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七大古都始都年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都论文,中国论文,地理论文,年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确定古都准确的始都年代对深入研究古都形成与演变的历程有着直接影响。我国众多古都中一些建都年代较早的，目前对其始都年代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看法不够一致。中国七大古都中大多存在这一问题。现经研究考证，其中洛阳地区二里头有夏初都城遗址，其始都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安阳之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其始都年代为公元前1299年；西安地区最早都城为西周丰镐，始于公元前1040年；北京地区在西周武王十二年始建有燕、蓟二国，它们始都年代为公元前1027年；开封地区战国时为魏国都城，始于公元前361年； 南京地区最早都城为三国时吴国之建业，始都于公元229年； 杭州最早为五代吴越国所都，始都于钱镠进封为吴越国王之公元907年。
关键词 古都 中国七大古都 始都年代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一统的王朝时有兴替，而群雄对峙多国并立的时期也多次出现。因而历代列国都城众多。在数以百计的古代都城中，有许多始都时间甚早，其中不少在我国历史上开始有明确连续纪年记载的西周中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被建为都城。因此这些古都始都年代， 史籍上记载均较为笼统，迄今学术界也缺乏深入研究，间或有一些学者对某些古都始都年代作出较具体的推断，但其准确程度尚值得商榷。由于确定古都准确始都年代对深入研究古都形成与演变的历程有着直接影响。本文拟先就我国众多古都中之七大古都的始都年代进行探讨，以求正于古都学界专家，并希冀以此文为发端，扩展开去，推动对我国其他一些古都始都年代的研究工作。
一、开封、南京、杭州
所谓“中国七大古都”，是指安阳、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这七座城市所在地区的古都，都曾先后作过我国历史上正统王朝，即夏、商、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西晋、东晋、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等王朝的都城，且作为都城历年较长，对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较为重大作用。因而在我国古都群中地位更为重要，将它们合称为“七大古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本世纪20年代有些学术著作曾将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合称为“中国五大古都”，后到30年代又加上杭州，于是“中国六大古都”说遂代替“中国五大古都”说，并流行了半个世纪。到1988年，经中国古都学会邀集学术界与新闻出版界有关专家进行认真研讨，一致同意将与殷、邺两座古都废墟关系密切的安阳市也列为我国大古都之一，这样就出现了“中国七大古都”新说。经过共同努力向国内外广为宣传，“中国七大古都”说已得到学术界与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
在前述七大古都中，开封、南京、杭州这三座城市所在地区之古都最早建都时间均较晚，且都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后，因而有关史籍上关于它们最早建都的年代均有明确记载，问题比较简单，只是开封的情况略为复杂，需要稍作讨论。
开封地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腹心部位，号称“七朝都会”。历史上最早在该地建都的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多种史籍均一致载明是在魏惠王时期（公元前4世纪中期）， 魏国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徙至大梁（今开封市西北）。也正因如此，魏惠王当时又被称为“梁惠王”（《孟子·梁惠王》上）。但究竟魏惠王何年徙都于大梁，史载却有分歧，大致有四种说法：
1.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1〕徙都大梁说。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首倡此说。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周纪二》）与清末扬守敬（《水经·渠水注》之杨守敬按语）从之。
2.魏惠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徙都大梁说。 唐代司马贞主此说（《史记·商君列传》之《索隐》）。
