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本论文,之争论文,明代论文,唐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9-0086-06
李、杜之争，唐宋以来久已有之。而诗选广收李、杜则始自明《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云：“夫诗莫盛于唐，莫备于盛唐，论者惟杜李二家为尤。”[1](P48)通过大量唐诗选本和李、杜别集的刊刻、出版，李、杜之诗在明代进入广泛的传播与接受中。“然治诗不一家，选诗不一例，排击相难，聚讼蜂起”[2](卷首)，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诗学流派党同伐异，迭相更替。作为一种易于广泛传播和接受的诗学批评方式，唐诗选本受到各派论家的重视，成为他们借以标榜自我、攻击异己的诗学实践。选家对于李、杜各体诗歌的选录与评点，可以说是格调派与性灵派的审美思想、诗体观念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概况
关于历代唐诗选集中李白与杜甫的选录情况，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有简要的评述：
唐人选唐诗，多不及老杜。蜀韦毂《才调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铉《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
《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杨伯谦《唐音》，群推善本，亦不收老杜。明高廷礼《正声》，收李杜浸广，而未极其盛。”[3](P1-2)
由此大致可见唐、宋、元唐诗选本中收录李、杜较少或不收。其实元代杨士弘编选《唐音》已对此有所关注，认为唐、宋选家“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4](卷首)，且所选诗体较为单一，因此欲“专取乎盛唐者”、兼收众体。但在具体的选录上，盛唐诗的数量仍不及中、晚唐，以“李杜为宗”，却因“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4](凡例)，未能彻底贯彻选诗宗旨。
明初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深以为憾：“唯近代襄城杨伯谦氏《唐音》集，颇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录……每一披读，未尝不叹息于斯。”[1](P10)《品汇》选入李白402首、杜甫294首，遥遥领先于其他唐代诗人。为纠正《品汇》“博而寡要，杂而不纯”的缺点，“拔其尤”，又精选出《唐诗正声》，突出“详乎盛唐”的特点。然而，“收李杜浸广，而未及其盛”[3](P2)。李、杜在选本中的盛世是嘉靖、万历时期，当时推尊盛唐、尊奉李杜的唐诗选本大量出现，与流派论争、观念冲突的时代语境彼此呼应。如最著名的李攀龙《古今诗删》唐诗选部分，在规模和数量上远远不敌《唐诗品汇》，但选李白57首、杜甫93首，占选本总量740首的20.1%；唐汝询《唐诗解》收录1500首唐诗，其中选李白177首、杜甫175首，所占比例已高达23.5%；即便竟陵派钟惺、谭元春评选《唐诗归》，意在破除格调、回归精神，亦选李白98首、杜甫316首，占总量2243首的18.5%。
在明代众多的唐诗选本中，笔者试选取《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唐诗解》、《唐诗归》、《唐诗镜》等作为考察的对象。它们不仅盛名远播、影响广泛，且代表着不同流派、不同诗学观念和审美倾向，反映了李杜之争的复杂性。而其各体兼收，也是我们细致分析李、杜选录情况的必要条件。五选本中李、杜各体诗歌选录数量如表1所示。
表1中数据，纵向表示李、杜同一种诗体在不同选本的入选情况，横向表示李、杜不同诗体在同一选本的入选情况。从纵向上看，在明代激烈论争的诗学语境中，李、杜的选入状态并不稳定，相对于李诗从明初《唐诗品汇》独领风骚而后逐渐下降之态，杜诗的入选量虽在《唐诗品汇》后也有一个下降趋势，但其由《古今诗删》开始超过李白，呈现出由低到高的上升走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七子派倡导下崇杜之风的兴起。李梦阳、何景明倡言：“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5](P311)，“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6](P304)。故而，“至李、何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7](P774)。谢榛也说：“国朝何大復李空同，宪章子美，翕然成风。”[8](P1139)除表1中的唐诗选本外，尚有大量尊格调之旨的唐诗选本，广选杜诗，与七子派相呼应，形成崇杜的主流。如胡缵宗《唐雅》选李白129首、杜甫136首，黄德水《唐诗纪》选李白960首、杜甫1422首等。
