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后与八大后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大后论文,路线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597（2007）04-0065-05
中共八大召开于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在即将开启社会主义航程的时候，它不仅要指明航向，更要引航前行。但是八大后既定的航向不久就发生了偏误，使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舟”在曲折中行进多年，铸成了某些历史的遗憾。究其原因，邓小平曾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① 如果将八大后与七大后的情况作对比，那么对邓小平所说的“思想准备不足”认识会更为深刻。
中共七大后与八大后都面临着复杂的形势
比较一下中共七大后和八大后所面临的形势，会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出现了复杂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局面。
中共七大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临近胜利之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斗争背景下召开的。七大制定了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为战略目标的政治路线。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从七大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共的战略构想是，当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到三百万至五百万，“小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的时候，我们的战略指向即由乡村转到城市，在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争取占领包括东北在内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旦我们不仅在军事力量上，而且在全国版图的战略布局上也能够同蒋介石相抗衡的时候，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可具备实现的可能性。至于要用多长时间发展壮大力量，七大没有明确指出，但“《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②，说明中共是把即将到来的对日战略反攻阶段作为发展自己力量的有利时机的。
然而，形势并没有按照七大所预测的那样前进，而是在外力影响下朝着不利于实现七大战略目标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一是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二是美国分别于8月6日、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这两个因素对抗日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促使日本迅速投降，抗日战争于8月15日戛然结束，预期中的对日反攻阶段未能出现，因而中共也就失去了利用反攻阶段发展力量的时机，结果在国共力量失衡的情况下进入了暂时和平，致使中共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第二，在美苏的影响和干预下，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中共只能在自己力量尚弱小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从重庆谈判到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中共不得不接受与七大战略目标相去甚远的所谓“联合政府”的主张。第三，即使是这样的“联合政府”，蒋介石也不愿意接受。在撕毁了政协协议之后，蒋介石将中国引向了中共和全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内战局面。总之，形势的发展复杂多变，出人预料。然而中共并未因此改变七大路线，放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式实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
中共八大是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5年陡起高潮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被改造高潮簇拥着款步走来的形势下召开的。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展望我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时，特别强调要以苏联为鉴戒，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大会依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实际，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历史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然而，八大以后形势的发展也超出了预期。众所周知，1957年的全党整风是计划之内的事情，而整风中出现的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却是预料之外的。这一事件，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第二，受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第三，“大跃进”背离了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第四，此后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彻底背离了八大路线。
不难看出，七大后和八大后所面对的形势，同样是山路崎岖、风雨难防。但中共在七大后能顶风冒雨，逶迤前行，做到方向不变，目标不失；而在八大后却刚沐风雨就折转回头，改变了原来正确的方向。
能否应对复杂局面，关键在于有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同样是面对复杂局面，中共七大后和八大后的结果却全然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有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谓“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发展不仅要有明确的方向，而且对其战略任务如何实现一定要有统一且严谨周密的战略构想；二是在预测未来时，绝不能只设想一帆风顺，而是要尽可能把前进道路上会遇到的困难设想周全，并要有应对措施。据此，我们对七大和八大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中共七大是在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空前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召开的，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七大政治路线及其实现途径是在全党团结和认识统一的基础上制定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体现七大政治路线的具体纲领。对于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七大的战略构想是：第一，要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壮大中共领导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政治上，除进一步加强解放区的政治团结外，“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③。在军事上，一是要继续扩大解放区，解放区“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④。二是要继续放手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⑤ 第二，在进一步发展壮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同时，要准备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战略转变，注意加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注意建立东北根据地；注意发展城市中的工人运动。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便可实现战略转变，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创造必要的前提。第三，以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形式，促进全国性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上述战略构想的完整性应当说是战略目标坚定性的重要基础，构想周密才能坚定不移。
尽管七大的战略构想很周密，毛泽东对前进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曲折和困难还是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我们确已具备了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奋斗目标的条件和可能，但其实现形式会因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多种可能性。他说：“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⑥ 显然，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可能性，力避前两种可能性。而如何才能实现呢？关键是要把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设想充分。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讲了一个叫做“准备吃亏”的问题，他设想了17种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因此，当形势出现变化时，才能做到沉着应对，既依势委曲求全，又不失根本方向；虽前进道路艰难曲折，战略目标终于达成。不难看出，团结、统一、谨慎、周密，是七大路线能够贯彻到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与七大相比，八大对未来发展的思想准备则显得不够充分。