3.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徙都大梁说。刘宋时裴骃据《汲冢纪年》（即《竹书纪年》）主此说（《史记·魏世家》之《集解》）。
4.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徙都大梁说。北魏郦道元主此说。晋时人臣瓒也主此说。（《水经·渠水注》、《汉书·高帝纪》之臣瓒注释）。他们都是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
由于史籍记载上的歧见杂陈，使得当代史学家与古都学家，对魏惠王时徙都大梁的时间见仁见智，各有依循。如范文澜持魏惠王三十一年说〔2〕，谭其骧持魏惠王六年说〔3〕史念海与李润田等持魏惠王九年说〔4〕，而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也持魏惠王九年说。
以上诸说中，究竟哪一说更接近史实呢？笔者认为是魏惠王九年说。
魏惠王九年说所据为《竹书纪年》，该书作者据史学家考证，已认定是魏惠王之子魏襄王（公元前318年～前296年在位）时的史官所作，对魏国史实记载比较接近史实，某些内容甚至较《史记》更准确，对研究先秦史具有很高史料价值〔5〕， 对研究魏国史更是必不可少的官方档案材料。更何况魏国徙都大梁是该书作者前代之大事，时间相距不远，所载必不会误。此外，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十七年魏军围赵国都城邯郸，十八年齐国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师救赵。田忌主张径入赵国攻击魏军。孙膑则向田忌建议道：“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采纳了孙膑建议，魏军果然撤去对邯郸的包围，回师自救，与齐军战于桂陵，遭致惨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之役。上引孙膑所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魏国称为梁国；二是力主猛攻大梁。这都表明魏惠王十八年时大梁已是魏国之国都。魏惠王二十九年与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说因而不能成立，然而魏惠王六年徙都大梁说与魏惠王九年徙都大梁说一样，既都在齐魏桂陵之战前，又都根据《竹书纪年》，二者又孰是孰非呢？《竹书纪年》由于原简牍残缺错乱，后代学者在考释、校正时意见不尽一致，因而在同一书之不同考正本与校释本中，对同一问题的记载容有差异。现要从二者中作出判断，则应从造成魏国迁都的原因中进行分析。关于这一问题，《竹书纪年》中未著一字，但司马迁、司马贞与司马光等古代学者均认为是因为“安邑近秦”，秦国力日强，魏难以与之争胜，因而将国都东迁于大梁以避其锋（详见《史记》《魏世家》与《商君列传》、《资治通鉴》卷1 《周纪二》）。现代有学者则认为，“魏徙治大梁乃是由于国力的向东发展，并非由于畏惧秦国”〔6〕。但从当时战国七雄之间斗争形势看， 上述两点都是导致魏迁都大梁的原因。据《史记·魏世家》所载，魏惠王初即位，于惠王元年就遭到韩、赵两国的联合进攻，赵国主张除去惠王，另立公子缓为魏国君主；韩国则主张将魏国一分为二，以削弱魏之国势。由此可见魏与韩、赵两国间利害冲突之尖锐与积怨之深。因此魏惠王一待国君地位巩固之后即主动向韩、赵两国发动进攻，于惠王二年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五年与韩会宅阳。九年又伐败韩、赵于浍〔7〕。因此积极向东发展，力图在与韩、赵两国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是魏惠王巩固自己国君地位与称霸于诸侯间的基本国策，迁都大梁就是这一基本国策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再就其西邻秦国论，秦自献公 （公元前384年～前362年在位）时起，国力即不断增强，并不断向魏进攻。魏惠王登上王位后，先于五年为秦败于洛阴〔8〕， 后又于九年与秦战于少梁（今陕西韩城市），魏国主将公孙痤被俘（《史记·魏世家》），甚至连魏太子也被虏。〔9〕看来此战惨败使魏国朝野大为震动， 因而促成魏国君臣于当年将国都由距秦国较近的安邑迁至大梁。由以上分析可见，魏国徙都大梁年代应是魏惠王九年，即公元前361年。 这也是开封地区最早建都年代。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自古被称为“龙蟠虎踞”之区，历来为帝王将相所看重。公元三世纪初三国时期吴国首先在当地建都。关于其建都年代，史有明载。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载：吴大帝孙权于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春，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即皇帝位。 同年秋九月，“迁都建业”。建业在今南京市区。由此可知南京始都年代应是公元229年。