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三结合”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走出的希望之路，揭开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序幕，是人口控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取得的新的突破。巩固和发展“三结合”，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逐步屏弃某些非可持续发展要素和做法；需要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主要是公平竞争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和经济运行法制化原则，逐步将管理纳入市场经济规范。由此引发出深一层次的理论探讨，作者提出并论证了可持续发展是人口控制的理论基础，是制定人口战略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和理论依据。
近年来，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发展很快，开辟了新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路，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认识。同时，“三结合”向何处发展，如何将“三结合”和整个人口控制建立在可靠理论基础之上，则是需要深入研究并作出回答的问题。
1.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新的突破：计划生育“三结合”
计划生育“三结合”，最早见于199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批转吉林省的一份报告。经过3年多的实践，已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即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以下简称“三结合”）。这种融生产、生育、生活于一体的管理机制和服务，使农民从切身利益上感受到少生快富的好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人口控制不断走向深入，加快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三结合”原本立足计划生育，实际上已揭开农村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序幕，基本的要素表现在：
其一，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按照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观点，可持续发展是要通过一定的经济增长，实现消除贫困和满足全体居民需要的目标。“三结合”首先将扶助计划生育户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视为己任，通过在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的必要倾斜达到目的，取得明显效果。如人口总数超过1.1亿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四川省全面推行“三结合”，提出的鲜明口号是：稳粮增收控人口，少生快富奔小康。他们从实际出发，制定出“三结合”人口经济发展的不同“等高线”：山区重点是帮助计划生育户脱贫，丘陵是加快勤劳致富奔小康，平坝地区则是建立具有较高小康水平或达到富裕水平的示范户、示范村。由于政府各部门帮扶目标明确，对象具体，措施得力，政策到位，短期内即收到显著效果。据该省对射洪等4县、1市、1区的调查，“三结合”的50个帮扶户家庭人均纯收入1995年较上年增加350～1553元，使计划生育户收入与非计划生育户收入的差距拉大。例如南部县伏虎镇灶王庙村，计划生育户人均收入高出非计划生育户340元；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光大村计划生育户与非计划生育户人均收入差距拉大到420元，反映出良好的经济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该调查1992～1995年南充市吉安镇、南部县伏虎镇、岳池县九龙镇的资料显示，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分别增长71.6%、72.7%、108.8%，总体水平达到新的高度。①a]
值得一提的是，“三结合”普遍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有力地推动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如四川省德阳市中区由计划生育、民政、教育、农业、农机、科协等部门联合开展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实用技术一条龙教育，初步实现了教育阵地网络化，在乡镇和村分别建立人口知识普及中心和辅导站；教师队伍专业化，吸收有关专业教师任教；教学内容系列化，不仅普及少生优育知识，而且掌握1至2门实用技术。从而使农村经济向着产业化方向发展，建成蚕桑、果树、蔬菜、生猪等生产基地，走上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和专业化生产，强化社会服务和科学管理，为农村经济的集约化经营开辟一条路径。这种集约化经营无论对自然资源还是对社会资源，都是一种比较充分的利用，而农村经济区域化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改变，更具有人口与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意义。
其二，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三结合”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农民首先是计划生育户农民得到实惠；那么“三结合”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从一个特殊的层面上促进了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党群和干群关系的改善，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上。
党群和干群关系的改善。一个政党及其领导层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要真正为群众谋利益，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实际问题。“三结合”着眼于帮助计划生育户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并进而通过他们去辐射周围群众。各级干部成为群众的“致富顾问”，自然成了群众的贴心人，从而大大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就总体而论，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的边际效益仍是相当明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作的中国1992年10省市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或农村双女户，一般情况下家庭还蒙受一定的损失，这是造成计划生育工作“天下第一难”的根本原因所在。广大群众接受这一现实，是顾全国家和民族大局，个人和家庭付出某种牺牲的具体表现。对于这种表现，国家和政府已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独生子女奖励费等物质上的鼓励，但是一般尚不足以补偿他们的损失，存在包括经济收入、养老保险等实际问题。“三结合”举起解决这些问题的旗帜并在实践中做得卓有成效，这就不能不赢得群众，为广大群众所称道。他们说，“革命战争年代的老百姓办事的干部又回来”，“老八路回来了”。感动之余，自愿献出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指标。广大计划生育干部赢得群众信任，成为劳动模范者有之，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均有一批，“感情投资”焕发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
