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对阿论文,格局论文,进程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1-0068-07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阿以冲突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也是中东问题的根源之一。公元2世纪的大离散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的历史。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成为没有领土的民族。二战结束前，欧洲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与残害迫使其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但战后锡安主义者的悲剧在于，当时犹太人无论选择在哪里建国，都可能会激起战争与冲突。
相比以千年为经纬的中东历史，锡安主义运动与以色列国的历史甚为短暂。“9·11”后，以色列搭乘美国全球反恐的便车，借助单边行动塑造在巴以冲突与阿以关系中的有利态势。然而，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美国实力开始下降，对以色列的战略与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奥巴马入主白宫、内塔尼亚胡执政后，以色列生存的战略基础正在迅速变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战后60余年美国的超强时代走入历史，一超多强格局的基础开始动摇，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军事战略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阿以冲突开始在全新的战略背景下呈现新特点，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阶段性突破已具备内外部基础。
一、以色列安全形势的变化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始终处于充满敌意的阿拉伯邻国的包围之中。小布什执政时期，以色列依托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略和强权，以军事强国的姿态屹立在中东地区，多次以胜利者的强势姿态面对阿拉伯世界，阿以关系特别是巴以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在美国单极体系之下，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享有同样的单边行动自由，但这一战略优势在美国霸权急剧衰落、中东伊斯兰大国实力上升、美国将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的大背景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国博弈下的阿以冲突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美以战略纽带正在松弛，阿拉伯世界正重新整合，以色列的主导性军事实力难以发挥效用，整个中东秩序难以按照以色列的利益和构想运行。
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霸权秩序的产物，锡安主义运动与以色列建国是在英美一脉相承的西方霸权呵护下实现的。犹太民族走向巴勒斯坦是欧洲残害犹太人长达千年的结果，它更与英国的殖民利益息息相关。巴勒斯坦地区位于控扼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冲，又是世界三大宗教发祥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1控制该地可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东腹地，可屏障通往印度等东方殖民地的航道，英国殖民政策的支持就成为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生命线。战后美国成为支持以色列政府的主要力量，多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及时的军事与政治援助是以色列扭转战局或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关键。
大国权力争夺始终主宰阿以冲突，以色列从无到有、反客为主，立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中东强国。在战后两极格局下，以色列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以色列的地区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一致。冷战后美国单极体系的形成和夙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遭到多国部队的重创则为以色列安全战略提供了“黄金时期”。但不变的核心事实始终存在，即以色列是西方中东秩序的产物，其生存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努力，更取决于广阔的战略舞台上难以预知的权力消长。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但仍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军事力量支撑着以色列的存在，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根源于此。以色列的建国使阿以矛盾陷入千年死结。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共同的家园，“六日战争”期间，犹太人通过武力占领了阿拉伯人的领土，也自动陷入阿拉伯人的战略重围。[2]15-20建国60年之后，以色列仍未能化解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积怨，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未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这场持续60年的漫长冲突中，以色列没有成为胜利者，战争与暴力手段只是制造了更多敌人，激起了更多仇恨，导致更多极端势力浮出水面。在周边3亿阿拉伯民众的反以仇恨之下，以色列只能依赖暴力、威慑和修建隔离墙等手段来保障安全。
以色列的安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军事手段，不能摆脱与西方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西方大国与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并非始终保持一致，西方政策的精髓并非为以色列构建一种真正的经济和安全框架。归根结底，只有当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契合西方的中东利益时，西方才会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在中东的总体实力不容低估，高科技尤其是军事技术先进，国家动员能力强劲，但这些战术优势不足以抵消战略上的巨大缺陷。过去60年以色列以小搏大，以弱搏强，战胜攻取的行为更像是中东历史的“异数”而非“常态”。奥巴马执政后，一超多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国单极优势逐步丧失，大国力量对比在全球与中东层次更为均衡，预示着构成以色列生存和强盛的战略背景正在流失。随着奥巴马中东政策的调整，尤其随着美国反恐主战场的东移，以色列可能陷入较为不利的战略孤立境地。[3]19-20
