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卓炯的经济思想和学术地位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学术论文,评价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卓炯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卓炯虽然离开我们十年了，然而他好像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不论赞成他的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反对他的经济理论的学者，都没有忘记他。卓炯离开我们以后，学术界对卓炯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在进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真研究了卓炯的著作，接受和承认了他的思想，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这里，我也想就如何评价卓炯的经济思想谈点看法。
一、评价、宣传卓炯经济思想的参照物，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对卓炯经济理论进行批评或者宣传有不同的理论角度，或者说不同的理论流派对卓炯经济理论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里实际上存在三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一）非商品经济论，即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是自然经济，或者是计划经济的学术观点；从历史上看，非商品经济论的产生，似乎可以追索到16世纪初期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阵营里一直占统治地位。（二）半商品经济论，以斯大林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从总体上看是计划经济，只是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交换的产品才是商品；生产资料和其他许多资源不是商品，只是保持着商品的外壳，只有消费资料是商品；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商品，只是在两种所有制并存时期，只要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商品也就消亡。半商品经济论是从20年代开始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逐渐形成的。由于苏俄战时共产主义的不成功，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奇迹，才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经过20多年艰苦探索，50年代初，由斯大林宣告了半商品经济论的诞生，然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流派。（三）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当然，由于这种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下运行的，因而显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了长期的、异常艰苦的理论探索，才逐渐提出和被接受的经济理论。大体上可以说，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产生了商品经济论，又经过数十年的磨难，70年代末开始提出市场经济理论，90年代初期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现在，虽然市场经济理论流派是主流经济学，然而，半商品经济论并没有绝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很强大。非商品经济论虽然正在迅速退出，然而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我有一种预感，非商品经济论很可能还有辉煌的时候。
这三大理论流派不可能和平共处在一个蓝天下，它们之间必然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如果说有什么宽容的话，只有市场经济学派最宽容，它不会对半商品经济论、非商品经济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非商品经济论和半商品经济论对市场经济论的斗争，与宗教斗争中对异教徒的斗争相比毫不逊色。
广东经济学界的前辈们不会忘记，卓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时，遭到怎样的批评！卓炯在1981年写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后记中说：“在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以及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的思想统治之下，我的观点触犯了当时的舆论，对于我个人来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认为我是搞修正主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连答辩的权利也没有了。关于这组文章，有一个出版社曾相约出版，我就写了一个前言（即本书前言），表达我当时的思想。后来形势变化，出版当然不可能了。”[①]
那些批评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学者，对卓炯本人没有什么私人的成见，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在批判时毫不手软，问题在于他们坚信斯大林的半商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斯大林的半商品经济论来看，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显然是“修正主义理论”。但如果从非商品经济论来看，斯大林的半商品经济论也是异端邪说。坚持非商品经济论的骆耕漠先生常常批评斯大林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原因就在于此。如果站在市场经济理论立场上，斯大林的半商品经济也是可以批判的。在市场经济论流派内部也是有不同的观点，这种不同观点之间常常进行争鸣。
经济学家的理论立场是各不相同的。持非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不会承认半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站在半商品经济论理论立场上的经济学家不会承认非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站在市场经济理论立场上的经济学家也不会承认非商品经济论和半商品经济论。我常常听到一些议论，说卓炯的经济理论没有得到某些经济学家的承认而似乎感到卓炯的经济理论不成熟，我认为这是一种糊涂观念。卓炯的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理论，而某些人是非商品经济理论和半商品经济理论，卓炯得不到他们的承认，这是十分正常的，这种不承认丝毫不影响卓炯经济理论的崇高地位。我们不应该十分看重某些人的承认，而应该看重社会主义实践的承认，这才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我们站在市场经济理论立场上看，卓炯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卓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最后确立，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卓炯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广东经济学界的骄傲。这充分说明广东是出经济理论的地方。广东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不但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这一点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会被人们所发现所承认。有一种说法认为广东没有经济学理论，这是站在非商品经济理论和半商品经济理论立场上作出的错误判断，因为站在他们的理论立场上看，市场经济理论不能称为经济学理论。
二、卓炯市场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只能让社会主义实践来评说
我们回忆一下卓炯主要理论观点提出的时间表，与社会主义实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卓炯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预言家，他提出的理论一再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试举几例：
（一）卓炯在1961年说：“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它和私有制下的自由商品经济完全不同。”[②]卓炯断言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并且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是斯大林的半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卓炯不相信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而是透过大量的现象，发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商品经济，勇敢地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当时这种观点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不可能被接受。然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然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恢复商品经济的本性。在这篇论文发表23年后的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上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最新理论结论。卓炯的预言终于被实践所证实。
（二）卓炯在1961年11月18日写的一篇文章里说：“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种东西比市场对我们的吸引力更大，它既经常而又持久。我们要消灭商品经济就意味着要消灭市场，这对于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否有这个必要，是值得我们加以重新考虑的。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为有计划的市场，在那时，由于物品的极大丰富，人们就可以通过市场而自由地取得他个人消费部分所需要的产品，满足他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消灭城乡差别，也在于使农村都市化，而不是都市农村化。”[③]卓炯预言通过市场可以实现物品的极大丰富，实现农村都市化。卓炯在写作这篇稿子的1961年，处在物品极度缺乏的大饥荒之中。在这时候，卓炯并没有悲观失望，只是对人们要消灭商品经济的想法觉得不可思议，积极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对策建议，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可以实现物品的极大丰富，实现农村都市化。这不是天真的、幼稚的、可笑的猜测，而是天才的预见，是被社会主义实践证实了的科学真理。
（三）1979年寒冷的广州早春时节，卓炯写下了一篇重要论文，描绘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蓝图，他说：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快的原因就在于“斯大林的理论体系”，在于“以产品经济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卓炯提出改革财政体制、价格体制、工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商业体制、物资体制、银行金融体制等，建立一个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个完善的经济体制也就是市场经济，卓炯委婉地说：“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④]卓炯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把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明确地表述为“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为商品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这条路子就是商品经济，这条规律就是价值规律”。[⑤]卓炯这里讲的产品经济体制就是指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卓炯当时提出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就象1961年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一样。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改革就是解决改革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也就是中央与地方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转换。卓炯指出，根本问题不在于统得过多过死，而在于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根据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产品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只抓使用价值，最适宜于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由政府用行政方法配置资源，而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产生出政府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所以，不改革资源配置机制，只在集权和分权上做文章，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卓炯率先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把资源配置的行政机制转换为市场机制，而不是解决集权分权问题。实践是公正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后的90年代初期，终于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卓炯的预言。
（四）关于《资本论》理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设想。
卓炯根据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把经济范畴分为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两大类，再用这个思想来研究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理论体系，从中挖掘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以此为理论基础，构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他写道：“《资本论》不但是一个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体系，这种体系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只要把这些范畴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就可以完全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⑥]卓炯根据这个基本思想，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新探》、《〈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两部著作，就是《资本论》理论现代化的成功探索。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卓炯批评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特别是批判了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卓炯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谈按劳分配是不现实的。卓炯把价值规律理解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提到相当的高度。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规律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基本规律。这样就完全推倒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体系，描绘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且指出当前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商品经济学。
卓炯毕生的研究，建立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卓炯为中国的繁荣进步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卓越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的理论成果，他不求名，不求利，唯求真理，为我们后代学者留下了为科学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这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注释：
[①]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
[②]同上，第116页。
[③]同上，第6页。
[④]同上，第312—323页。
[⑤]同上，第341—348页。
[⑥]同上，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