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徒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政策论文,雷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生在中国，于美国接受文化教育后又回到中国，以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家的身份在华50年。这种特殊的身份在特殊的年代，使他对中国政治的参预之深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许多美国人。本文仅就其在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恃其急剧膨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推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而通过扶蒋反共来控制中国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且是毗邻苏联的亚洲和世界大国，控制了中国既可以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又可以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地位，进而集中力量争夺欧洲，独霸世界。为此，罗斯福曾表示，要把战后的中国“建成一个跟俄、英、美这三个西方大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1]，使之成为“抵消苏联势力的有用的平衡力量”[2]，并能给美国“带来真正的伟大的贸易可能性”[3]。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视为主要障碍，担心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并与苏联结盟。但是，迫于战后出现的世界和平潮流，美国政府采取了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的对华政策。一方面给国民党政府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敦促其依照英、美式的民主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以利于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从而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由美国完全控制中国的目的。司徒雷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着如此的使命，于1946年7月走上驻华大使岗位的。
应该说，美国政府选派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完全是从其战后的对华政策出发的，有着叵测的用心。诸如司徒雷登长年在华，与中国政界有着比较广泛的接触，得到了知识界相当的信任和好感，“了解中国及其人民的心理，对中国语言运用自如”，能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接受等等。一言以蔽之，可以在最大限度内遮掩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欺骗更多善良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于司徒雷登使华初期，可以说美国政府初步达到了目的。如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发表谈话称：“司徒雷登本身就是中美文化优点的萃荟，是中美文化沟流的象征。”[4]《文汇报》也专门发表评论说：“在今天的北美朝野人物中，没有另一个比他更适宜于担任驻华使节这一重要任务的了。他考虑中国问题，关心中国命运，我们或者可能说，要比任何其他一个美国友人更为亲切。”[5]然而不久，就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司徒雷登并非友好的使者，而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执行者。
如前所述，扶蒋反共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对此，司徒雷登自然深得要领。在他的心目中，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化身。除了认为蒋能体现美国在华利益外，还对其个人崇拜备至。他在1946年7月向蒋介石递交国书时说：“我要按我们长期的友谊而不以我新担任的美国官员的身分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6]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支持，除了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机外，还源于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恨。他多次鼓吹“共产主义是对自由制度的严重威胁……我们要在一切战线上提防他，同他作斗争”[7]。在他看来，共产党政权是“极其可怕的魔鬼”，“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所以不仅要“必须反对”，而且要“绝对反对”。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和立场出发，司徒雷登进入了驻华大使的角色。
二
战后，当美苏冷战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它认为，如果中国陷于分裂，最大的得益者将是苏联，俄国人可能重新在满洲掌权。为此，美国曾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消灭共产党。为了有效地推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正式出任驻华大使以前，他就频繁地与国民党最高当局接触，游说蒋介石采纳美国的建议，接受马歇尔的调停，实行“改革”，以取得和有效地利用美援创造条件。他还劝说蒋介石“应该领导一次新的革命运动”，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自己周围，有他们作为义务宣传员，蒋就可以再一次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他告诫蒋介石“这是战胜共产党威胁的唯一途径”。他甚至建议蒋解散中统局，扭转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以更好地“对付共产党的挑战”。
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司徒雷登非常活跃，尤其热衷于帮助蒋介石召开“国大”，为独裁政府粉饰民主。他曾根据蒋介石的需要，向共产党提出条件以换取国民党不打张家口，其中包括向国民党妥协和提交参加“国大”代表的名单。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他又借为蒋祝寿之机向其提出，蒋的一生已有两次重大转变，即加入国民党和担任主席，在他六十大寿和国民大会召开之际，希望他实现第三次转变——“显示出真正民主的领导能力”[8]。为了国民党的“民主”形象，他公然置政协决议于不顾，一方面替蒋介石拉拢民社党和所谓的“社会贤达”参加“国大”；另一方面要蒋介石争取主动，作出对中共“虚位以待”的姿态，把和谈破裂的责任推给中共。并且向马歇尔提议，美国应在宣传中，强调中国“民主政府”的大门仍对中敞开着，以便使中共处于要么来参加，要么表明“缺乏合作诚意”的位置。当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伪国大后，他心目中“真正的民主的领导”似乎已经实现，兴奋地表示蒋介石的“思想进步了”，“中国的议会终于制定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这部宪法是与“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原则相一致的”[9]。
美国的对华政策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也使马歇尔失去了中共的信任。当内战的炮火燃遍大半个中国的时候，美国在华的战略目标也面临着前途难卜的局面。白宫的决策者研究后认为：动荡的中国容易引起苏联势力的进一步延深，在美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共被认为是苏联的代理人，而国民党又表示向美国一边倒的情况下，要更加着力扶植蒋介石政权成为远东反共的堡垒。尽管中国的内战多少不符合美国的初衷，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也在日趋明显，但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别无选择，只能在内战中继续支持蒋介石。司徒雷登非常清楚这种情况，所以当马歇尔与他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约翰·文森特商讨对华策略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办法给予支援，希望它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并根据改革情况，逐步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第二，在我们方面，不采取任何有力的对付方法，一切听其发展，相机而行，作‘走着瞧’的打算；第三，完全不参与中国的内政事务。”他向马歇尔表示，自己“完全赞同第一个方针”，理由是，“这样做，与其说是与共产党人打仗，倒不如说是为了遏制他们”。