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值得关注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以后这股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又逐渐影响到文艺理论、美学乃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一
我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人物和早期著作并不陌生。早在1940年12月，胡风就在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吕荧所译的卢卡奇的长文《叙述与描写》。在此之前，他已经根据熊泽复六的日译本翻译了卢卡奇的《小说的本质》（现通译为《小说理论》）的一部分，并有机会接触《左拉与现实主义》等卢卡奇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他以自己敏锐的理论视角注意到了卢卡奇等人的思想火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我国是作为修正主义思潮加以批判的，即便是经过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当我们可以重新理性地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时，我们还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谓地讨论着“西马非马”等一类似是而非的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定性”。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一社会思潮呢？
首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看，它反映了在不同于东方社会条件下，西方共产党、党内外一批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战”后，共产国际在西欧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西欧各国按俄国革命模式进行的革命相继失败。对此西方共产党和党内外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葛兰西指出：同俄国相比，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较发达，其统治不仅仅依靠暴力，而且还通过市民社会，用意识形态来削弱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熟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强大的堡垒立刻显现。国家只是前沿堑壕，它的后面有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在西方其统治是总体统治。与此相应，西方革命模式也应是总体革命，而文化心理革命是经济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由此而建立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可见，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对西方革命显得尤其重要。对此，恩格斯晚年曾经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在哲学理论上强调主体性和辩证法，把理论的主题转向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
其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结构和危机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和古典资本主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1）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融合”更加紧密，它们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减少经济危机的损失，共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2）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成日益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白领工人比起蓝领工人，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其生活方式与传统产业工人也有明显的差别，再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由白领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求稳怕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科技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出现了“白领失业浪潮”，这对他们产生了较大的精神压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的取舍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3）由于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的引导下，社会向消费主义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倾向，再加上西方意识形态作用的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淡化、弱化；（4）由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过度开采，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享乐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生活方式，也给人才带来了严重的精神问题，生态问题和精神问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突出难题。而社会生产一体化、整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当代西方表现得尤其突出。
上述问题不可能不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探索，其理论形态和理论主题势必会同处在东方的我们，也同马克思、列宁的时代有所差别。由于西方社会的上述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他们理论关注的焦点转到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上。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理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②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这种转换，我们应结合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予以科学的分析。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正处于它的早年时代，其统治主要是依靠暴力，且处理政治、经济危机的能力相当有限。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导致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马、恩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给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因此，马、恩把他们的理论重心从哲学转向经济和政治学上。而“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资本主义应付事变的能力和技巧日益成熟。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一套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在全社会造就了一种和人类自身真正存在无关，让人放弃自由渴望的“虚假需求”。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全面、总体统治，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强。它使得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工人阶级只有把在经济生产、生活中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矛盾冲突，通过政治批判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前提条件。再加上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使西方革命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这一切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正反映了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寻求人的解放之道的探索和努力，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是坚持辩证法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才能对他们的理论做出科学的评判。
二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大潮，学术界重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但面对这一复杂的社会思潮，学术界对其评价却十分复杂，激烈的讨论从未间断过，讨论中的分歧和争议主要集中在：
1、对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的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分歧显然与对他的关键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密切相关，这种评价并且直接关系到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争议之源。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发表以来，对其理论性质和主导倾向的评价，国际上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持基本肯定和赞扬态度者认为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而持基本否定和批判态度者，则把书中的基本观点确定为“理论修正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思想之大杂烩”。国内有的学者把书中的某些“偏颇”和“失误”看作“瑕不掩瑜”，“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有的学者则认为书中的思想“构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的挑战”，“其基本倾向是错误的，影响是不好的”；等等。造成这种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凭藉的理论尺度不同，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卢卡奇的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而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则认为卢卡奇强调主客体关系和改变现实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本来思想的恢复和发扬。但是，即使都声称凭藉实践唯物主义的尺度，由于理解的不同，也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评价，比如，一派认为，卢卡奇要求对人类社会生活作整体、全面的理解，即不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是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和高于自然历程的特点，因而贴近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另一派则认为卢卡奇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忽视了“第一自然”的前提，否定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社会哲学；而且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不以劳动为基础，还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并在最后归结于意识，因而不能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总的说来，与国际上的“卢卡奇热”相似，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和评价，也有一种从贬到褒、从否定到较多地肯定的趋势。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究竟树立了一面什么旗帜？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对日后思想界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它的理论思维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并未明确解决的问题。
2、怎样认识和估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多次争议的焦点。大致有三派观点：
（1）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2）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至就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
（3）认为不能先入为主或一概而论地笼统定性，应当就不同派别、不同代表人物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分别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
