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付能力与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资金论文,偿付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期，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独特优势，促进保险市场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支持小微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不足问题基本得以解决，能放开的品种和市场基本开放。如何在新形势下切实改进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成为下一步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重点领域。 当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监管以渠道管理、资产分类和比例约束为主要手段，通过对不同投资领域设定和调整投资比例，或跟进监管措施，达到控制风险的效果。但是，这种监管方式侧重于设计行业规则，针对不同保险公司的具体风险状况，实现差异化监管的能力还需要加强。基于风险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是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方向，无论是美国的基于内附因素的资本金(Risr-Basrd Capifm，简称RBC)标准还是欧盟的SolvencyⅡ都是通过建立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等相关机制，加强偿付能力和保险资金运用的联动监管，进而实现对保险资产的风险管理。从内在逻辑关系讲，保险资金运用与偿付能力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随着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即将推出，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能力将得到全面提升，依托偿付能力建立针对性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机制成为了可能。 二、相关文献回顾 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财务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方面，现代保险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加强资金运用监管，严格管控资金运用中的风险有利于保险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杨明生，2008)。Tezuka，Murata，Tanaka and Yuma(2005)认为保险资金运用与其它资本投资面临同样的市场环境，且因为其独特的行业地位，对风险防范的要求更高。陆磊和王颖(2005)也认为各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都证明保险资金运用与金融体制相关性大，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保险资金运用的保值增值面临巨大挑战，保险公司可能出现保险资金滥用，追逐高风险业务的高收益，需要在监管体制上进行必要的改革。 从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模式看，基于风险基础的监管理念逐渐成为共识。Babbel(1999)认为既然不同的保险公司具有不同的保险产品和经营方式，统一的监管方案很难做到不干扰保险公司的自主竞争，降低市场效率。Merton and Perold(1993)指出资金运用方式决定于不同保险业务风险资本的边际收益，公司对风险的度量决定公司资金运用的方式。Myers(2001)也认为简单对保险资金运用进行分类型、分规模类的格式控制虽可以一定程度控制投资风险，防止那些资本不足的保险公司采取不适当的投资战略，但同时也会干预市场，使那些风险控制较好的公司失去投资效率。杨帆等(2002)在比较了国际保险资金运用的不同状况后认为，完善风险监督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金运用的安全性，促进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运用偿付能力水平衡量企业风险水平，进而对保险资金运用进行分类监管是资金运用风险监管的一种实现形式。Sherris(2006)全面分析了偿付能力与资金运用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如何通过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约束资金运用。他通过理论分析和数据演绎认为，偿付能力约束下的资金运用体系中起约束作用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偿付能力只是企业风险管理和盈利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Baranoff and Sager(2009)研究了美国寿险公司资金运用决策的决定因素，发现偿付能力强的公司，资金运用策略更加主动，杠杆率更高；而偿付能力弱的公司投资策略更加保守，更追求稳定的收益。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偿付能力和保险资金运用关系进行了研究。席红辉(2004)从资产组合理论出发将保险公司作为一个模型整体来考察，使保险公司在满足自身偿付能力的基础上，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通过模型演绎后认为保险业资金运用应以未来偿付能力充足为基础。蔡颖(2010)、封进(2002)都研究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与资金运用的关系，认为资金运用收益与偿付能力有关。隋学深(2011)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偿付能力和保险资金运用联动监管机制，认为认可资产是建立偿付能力和保险资金运用之间联动监管的桥梁，以认可资产作为资金运用比例约束的计算基础，细化偿付能力充足率对资产投资分类监管的相关规定。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基于风险视角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已是理论界的共识，但如何运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加强资金运用风险监管还是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国内的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而且因为偿付能力监管本身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基于偿付能力的资金运用风险监管研究就更加有限，仅有的几篇研究也缺乏数据的验证和深入分析。本文创新性地结合运用风险决策模型与预期响应模型，演绎了基于风险判断的投资决策选择，从理论模型上探讨了资金运用风险监管的可能。