如果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得不到制止，即便为国民党提供多少援助，“出不能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司徒雷登当时认为，共产党的策略是把宝押在美国撤销援蒋上，“如果中共看到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事实上不会撤销，他们就会改变策略”。出就是说，只要美国能够为国民提供充足的援助，就能够在军事上将共产党压掉，从而实现美国在华的预定目标。所以，他告诉马歇尔：“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希望那些彻底地讲求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人早日提出重开和平谈判的建议。”[10]马歇尔考虑后，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由引可见，司徒雷登在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除此以外，司徒雷登还不遗余力地为蒋介石谋划：诸如怎样选择助手，如何把内战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如何向人民许诺“自由”和“改革”，来换取人民贡献人力、财力，建议蒋介石像美国政客一样到处旅行深沉演讲“以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这样就无须惧怕中共的军事力量或其他活动，并能“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赢得更多的同情”。
三
马歇尔回国后，司徒雷登成为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代理人。他说：“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及其追随者，并且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固定部分。”[11]基于这样的立场，他将在华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在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上。为国民党争取美援的电报如同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结束至蒋介石逃离大陆，仅美国援助南京政府的军事物资就高达51亿多美元[12]，其中司徒雷登在任时期占绝大部分。当然，他并不是援蒋多少的最后决策者，但是，在为蒋介石争取这些援助的过程中，司徒雷登的“重要作用”是无论如何也抹煞不掉的。而且，尽管美援如此之多，司徒雷登还嫌不够，他经常抱怨美国当局“援助得很少”[13]，甚至将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为美援不力。直到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转入战略反攻以后，他还告诫美国政府：“局势是极足以引起悲观。如果美国援助能以适当的数量和合乎胃口的方式来实现，便可能迅速地把局势转为有利于我。”[14]说到底，就是美国如果不援助蒋介石，就将失去中国，进而失去远东。
但是，司徒雷登不懂得，战争的胜负并非取决于获得援助的多少，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所发动的内战的非正义和反人民的性质，决定了他只能扮演溃军之帅的角色。面对国民党的失败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司徒雷登哀叹：“我原来希望借助对蒋政权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以顾问的形式，其他一切都依之而定）可能使长江以南的地区保持完整，并且使南京以北的沿海地区肃清敌对的共产主义，……现在都无关紧要了。”[15]
但是，司徒雷登并不甘心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为了美国的利益，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就是其为挽救失败而谋划的一个对策。当三大战役胜利发展，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似大厦将倾之时，他认为李宗仁已日益获得中国公众的信赖，他向国务院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引退，让位于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和政府，并且更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16]强调：“不管李宗仁合格与否，他已经以伟大的改革者的姿态出现。”[17]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不同意这样做。但是，司徒雷登个人对于“换马”仍然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他对蒋介石派来试探美国对他去留意图的张群表示：他个人从与大多数中国人谈话中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民众认为“委员长”是停战的障碍，应该退位，而美国的政策考虑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中国人的意愿。他还告诉张群，重要的是要使国民党政府重新得人心，而不要从反蒋或拥蒋的角度考虑问题。1948年11月，又与李宗仁长谈中国政局。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他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建议发表一次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桂系开始“逼宫”，而当蒋介石在“引退”过程中一度变卦时，司徒雷登又迫不及待地建议用自己的收音机送李宗仁到武汉，让他在那里发表就职宣言。李上台后，他又积极为其争到美援。直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的时候，他还建议美国政府对李宗仁“绝望的呼吁”给予支持。
司徒雷登就是这样在中国内部事务中越陷越深，并且逐渐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与美国当局产生分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范围，引起了华盛顿的不安。1948年10月前后，国务院感到已经无法控制司徒雷登的活动，公开宣布他对蒋的建议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政府。但他还是沿着自己所谓“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逻辑走下去，“直到没有什么可放弃为止”。
四
在中国扶植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以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华政策历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面是赤裸裸地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军事干涉，另一面是用和平手段进行欺骗，而后者是作为前者的一种掩护或者是作为缓和政府危机的一种手段，所谓“自由主义运动”就是这种手段的一部分。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涵在解放战争时期没有严格的界定，当年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往往将民主个人主义称为自由主义或第三势力等等。仔细考察，它们之间在某些观点上虽有细微的区别，但基本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即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无奈蒋介石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将美国对华政策置于彻底失败的境地。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企望某些具有“西方民主精神”的中国人们来“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需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18]。
司徒雷登是在华扶植民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狂势鼓吹者。他是这样阐述自由主义的：“我强烈的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然而，人身自由毕竟是民主的性质。……所以，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自由而斗争是最高教义所许可的”[19]。这里，司徒雷登不仅抹熬了自由的阶级性，而且“忽视”了他自己旨在支持蒋介石独裁政府用刀枪肃夺亿万中国人民自由的事实。显然，他鼓吹的自由与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自由与民主。他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在中国为民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助威的，请看：
