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政的生态哲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生态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财政理论的哲学思考
人类生态学的发展表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生态经济的时代，需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转向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这需要理论创新，也又一次对财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代中国财政理论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其“范式危机”（注：张馨著：《当代财政与财政学的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671页。）上。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范式危机”是指传统的财政学表现出“苏联范式”（注：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第677-711页。）的特征。“苏联范式”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的理解之上的，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页。）。该范式认为，所谓生产关系，特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注：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第677-711页。）。“苏联范式”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排除了交换和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的关系。传统经济学遵循所谓的“苏联范式”，强调揭示人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才是科学的，而只描述人与物的关系的学说，反映的只是现象，是不科学的。我国传统的财政理论学者将财政本质理论概括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是与传统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并把这一观念贯穿整个财政学的体系。
当代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与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样，是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研究财政实践活动，难以对制度发生大规模变迁的实践活动做出合理的解释。当代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将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活动作为其研究对象，它不可能对计划经济中的国家财政进行研究，更谈不上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财政实践进行研究。由于西方经济学过度地运用形而上学思维，过于简单而远离现实，其应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制度因素的作用，成为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受到攻击最多的原因。这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经济学与现实的结合。但是，由于其产生于制度变化不明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制度因素影响经济活动的分析尚未达到充分的自圆其说。虽然如此，它在解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时，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观点，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19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西方财政理论，其主要特征是用分析私人经济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公共经济领域。虽然奥意财政学者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财政理论的实证性也得到了加强，但在公共产品的价格与数量的技术分析方面遇到了困难；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用政治程序的选择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应价格与数量，但这种选择程序涉及个人价值判断问题，很难有一个公允的标准。不仅如此，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假设存在先天不足，即不要成本决定的价格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假设只存在理想的市场均衡状态中，现实中很难存在。这样，新古典经济学难以解释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
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即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作了比较与综合。樊纲认为，新古典主义强调，经济活动是人类一般的满足物质需要的活动。这一理论将人的需要与资源配置、技术选择的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使这方面的理论发展达到了相当严密的分析科学的水平；凯恩斯主义将经济活动的波动和危机归于心理预期，指出信息不完全性在事前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信息、预期理论的研究，深化了人们这方面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为经济学如何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出发研究各种经济范畴和经济变量的决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结构。从当代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事实来看，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理论体系决定的。当代西方财政学以新古典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为基础，而中国财政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如上分析，中国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一样，也存在着片面性。那么，是否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能避免这种片面性呢？对此，我国财政学者作了一些尝试工作，如毛程连同志曾在1999年对不同时期的财政理论作了分析，提出从制度角度的视野研究财政问题，将不同学派的观点撮合在一起（注：《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张馨等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410页。）。然而，由于制度经济学本身的缺陷，这种研究方法实际证明是难以取得成功的。我们研究财政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走中庸之道，而是要揭示不同学派的弊端，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近几十年来，除了传统的经济学家外，中西方经济学家出现了突破各自传统的领域，即西方理论走出了“人与物”的圈子，而中国的许多学者开始强调了“人与物”的分析，就“人与物”和“人与人”结合关系作了大量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经济学家所指的“物”，实质上乃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指经济物品，如“公共产品”论的“公共产品”，并不包括“自然物”。从生态哲学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家的“公共物品”理论，忽视了自然界，忽视了自然界正如人类一样，是具有反映能力这一重要特征。因此，有些国内财政学者提出把中国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结合起来，走综合之路，虽能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但最终并不能解决“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问题。本文认为，只有用生态哲学观点来研究经济学和财政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经济学研究的缺陷，从而也才能解决财政基本理论的局限性。