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三结合”内容之一，是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大凡“三结合”得以大面积推广的地方，都涌现出一大批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文明户，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浙江省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勤劳致富、文明幸福”的新家庭计划，纳入《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纲要》，加大了实施的力度。辽宁省长期坚持的计划生育中心户，侧重宣传教育，转变生育观念，建立新型的文明幸福家庭。家庭是生育的基本单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不仅为计划生育所必需，而且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要素之一。
“三结合”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远不限于家庭。吉林省松原市通过创建少生快富文明联益组形式，推动了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他们从农民由单纯的产品生产者逐步变为商品生产和经营者，不同的村、屯有着不同的优势和特点的实际出发，通过必要的政策倾斜，按照自愿原则，将具有共同致富项目的计划生育户组织成蔬菜、果树、工副业等联益组。组长身兼数任，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员、生产致富的技术员、家庭和邻里关系的调节员；组员定期参加联益组活动，包括进行人口、科技知识教育，也包括交流思想和开展健康的文娱活动。这样的联益组发挥出控制生育、联益致富、丰富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重功能，体现了互帮、互学、互益原则，有利于克服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局限性，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这样的“三结合”在洗去贫困的同时，也荡涤着自私、愚昧和落后，可谓开一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之先河。
其三，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是稀缺的，非更生性资源消费后不可复得和再生，可更生性资源如若更生的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则会加剧短缺资源与过剩人口的矛盾。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种形势，可持续发展需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三结合”的深入发展，在解决人口过剩和资源短缺、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方面闯出新路，提供了新鲜经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生产处于支配的地位，不但生产可供交换、分配、消费的产品，而且决定着它们的方式。因此，计划生育“三结合”与之结合的三个方面，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是后两个结合的基础。而以发展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经济发展归根结蒂是进行资源的物质变换，客观上存在一个以何种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在一些“三结合”开展较好的地方，已经将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提到议程，取得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新的成绩。1996年笔者到四川省绵竹县东北镇联合村考察了解到，该村1801人，人均耕地0.87亩，实行“三结合”发展经济十分注意节约耕地。这个村1994年规划建起了“农民街”，独生子女户占全街户数的90%以上，由于设计的房屋结构合理，每户平均节约占地0.08亩，全村共节约耕地47亩。同时，注意节约和开发利用新能源，“农民街”规定建房必须同时修建沼气池，家家户户都烧沼气，既节约了煤炭、薪柴等燃料，又减少污染，保护了环境，先后被县政府授予“能源村”、“卫生村”、“绿化村”、“文明村”等称号。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也包括人力、信息、技术、管理等社会资源，“三结合”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具有普遍性。因为一般情况下，“三结合”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向计划生育户实行一定的信息、技术、资金、市场、管理等的政策倾斜，通过一定的扶助，同计划生育户的人力、技术、物资等条件相结合，使这些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
其四，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结合”在帮助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和致富奔小康过程中，一些做得好的地方，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取得比较显著的环境效益。以地处“九省通衢，齐鲁咽喉”的山东省兖州市来说，在1995年下达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文件时，即明确提出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卫生局等在向计划生育户倾斜的“三结合”实践中，尽量顾及到环境效应。如发展林木和果树生产，纳入农田林网规范化、经济林基地化、河道堤防林果化、城镇村庄园林化规划范畴，使目前全市林网达到2600公里，林木覆盖率达到19.5%。不仅防治了风沙等的危害，而且同农田基本建设配套得益，收到良好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他们还结合“吨粮市”建设计划，合理规划地上、地下水利资源利用，按百亩方田布井、挖沟、修渠，并为北部“漏斗区”5个乡实施“引泗回灌补源”工程，既发展了粮食生产，也整顿和改造了环境，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2.“三结合”深入发展应遵循的准则：可持续发展和市场经济原则
近年来笔者通过深入四川、吉林、辽宁、山东、浙江、河南、江西等地学习和考察，以及其他渠道所得的信息，确认在总体上“三结合”是成功的，发展是健康的。这样说并不等于“三结合”完善无缺，相反，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关系到发展方向和运作方式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经济原则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上面诸多例证表明，“三结合”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新的突破不是个别的，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但是按照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基本要求衡量，能够进入这一轨迹的“三结合”，一般水平不很高；未能进入这一轨迹的，仍占有一定数量；甚至同这一轨迹相悖的，也不无存在。现实情况表明，通过“三结合”形式发展农村经济，一般多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通过必要的政府扶助，建立起一定的经济实体，相当数量属因陋就简资源开发型模式。这在资金、技术、设备有限情况下，与其说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不如说是必需的，舍此一些“三结合”经济实体便建立不起来。但也必须清楚，这样的经济实体不可能对资源做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带来不同程度的环境破坏，从长远来看也影响到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这类较低水平的资源开发型经济实体，面临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需要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加以改造和提高。
其二，坚持市场经济原则。联系“三结合”工作实际，这里主要讨论坚持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和经济运行法制化原则三个问题。