二、美以战略准联盟的内涵出现变化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以特殊关系或者说“战略准联盟关系”，始终是其对外战略的基石。然而，随着奥巴马政府重新奉行多边外交，重视同伊斯兰国家的对话与交流，美以战略契合局面正在被打破。美国中东政策与英帝国一脉相承，始终与阿以冲突纠缠在一起。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不惜将部分阿拉伯国家视为敌人，这与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分不开。奥巴马新政府的巴以政策正在由对以色列的纵容、偏袒向在巴以之间寻求更为超然的地位倾斜，而两国对待伊朗的政策也出现广泛偏差，美以准联盟的战略纽带正在松解。
1.美以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分歧
冷战后，美国巴以政策一开始就打上了“扶以抑巴”的烙印，对以色列的偏袒是美国中东困境的根源之一。美国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在垄断全球霸权的基础上维持地区均势，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4]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大国维护地区稳定的基本原则，是比偏袒以色列更为重要的目标。而美国的巴以政策始终被冷战惯性思维和党派权力争夺所左右，将伊斯兰世界推向对立面。海湾战争后，美国走上了同时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道路，美国在中东的战线因此拉长。2003年伊拉克战争更迭了萨达姆政权，伊朗的地缘政治地位却得以加强，而美国则陷入伊拉克游击战泥沼。美国的中东政策似乎一直都在为以色列火中取栗。
美以准联盟正在显现裂痕。萨达姆政权不复存在，伊朗作为真正的中东大国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对手。经过布什8年的长期混乱与政策失误之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聚焦伊朗。奥巴马新政府的目标是构建地区安全屏障以遏制伊朗，而不在乎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持双重标准，使伊朗能够通过参与阿以和平进程争取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由于力量削弱、战线拉长，美国必须兼顾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同时安抚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奥巴马迫切需要实现巴以和平，以此促成阿以之间的和解，以打乱伊朗的战略布局，这意味着承认在以色列的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背负的“十字架”。在与小国以色列的关系中，美国曾投入了过多的资源，违背了利益至上的原则。以色列不只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棋子，美国的支持超越战略利益与石油，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和制度背景。没有美国的外交庇护以及军备上的近乎直接援助，以色列就很难维持今天的战略优势，但美国支持以色列是以牺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代价的。今天的以色列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负资产”，继续无节制地偏袒以色列可能成为压垮美国中东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全球与中东霸权的战线已全面吃紧，它必须节制而谨慎地使用力量。
内塔尼亚胡上任伊始，以色列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建国，导致美以之间出现潜在冲突。在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的初次会谈中，双方就如何看待巴以冲突，各执己见。奥巴马政府已显示出对以色列采取强硬姿态的迹象，坚称以色列必须容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5]美国不会容忍以色列的行动妨碍旨在安抚伊斯兰世界的大战略，这将与以色列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美以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分歧已经暴露出来。
2.美以对伊朗政策的差异
伊朗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冷战背景下，伊朗巴列维王朝与以色列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伊朗需要与阿拉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以色列。但基于宗教感情，巴列维王朝拒绝承认以色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扛起“反美、反以”大旗，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伊朗的目标是利用伊斯兰教的共同纽带，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打破战略上的孤立状态。冷战后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苏联、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均不复存在，对伊朗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周边邻国实力下降，伊朗在中东的地位上升。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力量隐然聚集在伊朗周围。[6]30
伊朗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中东格局，奠定了伊朗地区大国的独立地位。今天伊朗则以这种独立性为基础，在中东格局转型时期，借阿以问题拓展和平发展的机运。反犹主义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团结民众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同时也具有外交战略意义。在美国对伊朗紧缩战略包围的情况下，谴责以色列就成为伊朗刺激反美、反以势力，化解自身压力、突破美国孤立遏制的外交利器。内贾德连任后，伊朗外交趋于强硬，公开支持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同美以对抗，在一盘散沙的伊斯兰世界树立了威信。如果中东以外任何国家与伊朗追求的长期目标相抵触，则任何支配力量都难以实现中东的稳定。