在样本数据选择上，覆盖了近几年行业大部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金运用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基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为基础的资金运用监管模式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除引言和本部分文献回顾外，基本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当前我国的保险资金运用；第四部分为研究方法和数据；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及评析；第六部分为结论。 三、当前我国的保险资金运用 (一)资金运用规模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险资金的积累不断增加，资金运用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8.3万亿元，净资产8 475亿元，保费收入突破1.72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达7.69万亿元。有资金运用余额的保险主体有151家，其中集团类9家，产险63家，寿险71家，再保8家①。保险资金运用的规模逐年扩大，对社会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度明显提升。
(二)资金运用结构 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主要类型仍是银行存款和债券，流动性资产占比较高。2004年以前，保险资金配置以银行存款为主，最高占比超过80%，以后随着投资渠道的放开逐年下降，最低占比为16.5%。这两年，银行存款占比迅速回升，2013年末达到30%。2003年以来，债券投资规模占比始终保持在45%～55%之间，近两年略有下降。存款与债券作为固定收益产品，与保险资金的匹配性较好，收益不高，但相对稳定，能够满足流动性管理需要，成为保险资金重要的基础性资产配置。基金、股票投资因为市场的不景气，投资比例一直不高。从股权和不动产看，2010年开放股权和不动产投资政策后，规模增长迅速，2013年达到2 512.85亿元。
(三)资金运用收益 总体上看，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10%的收益率相比，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一直偏低。2008-2013年，行业投资收益率分别为1.89%、6.41%、4.84%、3.49%、3.39%和5.02%，大部分年度的收益率都低于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债券投资收益是投资收益的主要部分，收益率保持在4%～4.7%之间，年均投资收益占行业投资收益的比例约为43%。基金、股票投资收益波动较大，2006年、2007年、2009年，投资收益率达到29.46%、46.18%、22.71%，但2008年、2011年和2012年，投资亏损-11.66%、-2.34%和-8.21%。债权、股权和不动产产品的收益率较好，增长潜力大②。
图1 2001-2013年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收益率波动图 (四)资金运用监管 虽然随着监管方式的转变，一套适应行业发展要求的资金运用监管体系已逐步形成，法律法规基本完备，公司的主体意识基本树立，风险监管举措不断强化。但是，资金运用的不断放开和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下，资金运用的监管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一是动态监管能力不足。目前的监管还是以行政许可、渠道控制和比例约束等静态手段为主，不能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效调整监管政策，及时采取监管措施。二是差异化监管能力不足。不能根据不同公司的不同业务种类、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组织构成等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三是风险控制能力不足。风险监管的举措还很薄弱，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根据国际经验，加强偿付能力在资金运用监管的运用，建立偿付能力与资金运用监管的联动机制是解决动态和差异化监管能力不足，及时防范化解资金运用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当前，中国保监会正在研究转变监管方式，放开前端，管住后端。2014年保监会的偿二代的监管新框架和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定量测试和征求意见正在稳步推进，这为资金运用风险监管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加紧研究运用偿付能力实现对资金运用的有效监管，防范化解风险正当其时。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模型和假设 本文正是通过研究保险公司在不同风险状况下的投资决策，探索通过偿付能力水平实现保险资金运用差异化监管的可能。在分析模型的选择上，结合了风险决策行为模型(刘凯，2001)和Baranoff and Sager(2009)预期响应的分析方法。设定对于下一期投资决策行为
是基于当期投资决策行为产生的结果做出的，即：
根据风险投资决策分析模型，假设
≥0为风险投资者在t时刻可以自主选择的投入，A表示过去投资经验的积累或技术准备，r为社会贴现率，R表示成功的风险投资者在时刻T面临的风险状况(对特定项目A，R取常值)。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假定有n个投资者，对于一个特定的风险投资项目，
，其中s≥0。易知某个投资者认为在他拟投资的领域里第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在未来任意时刻t出现的概率为：
，其中s＞0，且是一个常数。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最大期望收益的动态化模型是：
因此，竞争环境下风险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策略是：
可见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最优决策是一个基于风险判断的投资选择，与风险水平正相关，这为我们通过实证回归验证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规模、结构、效益与其风险状况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假设基础。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结合监管实际我们以偿付能力作为核心评价公司风险的指标，再考虑到面板数据形式，因此，本文的实证模型根据数据具体情况通过Hausman检验决定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3)或者随机效应回归模型(4)：