我国哲学家张世英认为（注：张世英著：《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关于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的看法，粗略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有两类：一是把世界万物看成是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之中，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客体的本质以征服客体，是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西方哲学把这种关系叫做“主客关系”，或“主客二分”。其主要特征是人类中心论。人为主，世界万物为客，世界万物只不过是处于被认识被征服的地位。二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血肉相连的关系。美国当代哲学家剃利希说，我——自我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就是基本的本体论的结构，它包含了其他的一切。没有世界的自我是空的，没有自我的世界是死的。（注：《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三联书店1991版第827、819页。）剃利希把这种人与世界的关系称之为“自我——世界”的结构。这种世界观，用中国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物的关系不是对象性的关系，而是共处和互动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融。如果把中西哲学史综合起来看，这两种关系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包括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就是说，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缺乏主客二分和与之相联系的认识论。第二阶段是主客关系。这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导原则。第三阶段是经过了主客关系过程，包含了主客关系在内而又超越了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人类思想由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正如黑格尔所说（注：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商务印刷馆第23-29页。），只是到了近代，历史才踏上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前，精神的发展一直走着蜗步，进而复退，迂回曲折，到这时才宛如穿上七里神靴，大步迈进，人发现了自己和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被明确地意识到，对二者的统一是近代哲学的兴趣，主客关系中人的主体性自由地、独立地思维着，它不承认任何权威。其结果是，不仅发挥了人的主体的能动性，而且客体得到了尊重，从这种尊重中就产生出各种科学的努力。但是，这种主客关系也有它的弊端：把主体与客体看成彼此外在的实体，从而把哲学引向脱离现实，以致造成自然对人类进行大规模报复的现象。有鉴于此，西方大多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家主张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以及对这种合一体的领悟。然而这种融一体也是一种高远的境界，虽不抛弃主客关系但又超越之。关于哲学对象的研究史的简要批判，我们发现，传统哲学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研究对象问题，这是促进生态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兰(F.Capra)认为，生态哲学是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是科学最前沿的人的观点（注：引自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他说：“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正在形成，其科学形式是由系统理论赋予的。今日正在兴起的三大转变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世界观的出现。”第一种转变是父权制向父权制后的社会转变；第二种转变是化石燃料的衰落；第三种是范式变化。这种新的范式将不仅仅是一种科学范式。它被包容在更广泛的生态意识之中。它促进了人类价值观念的改变。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认识现实，揭示各种事物和现象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而认识和解决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生态哲学家们批判了传统哲学要么人与自然的对立，要么人本主义观点，提出了“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它以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为研究方向。但又不单纯以人为尺度，也不单纯以自然为尺度，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尺度。虽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研究中，在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时，也常把现实世界分为人的世界和自然界，但是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而是作为世界的统一部分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既从人考察自然，又从自然考察人。关于人，只有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统一进行研究才是可以理解的。当从人与自然关系研究人时，是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生物圈中的人，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人对自然的作用，以及人类的未来。在生态哲学中，人作为感性实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具有生物本性，服从生物学规律；人作为感性主体，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体，在对自然的作用中表现为社会存在物，服从社会规律。人的主体性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得到表现，在这里，人的实践目的性是人的内在尺度，它由人作用于自然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因此，关于人的研究离不开自然界。同样，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自然界，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依赖自然界，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自然界不仅是人的感性对象，而且是属于人的自然界，人类活动改变了自然界，是人化自然。因此，关于自然界的研究离不开人。据此，需要调整我们的自然观，建立新的自然观。新的自然观不是关于纯粹的自然观点，而是应该包括人和社会因素的社会自然观。同样，也需要调整我们的历史观，建立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是关于纯粹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自然因素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获得了历史的尺度，因而我们的历史观应该包括自然因素的历史观。
