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左传》中君子小人之异论文

《论语》《左传》中君子小人之异

刘敏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摘 要] 本文基于对《论语》《左传》中的君子小人的分析,通过对比两书中君子小人的异同,进而对形成两者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孔子为恢复周王朝的礼乐文明社会所提出的“克己复礼”的君子人格,是在位、德、才的基础上将君子小人进行区分的;而《左传》作为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则是史家站在统治者的地位,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为实现国家宗法等级制的稳定而提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当然,《论语》《左传》中的君子小人也存在着相互联系。

[关键词] 论语;左传;君子;小人;礼

关于《论语》和《左传》的成书年代,历来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但《论语》成书早于《左传》这一观点是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君子”一词在《论语》和《左传》中较高频率的出现,据此,葛志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论述:“无论是《左传》‘君子曰’,还是《公》《榖》二传的君子解经语,都彰显出它们的儒学色彩。这样,它们应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构成内容。”[1]葛志毅认为,《左传》中的君子体现的是一种儒家属性,可以说,体现的是一种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人格。

一、孔子对道德人格的提倡

春秋中期以前,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主要指社会地位、阶级的不同。《酒诰》载:“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2]其中,“庶士”“有正”“庶伯”“君子”,是对国家治理中各级官员的统称。春秋中后期,“君子”一词的含义逐渐从社会政治概念向社会伦理道德过渡,成为往后几千年来道德人格的代名词,以孔子《论语》为代表。因此,在先秦诸子时代,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既可以是道德价值意义上的人格区别,也可以是社会等级意义上的地位区别,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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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君子”一词共出现了104次,因前人对《论语》中“君子”一词的含义已做详细分析,笔者在此不做重复论证。笔者将从《论语》中同时出现君子小人的语录共18处着手,对每一处语录中君子小人含义的不同进行具体阐释,从而对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含义进行总结。孔子学说中的君子小人,其社会地位的区别和道德含义的区别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两者之间到底是“位”居主导还是“德”居主导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据此,本文将《论语》中出现“君子”“小人”的语录分为三部分进行分析(表1)。

表1 《论语》中出现“君子”“小人”的语录

其一,孔子提出“君子”“小人”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区别,包括“君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泰而不骄”等,主张“君子”具有心胸宽广、成人之美、温和容易相处且知识渊博、临危不乱的品德,“小人”则反是。相比春秋中期以前“君子”“小人”之间主要由地位不同而导致的差别,孔子更加重视“君子”“小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区分;其二,地位的不同是导致“君子”“小人”不同的主要原因,但孔子也重视“君子”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如“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义以为上”等,孔子强调居上层的统治阶级应该怀有道德、仁义和爱护百姓等品格;其三,社会地位和伦理道德二者在孔子学说体系中并没有被截然分开,孔子提倡在位者必须以德治人、以德服人。周国正在研究“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时提出:孔子所提倡的“君子”是位、德、才三者的统一,即要求君子不仅有其位还得有其德有其才;而“小人”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道德丑陋的含义,孔子所认为的小人是指那些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关心实际利益的小人物。[3]周国正所提出的君子小人界定,更符合孔子学说及其学说在当时所应具有的实际目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为“达王事”而提出的“克己复礼”思想,正试图通过仁、义、礼、智、信等君子人格来恢复社会等级秩序、恢复周王朝的礼乐文明。因此,孔子提倡的“君子”更侧重于道德人格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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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家对政治色彩的重视

在表2中,君子小人有因服章、贵贱等级、劳心劳力等因素而导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也有因“忠、恕、知、仁”等道德学说而导致的不同,如“君子恕”表示自谦之语的“吾小人”等。经由孔子对“君子”一词道德含义的提倡和发展之后,春秋中后期“君子”一词的内涵已经包括位、才、德三方面的统一。如“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恕”是孔子提倡的“君子”道德人格标准之一,而此处的君子小人的区别根据《左传》文本内容可知,主要在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因此,对《左传》中“君子”一词的定义,不能单方面地从身份地位或是道德品格出发进行归类,需要从位、才、德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这是“君子”一词经由时代演变和孔子提倡后的必然趋势,也是《左传》文本的君子小人与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小人在含义上的相同之处。

再者,“上下有礼”是从位与德两方面对君子小人进行的区分。君子让其下,小人事其上,上下谦让有礼,这样才能称之为大的美德。此处的“礼”主要突出的是一种“让”的美德,《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君子曰:‘让,礼之主也。’”国家上下、君臣之间都遵行“让”的懿德,则等级有序、刑善存焉、“兆民赖之”。因此,此处“上下有礼”之“礼”是先从道德品格的要求出发自然渗透到君臣上下等级秩序中去,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道德规范。但归根结底也是为国家统治阶级服务,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

《左传》中“君子”一词共出现了164次,其中,君子小人同时出现的句子共11处。《左传》中的“君子”大都以论赞的形式出现,但这11处君子小人却恰恰相反,其或是以《左传》作者的口吻叙述,或是以对话的口吻叙述,或是以具体历史人物的口吻叙述,没有任何一条君子小人是以论赞的形式出现。有学者论证说,《左传》中“君子”论赞所蕴含的褒贬之意,其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因为《左传》无论从史的角度还是传《春秋》的经学角度,都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君子曰”中引《诗》《书》及圣贤之语来为之论证的表达方式,都可以突出其儒家属性。