第一派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实行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主张一种折衷混合的世界观；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提出了一条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哲学路线；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人本主义学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了，否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无缘。后两派观点反驳前者的理由主要是：（1）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时，正值西欧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一些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又在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政党内受到排斥和批判，经常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很难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由于所受传统教育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方式的局限，不少著述的内容和语言表达也确有晦涩难懂的一面，但这种思潮没有失去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敏感，而能对重大历史事变作出积极反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探讨，一批又一批地出版专著。其中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揭露，对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批评，还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分析，以及新的战略、策略主张的提出，都正是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的某种结合。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研究和吸取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部分或因素，并不等于主张折衷混合的世界观，而正说明他们没有使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脱离，这种工作和成果即使发生偏差和错误，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2）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路径和自身分化。这种倾向在理论上不免有所偏颇和失误，但也提出了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和可资借鉴的因素，如体系结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辩证法的分类、实践观与反映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各自的思想特色和差别问题，等等。（3）这种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学派力图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哲学，突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活动，从各个角度发挥了人学，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有偏离唯物史观的倾向，但每个派别对科学技术发展负效应的揭露，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考察，对人的心理因素和微观领域的探索，对个人问题、人的价值和个性的研究，可能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比较忽视和薄弱的方面，因而也值得认真考察和借鉴。
3、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哲史的研究对象，应不应当纳入马哲史的研究范围？主要也有三种观点：
（1）根本对立、应予排斥论。认为这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列宁主义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虽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虽有某些可以借鉴、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首先应当正视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长期以来，国内的多种马哲史教材或专著中不提这一思潮和派别，或只作为批判材料涉及，也正是这种观点的表现。
（2）区分主流、支流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然呈现一源多流的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演变过程中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理论的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流派，必然有主流、支流、逆流之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未形成主流，也不可简单地归之于逆流。这一思潮的不少代表人物是潜心研究和有所作为的理论家，从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出发，以新的视角和方法，突破了第二国际和苏联的理论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某些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支流，是马哲史的一部分。列宁主义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支流与主流的关系，既有分歧和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促进和借鉴的一面。
（3）当代哲学分化论。认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不同脉络的分化和多样化的格局。一般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有三种：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更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种分化和多样化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内在差别，人类历史实践（社会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多样化在理论上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创造本性和马克思学说的内在生命力，在实践上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重建和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局面。因此，马哲史的研究应当破除唯一“正统”的固定观念，突破直线和单线发展的思维模式，正视马克思主义分化和多样化的历史事实，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三
任何文艺理论、美学理论都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包括文艺活动在内的审美活动内在地包含着哲学或哲学问题。正如德里达所说：“文学文本的内容之中总存在着哲学命题。文学文本的语义学与主题学带着有、‘采取’——按这个词在英语或法语中的意义——某种形而上学”，③“大概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就是哲学性的”。④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当代文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新时期我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有某些契合，或者说中国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路径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某些思路上有相当的一致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能注意和吸收的部分，就是所谓“回到马克思”；而我国新时期文论开始提倡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要“回到马克思”。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研究和探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这部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批评理论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要向马克思当年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一样，接受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他们把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中的某些认为可取之处，作为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就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一点在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中也有突出反映。80年代中期，兴起了一场文艺学方法论研究、讨论的热潮。一些论者热衷于在文学研究中引进20世纪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用以补充和发展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时，较为全面地吸取西方当代批评理论，使之与中国传统文论和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相结合，是新时期相当多的理论家所做过并且还正在继续做的工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艺术、审美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又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应当说也是与我国新时期文论的理论结构一致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论建构。”⑤ 有学者就此总结出：20世纪西马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元化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展现出人类学文论、意识形态批评文论、艺术生产文论与政治学文论等四种具体的理论形态，这四种理论形态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其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与建构活动的结果。在结合历史与现实文化思想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流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的主要逻辑架构体系与空间性的具体存在形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扎实基础与敞开的发展前景。这四种理论形态也大致勾勒出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体论形态。当然，“四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在个别理论家身上以及个别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都存在着交叉、融合、整合的特征。”⑥ 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是在作历时性叙述和阐释，甚至是传记式的评价，还缺乏宏观、整体的共时性关系的论述”。⑦
同时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理论形态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都具有浓郁的存在主义等色彩，表现为对技术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他们在指出技术本身具有的反人性、异化本质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技术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反思批判情结。晚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疗治和解救社会问题的途径上，虽没有像其前辈那样，鼓吹艺术救世，走向审美乌托邦，但还是鼓吹理想主义，其开出的拯救社会的药方同样难以奏效。如哈贝马斯虽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来拯救畸形发展的现代性，但真正的道路还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类自身作出正确的发展选择和价值选择。从最根本的方向上使技术真正地服务于人本身的生存。我们知道，马克思要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社会结构和资产阶级这个阶层，而批判理论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他们的批判对象的重点已经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转向了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日常生活现象等的批判，从批判资本家转向批判社会产品。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真正做到从历史的现实发展上、从艺术本身的动态变化中准确地揭示和分析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过多地停留于对经典艺术的怀恋和伤感，表达了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济世情怀。文化本身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技术手段在艺术发展中的应用是历史的必然，这将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走向。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理论家的愤世嫉俗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将理论的锋芒过于集中地指向文化商品化的现象形态。他们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基本上将大众等同于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没有看到或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性和主体性。实际上，大众本身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是不能否定的。在这方面，西方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看得更加准确。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90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与反思，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当代文论界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作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论、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② ［英］佩里·安德森著，高銛、文贯中、魏章玲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68—6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④ 德里达著、赵兴国译《文学行动》第16、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⑥⑦ 邱晓林《从立场到方法——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导言》第33、64、36页，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
标签：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卢卡奇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与阶级意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