二、生态哲学的自然价值观
从价值论的角度，现代西方哲学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是，生态哲学认为，我们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还要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的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人是价值的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的主体。1967年，美国学者克鲁蒂拉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文章，提出了评价自然资源价值的问题。他与费舍尔出版《自然环境经济学——商品性和舒适性资源价值研究》一书，分析了自然资源价值，开始了自然资源价值的讨论。1994年，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顿在《自然的价值与价值本质》一文，提出了世界是有价值能力的概念。生态哲学认为，自然价值是自然物质运动过程中创造的。自然物质运动是历史地发展的，自然价值的创造也是历史地发展的。这种历史的发展促进了自然价值的增加。按照热力学第二定理，在一个孤立系统中，能量总是从高能状态向低能状态转化，它可以用“熵”来度量，因而也叫“熵增加定理”。它表明，物质运动总是朝着无序的方向发展，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朝着增加“熵”的自然趋势。
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定义劳动产品的价值，西方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论来度量劳动产品的价值。那么，生态哲学观的自然价值不是劳动产品，应该用何种标准来度量呢？对此，我国生态哲学家余谋昌提出了事物的有序性程度（负熵的大小）来定义自然价值。（注：引自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根据此定义，社会物质生产并不是唯一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是人类劳动使自然物的物质形态发生变化，提高它的结构性和功能有序性，使它满足人和社会各种需要。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在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由于负熵的输入，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产过程，把无机物转化为生物产品，提高了自然物的有序性，从而为人类对它们的利用创造了价值。今天我们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都是这一过程创造的价值。例如，地下矿藏就是内力地质作用和外力地质作用结果。它使分散的化学元素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品位和藏量的矿藏，提高了物质的有序性而为可供人类利用，也正是地质运动创造价值过程。知识的生产和应用，正为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价值。这样，世界上就有了三种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智力生产力。它们共同推动了三种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自然物质生产，创造了自然价值；社会物质生产，创造了价值；知识生产，创造了智力价值。自然物质生产是全部物质生产的基础，人类生活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物质生产支持社会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人类在自然价值基础上创造了文化价值，包括人的价值、劳动价值和知识价值。它们之间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三、财政是一个系统过程
一切事物都在矛盾和运动发展过程之中，一切事物都在运动的去旧除新过程中发展。真理不在事物的开头和末端，而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这一著名论断，几百年来一直在鼓舞着真理探索者。我国学术界经过长期关于财政概念的探讨和争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学说。主要有“国家分配论”、“社会再生产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共同需要论”、“价值分配论”等。各种学说是从不同角度探索财政的内涵和外延，各有鲜明的中心论点。但各派之间并不是绝对排斥，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就现代财政而言，都承认财政是一种国家的经济行为，而且都承认财政是一个分配范畴，都从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来考察财政和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本线索来研究财政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正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理论，已经取得了可贵的成果。原有的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观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解释新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保持财政科学的生命力。
财政理论的创新，必须突破原有财政基本理论狭隘的经济主义中心观，不仅要研究人与人关系，而且还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采用整体观来研究财政本质，发挥财政作为协调器的作用，促进“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财政中的经济主义，仅仅就经济与财政关系来研究财政问题，认为经济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人类所有行为由经济决定，由货币多少来表示。在经济主义那里，把经济从“自然——经济——社会”统一系统中分离出来，发展经济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的GDP的增长。经济合理性，是以在市场中获得最大利益表现的。环境和资源不在考虑之列或仅仅是象征性考虑。诚然，经济主义指导我国的财政研究有其历史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为解决众多人口吃饭问题，大面积地垦荒、围湖造田，而忽视了自然和生态环境。工业基础薄弱，起点低，就大搞“五小”企业、“上土群”、“小洋群”，加剧了资源破坏和环境的污染。经济在榨取资源和污染环境中增长，全球的资源库减少、废物库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GDP虽然在增加，但是资源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性也在加深。