尽管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颇多， 但当代仍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见解，主张将在此之前孙权将其统治中心由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迁至秣陵（今南京市江宁县南之秣陵关）为东汉建安十六年，即公元211 年作为南京始都年代。诚然，早在建安初年，当孙权之兄孙策在世时，孙氏家族就已在长江中下游进行军事割据，政由己出，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到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十六年，孙权在孙刘联军于赤壁大败曹军，三国鼎立之势已经形成之后不久即“徙治秣陵”，第二年建石头城，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以表达其欲以该地为基地建立不世功业的勃勃雄心，但当时孙权既未封王，也未称帝。因此公元211年之秣陵与公元212年改名后的建业尚不能算作国都。故而《吴主传》写作“徙治”，其理由盖在于此。这也是之所以将公元229年作为南京始都年代的主要原因。
杭州始都时间应以唐末吴越国正式在该地建都年代为准。据史载，后梁太祖朱晃开平元年（公元907年）， 进封钱镠为吴越国王。此前钱镠仅为两浙节度使（《旧五代史》卷3， 《梁书三·太祖本纪三》；卷133《钱镠列传》）。钱镠为杭州临安县人，经营杭州垂40年。然杭州正式作为吴越国都却是自公元907年起， 这也就是杭州地区始都之年代。有的学者将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 年），甚至将景福二年（公元893年）作为吴越国建都杭州的起始年代。 但那时钱镠还只是镇海军节度使，虽以杭州为治所（《旧五代史》卷133《钱镠列传》），但并不是国都，因而均难以成立。
二、西安
西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的一座著名古都。但西安地区建都究竟始于何年的问题迄今尚未解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应首先论定在西安地区最早建立的都城被确认为一国之都的年代。
古今学术界一致认为西安地区最早建立的都城是西周的丰京与镐京。镐京具体位置，经考古工作者近十多年调查发掘，已确定在距今西安市区西南10多公里的沣水东岸之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西眉坞岭一带〔10〕；丰京则在沣水西岸，大致在今长安县马王镇、客省庄一带。丰、镐二京隔沣水相望。
由于西周建国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 西周初年诸王纪年不详，因而许多研究丰镐的论著，在涉及它们被确立为西周都城的年代时，大多泛泛而论。有的仅概略地称之为“文王作丰，武王治镐”〔11〕，只是说到是西周初年作为都城，点到即止，未作深论；有的则笼统地说，镐京作为西周都城，自周武王至周幽王，凡12王，历时300 余年〔12〕。幽王身亡失国之年代史籍记载明确，在公元前771年。 据此上推300余年，则镐京始都在公元前11世纪初。 这虽与史学界目前认定的西周王朝始建于公元前11世纪的见解相吻合，但也未言明镐京建都之具体年代。比较明确论及这一问题的，目前只见有《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一书（武伯纶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书中写道：“丰京当作于公元前 1136年左右”， “武王继文王称王在公元前1133年，镐京当亦作于是年”。丰、镐二京修建年代虽然说得明确，因未见作者进行具体论述，且将西周建立时间上推至公元前12世纪，恐难得到学术界认同。那么丰、镐二京建都究竟始于何年呢？又是《竹书纪书》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
针对《史记·周本纪》中述及西夷犬戎杀幽王，掳褒姒，尽取周贿而去之史实，南朝刘宋时期裴骃在他撰著的《史记集解》中，曾引《汲冢纪年》道：“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前已述及《汲冢纪年》又名《竹书纪年》，所载先秦史实颇为准确，因此它所记自武王灭殷至幽王败亡经历之年数也应是可信的。史界公认幽王被杀亡国在公元前771年。武王灭殷在此前257年，即应为公元前1027年。而《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西周初年立国灭殷经过时明确写道：文王于伐崇侯虎后即建丰邑，自岐下徙都丰邑后于明年崩殂。太子姬发继立，是为武王。武王即位后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率诸侯、虎贲、甲士东伐殷纣王，于次年二月进军至牧野（河南淇县南），并大败纣师，纣王自焚死，遂灭其国。可见灭殷为武王十二年，斯年即前所定之公元前1027年。