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视野中的拉美区域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视野论文,主义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主义，是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中广泛兴起的政治现象。民族国家的发源地— —欧洲的区域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发展，使区域主义研究受到普遍的关注。区 域主义就是强调区域性安排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 富的概念。[1](P41)欧洲虽然是区域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典型地区，但区域主义本身不是 一个仅仅用来指称高度制度化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狭义概念，区域主义研究也不是欧洲 经验的简单总结。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区域，区域主义活动以不同的组织形态表现和存在 。其中，拉丁美洲地区的区域主义在理论上深受不同形态的依附理论的深刻影响，拉美 区域主义的漫长探索与依附理论和兴起和修正密切相关。因此，从依附论的历史演进的 角度透视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历程，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
一、发展主义依附论与早期拉美区域主义
战后拉美地区的区域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 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区域或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则是因为受到以阿根廷经济 学家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依附论学者的深刻影响。普雷维什认为，拉美以及其他 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地位。在国际 分工和国际贸易中，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仅仅是发达工业国家生产原料的提供者。发达工 业国家通过技术垄断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技术进步的好 处只集中在中心国家(发达工业国家)而不会惠及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 。[2](P31)为摆脱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惟一的出路就是实现自身的 工业化，用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工业制成品，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彻底摆脱在国际 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国际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经济发展的失败经历，促使拉美各国政府普遍接受了普雷 维什所开出的政策处方，制定出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又遭遇 到国内市场过于狭小的瓶颈约束。许多耐用消费品适合大规模生产，而拉美国家由于国 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下，本国市场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国与国之间又缺乏必要的联系， 工业发展因而深受限制。[3](P5)为解决这一问题，普雷维什又提出了进行区域内经济 一体化建立起可以支持大规模工业化的产品市场的发展思路。由此，区域主义作为解决 进口替代战略所面临的市场狭小问题的配套战略为拉美各国普遍采纳，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作为拉美各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现实需要，也在拉美地区蓬勃兴起。在20世纪60年 代至70年代的这一时期，中美洲共同市场(1960年建立)，安第斯条约组织(1969建立， 即安第斯集团)，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1973建立)等区域组织相继建立。这些区域 组织，对内减免关税，对外保护本地区市场，减少内部贸易壁垒，积极推动组织成员国 之间的自由贸易。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动，直接服务于拉美各国共同推行的进口替代 战略。减少内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目的在于拓宽本地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市场，使 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保护本地区市场则是在民族工业还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实行的必要 举措。为更好地适应进口替代战略，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安第斯集团还实行了部门 工业发展计划。根据该计划，列入部门工业发展计划的产品被分为配额产品和非配额产 品。非配额产品可以在任何成员国生产；配额产品则指定成员国单独生产或共同合作生 产，充分调动区域合作的市场资源来优先发展冶金、汽车、化工、电子等凭借单个国家 的内部市场根本无法建立的重工业部门。[4](P160)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推动了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增长和市场整合程度 的上升。1950年和1960年，本地区贸易在全部出口中仅占8.1%和7.6%，在全部进口中仅 占10%和8%。60—70年代，地区内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与外部贸易的发展速度 。1960—1978年期间，地区内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4%，几乎比地区外出口的 增长速度快3倍。到1981年，内部出口占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6.5%，进口比重上 升到19.5%。[3](P10)但是，服务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区域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不可 避免地受到其“被邀请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y invitation)的战略目标和 工业欠发达的现状所带来的种种限制。
第一，进口替代战略的目标是逐步减少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实现自给自足的生产， 改变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遭受发达工业国家剥削的不利地位。进口替代战略旨在独立 自主地发展经济，带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性质。由于担心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 公司对本国生产部门的渗透和控制，妨害民族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拉美区域主义选择了 封闭型、内向型的发展道路。拉美区域主义的封闭性“不仅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而且，正是因为它们缺乏成就，促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有制度的不平等，从而产生 更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5](P123)经济民族主义是拉美区域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原初 动力，而又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理念，直接决定了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封闭性和内 向性。
第二，拉美区域主义中出现的极化现象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在区域经 济一体化过程中，即使是在发达工业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体化过程中，其合作收益的分配 都不是完全均衡的。在各种区域主义安排下，往往会出现相对获益较多的“增长极”(
poles of growth)和相对获益较少的“停滞极”(poles of stagnation)。[6](P11-12) 然而，在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贸易创造效应所产生的合作剩余 (cooperation surplus)，可以抵消分配不均衡给处在“停滞极”的国家带来的福利损 失，使其合作收益高于不合作的状态。也就是说，虽然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并没 有均衡分配，但绝对获益(absolute gains)仍然能使成员国保持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进 程的动机。而在拉美地区，贸易创造效应出现的条件并不存在，区域一体化更多地是政 府推动，而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7](P255)区域合作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合作收益 以使处在“停滞极”的国家从中获得必要的福利补偿，这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极化 现象极其严重。尽管拉美区域组织为克服极化现象的阻力，作出了大量的政策上的调整 和制度上的修正，但这种为维持区域组织的存在而牺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水平的 举措，实际上仅仅是拉美区域主义在极化现象面前的倒退，它不可能带来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深入发展。