表2 《左传》中出现“君子”“小人”的语录

君子从原始的阶级意义转化为后来的道德、文化意义,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因《左传》的成书特点、历史现状等原因,决定了《左传》中君子小人所含的独特的政治色彩,尤以“礼”的出现为代表。在《左传》的11处君子小人对比中,“礼”字出现了4次,占36%的比重。“礼”在《论语》君子小人的对比中从未出现,却在《左传》君子小人的对比中较高频率的出现,在分析此种现象形成原因的同时,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切入点来具体分析《左传》与儒家所提倡的君子小人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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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制下的官方态度

《左传》11处君子小人中,4处提到了“礼”。首先,“礼不逆矣”之“礼”,讲究的是君子小人在服饰衣物、贵贱尊卑、等级秩序上的制度之“礼”。春秋后期,天子权力和威严遭到了各诸侯国的破坏,但其所制定的宗法血缘等级制、礼乐制度等依然并持续产生着影响。甚至有学者提出,越是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的时期,其所被重视的程度也就越大。以孔子对“礼”的重视为例。“礼”在《论语》中共出现75次仅次于“仁”,“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由此可见,“礼”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性。孔子所提到的“礼”,包括君臣之礼、丧葬之礼、君子之礼、生活之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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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整理和研究《左传》中这11处君子小人的含义时,着重发现其与《论语》中君子小人含义的不同之处,并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与以往学者认为《左传》目的在于宣扬儒家伦理的不同看法,即《左传》作者并不是完全为宣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左传》作者在记录史实的同时,也有将自己面对社会现实情况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态度传达出来。具体分析见表2。

其次,“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也是君子小人的一种区分标准,是统治阶级制定和执行的一种制度标准。《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左传》明确指出,“君子勤礼”为“国家大事”,即祀与戎。而掌管此种“国家大事”的往往是上层统治阶级,因此,此处的君子小人关键在于位上的区分。但同时,其与《论语》中“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相呼应,“德”与“礼”都是孔子对在位统治者的要求,即用道德和礼制进行国家治理。因此,此处的君子小人也应包括道德方面的要求。

最后,“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需根据具体语境来做出合理的阐释。《左传·昭公三年》,齐景公想更换晏子的住处而遭到晏子的拒绝,且因晏子提出“踊贵履贱”而减轻了国家刑法。后晏子出使晋国,齐景公更换其宅,晏子回来后,毁其新居而恢复其所被拆毁的旧宅,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则“小人不犯不祥”之“小人”既可以指“二三子”,也可以指晏子本人。但根据原文的论赞,君子曰:“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则“君子不犯非礼”之“君子”指代晏子本人,那么,“小人”则指代原文中的“二三子”。此处的“礼”是一种宗法血缘制基础上的尊宗敬祖、长幼有序之礼。

通过对《左传》君子小人含“礼”的四处对比分析中可知,《左传》中对君子小人的区分更加注重“礼”的要求,这种“礼”可以概括为一种封建等级之礼、宗法血缘之礼。同时,《左传》中君子小人所包含的四处“礼”,都是作者自己的原话语,体现的是一种文本叙述。而其他七处的君子小人都借人物之口说出,体现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及儒家思想的盛行。如襄公二十九年,“子皮曰:‘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子皮所认为的君子小人与《论语·宪问篇》中“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之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因史官身份的特殊性,《左传》作者对历史的记载秉持实录精神的同时重在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权力。因此,《左传》和《论语》两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孔子提倡通过“克己复礼”的君子人格来恢复周王朝的礼乐文明社会,《左传》作者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左传》作者提倡君子小人在位与德方面区别的同时,更注重从“史官”的角度对当下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现状提出看法和意见,更符合官方的话语和态度。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鲁国三家分权、公室衰微、社会上动荡混乱的局面,使得《左传》作者更加注重礼乐等级制度,希望通过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来恢复社会的稳定有序。

总的说来,《左传》中的“君子”“小人”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发展内容是符合《左传》文本形式和文本内容的。《论语》中的“君子”“小人”,是孔子作为一名思想家对理想人格的要求,即在其位谋其政且有其德,要求“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左传》作为一种国家话语形式,其“君子”“小人”更突出统治者的意志且为其服务。《左传》在吸收孔子道德内容的基础上,希望通过这种内在道德的自然渗透和外在制度的礼乐约束,以达到“世之治也”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葛志毅.《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J].河北学刊,2010,(6).

[2]徐奇堂,译注.尚书[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3]周国正.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从《论语》“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解读说起[J].北京大学学报,2011,(2).

[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JSCX2018-081HLJU)。

[作者简介] 刘敏(1994-),女,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5823( 2019) 06- 0004- 03

[收稿日期] 2019- 03- 28

[责任编辑:白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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