如此，则武王元年为公元前1038年，文王死于公元前1039年，而周人自岐下东徙，迁都城于丰邑就为公元前1040年。至于武王都镐的时间，从《史记·周本纪》所记武王克殷回国后即住在镐京，并与周公旦夤夜计议安定天下大计看，最迟在公元前1027年。也有学者认为武王为完成灭殷大业，继位不久就迁都于镐。照此说，则武王都镐应在公元前1038年后不久。实际上，丰、镐二京虽为沣水所隔，但相距很近，实为一座城市的两个部分。武王都镐后，丰京也并未丧失其原有之重要地位。终西周之世，周王及其统治集团重要成员，除经常到丰京朝拜宗庙祭祀祖先外，也常在那里处理国事。因此在确定丰京、镐京建都时间问题时，实不必将二者分割开来分别予以论定，而应当将丰、镐看作是一座统一的都城。前已论明，周人徙都于丰在公元前1040年，据以上分析也可以说，丰镐正式作为西周王朝国都始于公元前1040年。实际上这也就是西安地区建都的最早年代。西安地区始都年代一旦探明，就为解决安阳、洛阳与北京地区之始都年代问题奠定了基石。
三、安阳、洛阳、北京
安阳市西北郊以小屯村为中心的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这一史实最早为《竹书纪年》所记载。《水经·洹水注》在注释“（洹水）又东北出山，过邺县南”一句时，除明言“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外，又引《竹书纪年》道：“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后之史家，如南朝宋时之裴骃与唐代司马贞在注释《史记》中的有关内容时，也引《竹书纪年》，指出殷墟“南去邺三十里”〔13〕。又唐代贞观年间成书的《括地志》，引《竹书纪年》则云殷墟“南去邺四十里”（《史记·殷本纪》之《正义》）。实际上相距30里与40里差距并不大，均大致近似，实指一地。《括地志》还指出：“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是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殷都之方位与地望已指认得颇为明确。到本世纪初罗振玉与王国维根据小屯村出土的大量甲骨及其上之甲骨文，结合史籍进行研究后具体确定小屯村一带为盘庚所迁之殷都，后又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小屯村周围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宗庙、王陵、手工作坊、平民住宅与墓葬等遗址，还发现了人工挖掘的用于防御的灰沟，进一步确证了安阳小屯村一带就是商代后期的殷都。自盘庚都于该地后，商王朝就改称为殷。当前，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安阳市郊的殷墟不是商代后期盘庚所迁建的殷都〔14〕，甚至认为安阳“不具备古都的资格”〔15〕，但从迄今他们所提出的论据看，还很难动摇古今历代众多学者所确定今安阳市西北郊就是商代后期都城殷的地位。
那么盘庚于何年迁都于殷呢？史无明确记载，古今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直接探讨的也不多，一般只是概略地说“早在3000多年以前，商王盘庚迁都于此”〔16〕，或者说约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到殷〔17〕。目前只见苏天钧在其所著的《中国古都》（新华出版社，1992年12月版）一书中明确提出“商王盘庚十四年（公元前约1378年）自‘奄’迁都于‘殷’（今安阳市区小屯一带）”。因未见作者提出具体的推算根据，故不便作出评论。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可由纣灭之年推算出盘庚迁都之年。本文前已论及周武王灭纣在公元前1027年，由此上推273年则为公元前1299年。 这就是说盘庚迁都于殷在公元前1299年，这也就是古都安阳始都之年。这与史学界与考古学界通常认为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殷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约1300～1027年的见解恰好吻合〔18〕。
洛阳居“天下之中”，自古也是建都之上选之地。往昔曾称之为“九朝古都”，即指该地曾先后被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九个王朝建作都城。但自本世纪下半叶，在洛阳市下辖之偃师市发现了二里头与尸乡沟遗址后，学者根据这两处遗址上分布的大型宫殿、墓葬、手工业作坊之遗存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古代器物以及地层覆压关系，参证文献史籍资料，咸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一座都城，有的学者甚至直指其为夏代初年之太康与夏末桀曾居住过的斟寻〔19〕；而尸乡沟遗址则是商汤曾居住过的西毫。如此，则洛阳地区最早建为都城要溯至夏初。它的绝对年代据碳十四测定约相当于公元前1500～前1900年。〔20〕。这样其始都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距今已约3900年。由于相隔颇为遥远，所以目前尚不能指出其具体始都年代。应该说这是迄今经过考古发掘与文献考证已获证实的我国最古老的一座都城。