方程Y表示公司资金运用情况，不同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指标作为资金运用的代表，根据前文介绍的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情况，我们分别选用资产投资率(Zctz，等于资金运用规模除以总资产)代表资金运用规模，选用流动性投资占比(Ldx，等于流动性资产除以总资金运用规模)代表资金运用结构，选用投资收益率(Tzsy，等于资金运用财务收益率)代表资金运用收益。 风险评价指标以公司偿付能力R为核心，我们选用两个保监会评价偿付能力的基础指标偿付能力充足率(Cfnl，以保监会公布数据为准)和认可资产负债率(Rkzc，等于认可负债除以认可资产)，另外，其它控制变量X包括参考Baranoff and Sager(2006，2009)选用的资本杠杆率(Zbgg，等于股本除以总资产)反映操作风险。参考Cummis，Lewis and Wei(2006)选用的资产规模(Lnzc)和保费规模(Lnbf)反映资产风险(投入方程的是资产总额与保费收入的自然对数值)。选用承保利润率(Cblr)反映承保风险。选用虚拟变量(Csxn)区分产寿险公司，当公司为产险公司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选用虚拟变量(Zwxn)区分中资外资公司，当公司为中资时，变量取值为1，当公司为外资时，变量取值为0。 式(2)说明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是以自身风险状况判断为基础的，保险公司基于自身资产质量的固有水平和负债流动性、久期的要求，做出资金运用投资决策。保险监管机构通过偿付能力监管，强化认可资产和认可负债标准，并计算不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度，反映保险公司风险水平。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回归分析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因此，实证分析基于以下两组假设： 1.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决策依赖于其管理层对自身风险的判断，风险较小的公司更愿意承担更大的资金运用风险； 2.保监会偿付能力监管能够有效干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情况，公司资金运用的规模、结构和效益与公司偿付能力状况相关。 (二)数据 本文选取了2011-2013年的季度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涉及财产险公司共55家，人身险公司51家，其中中资43家，外资63家。之所以选择季度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保监会按季度统计公布偿付能力数据，另一方面每季末也是保险公司进行资金运用总结和决策调整的重要时点。虽然季度数据一般都未经审计，但对本文要研究的结论并无重大影响。本文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保监会统计信息系统、《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保监会偿付能力监管查询系统。 解释变量的线性相关系数矩阵表见表3，从表中可知变量认可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杠杆率和资产规模之间相关性较高，偿付能力充足率与承保利润率相关性较高。在回归分析为避免伪回归，不宜将线性相关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操作，因此，我们将相关变量分开分别分三组进行回归分析，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五、实证结果及评析 我们的实证分析按被解释变量资金运用规模(Zctz)、结构(Ldx)和收益(Tzsy)分为三大类，再按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分别构成三个方程，总计回归方程九组(见表4中的①～⑨)。回归方程实证检验的样本为2011-2013年间我国保险公司的季度数据资料，包括106个截面单位和12个季度的时间序列。异方差问题是面板数据回归中最为常见的问题之一，它的存在违反了古典模型的假定，导致OLS不能成为合适的估计方法。我们采用Wiggins and Poi(2003)发展的异方差的检验方法对各回归方程进行了异方差的检验，检验结果分别列于回归结果之下。异方差检验的原假设为存在异方差，通过检验，我们发现九组回归方程均存在明显的异方差，例如第①组方程的异方差检验LR chi2(30)值为1 783.02，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方程回归时我们均采用GLS回归方法。为确定方程符合于随机效应(RE)还是固定效应(FE)的基本假设，我们首先对各方程的模型形式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均列于各回归方程之下。通过检验，方程①、②、③、⑥、⑦、⑧、⑨符合固定效应的假设条件，选用回归模型(3)，采用FGLS(Feasible GLS)对方程进行估计；方程④、⑤符合随机效应的假设，选用回归模型(4)，采用随机效应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法(Random-effects GLS regression)估计。表4是方程的具体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与投资规模的决策密切相关。偿付能力充足率与保险公司下一期资产投资规模正相关，方程①～③中Cfnl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认可资产负债率与下一期投资规模负相关，方程①～③中Rkzc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偿付能力充足的公司，认可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更愿意扩大资产投资规模。这就证明了模型设立的第一个假设，验证了保险公司当期的偿付能力状况，也就是其风险水平与其下一期的投资决策行为密切相关。又因为偿付能力充足率与认可资产负债率均来自于保监会偿付能力监管数据，这同时也就说明了可以根据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监管其资金运用情况。
不同风险指标对投资结构的影响是不一致的。方程④～⑥的回归结果表明偿付能力充足率与公司流动性资产配置正相关，Cfnl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偿付能力充足时，公司下一期仍能保持充分的流动性资产。从理论上讲，相同金额的保险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就会比进行较低风险投资获得确认的认可资产少，保险公司为了保证充足的偿付能力，在进行资金运用时就必须要考虑保险资产认可风险折扣对偿付能力的影响，从而反过来要求其对保险资金投资于各种风险资产的比例进行合理配置。这一回归结论与隋学深(2011)的理论探讨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回归结果还显示认可资产负债率与流动性资产配置比相关性不强，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偿付能力评价指标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行为的相关性差异很大，在选用资金运用风险监测的偿付能力指标时要仔细审慎选择。一方面，选择偿付能力充足率可以作为调节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重要指标，其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保险公司在规划投资结构时，还是十分注重偿付能力充足率情况。另一方面，认可资产负债率回归系数不相关的结果表明还需要细化对保险公司的比例监管。