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历史进程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4-0032-04
在当下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普遍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体或流派的探讨，而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别史的考察。换而言之，对于一种理论体系的考察，我们不仅要探究哲学家个人或哲学派别的思想，也要考察其在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上的差别。而通过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独特个性，揭示其哲学传统及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走向，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英国新左派和文化研究思潮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
可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但从总体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代表的是英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传统。其中，英国新左派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出现都与在此之前的文化批判的兴起密切相关，而事实上文化批判的兴起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结合。当然，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过渡性阶段，这些阶段并不影响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向和整体面貌，只不过反映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已由单纯的物质领域扩大到消费和文化领域，使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生产技术的革新，导致白领阶层的出现、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等。一系列变化使大多数英国人失去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趣，产生了共产主义信念的危机。与此同时，二战后的英国教育法又使得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子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也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较有独创性和启发性的著作是克里斯朵·考德威尔的《幻觉与现实》和《垂死文化之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做了深入考察，从而对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受其启发，许多青年哲学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英国社会，并强调从性别、民族文化、当代文学特点和英国人心理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这些成果繁荣和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进而创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与此同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注重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以及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英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形成了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原理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于是，文化批判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相互影响，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立足于经验的层面以创造一种文化批判的哲学。为了实现这一任务，英国的激进知识分子走上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相结合的理论之路。
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英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①。在他们看来，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迥异于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一般模式，即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模式，英国革命偏离了这种模式。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只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上层建筑，革命之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还是贵族式的，也就是说，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完全取代贵族的统治，在全社会打下自己深刻的思想烙印，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贵族与资产阶级融为一体。这种格局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是非常不利的。在历史上，工人运动总是要借鉴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革命等价值观，才能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继承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由此出发，他们认为：英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欧洲大陆和前苏联社会都不具备的，因此，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都没有此方面的内容：就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当时主要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了文化的批判，但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不是在经济的经验层面上展开的；就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当时主要是列宁哲学成功地解决了理论向行动、意识形态到现实的转化问题，却只使这种转化停留于政权领域，并没有拓展到文化批判方面。由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适合英国社会的情况，那么，英国应该创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英国社会的现实而言，以实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适合的，而且在理论上实用主义也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密切相联，比如，实用主义强调活动，强调实在和事实，强调有用性等等，这些都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传统。
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成果，体现了英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世界的经验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从而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概而言之，这一哲学传统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强调文化和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思想是以英国的价值观批判英国的现存社会，于是，文化、价值不仅与事实、实在区分开来，而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向度。这一特点的形成最根本的还是由英国的文化批判所决定的。
第二，以实践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理论转化为行动、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欧洲大陆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主张从认识论和人的精神能动性方面来说明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要求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当做一种历史进化的理论来研究：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实证的意义，是对人的经验世界进化的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将任何心理的、精神的力量转化为人的现实行动的力量。马克思辩证法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实践的意义。在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作为人的能动活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实证的，这种实证性就在于它能够通过效用得到测度和说明。据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行动的辩证法，这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定义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欧洲大陆的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定义为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有很大区别。
第三，将经济当做经验世界的现实内容。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证化，不是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而言的。社会科学中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世界、实证的世界主要指的是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的社会结构。由此出发，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资本论》更是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生活的经典著作，同样，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著作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出现的。这一特点在以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和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无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何种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经济的结构和形态都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造的根基，政治经济学也始终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内在部分来加以研究。
可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传统深刻地影响着英国新左派以及后来整个的文化研究思潮。
