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三题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历史进程论文,三题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189(2002)01-0038-04
一、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 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自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外的曲解或歪曲 。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故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 为“经济唯物主义”，党内机会主义者也肆意歪曲唯物史观，否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宣扬庸俗进化论。为此，恩格斯晚年不得不专门就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作出 进一步的说明和补充，阐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及上层建筑诸 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 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 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 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 素”[1]，“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 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 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 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 更容易了。”[2]，“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 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 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 用。”[3]，“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 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 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 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 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在恩格斯看来，“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 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5]。 尽管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唯物史观作了最清楚不过的重要 说明和补充，试图纠正人们在运用它时往往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的作法，然而，恩格斯 逝世之后直到当今社会，有些人仍然歪曲马恩关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的且十分丰富的内涵 ，他们尽管也声言信奉这一理论，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社会主义代替资 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时，总是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简单对等回应，似乎 生产力发展一尺，社会主义就赢得一尺，哪个国家的生产力最发达，哪个国家就该率先 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持这种看法的人，实际上重复了恩格斯在其晚年批评过的那些人的 错误。恩格斯曾非常无奈地说过：“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 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6]是的，如果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就象这些人认为 的那样简单机械，革命者只要守着“生产力”这个株而待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兔”就可 以了。
在各国共运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庸俗化、简单化的典型事例有如俄国十月革 命前后的庸俗生产力论，这一理论派别坚持俄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 会主义的高度，即俄国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前提。对于此种迂腐的观点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作了非常深刻的批评。列宁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自称为 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 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并进而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 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 前提的。俄国的特殊性决定了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 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列宁甚至还 大胆地预言，这种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即“在东方那些人 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 殊性。”[7]在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作片面化和简单化理解的代表，如陈独秀的“尾巴主义”，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 还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认为中国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的客观经济前提。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最终雄辩地证明，陈独秀的“尾巴主义”是错误 的。对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理解的作法，理论界必须进行深入批判， 用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唯物史观解释20世纪俄国、中国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的现实合理性。
二、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个历史性错误吗?
经济文化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东方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问题首 先是被俄国革命者碰到的。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革命阵营内有些人囿于对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的片面理解和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英、美、法、德等西 方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论断，提出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行 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对这种观点 ，列宁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驳。列宁通过他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各国在帝国主义时 代不平衡发展规律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革命辩证法的深刻正确理解，在《论欧 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 利。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列宁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结论，指出社会主 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的论 断已被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划时代贡献。
无独有偶，十月革命后，中国的革命者也曾在中国的革命进程和革命性质问题上发生 过分歧和争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确分析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国 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提出新民主主义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又领导人民成功地进行了 “三大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过渡。
尽管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已经通过实践证明落后国家能够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 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有些人迂腐地受制于“经济基础情结”、“生产力水平情 结”。实际上，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东方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不仅不是历史性错误，而是历史的常态，是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的。
翻开人类社会形态演变更替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常常是在那些前 社会形态不很发达、不很典型、不很巩固的国家首先确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 社会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会依次循序推进提高的理论，一定要辨证地理解。这一公式只是粗线条地大致描绘了人 类社会形态演变更替的趋势。具体到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具体情况往往要生动和复杂得 多。原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跳跃式地兴起，后来居上，乃至直接过渡到更高级的社 会形态，成为世界历史的新主角，这种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正如科社界前辈张式谷先生 研究后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发祥地是中国和东非的肯尼亚，但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却是 埃及和两河流域。奴隶制社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发展到最高峰，但率先以封建制度代替 奴隶制度的却是奴隶制度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中国的封建文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直 到16世纪中叶以前，其经济文化都处在世界最前列。但资本主义文明却首先在封建文明 远不及中国的西欧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同样，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首先诞 生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西欧和北美，而是诞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东方国家。 世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中，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前社会形态 不太典型、发达的民族和国家首先确立自己的地位是历史的常态，是一种反复出现的规 律性的历史现象。