美以准联盟对伊朗政策也存在分歧，不同的战略目标是这一分歧的深层原因。伊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难以构成直接威胁，美国遏制伊朗是其全球战略的产物。在冷战后单极世界战略下，遏制地区强国是美国全球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对以色列来说，伊朗是直接的、现实的威胁，伊朗获取大国地位将成为以色列的梦魇。美国因金融危机元气大伤，总体实力衰弱；美军正在阿富汗、伊拉克与巴基斯坦同伊斯兰极端分子作战，需要收缩战线，避免四面树敌。美国不得不从全面遏制伊朗的僵硬立场退却。为稳定中东秩序与伊朗寻求妥协，美国别无选择。而伊朗地区威望的提升势必会重挫以色列。
美对伊朗政策的目标是：以对话消除分歧，两国长达30年的敌对关系开始软化。2009年5月，兰德公司报告认为，伊朗政权在领土和意识形态上不是扩张主义者，敦促对伊朗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7]7月，国务卿希拉里为对伊接触政策辩护，她说：“我们应该在更多的国家间引入合作机制，减少竞争，建立一个多伙伴世界。”[8]希拉里同时为美国对“伊核问题”的立场预留退路，声称如果伊朗不终止核计划，美国将扩大对海湾国家的核保护伞。[9]美国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使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秩序中有妥协的空间。承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甚至核大国地位，是美国化解中东困境的关键。相比之下，以色列则强调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实际上延续了进攻思路。
3.以色列战略力量的局限性
经过60年血与火的较量，以色列为维护自身安全而诉诸军事手段，但并未实现持久和平的终极目标。对身处中东困境的以色列来说，过分依赖军事强权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安全。军事优势可以打败对手，但不能征服人心。迄今为止，以色列的安全需要与阿拉伯邻国尤其是巴勒斯坦的利益格格不入。无视伊斯兰世界的民意和感情，以色列恐将难有安全感，走不出阿拉伯民族复仇的阴影，也不能改变战略上的困境。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面对的是自身永恒的生存危机。
历次阿以战争没有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的安全。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经不起残酷战争的消耗，也不能支持持久的军事行动，过于依赖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僵硬战略，将使以色列陷入生存困境，尽管以色列军事装备远远先进于周边阿拉伯国家。[10]319以色列展示军力的传统方式越来越过时，其军事设施在面对非常规威胁如恐怖主义打击时常常派不上用场。军事技术的进步和远程打击手段的出现使以色列国土狭小的缺陷更为突出，而恐怖袭击的方式层出不穷和战术防不胜防也使以色列在战场上的胜利因民众生活中付出的代价而失色。历次中东战争中所向无敌的武功不能掩盖对外冒险在战略上走进死胡同的困境。历次中东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犹太人的复国之梦建立在领土冲突和争夺上，正如欧洲千年对犹太人的残害催生了锡安主义运动，以色列对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剥夺也不可避免地催生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阿拉伯世界的真正力量蕴藏在三亿民众与辽阔的疆域之中，这是支撑阿以和谈的力量基础。
在中东权力竞争中，以色列生存的军事基础正在削弱。以色列国防军在与游击武装的抵抗战士作战时无能为力，也表现在美国独力顶住整个世界的压力袒护以色列，在军事上打击削弱对手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对手从阿拉伯国家转向以民众和宗教为背景的政治军事组织。在2006年对真主党和2009年对哈马斯的战斗中，以色列具有绝对优势，但也仅仅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传统的速战速决、先发制人打击策略不能奏功。
三、中东政治优势正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斜
中东正在进入新的时期，几个世纪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势力影响下降，而本土力量正在重新显示力量。美国的衰落处于这一世纪性巨变的核心。伊朗和土耳其上升为地区大国，骤然获得相当的主导空间。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战略处境与冷战后初期相比大为改观，阿拉伯与广大穆斯林民众可能在共同关切与伊斯兰教的纽带下重新团聚。自近代西方入侵以来，伊斯兰教将可能第一次成为连接夹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广阔地带共享的地缘政治纽带。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土耳其和伊朗曾是地缘政治和宗教敌手。今日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出现合流，土耳其外交正在发生变化，成为中东地区强大的独立力量。两支强大的伊斯兰力量重新出现在中东，与新兴大国的崛起一道将有利于阿拉伯世界战略背景的提升，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享有的一边倒的战略优势正在被冲销。逊尼派土耳其与什叶派伊朗的伊斯兰联合力量将可能逐渐填补美国霸权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以色列战略优势恐将逐步丧失。
1.美国中东霸权的衰落
美国霸权体制走向衰败，成为一种渐渐消失的历史存在。新的世界秩序正由美国单极独霸向大国多极协作演化，“一超多强”格局更加明显。金融危机是这个大转型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是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深刻的结构性衰落的产物，靠透支消费支撑帝国能力的时代正在终结。金融危机不但预示着美国经济权力旁落，更是国际权力格局转变的强烈信息。美国霸权衰落将从根本上改变中东权力版图，冷战时期形成的美以准联盟在这一力量巨变的冲击下不断变形。
美国战略收缩将削弱以色列在中东的实力地位。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从中东转向中亚和亚太，为避免中东政策牵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在维系中东主导权的前提下，务实地收缩战线。由于美国衰落，俄、欧、中、印在中东的影响力将上升，地区大国伊朗与土耳其的重要性快速上升，这种多极体制的巩固将加速美国中东独霸梦碎，影响到区域力量的分化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巴以问题仍将占据中东问题的核心地位，冲突的双方及大国之间围绕阿以冲突的角力仍在继续。