当然，对于杜甫的推崇，不同的选家可能站在不同甚至对立的诗学立场。如钟、谭编选《唐诗归》，独以“幽深孤峭”、“孤怀孤诣”为宗，对抗七子派的格调论，亦奉杜甫为“第一诗人”，选杜诗316首，与李诗相差218首，是所有诗选中差额最大的。
从横向来看，选家最为青睐李白的诗体是五古(402首)，下面依次是七古(236首)、七绝(128首)、五绝(69首)。其中，五绝、七绝方面，李白在各选本中都超过杜甫，是选家公认的正宗。选家最看好杜甫的诗体是五律(345首)，后面依次是五古(338首)、七古(224首)、七律(182首)。在各个选本中，杜甫的五律和七律都超过李白，占有绝对的优势。五排、七排方面，杜甫也远远超过李白。这与七子派的评价基本一致，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9](P1006)胡应麟《诗薮》也说：“李杜才气格调，古体歌行，大概相埒。李偏工独至者绝句，杜穷极变化者律诗。”[10](P69)
选家较有争议的是五言、七言古诗。《唐诗品汇》云：“太白天仙之词，多率然而成者……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色争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1](P267)选录李白七古76首，杜甫仅53首。晚明陆时雍也极爱李白古诗的骏逸，认为“少陵何事得与执金鼓而抗颜行也”[11](P9)。《唐诗镜》选李白古诗214首、杜甫古诗180首。《古今诗删》、《唐诗解》和《唐诗归》与高棅、陆时雍的取向相反，杜甫入选的古诗远远多于李白。
无论是对杜甫的一致推崇，还是对李、杜诗体成就的认同与争议，选家各自所据的诗学立场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异。选家的评选往往是出于对某一诗学流派的依违，而流派内部的嬗变、派别间的论争也深深影响着不同时期选家的诗学观念。因此，相对于静态的理论区分，我们更需要将李、杜论争放到动态的诗学语境中加以考察。明代诗坛论争激烈，不仅不同流派有本质的差异，相互对立抗争，甚至同一流派内部之间也存在激烈的论辩，如七子派对格与调的不同侧重，性灵派对性灵与才情的各异理解。下面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二、格与调视角下的李、杜选录
受到前、后“七子派”的复古思潮影响，明代选家对李、杜的选录大多是在格与调的视角下进行的。随着诗派内部的流变，选家对格、调的理解和接受在不同时期也各有侧重。首先，从元代杨士弘《唐音》到高棅《唐诗正声》，已经表现出重调与重格之分。胡缵宗《刻唐诗正声序》云：
三复之，伯谦其主于调，廷礼其主于格乎？汉诗无调与格，而调雅、而格浑；唐诗有调与格，而调适、而格隽。五代而下，调不谐而格不纯，未见其有诗也。[12](卷首)
杨士弘编选《唐音》“主于调”，标举“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正音》以五、七言古律绝各分类者”，也是因为“体制声响相类，欲以便于观者”。[4](卷首)可见其对诗歌体制的划分是以声调、音响为主的。《唐诗品汇》进一步完善诗体等级的划分，界定各种诗体的体质特征、格式规范，即胡氏所言“主于格”。继而，胡氏从格、调并重的角度，把诗歌分为三个等级：调雅格浑、调适格隽、调谐格纯。这里的“格”，即体格，各体皆以音调和谐雅正为衡量准则。“予于欲协欲谐而取之。故乐府必典则，古体必舂容，绝句必隽永，近体必雄浑，铿然如金，琤然如玉。”[13]即使“杜公音律非唐调”[14]，重其音律雄浑，《唐雅》选杜甫五、七律51首，李白仅16首。同时，音调、体格又须以古体为高标。如评七律“音调体格似与古体不同”[13]，五律则选录“其音调纯粹者，以其近古而不纯古也”[13]。杜甫古体可以说是“意兴隽逸、理趣浑涵”[13]，但就浑朴近古、音调古雅而言，李白略胜一筹，故而，《唐雅》选入李白古体90首，杜甫仅73首。此与何景明据汉、魏以来的古诗传统判定杜甫七古为“调失流转”、“风人之义或缺”的“变体”[15](P122)是一脉相承的。
至嘉靖后期，李攀龙编选《古今诗删》“唯格是准”，以体格、气格为选录标准，且对体制格调的要求愈加精严，《选唐诗序》云：
七言古诗唯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太白纵横往往疆弩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入耳。至如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五言律、排律，诸家既多佳句。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16](卷十)