1946年10月，他在演讲中号召自由主义者起来，在“蒋主席领导下”进行革命。
1947年，司徒雷登“在与中国政府领袖们的会谈中，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他要使“人们感到，中国政府只有经由这种行动，才能成功地迎接中共的挑战，才能防止浪费自由的资源，才能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援助”[20]
194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援华法案，进一步强调了“在中国国内支持和加强个人自由与自由制度的原则”。司徒雷登专门为此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书》以其特有的方式，鼓吹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其它各界“爱好自由”的知识分子起来，战胜“极端分子”。他说：“我们美国人彻底信仰民主主义，我们并且确信假若以相当的机会和充分的对白，民主主义会在中国实现。”[21]
在美国的支持和司徒雷登的鼓噪下，1948年前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尘嚣一时，上海《大公报》等刊物上，谈论民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文章连篇累牍，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也应运而生，胡适等知名人物频繁出入美国驻华使馆，问计于司徒雷登。
民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是：“自由主义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22]。自由主义“以天下之公是非为是非，以人民之公利害为利害，而不受任何政治教条、党八股的约束”[23]
“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认为“在多党制下，人民与统治者间是由招标而发生合同关系”，人民应保留“检选货真价实的应征者之权”，“应征者因为有了竞争作用，货色价码上一定得分外真实克已”[24]。
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点去发展生产力。虽不赞成官僚资本，但却宣称承认私有制，保护私有制，并反对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特别是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资本身上。认为，“中国今后要复兴，在建设方面只有依赖美国的经济与物质的援助，这是中国人应当知道的”[25]。
反对一切战争，认为中国的内战是国共两党以“国民命运为儿戏”的党派私利之争，是“地盘”之争。将内战的现任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国共双方“两者都有责任”。同时也反对中共领导武装斗争推翻蒋家王朝的道路。
上述民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一些代表人物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而且他们这种希冀寄托于美国的扶植与支持上，充分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的主张赢得了司徒雷登之流的喝彩，却违背了历史潮流，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因此，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以及进步人士的批判。
1948年春，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进步人士先后两次在香港举行座谈会，对民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邵荃麟回顾了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认为这是由美国国务院“设计”，司徒雷登等“导演”，宋子文等“帮助导演”的，而“演员”则是从胡适到《大公报》的一般大大小小的“自由主义者”。这并不是什么思想运动，其实质只是一种政治阴谋，是今天和谈阴谋中的一部分。郭沫若也在发言中指出“自由主义”是美蒋和平攻势的武器，他说：“司徒雷登本已知道‘和谈’不可能，唯其知道不可能，所以想替政府‘粉饰’，同时企图替政府争取一些所谓‘自由主义分子’来点缀。”而所谓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反苏反共’，既然‘反苏反共’，就一定‘亲美拥国’！”[26]
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而后，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美国白皮书的文章，对司徒雷登之流在中国扶植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指出，美国政府就要鼓励另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实质就是要推翻马克是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他还进一步剖析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在认识论上发生错误的根源。毛泽东还回顾了百余年来美国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用大量的事实教育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个人主义者，要看清美国地政策的侵略本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美国在华扶植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阴谋的揭露与批判，极大地教育了全国人民，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
中国人民对美国在华扶植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宣告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司徒雷登为美国侵华可谓“机关算尽”，但仍无法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华回国，他在华50年生涯的最后一幕以悲剧结束。当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诞生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他只有叹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事业付诸东流。他也曾扪心自问，过去一贯自以为是“自由主义对华亲善的代表”，怎么现在却被中国人民视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扶助和纵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而绝望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27]。其实，这正是司徒雷登在中国所走过的道路。用自己的行为“帮助”中国人民逐渐认清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不能不说是司徒雷登对中国革命的一个贡献。
注释：
[1]《赫尔回忆录》第2卷，纽约，1948年版，第158页。
[2]《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57页。
[3]迈克尔·沙勒：《英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纽约，1979年版，第104页。
[4]《燕大双周刊》，第17期，1946年。
[5]1946年7月11日《文汇报》。
[6][7][9][10][11][12][19][27]《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58、293、163、172、300、173、284-285、239页。
[8]《司徒雷登日记》，美“燕京大学校友会”印，1980年版，第9页。
[12]马宇平：《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89版，第300页。
[14][16][17][20][2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集，第852、880、921、289、1009页。
[15]李辰久等：《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374页。
[22][24]《自由主义信念》，1948年1月8日上海《大公报》社论。
[23]周绶年：《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分子打气》，《世纪评论》第11卷第10期，1948年9月4日。
[25]张东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1947年3月30日上海《文汇报》。
[26]胡光：《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在香港》，《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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