2.土耳其正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
冷战后中东格局最为重大的转型已经发生，其影响不仅是大中东地区重新布局，也是更广泛的东西方力量转移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初期，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中东唯一的主导力量，土耳其在美国的单极战略中寻求依托。[11]314泛突厥主义回潮是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的延续。尽管迎合华盛顿的世界战略，土耳其却是在经营自己独特的“势力范围”。随着力量衰落，美国不可能在世界的遥远地区有效地维持支配地位，美国权力退潮迫使土耳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土耳其不再只是美国的盟友。战后在美国秩序中寻求依托的土耳其逐渐成为自主国家，发挥战略独立性，通过独特的政治优势逐渐在地区舞台上扮演新角色。土耳其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资源开始具有地缘政治的新价值。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上台执政，在内政上强调更多地恪守伊斯兰文化传统，在外交上终结了面向西方的凯末尔主义。[12]土耳其与海合会国家签订安全合作协议，与约旦保持良好合作。土耳其还不顾美国孤立叙利亚的政策，积极扮演叙以和谈中间人角色；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于2009年1月发动的加沙战争，从而成为“阿拉伯街头”的新英雄。曾经被压抑的土耳其复兴具有标志性意义，预示着冷战后美以战略优势的拐点。新奥斯曼主义是美欧衰落的产物，是全球力量变迁的结果，也是这一世纪性力量格局大转换的一部分。数世纪以来倒向欧美的外交走进死胡同，而发展战略纵深、借助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历史文化，扩展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空间，成为土耳其的战略首选。土耳其加入伊斯兰世界政治大协作，最终会对美国中东政治主导地位产生制衡，从而也就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产生深远而微妙的影响。
3.阿拉伯世界正走向统一
长期以来，对以政策差异困扰着阿拉伯国家。冷战后美国单极优势时期，阿拉伯国家难以协调行动。美国利用埃及、沙特和约旦等国对伊朗势力兴起的忧虑，促使它们与以结成心照不宣的准联盟，分化阿拉伯世界，确保美以战略优势。而这些阿拉伯国家则陷入两难境地：既不能站在抵抗力量一边，也不能站在以色列一边，被迫在国家利益与民意之间保持艰难平衡，被指为保守妥协的化身，受到内外多种激进力量的夹击，而伊朗与伊斯兰激进势力则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阿以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13]487-507
以色列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是阿拉伯国家利益与穆斯林民意的合流。随着中东格局由美国单极主导向区域自决演化，阿拉伯民众与政府在反以问题上的差异逐步缩小。阿拉伯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利益融为一体。随着美国权势的削弱与美、欧、俄、中、印、沙特、埃及、伊朗和土耳其多元权力构造的形成，中东将出现区域强权相互制衡的局面。埃及与海合会国家将会在地区合作与多边制衡的大框架下寻求安全与外交依托。摆脱了美国的牵制，这些国家有可能在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尽管这种融合的过程将是极其漫长和艰难的。
因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之故，阿拉伯国家部分激进势力已通过选举进入多国政治体系，更多地以现存政治的异己力量存在，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阿拉伯国家政府疏远美国、顺应国内民众出于民族和宗教感情的反以立场，可以转移此一激进政治力量的锋芒，避免民众指责政府软弱无能。
四、结语
如全球秩序的演变一样，新中东正在浮现，它与以色列一厢情愿的战略构想——维护巴以之间的非对称性权力关系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美国缓慢衰落，中东将维系基本的战略平衡，局势不太可能严重失衡。确保以色列安全仍会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美国仍会是唯一可对以色列施加有效影响的国家，并继续主导中东问题的解决立场及其途径。但美国越来越缺乏力量维持四面出击的单极战略，再也没有力量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敌，偏袒以色列。美国在多边力量的协作中行使主导地位的时代即将到来。
对于中东地区的多边关系而言，今后一段时间将是格局调整期和过渡期。美国霸权逐渐式微，而中东伊斯兰大国如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的复兴将成为团聚地区力量的中流砥柱。阿拉伯世界将可能变得更加团结。海合会国家与埃及、约旦等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将会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地区协作中寻找依托。海湾阿拉伯国家凭借强大的金融力量，可能致力于实现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美、欧、俄、中、印等大国与地区力量组合与制衡，形成一张平衡而稳固的中东权力版图，一个基础广泛的、以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为纽带的区域联盟维持秩序，将是一种更为稳妥而理想的选择。
以色列单边优势是美国霸权的附属物，其战略形势逆转根源于对美国的战略性依赖。以色列在这一世纪性变局中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独立性，加之政治生态变幻莫测，可能也缺乏必要的国家意志施行妥协战略，但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调整外交政策似乎是形势所需。正如一个涣散、分裂的巴勒斯坦无法单独面对以色列一样，一个相对孱弱的以色列也无法单独面对伊斯兰世界的联合力量。以色列的真正战略危机是美国在中东霸权的衰弱。因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应作出妥协，抓住战略机遇期，争取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依靠多边舞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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