第三，进口替代战略的内在缺陷从根本上导致了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失败。进口替代 战略主张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拉美各国的要素禀赋条件却是资本相对稀缺，劳 动力相对充裕。进口替代战略在资本相对稀缺的禀赋条件下，大量进口机器设备，鼓励 对资本的使用，其产品不能发挥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8]早期拉美区 域主义实际上正是拉美各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不能参与竞争的情况下而作 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支持进口替代战略的政策选择得到广泛认可 和普遍采纳，但这种政策力量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并不能解决进口替代战略的内在缺陷。
在各个区域组织中，各国将本国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到受到保护 的区域市场，但对于进口这些工业制成品的一体化组织成员国来说，购买这些价格远远 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产品，意味着将本国本已十分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补贴产品生产国 的工业发展。显然，大量进口区域内部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尽管拉 美区域组织极力倡导对内减免关税，对外实行共同税率，但由于区域内部贸易中的产品 价格问题，其内部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例实际上是相当微小的，不能达到预想的促进本 地区工业部门发展的水平。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能有效地提供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支持的情况下，进口 替代工业部门就不能创造出足够的经济剩余来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为继续推行进口替 代战略，拉美各国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工业又无法形成有效 的债务清偿能力，这致使各国外债逐年累积，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 务危机，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以及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衰落。
二、依附论的修正与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肇始于1982年墨西哥公开宣布本国已无力支付国际债 务的利息偿还。在墨西哥的“破产”举动之后，拉美国家纷纷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债 务危机又导致了深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这场席卷拉美各国的 全面危机，动摇了拉美社会的基础，对过去30年所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方方面面，尤 其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提出了质疑。区域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各国对区域 经济一体化普遍丧失信心，区域主义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状态，各个区域组织的经济活动 也几近停滞。
另一方面，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依附论学者就开始对进口替代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 ，并开始思索经济发展的替代模式。在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下， 依附论学者对发展主义依附论所开出的政策处方提出了质疑，卡尔多索(Fernando
Cardoso)对激进的依附论作出了修正，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的思想，他强调，发展中国家 要利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关系发展经济，壮大自己，最后走向自主。[9](P79) 埃文斯(Peter Evans)则对卡尔多索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与升华，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经济相互联系、渗透的趋势下，存在着独特的优势。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进 行有力的政府宏观干预，实现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关键 。[10]
严酷的发展危机、发展主义神话的破灭和依附论的自我修正，促使拉美各国从90年代 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与此同时，区域主义也以 新的形式——新区域主义，重新提上拉美各国的议事日程。依附论的修正所带来的发展 观念的转变，使拉美各国对区域主义的基本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区域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它强调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并行 不悖而且是相互促进的过程，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促进本国与世界经济的接 轨，通过谋求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来实现自身的发展。[11](P25)新区域主义的 开放性是由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所决定的。“封闭的区域主义”是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 战略逻辑的直接延伸，其目的是创造出一个受到保护的地区市场来扶持缺乏国际竞争力 的本地区工业的发展。出口导向战略注重发展体现自身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 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来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培育和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 势的产品，通过产品出口创造的经济剩余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从而实现本国经 济的战略性发展。因此，新区域主义改变了过去的区域保护主义的立场，在区域内成员 国之间进行一体化合作的同时，积极发展与美国、欧盟以及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拉美各国从排斥和拒绝与发达国家开展经济合作，转向积 极寻求与发达国家发展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从而为本国经济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和 资源。“开放的区域主义”不再以一概否定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 济合作关系，而是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合作关系中的机遇和风险进行理性的评估，以实 际的收益和成本比较来指导自身的对外经济决策。在发展主义依附论的神话被打破之后 ，“不对称的相互依存”(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仍然是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的一种基本描述。“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会造成强国对弱国的 控制的看法仍然阻碍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拉美新区域主义在一定 程度上打破了对于“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僵化的理解，将从相互依存关系中，尽管是 “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中获得的绝对收益放在一个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而不以 相对收益上的劣势地位来拒斥“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墨西哥在1994年与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北美发达国家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一 方面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该协定使墨西哥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吸引外来投资最多的发展 中国家，并为墨西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缓解了长期困扰墨西哥政府的失业和贫困 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冲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禁忌” ，使同美国开展区域主义的经济合作，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设想提 上了拉美各国的议事日程。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不久，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召 开，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0年其前任总统布什的美洲倡议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建立“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主张。1998年，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召开。会上，拉美国家达 成共识，宣布正式启动有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12](P23)
