片面以军事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忽视民用企业的意义，且始终奉行“重官”方针，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而明治政府和伊藤具有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思想。李恪守“中体西用”原则，伊藤则是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政治改革方面既囿于见识，更缺乏胆略，而伊藤却是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李与伊藤的上述差异，除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不同这个原因之外，也是由于他们各自代表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在近代化层次上有根本差异，李的客观政治处境也比不上伊藤。（注：刘学照：《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19世纪中日近代化轨迹的投影》，《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他们都是近代思想启蒙的健将，对各自国家思想界的影响力也能相提并论，但两者在思想上有很大差异。梁在日本接受了福泽的文明开化观，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意识”，而福泽在东西文明问题上超越了“耻辱”和“骄矜”的文化心态。两者都重视智德，但福泽是以智慧优先，倡导自然科学和独立精神，而梁在看到科技知识在近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又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儒家道德主义倾向。两者都认识到制度近代化与人的近代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把国民的文明素质视为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但福泽是以“文明”作为衡量政治体制优劣的惟一标准，而梁在对抗革命运动中对于君主立宪制的追求，却表现了一种偏执的政治迷信。（注：高力克：《福泽谕吉与梁启超近代化思想比较》，《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两者在政治革新问题上，都主张采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反对暴力革命，并把制度革新与国民素质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属于保守而非激进的一翼。但福泽批判的对象，不仅是专制的政治制度，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人际关系和恶习陋俗，涉及社会组织、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的改造，而梁则主要针对官僚政治体制，较少涉及社会结构改革。福泽的政治革新主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而梁的主张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反映出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所受西方自然科学熏陶的程度不同。福泽明确区分了政治和非政治领域，使之保持平衡，梁则将政治革新作为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注：徐剑梅：《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政治革新观比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严复与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他们都是传播西学的巨擘。有学者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对他们加以比较，阐述了他们对待西方进化论与自由思想的异同。严复与加藤对于进化论在中日的传播分别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都吸收了进化论中的万祖同源、渐进进化、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三个要素，并且都最重视第三个要素。但两者摄取这些理论的目的，因各自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各异，加藤用以否定天赋人权论，为强权辩解，而严复则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自强保种”。在译介西方自由思想方面，严复与中村正直在中日分别首开其端，并且同样选择了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作为译介对象。穆勒原著重视个人自由，主张限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中村在译介中，本着注重个体意识解放和道德的自我修养与更新的观念，从道德的意义上对自由加以发挥，同时强调自由要服从贤政和一般的纲常、法规。严复在译介中则主要从启蒙从而救国的需要出发，不注重个性自由的发展和限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并从一开始就对自由概念本身加以规定性极强的界说。从两者的译介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村动摇了日本旧的思想规范，给予民众的启蒙是深刻的，而严复的影响远不能与中村相比，其影响世人的主要是自由须有权界说。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当时两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西学积淀不同所导致的。（注：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9、74-76、81-83、93-97、122-128、145-150页。）
结语
基于以上介绍，笔者认为，近20年来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众多研究成果，不仅增进了人们对中日近代发展历程的了解，而且还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中，关于中日前近代若干问题的比较，澄清了学界内外广泛存在的认为两国近代之初处于相同起点上的误解，促使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造成近代中日间差距的原因；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明治维新及两国近代人物的比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认识和更恰当地评价这些运动与人物；关于两国近代经济、军事、教育的发展及社会变迁的对比，凸显出国家政权对于近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包括正面的与负面的）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有助于人们认清，解决国家政权问题、根本改造旧的社会制度是中日近代化的基本前提；关于两国处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比较，则证明，在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积极主动走向世界，才最有利于本国的近代化；关于中日吸收西学的比较，也颇能昭示两国在吸收和利用西方近代文明成果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明察妨碍国人形成开放意识和心态的深层因素。
当然，不足与欠缺也是存在的。这在一些研究者对于比较对象的了解程度、资料占有和研究取向上都有表现。