那么，这种规律性现象蕴涵着什么样的深层原因?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文明阶段往往是在原有制度和文明体系的薄弱部位首先发展起来 ，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有其必然性和内在根据的。因为，一方面，一种社会制度在一 个国家越成熟和发达，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越协调和稳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也越 稳固和不容易被推翻。另一方面，在一种文明体系相对落后的地区，通常也就是该体系 最薄弱的环节，容易产生求变的动力和条件，形成打破旧的社会制度的强大力量。 具体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 无疑是较为成熟地存在着的，但革命的政治条件，尤其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却不易成熟 。因为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海外的扩张直接带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一 ，为这些国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使其再生产的危机有所减轻，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的 斗争也比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其二，资产阶级利用从国外掠夺的超额利润 ，收买工人贵族，分裂、破坏工人运动，使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队伍中四处蔓延， 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其三，资产阶级把剥削的重心，由国内移至国外，并利用从国外 获得的超额利润，对本国工人阶级施以小恩小惠，实行一些社会福利措施，使本国工人 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有所减缓。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看到：“英国无产阶级实 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 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 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8]今天有 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得意地说，工人阶级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是刻在大理石 碑上的天使了，这是不足为怪的。这些情况，就使发达国家不易出现革命形势，即使出 现了革命形势，也会因革命主观力量的不成熟和强大资产阶级的镇压而失败。第一次世 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的德国就是这种典型例证。正如列宁所说的：“可惜这种蛋壳是 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9]而俄国、中国这些 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存在着完全不同的革命条件。虽然 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一些，革命的客观经济前提薄弱一些，但它们 独具的特殊的政治条件弥补了这一欠缺。这些特殊的政治条件包括：其一，社会矛盾异 常集中、尖锐，易于出现成熟的革命形势。如当时的中国不仅存在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 阶级的矛盾，存在着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存在着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存在着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及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十分尖锐。这一方面使统治阶级内部容易发生危机，另一方面使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 之间容易发生公开的对抗，从而出现革命形势，成为率先发生革命的地区。其二，反革 命力量比较薄弱。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既缺少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又缺乏 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调节内部矛盾和危机的经济力量和镇压革命的武装力量，因而成为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或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些国家的反动力量 也是弱的。其三，革命力量易于成熟和壮大。这里的工人阶级身受多重压迫，帝国主义 的压迫和剥削往往明火执仗，本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的剥削往往原始而残酷。与发达 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受压迫程度更深、革命性更强、更易认清帝国主义和 本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加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控制力较弱，就使革命队伍较容易发展 壮大。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不发达国家中取得胜利，有着深 刻的历史根据，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 这一历史规律早有涉及。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注意到这场革命没有在 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发生，而是从经济比英国落后的大陆国家接连发生，并指出 ：“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 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10]毛泽东在1935年12月谈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时指出：“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 先胜利。”[11]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关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指的是中国革命，实际 上也适用于国际政治舞台。
三、如何正确看待战后西方国家的新变化和发展态势
战后西方国家的新变化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在总结近现代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 的，是西方国家近现代发展成果的积累和延续。西方国家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最早或 较早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的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使资本主义国家焕发出极大的活 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迅速确立了对其它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在各 方面优势的基础上，西方国家通过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经济优 势，确立了它们战后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高点”地位。这就使西 方国家在战后的经济技术发展方面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基础。这些基础得以奠定，既有西 方国家自身努力的因素，更有对世界人民掠夺的因素。战后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其历史上 积累的经济技术优势和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技术进步 。当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调整仍然具有允许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西方国家 的资产阶级及其领导者经济科技发展决策的正确也是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 原因。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一段时期内落后于西方国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 不好，而是一方面因为它们的基础大多就比较落后，另一方面因为执政党执政经验不足 ，在所有制、分配、经营管理体制、产业政策、科技教育政策、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发生 了一些决策失误。前一个原因是客观的，只有前人能为其负责。对于后一个方面的原因 ，我国正在通过改变发展思路来解决。相信我们循着新的发展思路，发挥我们的后发优 势，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一定能够赶上发达国家。
近现代的发展和掠夺不仅为西方国家战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技术等基础，还为 它们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国际冲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时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资产阶级要想保持自己的 统治地位，就必须改变统治思路。战后西方国家在所有制、分配关系、社会关系方面的 若干调整就是统治阶级基于历史经验的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自觉调整。同时，马克思主 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在压 力和示范对资本主义战后的自觉调整的影响也是功不可没的。
战后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国家职能的新变化本质上是资 本主义的改良措施，它们尽管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但对减轻劳动人民的 痛苦起到一定的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每一个积极的变化应该持 肯定和欢迎的态度，不能有狭隘的竞争心理。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归根 到底为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的一些改良措施 ，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甚至缓慢地但直接地生长着社会主义 的因素。我们可以大胆预测，西方国家的特殊国情不能排除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的 过渡要比早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东方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平缓得多，并有自上 而下实现社会主义和平变革的可能性。当然，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终方式、速 度快慢、时间的长短，要受它本身的阶级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国际局 势的制约，最终需要历史提供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乐观的学者根据前几种社会形态更替的时间跨度递减现象推测22 世纪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有的谨慎的学者通过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活力的判断分析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至少还需要1000年。有的则提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 主义再有300年或500年就可以了。第一种推测有狭隘经验主义和主观武断的嫌疑，后面 的两种猜测也没有多少依据。实际上，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和有意义的不 是为资本主义计算寿终正寝的确切时间，而是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 产生的原因，这些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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