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设想的引导下，各个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不同 程度地进行了一些一体化协议的调整和适应，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比如， 南方共同市场就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阿根廷和巴西两个 区域经济大国的倡导下，成员国一致同意在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降低，直至取 消与未来的自由贸易协议相违背的共同对外关税。正如阿根廷在南方共同市场组织中的 谈判代表费利克斯·佩纳(Felix Pena)所说，“目前阿根廷的战略在于寻求一种‘共时 性的互惠协议，’(simultaneous reciprocal agreements)。在这个战略中，次区域协 议仅仅是通向半球自由贸易，或者说，多边主义的一个中间步骤。”[13](P151)这种“ 共时性的互惠协议”战略是在“开放的区域主义”框架下的过渡性战略，它表明更加开 放的美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
最后，依附论的修正使拉美区域主义在对待跨国公司和外来投资的态度上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新区域主义的肯定和认可，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 利弊得失，也得到重新评价和认识。早期依附论学者将跨国公司视为“当代帝国主义的 细胞”，对跨国公司的利润汇出、收取技术和专利权转让费用等经济活动进行了激烈的 指责和批判。[14]因此，20世纪60、70年代的各个拉美区域组织对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各 种经济活动进行了严格的管束和限制，跨国公司在早期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被置 于一个与国家经济自主水火不容的地位。随着依附论观点从依附与发展相互对立向依附 与发展并无矛盾的转变，新区域主义在对待跨国公司和外来投资的态度上也发生了由不 加区别的排斥、否定，向接受和肯定它对区域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转变。各个区域经 济一体化组织，也对原有的一体化协议中不利于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的内容进行了 修改，作出了一些有利于改善跨国公司投资环境的新规定，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90 —1995年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80.61亿美元猛涨到234.43亿美元，1996年又增至3 10亿美元，199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50亿美元。南方共同市场还签署了一些保障投资 者利益，允许在该地区的投资者享有优惠待遇的协议，为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1995—2000年，跨国公司在南方共同市场的汽车制造业投资130亿美元 。大众、福特、丰田、奔驰、菲亚特等跨国公司都已在阿根廷和巴西两国投资设厂，并 宣布将继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3](P66)总之，跨国公司已不再是拉美区域主义排斥 的对象，它在拉美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三、依附论的警示与拉美新区域主义的挑战
尽管依附论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理论解释和走出不发达状态的政策处方，已受到 多方的质疑和否定，并已被拉美各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和新区域主义的实践抛在一边 。然而，作为一种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理论范式，依附论仍然不失其透达全 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理论生命力。在拉美各国作出“开放的区域主义”的选择，积极 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际，依附论者的警语：“拉美不会因脱离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而 遭殃，而恰恰是因被结合进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而遭殃。”[2](P32)在新区域主义的实践 中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和印证。
首先，新区域主义并没有带来民众福利的普遍和均衡的增长，它使许多社会边缘群体 陷入更加贫困的状态。20世纪60、70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为集聚足够的资本来优先发展 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农业人口身上提取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来扶持工业制造业的建设和发 展，这造成了一次社会财富从农村贫困人口向社会上层的大规模转移，造成了“穷者愈 穷，富者愈富”的局面。新区域主义再一次使脆弱的民族工业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农业遭 受到剧烈的冲击，在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全面重组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 失业工人和农业人口等社会边缘群体再次成为社会调整成本的最主要的承受者。他们对 新区域主义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但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政治意愿的表达没有能够带来新 区域主义的终结或改变。然而，社会边缘群体的贫困化问题如何解决，新区域主义如何 获得稳定的社会支持，却是拉美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其次，新区域主义是拉美国家在接受出口导向战略的条件下作出的现实选择。但是， 新区域主义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拉美国家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对于拉美地区的经济大 国来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惠互利的开放，可以保证它们获得稳定的市场准入，防止 发达国家以非正当的理由关闭它们向其出口的有竞争力产品的市场。而对于加勒比地区 那些最小的拉美国家，以及像玻利维亚那样最贫穷的拉美国家来说，新区域主义并没有 解决它们长期以来面临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问题。可见，新区域主义远远不是解决这 些国家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
最后，新区域主义鼓励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外资的大量涌入，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 的作用，但也使拉美国家抵御外资流动造成的经济动荡的能力明显减弱。拉美经济的脆 弱性不断增加，自主性不断丧失。令拉美各国政府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经济并没有摆 脱，而是更加严重地陷入依附论者所描述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 展和扩张”的依附状态。[14](P302)同时，国内市场向外国资本的开放，更增加了经济 受制于他国的风险。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国内经济部门已逐渐被汹涌而 至的美国资本挤占和控制。“不对称的一体化”(asymmetrical integration)造成的不 良后果，说明的是墨西哥政府的一体化决策简直就是在进行一场风险巨大的赌博。与之 相似的是，新区域主义也类似于一场结果难以预料的赌博。在这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博 弈中，新区域主义能否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拉美各国能否通过有效的政策举措和 制度创新减少经济的脆弱性和对外依附状态，走上经济自主发展的道路而成为最后的赢 家，我们惟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