表现之一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处于探索之中。其一，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八届二中全会在讨论压缩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时，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但在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便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二，八大提出了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任务，但是没有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提到战略目标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在实践中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这同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尚缺乏足够的认识有关。这种情况与七大相比，明显不同。
表现之二是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会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1956年是“多事之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出现高潮的同时，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的现象。这些并不是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思考，但从总体上看，他的心态是轻松的，情绪是乐观的，认为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不是七级台风。⑦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人民礼堂讲话时说：“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我们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先生是谁呢？是党外民主人士。只要我们的态度好，不摆官僚架子，不摆老子革命多少年，好好向他们请教，‘拜师磕头’。”“至于各种错误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开座谈会，发评论，会不会把我们天下搞乱，把人民政权搞垮？我说完全不会。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人是如此。有极少数人仇视我们，也不是特务分子。”⑧ 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是轻松胜于忧虑，乐观多于谨慎。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作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毛泽东1956年以后的讲话和著述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把‘人民’看作是单一的有机的整体，6亿人民‘团结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反复重申的信念是，‘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能够认识到自己利益的一致性。……即使多数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因此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⑨ 可以看出，在展望未来时，毛泽东自信乐观，而对前进道路上会有人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非议，他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也就不会有深思熟虑的应对预案，一旦出现问题，就很难做到处变不惊。同时，缺乏对未来事业艰巨性的充分认识会使思想观念转变（从革命转变到建设）的基础相对脆弱，一遇风浪突袭，脆弱的基础就极易被冲垮，而原有思维定式在惯性作用之下将思路引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造成八大思想准备不足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七大时能有如此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八大为什么做不到？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第一，八大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历程的开端，客观上不具备能有充足思想准备的条件。这一点与七大相比尤其明显。七大召开时，中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已经经历了20多年，客观规律已经掌握，理论形态已经完成，战略策略日臻成熟。一句话，已经完全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而八大时中共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尽管八大前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获得了可喜的理论成果，但这一新的事业毕竟是刚刚起步，要求在此时就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实践的局限决定了这些理论认识缺乏深厚的基础和历史的检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在实践中千锤百炼，才能获得丰厚凝重、坚定不移的品格。对此，不能苛求前人。
第二，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正确处理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不统一问题。上面的分析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宏观历程的定位上去认识八大，但如果将其作为思想准备不足的根本原因或者全部原因，是不符合事实的。确切地说，八大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是全新并缺乏经验的，但中共自身的发展，却不能说还不成熟。关于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对待探索中出现的认识分歧等等，中共是有丰富经验的。因此，八大路线被改变，有不可避免的一面，也有可以避免的一面。
在探索初期，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思想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的。这时，作为一个在自身建设方面成熟的政党，应当有一套机制来正确对待和处理这类问题。七大时，毛泽东专门就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做过报告，谈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并制定和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八大在这方面也是自觉的。大会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仅具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意义，也具有保证探索工作正常进行的意义。八大路线被改变不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在需要发扬党内民主时，却出现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第三，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稳妥从容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谓稳妥从容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要避免人为地加快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加快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是造成思想准备不足的根源。抗战中，要尽快驱逐日本侵略者是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但中共并未因此而人为地加快抗日战争的进程，而是遵循持久战的规律耐心地开展着敌后游击战争。当历史的走向遇到干扰时（例如皖南事变后，党内有人认为同国民党的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党中央能及时拨正航向，使抗战继续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七大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展迅速，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大大超出了预期。但这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快了战争步伐，而不是单纯人为的结果。无论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都因稳妥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显得十分从容。
八大前后的情况却不尽然。关于八大前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我们把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时间表作为衡量标尺的话，应当说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是提前娩出。它的提前并不完全是规律使然，而是伴随着“要求过急”的主观愿望。这至少会在两个方面使我们思想准备不足：一是对提前到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思想准备不足。八大后，“大跃进”的发动便违背了经济建设的规律。二是对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加快所带来的问题思想准备不足。比如1956年前后出现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现象，就源于对社会大变动带来的不适和经济建设冒进引发的社会矛盾。
第四，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所谓忧患，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艰难险阻，从而早有思想准备，早做应急预案。不难看出，七大时，党中央的忧患意识是强烈的，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是很充分的，因而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八大时中共面临着里程碑式的重大胜利，毛泽东被巨大的胜利所振奋，乐观多于谨慎，忧患意识有所缺失，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从而导致八大路线的改变。记取这个教训，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7页。
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
⑧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1页。
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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