英国新左派是20世纪50年代末由一批英国前共产党员(如威廉斯、E·P·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左翼文化人士以及激进的大学生(如佩里·安德森、斯图亚特·霍尔等)结合而成的政治运动成员。其崛起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1956年，前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这两件事严重刺激了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前苏联社会主义产生了幻灭感。而当时的英国共产党紧随前苏联，致使党内严重分化，大批党员退党出走，以示决裂。同时，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工人阶层普遍富裕，社会福利制度建立起来并得到长足发展，在国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也迥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这一切令左翼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要求更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创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上述两大事件也让他们走到一起，结成松散的联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起的核裁军运动巩固了这个联盟。但新左派从来没有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建树体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活动。他们所从事的是间接性的文化政治，而不是鼓动造反起事、号召直接行动的街头政治；他们只提出和分析社会问题，却没有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总体策略，以改变现状。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新左派主要坚守其文化阵地《新左派评论》。于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经过新左派运动和越南战争等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冲击，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出现明显变化，主要体现在：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信念是新左派运动。从历史变革的角度看，新左派运动的革命性质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新左派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群体，革命的领域集中在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本质上是一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革命。在历史上，任何文化革命都是有历史限度的，即它只能造成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制度变革，而不可能带来社会形态的更替。由于革命性质的改变，所以，当人们的哲学信念发生转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题也随之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主要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问题而展开，不论是开展后现代社会的批判，还是对全球化问题的思考，都只是为了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并不要求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哲学研究中涉及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涉及经济和政治的变革问题，也都在文化符号的抽象中消解了其中的革命性，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更加温和，变得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文化研究的繁荣在于它是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化与新兴的性别政治、种族斗争以及相关运动有明显联系，可以说，在这些运动中，文化都是政治冲突的媒介，“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②；但在承认其合法性之时，他却强调应“让文化回归其原有的位置”③。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少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伊格尔顿)又是不同于新左派的。因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激进氛围在英国社会逐渐消退，80年代撒切尔主义标志着保守主义卷土重来，新左派的活动空间日益萎缩；而英国及整个西方走出经济低迷状态，社会高度繁荣，阶级界限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冲突逐渐消弭，但伊格尔顿等人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换而言之，尽管他们也展开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然而却始终强调“应该从坏的新事物而不从好的旧事物出发”④，始终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始终坚持建立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恰恰说明了其思想更接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此意义上可说是一种回归。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内涵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走向学术化和专业化，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于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内涵也随之扩大。据安德森所言，当今它至少已发展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老历史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主要继承了英国注重历史研究的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多结合英国的历史来论证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二，“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英国实证主义哲学传统及分析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运用；其三，“社会学派”，其主要成员为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以社会学批判为主题，专注于具体事物的纯学术研究。尽管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不同，观点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重视研究英国的现实和当代人类历史运动的重大问题。这种同一和差别构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元化的格局。
第三，对待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态度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一个接受、融合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于英国哲学传统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则转向系统地研究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研究欧洲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以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思维方式来批判和改造英国哲学。詹姆逊就曾特别强调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对于改造英美哲学的意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传统的破产，虽说在哲学层面上与在政治层面上同样显而易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失去了声誉或意识形态上的潜力。相反，这种传统的反思辨偏见，它对个别事实或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内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因此，对处于英美传统影响范围之内的我们这些人来说，学会辩证的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提供的基本批评武器，已是当务之急。”⑤伊格尔顿也极为重视这一点，如他非常强调其论述的思想风格即传统的被称为“辩证思维习惯的东西”⑥。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延伸。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为主线，但研究的领域却大大扩展了，就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而言，已经从主观价值批判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和现代性的批判，一些后工业社会和新社会运动的问题成为研究的主题，如性别问题、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表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发展的阶段。根据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理论创造，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可概括如下：其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创造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其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承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关注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尤其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在研究风格上，强调从研究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而非纯概念的逻辑演绎，因此形成了不同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风格。其四，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其研究领域集中在一些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问题上，如文化问题、现代性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其五，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学术化倾向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哲学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界限，成为当代许多英国学者共同创造的一种英国哲学。可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深深融入当代英国哲学的发展之中，并因其批判性和反传统性而成为英国哲学中具有否定性的和能动性的派别。其六，由于理论来源的多元化，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内容和哲学形态都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尽管从地缘学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论渊源，但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思维传统各异，两者之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思维传统上，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接受的是欧洲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维传统。因此，从哲学传统上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线索，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时性分析就为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向度，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20世纪发展的丰富内容。
注释：
①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深受这一理论影响，并运用到其理论研究中。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章心灵的法则：夏夫兹博里、休谟、伯克”。
②③Terry Eagleton:The Idea of Culture,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p.131; p.131.
④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7页。
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序言》第2页。
⑥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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