目前保监会的资金运用比例监管实际上是控制不同渠道、不同投资品种的结构。例如，要求流动性资产比例人身险公司不低于5%，财产保险公司不低于7%。当前保险公司虽然都满足了保监会比例监管的要求，但比例控制红线之外，是否可以建立风险相关的风险监测体系，控制保险公司的另类投资，还需要深入研究。当然，仅选用流动性资产占比还无法全面反应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结构，在监管实践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另类投资占比、信托投资占比、房地产投资占比、长期股权投资占比等等指标来建立风险监管模型，根据风险状况，监测和调控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 回归结果还表明，风险状况对下一期投资收益虽然有影响，但是衡量风险的不同指标表现是不一致的。方程⑦～⑨中的Rkzc的系数为负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Cfnl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其原因是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本身的特点造成的，从偿付能力充足率数据分布看，离散程度很大，标准差达到13 232.02，且相对比较稳定，与资金运用收益数据相比，灵敏度明显欠缺，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应该细化偿付能力指标，建立以偿付能力充足率为核心，认可资产负债率等多样化的指标体系，用偿付能力充足率划分监管类别，以认可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进行风险的非现场监测。 从回归结果看，当期保费规模Lnbf、资产规模Lnzc、资本杠杆率Zbgg对保险公司下一期投资决策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其中保费规模、资产规模与资产投资规模正相关，与流动性资产配置负相关，与投资收益正相关；资本杠杆率与资金运用规模、流动性资产配置正相关。这说明保险公司当期操作风险与资产风险制约着资金运用的决策行为，同时也说明了这些风险指标可以作为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监管的重要指标。 综合考虑上述回归结论，我们在监管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时可以尝试建立以偿付能力充足率和认可资产负债率为核心，资本杠杆率、资产规模、保费规模等为补充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加强资金运用的风险监管。 另外，回归结果还显示人身险公司与财产险公司，中资公司与外资公司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绝大多数方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Csxn与Zwxn在九组回归方程中的大部分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这告诉我们要将人身险公司、财产险公司，以及中资、外资公司采用区别化的监管比例，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实现差异化监管。承保利润与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情况不相关，方程②、⑤、⑧中Cblr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就说明了保险公司在投资决策中几乎不考虑主业的承保情况，承保与投资缺乏联系，缺少统一规划。 通过文献回顾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不少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资金运用的联动监管机制。从内在逻辑关系讲，保险资金运用与偿付能力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国内外不少学者已经集中论证了这种风险监管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从我国当前资金运用监管改革的实践看，随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改革的深化，保险投资渠道不断拓宽、投资比例限制不断减少，在放开前端的同时管住后端风险，是当前资金运用监管的重中之重。运用偿付能力水平衡量保险公司风险水平，进而对保险资金运用进行分类监管是当前我国基于偿付能力实现资金运用风险监管的一种方式。 2.通过模型演绎和数据实证，我们发现通过构建偿付能力监管模型实现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监管是切实可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保险公司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会充分考虑和结合当前投资结果和风险状况，基于当前的资产风险和配置状况进行投资决策。偿付能力作为监管部门评价保险公司风险的核心指标受到保险公司决策层的重点关注，并主动结合偿付能力调整和改变资产配置和投资行为。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基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水平监测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规模、形式和方向，判断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状况并采取相关监管措施是切实可行的。这不仅丰富了偿付能力监管简单依靠强调认可资产真实准确性的局限，还极大的提高了资金运用监管的非现场分析手段，提高了风险防范能力。 3.数据实证还告诉我们，偿付能力不同指标对资金运用不同方面的联动程度是不一致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规模、形式和配置方向的衡量指标也十分丰富。在实践中需要通过加大数据分析，构建相对准确合理的基于偿付能力的资金运用风险监管模型。而且，这一风险分析模型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应用中需要边应用边优化，不断完善，实现动态监管。 4.资金运用风险监管模型的优化完善有许多方面，从实证结论看，区分人身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区分中资公司与外资公司，分别采用不同类的监管模型，设定不同比例的监测幅度是十分有必要的。优化资金运用风险监管模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步实现差异化监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不同风险状况的监管对象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实现差异化监管。 ①数据来自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方网站。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保监会保险统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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