根据自然价值论，财富不仅仅是经济财富，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和自然财富；不仅社会物质生产创造价值，自然界物质生产也创造价值，我们也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我们现有的财政理论不但不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价值，而且过度强调财政收入，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成本，导致了财政信号的扭曲，加剧了自然和社会的不平性，违反了自然法则，最终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1997年，路透社以《研究和发现，我们每年欠地球33万亿美元》为题报道说，美国国会生态分析和综合研究中心，一个由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估算了地球的生态价值，包括空气、海洋、河流和岩石的价值。森林为人类提供新鲜的空气每年每公顷的价值141美元，气候、气流、水、土壤形成与营养物质循环，以及垃圾处理、生物控制、粮食生产、原材料、消遣与文化娱乐每年每公顷的价值969美元。这个研究小组说，就整个生物圈来说，每年它向人类提供的物质价值估计在16万亿至54万亿美元之间，平均每年为33万亿美元。这些物质大多数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如果没有生态学生命保障系统贡献，地球的经济就将停滞。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对经济贡献的总价值是无限的。但是，现在的财政，是在没有考虑地球的生态价值的情况下来征集和分配的。它没有准备为使用自然价值付款。如果真正按照生态系统对全球经济贡献的价值计算效率，并付出代价，那么全球价格体制与现行的体制完全不同。随着自然成本和生态贡献在将来越来越受重视，其价值将不断增加。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中并没有考虑这部分成本补偿，大大高估经济效率的指标，将会严重损害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认识论角度，要制定促使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财政，必须用整体论世界观来研究财政。生态世界观认为，事物整体与部分的区分只有相对意义，他们之间相互作用更是基本的；而且整体决定部分，而不是部分决定整体，即部分的性质是由动力学性质决定的，它依赖整体。部分只是在整体中才获得它的意义，离开整体就会失去其存在。因而，首先是整体，它的动力学决定部分，部分作用整体的内容，他表现整体。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在现代科学发展史中，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在认识自然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忽略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因而有严重的局限性。整体论作用方法论，现在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是它不排斥分析。在强调整体决定部分时，它不否定部分的意义。在我国传统的财政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将财政看成是“以国家为主体的集中性分配活动”，就其产生的经济背景来说，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就其方法论而盲，它可能忘记了自然的作用，忘记自然价值和自然是有目的性的，割裂人与自然关系，从而把财政目标片面地概括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人类已基本解决了生理需要和生存需要，已经到了高级需要时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已越来越需要大自然的纯真的美，非常痛恨那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为求得暂时的经济增长的做法。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把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分离和对立起来，在实践上已使人类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生态世界观认为，主体不是唯一的，虽然在认识意义上，当我们说是人对事物的认识时，主体是唯一的，是指人对事物的认识。这里面有主客关系和主客统一。但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主体不是唯一的，事物本身是它的主体，在生态系统中，不仅人是主体，生物个体、种群和群落也是生态主体。这里也有主客关系和主客统一。按照生态哲学的观点，我们需要一种关于自然界的伦理学。它是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关心人的福利，而且关心其他物种和环境的福利。在环境伦理学中，价值是一个关键概念。确认自然界的价值，包括自然界对人的价值，以及自然界的内在的价值，这是环境伦理学基本要求。环境伦理学作为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作为人和自然、文化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是人道化伦理和自然化伦理的结合。由于它从自然价值中推出道德，因而是自然哲学和生存哲学的结合；也由于它需要行动者，它不仅是理论发现，更要求与环境相适应的行为，因而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因此，生存于自然和社会的人，必须生存于自然环境中。可持续发展，就是兼顾经济、环境和公平，以经济持续性、生态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者统一，实现“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所以，我们的财政命题不仅仅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应该是“取之于民和自然，用之于民和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财政”理论的出现，“国家分配论”的退出，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公共财政”不仅研究了人与人关系，而且也研究了人与物的关系，提出了国家集中的部分社会资源，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不管社会公共需要形式如何，毕竟它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关怀，在人和地球家园的和谐相处方面比“国家分配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它离生态哲学的终极关怀还有一定的距离。“公共财政”仅站在人的角度大谈社会的公共需要，可是对自然界的公共需要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本文认为，财政是一个系统过程，通过其经济活动，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实现“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在财政这个系统中，通过其经济活动，不仅要满足人和社会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动物、植物和无机自然界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的需要通过市场满足，财政提供社会和自然界的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在反馈机制或协和力作用下，维持或趋同向一种特定的稳定状态，以保持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相协调的发展。这样，财政系统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的综合性系统。它从生态哲学角度上提出了关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而是特别强调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的基本思想包括了三个大的方面，即经济持续、环境持续、社会持续，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系统中，经济、社会和自然是同等重要的。在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中，如果财政在每一时间内都能维持它们的协调发展，那么，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即“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就能达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财政系统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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