相对于单一对象的研究而言，比较研究的涉及面更宽，因而充分了解比较对象是起码的要求。但在近代中日比较中，有些研究者对不属于其学科领域的比较对象缺乏足够的了解。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其一，关于日本的“和魂洋才”的看法问题。前文提到，众多论者都将“和魂洋才”作为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来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做比较，但他们对“和魂洋才”的确切出处与来历，几乎都不甚了了。被一些论者当做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的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横井小楠，实际上都没有讲过“和魂洋才”，即便他们的基本观念与“和魂洋才”相通，也不能据以说明它就是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因为他们只是维新前的先驱思想家。在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自不必说，就是政府要员，也都没有用过“和魂洋才”的说法。目前所知，这个词最早出自明治后期著名作家森欧外发表于1911年的戏剧作品《马尾藻》。笔者认为，直到1889年天皇制国家体制确立之前，作为明治维新主导思想的，并非“和魂洋才”，而是由福泽谕吉等倡导并成为全社会流行语的所谓“文明开化”，它着眼于全面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特别是其近代精神。而某些论者所说的“和魂洋才”，就其内涵来说，大体相当于当时持文化保守态度的一类人的观念。（注：参见家永三郎为《日本国史大辞典》第14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所撰“和魂洋才”词条；丸山真男《读〈文明论之概略〉》上，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版，第119-123页；桑原武夫《明治革命与日本的近代》，《桑原武夫集》第8卷，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455-457页；河野健二《日本人的价值意识的变迁》，见其论文集《日本的近代与知识人》，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24-226页。关于“和魂洋才”的出处问题，笔者运用了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森正夫教授提供的资料，谨致谢忱。）误将“和魂洋才”作为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说明相关论者对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状况缺乏真切的了解，据此做出的比较自然不免发生偏差。其二，不少论者认为，日本维新派较之中国维新派更富于谋略，更精明强干，两者成败各异与此颇有关系。实际上，这也是昧于明治维新实际状况的一种主观臆想。揆诸史实，在引发维新的倒幕运动中，日本维新派在政治上还谈不上老练成熟，倒是因盲动和蛮干而一再受挫、失败，就连至关重要的长州、萨摩两雄藩的联盟，也是在双方经历了严重的敌对状态后才达成的。日本维新派因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而付出的血的代价，大大超过了中国维新派，他们真正不同于中国维新派之处，在于能够屡败屡起，最终取得胜利，而后者却没有承受失败的起码的回旋余地。
除了对于研究对象了解不够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受语言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所用关于日本的资料基本上都是转引，对日本学界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极少注意，更谈不上充分吸收。资料占有的不充分，还直接影响到研究取向，使得开创性的、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不多，只依据常见史实发宏论者不少，而那些宏论往往只是将早已有之的认识、观点变换一下表述方式，对于学术研究并无实质性推进。
再就研究方法本身来说，对于如何把握比较的标准、尺度，怎样避免主观随意性而确保比较的客观有效，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必要的操作规范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许是受此影响，一些在史学研究方面本来训练有素的学者，也往往将比较对象的历史前提、特定条件撇开不论，孤立地就一些现象比高低论长短，得出貌似有据但实际上不能成立的结论。有的人甚至凭自身的推想，生造出比较对象所没有的近似性、共同性（如说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都主张“开明专制”，都将政治民主化作为近代化的第三步云云），颇有将历史人物神话化之嫌。
在笔者看来，弥补上述薄弱环节，矫正不良学风，对于提高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的水准来说，实属当务之急。
学术研究史反复证明，任何高水平的成果，都是长期钻研、付出艰苦努力取得的。可是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方面，偶尔为之乃普遍现象，持之以恒者如凤毛麟角，真正的专业队伍还没有形成。这正是造成上述欠缺和不足的重要原因。显然，要将近代中日比较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特别需要众多既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又精通中日两国文字的有志者全身心投入，进行不懈的努力。
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但以今日专业分工之细，实难要求涉足中日比较者对于所跨学科都有精深的学养，故相关学科的沟通合作、优势互补至关重要。但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不同学科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通力合作的实例，各自为战的研究者面对超出本学科范围的问题，往往不能避短藏拙。这种局面不改变，要取得高质量的成果委实难乎其难。
国内全面展开正规的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的历史还不长，除了上述问题亟待解决之外，研究本身也还大有潜力可挖。从宏观上说，此项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比两国近代化的快慢和政策措施的长短方面，还应进一步揭示由中日国情差异所决定的各自近代化道路的不同特色，以及两者的互动关系，尤其对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残暴压迫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严重妨碍中国近代化的一面，应该加强研究的力度。从微观层次上说，两国企业经营管理中传统与近代因素的关系，近代金融和交通运输体系建立的过程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19世纪后期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两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体系的形成与特点，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等等，也都有必要做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笔者相信，只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此项研究今后一定能够更上一层楼，不断推出富于开创性，内容充实，见解独到深刻，对目前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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