所谓“愦焉自放”、“间杂长语”，正是基于诗体之“格”的角度批评李、杜破体之处。杜甫七律的特异之处，选家多有侧目，如高棅云：“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1](P706)陆时雍也说：“多径意一往，潦倒太甚，色泽未工。”[11](P678)皆有此意。而批评李白七古“疆弩之末”，不合体式规范，着实可见其严苛。所谓“大家气格，务在浑雄”[8](P1181)，以雄浑论气格是七子派在唐诗批评中的普遍现象。而李攀龙此处从诗歌体制着眼，气格乃是偏重严正齐整之意。如清人贺贻孙《诗筏》指出：“于鳞辈论诗，专尚气格，而钟、谭非之。盖于鳞所谓气格，皆从华整处看，易堕恶道。使皆以浑老二字论气格，又谁得而非之哉！”[17](P173)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云：“所选唐诗数百首，俱冠冕整齐、声响宏亮者，未尽各家精髓，至所定五言古，尤蠡测管窥。”[18](P937)这里所言“华整”、“整齐”，即有拘泥诗体格式规范、过于强调整齐划一之意。杜甫七古在音韵格调、篇章构造等方面与初唐判然有别①，但篇制宏大、结构严整、脉络分明、有法可依，是它们的共同体制特点。如《古今诗删》所选杜甫《丹青引》、《饮中八仙歌》、《渼陂行》等，“虽极沉深横绝，格律尚有可循”[10](P49)。李白七古多长短句间杂，变幻莫测，无法可循，背离范式。胡应麟所谓：“阖闢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10](P48)故而，《古今诗删》七古选录杜甫21首，李白8首，是表1各选中差距最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杜甫七古的正体价值。
但作为李攀龙价值判断的关键，“初唐气格”并未得到论家的普遍认同。清代著名的诗论家、选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论七古时特别指出：“初唐风调可歌，气格未上。”[3](凡例)认为“对仗工丽，上下蝉联，此初唐七古体”[3](P152)，“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19](P535)。总结唐代七古共有四体，初唐不在其列。而明代格调派论家共同认定初唐七古为七古体式的典范。何景明尝谓：“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15](P119)从诗歌的音乐性方面判定杜甫七古在初唐四杰之下。胡应麟也立足七古流变的高度评价初唐七古：“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七言长体，极于此矣。”“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阖，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10](P46)至明末周珽辑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持论以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诗删》为宗”[20](卷末)，录其曾祖周敬言：“宾王《畴昔》、《帝京》二作，不独富丽华藻极掞天之才，而开合曲折尽神工之致。莫言中晚，即盛唐罕有与敌，歌行长篇绝技，舍两作更何格调可法。”[20](P699)以初唐七古为格调不二法式。由此可见，李攀龙强调的“初唐气格”，不止是一个时期的美学风格，而是格调派共同构建的七古标准范式。
前、后七子从格、调的维度考察李杜，对后来的选家影响很大。如唐汝询编选《唐诗解》提出要“收其二美”，即高棅《唐诗正声》之“体格綦正”与李攀龙《唐诗选》之“风骨綦高”，目的是“令观者架格于高而标奇于李”[21](凡例)。后唐汝询又合编诸选为《汇编唐诗十集》，别收李选特出者为一集，所谓“体主气格者”[22](引言)，颇能代表晚明诗家高、李之选的共识。
格调派注重体式规范的格调思维，不仅表现在古体，律体也是如此。杜甫的近体格律谨严、有法可循，为喜好创作律诗的明人提供了最佳范本，胡缵宗甚至说：“今世读律而遗古者众矣。……宋以前，称诗者必曰唐，称唐诗者必曰李杜。而今世多读杜诗，岂以杜诗近体多于李诗，适中今时之好邪！”[23](P378)说明时人爱赏杜甫律诗的风气，杜律评点、笺注本的大量出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而在绝句方面，格调派则树立起李白为正体的观念。如高棅在《七言绝句叙目》提出绝句应“词简而意味尤长”，“兴象声律一致”，“盛唐绝句，太白高于诸人”[1](P427)，“杜少陵所作虽多，理趣甚异”[1](P428)。李攀龙以“不用意得之”推李白绝句为唐人第一。此与杨慎《升庵诗话》所言“杜子美诗，诸体皆有绝妙者，独绝句本无所解”[7](P903)和王世贞“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9](P1006)的论述相互呼应。即使竟陵派意在别出手眼、破除格调，批评格调诗选“止取其音响稍谐者数首”，强调杜甫“笔力自高，寄托有在，运用不同耳”[2](卷二十二)，竭力维护杜甫绝句的独创性，《诗归》中选入七绝11首，与李白数量相当，但杜甫五绝一首未选，选入李白12首，由此足见格调派影响之深。