北京地区，尽管有学者认为在西周以前就有蓟、燕等“自然生长的国家”〔21〕，但蓟、燕二国见于史籍记载，还是始于西周初年武王的分封。《史记·周本纪》写得明白，西周武王于击灭殷纣王的当年就封帝尧之后于蓟、召公奭于燕。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指出：“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这表明两国受封立国后，随着国势强弱的变化，燕国不仅兼并了蓟国，而且以蓟城作为自己的京城。战国末年秦灭燕后于其地置蓟县，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相沿未变。至于燕国最初的都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其遗址已于近年在北京市西南郊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约3 公里董家林村附近被发现。该遗址除残存有西周时期的城墙外，还有大量的墓葬与车马坑。特别是在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室中，发现有两件青铜礼器一盉、罍，其盖内和内沿内壁有相同的铭文43字，其中“令克侯于匽”一句，证实了该城址就是周武王册立的燕国初期的都城。1990年有的专家据此认为“武王11年伐纣，公历是公元前1045年，这一年周王封召公于燕，至今已有3035年”。北京市文物局还根据这些专家的意见于1990年4月21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建都史为3035年。〔22〕事实上，两国的都城也均是在当年建成。这一年自当是北京地区始都之年。本文前已论明，周武王是于即位后的十一年之十二月率诸侯伐殷，于次年二月击败殷军，迫使纣王自焚身亡，然后才大封诸侯。所以灭纣与封侯应是武王十二年，即公元前1027年。这也就是北京地区的始都年代。这比北京市文物局宣布的北京地区始都年代晚18年，这也可说是有关北京地区始都年代的另一种见解。
收稿日期：1995—12—05
注释：
〔1〕关于魏惠王在位年代，《史记·六国年表》所载有误， 此从陈梦家《六国纪年》说更正，下同。
〔2〕《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版。
〔3〕《中国七大古都·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4〕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 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七大古都·开封》。
〔5〕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3卷《竹书纪年》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6〕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二），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7〕《史记·魏世家》仅载魏惠王九年败韩事； 《史记·六国年表》之赵年表，却在赵成侯十三年（即魏惠王九年）栏中记有“魏败我于浍”。
〔8〕《史记·六国年表》之秦年表， 在秦献公十九年（即魏惠王五年）栏中载有“败韩、魏洛阴”。
〔9〕《史记·六国年表》之魏年表魏惠王九年与秦年表之秦献公二十三年。
〔10〕见1993年2月4日《西安晚报》刊载之新华社电讯《十年探索破解千年悬案，镐京具体位置确定》。
〔11〕《中国七大古都·西安》。
〔12〕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史记·项羽本纪》之《集解》与《索隐》。
〔14〕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
〔15〕马正林：《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16〕《中国七大古都·西安》。
〔17〕赵永复：《十大古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9〕蒋若是：《洛阳建都与古代文明》，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黄石林、赵芝荃：《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载1984年4月4日《光明日报》。
〔21〕阎崇年：《北京“十二为都”謏议》，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
〔22〕见1990年4月22 日《北京日报》头版载《琉璃河商周遗址考古发现证明北京有文字可考的建都史为30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