三、性灵与格调论争下的李、杜诗选
格调派由音调、气格而至体格，师法途径愈加偏执和狭隘，尤其是对杜甫的模仿，已走到形式主义的绝路。随之而起的性灵思潮中，以《唐诗归》为代表的选本对格调的反驳尤为激烈。万历时期，竟陵派钟惺、谭元春评选《唐诗归》，别出手眼，以“引古人精神，接后人心目”为旨归。但依然秉承《唐诗品汇》、《古今诗删》主推盛唐的宗旨，选盛唐诗1161首，占选诗总量的51.8%。针对七子派的格调理论，竟陵格外标举诗人的“性情”、“本色”。总评杜甫绝句云：
看诗者仍以本色求之，止取其音响稍谐者数首，则不如勿看矣。[2](卷二十二)
指责格调派选家仅取“音响稍谐者”，特别强调关注诗人“本色”，即杜甫在诗歌中流现的本真性情，竟陵评语中一再赞叹的“圣贤悲悯”之心、“豪侠壮烈”之情。竟陵认为：
老杜第一诗人，又是第一高人，人不第一，恐诗亦不能第一也。[2](卷十七)
先有“第一高人”，然后有“第一诗人”，高人性情才是决定诗人等级的根本，诚如清人沈德潜所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19](P524)这种源于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思维方式，在与格调派“悦其声响”的区分与对抗中，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以性情为尚的性灵思想，与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一脉相承。如钟惺评杜甫《后出塞》其二云：
出塞前后，于鳞独收此首，孟浪之极。应为“落日照大旗”等句与之相近耳。盖亦悦其声响而风骨或未之知也。[2](卷十七)
《古今诗删》选录唐诗尊崇峭拔的气格、雄浑的音调，此诗“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等句描绘出雄壮的意象、豪迈的情怀，且音韵铿锵，确实符合此种审美标准。相比李攀龙“悦其声响”而风骨未知，竟陵则着重指出“豪杰志概，圣贤心肠”，“仁义节制之师”[2](卷十七)等。由此出发，《诗归》选杜诗但求本真性情，不忌雅俗、不限人物，农活杂务、家常琐事，“草区禽族、庶品杂类”，无所不包，在题材上与格调派选本有很大的区别。如《唐诗归》集中选录十五首专以促织、萤火、白小等细微小物为主题的咏物诗。“每一小物，皆以全副精神，全副性情入之，使读者不得不入。”“十五首中，有似‘如来度众生’者，有似‘慈吏悯疲民’者，有似‘真人念旧友’者。万物在其胸中，群动森于笔下。”[2](卷二十一)其他诗选皆未见选录。
其次，竟陵的诗评滤除以往杜诗评点、释注中的政治附会、意义衍伸，仅从诗人本真情怀言说，追寻心之“深”、情之“幽”。如评《覃山人隐居》云：
深心高调，老气幽情，此七言律真诗也。此老杜真本事，何不即如此作律，乃为《秋兴》、《诸将》之作，徒费气力，烦识者一番周旋耶？[2](卷二十二)
《秋兴八首》、《诸将五首》是杜甫著名的七律联章组诗，“不废议论，不弃藻绩，笼盖宇宙，铿戛韶韵”[19](P540)，对国家的动乱现实有着弘阔的反映、深切的感怀，如明代著名评点家郝敬评《诸将五首》云：“此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非吟风弄月登眺游览可任兴漫作也，必有子美忧时之真心，又有其识学笔力，乃能斟酌裁补，合度如律。其各首纵横开合，宛是奏议训诰，与三百篇并存可也。”[24](P33)又评《秋兴八首》：“秋兴八首，富丽之词，沈浑之气，力扛九鼎，勇夺三军，真大方之家如椽之笔。……由其才大而气厚，格高而声宏，如万石之钟不为喁喁细响；河流万里，得不千里一曲。”[24](P31)但竟陵看来是徒费气力，不以为然。《诸将》一首未选，《秋兴八首》仅取一首，并且强调“此诗不但取其雄壮，而取其深寂”[2](卷二十二)。《登楼》一诗同样具有深广的政治内涵，饱含着杜甫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憧憬，沈德潜评云：“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钱笺谓代宗任程元振、鱼朝恩，致蒙尘之祸，故以后主之任黄皓比之。”[3](P455)此诗首句“花近高楼伤客心”，谭元春评：“常人以‘花近高楼’，何‘伤心’之有？心亦有粗细雅俗，非其人不知。”钟惺评：“对花伤心，亦诗中常语，情景生于‘近高楼’三字。”[2](卷二十二)仅仅讨论情景心境，并不涉及现实政治。
从这样的“深心幽情”出发，飘逸雄快的李白也被重新定位。钟惺总评李白云：“古人虽气极逸，才极雄，未有不具深心幽致而可入诗者。读太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有斤两，有脉理。”[2](卷十五)谭元春亦云：“取太白诗，贵以幽细之语，补其轻快有余之失。”[2](卷十五)而“杜妙于李”[2](卷八)，雄逸轻快的李白终不敌厚气深心的杜甫。评杜甫《雨》云：“此等作，在少陵为轻秀，若入太白集中，已为气厚矣。存之以见身分。”[2](卷十五)评杜甫《幽人》：“绝妙游仙诗，非为无瓢笠丹药气，并无云霞气矣，觉太白语滥而易。”因此《唐诗归》中杜甫名列榜首，入选316首，遥遥领先于选诗98首、位居第三的李白。
明末陆时雍评选《唐诗镜》，同样注重真性情，但以“神韵”为宗，推举李白为优，《诗镜总论》云：
王摩诘之清微，李太白之高妙，杜子美之雄浑，三者并称，然而太白之地优矣。[11](P678)
李白的“高妙”代表了陆时雍标举的纯粹天然“情韵”，反驳格调、竟陵追求的“高大”、“奇异”。
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世之言诗者，好大好高，好奇好异，此世俗之魔见，非诗道之正传也。体物著情，寄怀感兴，诗之为用，如此已矣。[11](P8)
诗之可以兴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韵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二者足以尽诗道矣。而后之言诗者，欲高欲大，欲奇欲异，于是远想以撰之，杂事以罗之，长韵以属之，俶诡以炫之，则骈指矣。此少陵误世，而昌黎复恿其波也。心托少陵之藩，而欲追《风》、《雅》之奥，岂可得哉？[11](P9)
世之言诗者，“欲高欲大”，即七子派；“欲奇欲异”，即竟陵派。陆氏力矫两派之弊，斥过求之病、取折中之论，提出“诗之所以病者，在过求之也，过求则真隐而伪行矣。然亦各有故在，太白之不真为材使，少陵之不真也为意使”，无论欲求“高大”，还是偏好“奇异”，皆是过求之病的表现，违背“情真”、“韵长”的诗道。参照“绝去形容，独标真素”的“诗家最上一乘”[11](P9)标准，二者都是对诗歌素朴自然之美的破坏。
陆氏着重批判杜甫古诗的“为意使”。《诗镜总论》云：“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即而情生，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于古人者，以意胜也。假令以《古诗十九首》与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石壕》诸什与古人作，便是首首皆情。此皆有神往神来，不至而自至之妙。太白则及之矣。”[11](P9)情、意被划分为正反相对的两个概念，李、杜各执一端。这里的“意”既是指杜甫“苦于摹情，工于体物”[11](P9)，又是隐刺格调派刻意模范体式格调，因为格调派学杜的弊端之一就是过度描摹情色、刻画事物。故而，在肯定李白“雄情逸调”[11](P650)、“气骏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长，调高而卓”[11](P9)的同时，极力痛斥杜甫“琢削磨砻，力尽此矣”、“苦意摹情，遇于悲而失雅”、“穷工造景，逼于险而不括”[11](P9)。“作意好奇”被认为是杜甫苦雕细琢、以意为之的主要动机。“子美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天然之致远矣。”[11](P10)而追求孤异奇险也正是竟陵被指斥的主要方面。所以，《唐诗镜》中杜甫五、七言古诗仅入选180首，李白则有214首。
综上所述，与前代选本相比，李、杜在明代的唐诗选本中得到空前的重视，入选数量远远超过其他诗人。通过比较李、杜各诗体的数量分布，并结合选家的评点、序跋，可以大致了解李杜之争与明代诗学流派间论争的密切关系。关于李、杜诗歌的优劣之争，已超越其本身的是非意义，在实质上成为不同流派选家标举一己诗学观念的另一种表达。由于诗学立场的不同，格调派与性灵派对李、杜的接受和阐释各有侧重，从气格、声调到性灵、神韵，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批评视角；而李、杜自身的艺术特点也在选家富有理论性、论争性的评选中获得越来越深入、细致的剖析，大大加强了对李、杜理解和接受的深度、广度。
①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葛晓音《初唐七言歌行的发展》，《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②如嘉靖时期有张
《杜工部七言律诗本义》、王维桢《杜律七言颇解》、赵大纲《杜律测旨》、颜廷榘《杜律意笺》等，万历时期有陈与郊《杜律注评》、黄光升《杜律注解》、谢杰《杜律詹言》、郭正域批点《杜子美七言律》、邵傅《杜律武妍集解》、《杜律七言集解》、范濂《杜律选注》、温纯辑评《杜律一得》，崇祯时期还有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等。参见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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