坚持公平竞争原则。“三结合”首先表现为政府行为，一般是在各级领导重视下，由计划生育、农业、林业、水利、农机、畜牧、工商、银行、保险、科技、教育、卫生、群众团体织等联合出面，采取各部门分别向计划生育户倾斜的做法，帮助各户或户的联合体兴办经济实体，通过发展农村经济达到致富奔小康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目的。这样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笔者认为，在抽象的意义上可以以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作理论依据。前面提到，在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情况下，生育第2甚至第3个孩子还有着比较明显的边际效益，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家庭只生育1个或2个女孩儿，实乃是为国家和民族共同利益作出的一种牺牲，理应取得社会的相应补偿。现今精神上的和以独生子女奖励费为主的物质上的补偿偏低，政府在“三结合”中通过在资金、技术、信息、市场、自然资源等的倾斜再次补偿，使这些家庭在新的起点上同其他家庭一起勤劳致富，符合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因而在抽象意义上也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其所以叫抽象意义上，是要以“三结合”中这种补偿的量度为转移：若补偿量不足，仍不能将“三结合”家庭提高到与一般家庭同一水平线上竞争；若补偿过量，势必造成“三结合”家庭在一般家庭同一水平线之上进行竞争。这两种情况均是不公平的，只有补偿量适当，才能体现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应当说，实践中三种情况可能都存在，但尤应防止补偿过量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政府行为是必要的，因为如若没有有关部门向计划生育户或联合户的“输血”，就难以启动其“造血”的功能；但是需要明确，“输血”的目的是创造新的“造血”的载体，而不是靠“输血”一步到位地输到小康或富裕水平。如果仅仅依靠“输血”到位实现“三结合”，则可能既无持续的厚积薄发力和活力，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教力，不能体现公平竞争原则。所以，抑或发现补偿“输血”过量并且发展到“造血”功能颇强时，就应令其适当归还有偿贷款等项目；还应组织他们带领广大群众共同致富，包括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自愿“献血”。
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在各类“三结合”经济实体中，有一类属于集体性质的经济联合体，确保这类经济联合体健康发展，坚持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十分重要。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历过由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一部长达数10年的兴衰史，其中的一条严重教训在于用行政平调手段取代等价交换原则，直落到人们出工不出力的地步。“三结合”兴办囊括多家计划生育户的经济联合体，由于初创阶段有政府的扶持，规模也比较小，联合体各家各户比较了解，共同利益和凝聚力较强，即使是等价交换原则未能真正贯彻，一时间可能看不出多少弊病；但是时间一长，经济联合体不断发展壮大其毛病便容易显露出来。大量例证说明，哪里的经济联合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资金、设备、劳动力投入上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按照企业原则进行科学管理，那里的联合体就不断发展壮大，发挥出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反，哪里的经济联合体不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管理，在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投入和使用上不明不白，时间一长那里的联合体就陷于混乱，经济和社会效益下降，甚至难以为计。不仅在经济联合体内部各成员之间需要奉行等价交换原则，而且在联合体外部，例如联合体与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和一切市场主体之间，同样需要奉行等价交换原则。做到有借有还，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在市场经济中增强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坚持经济运行法制化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市场主体均处于平等的地位，企业无上级，依靠法律保护实行平等竞争。“三结合”经济实体一般在政府扶助下诞生，一定期间内享受某种优惠待遇是必要的和必需的。但超出市场经济法律规范的优待不能长存下去，需要尽快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如初建“三结合”经济实体时，可能在土地、草场、山场、林场、水面、各种金属或非金属矿藏的开发和使用上实行优惠政策，甚至无偿提供；但是这同资源有偿占有和有偿使用相违背，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又如“三结合”经济实体规模小、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一面比较突出，一些有一定程度污染的企业在建设和治理上的矛盾比较尖锐，在建设初期适当放宽限制无疑是很需要的。但是这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不相容，同样不允许长此以往，而必须坚持建设不忘治理，发展促进治理，不断增强环境观念，从认识和实践上将其纳入市场经济环境保护法制管理规范。
3.人口控制的理性思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
“三结合”开辟了可持续发展之路，今后“三结合”的深入发展也要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人口控制以及解决全部人口问题的根本立足点是什么，何为它的终极的理论依据或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自70年代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以来，曾经努力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其他学说中寻找理论根据，提出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曰计划经济“决定”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相统一的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地进行。二曰“两种生产”论：将社会生产分成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两种，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着人口的生产，同时人口生产也产生很大反作用，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历史地评价这“两论”，在特定背景条件下起到过良好作用，笔者在论著中也曾涉及有关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左”的理论占据人口论坛的时候，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找出“两论”指导实践，使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摆脱马尔萨斯人口论阴影而立于不败之地，起了莫大作用，影响所及直到今日。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口学研究的深入，“两论”作为理论依据也暴露出一些缺陷。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形成颇大的冲击，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公之于众，则标志着以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终结。从理论上说，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将手段当作目的追逐，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陷入逻辑上的混乱，自然其“决定”人口生产一说亦不能成立。“两种生产”论推动人口与经济研究不断深入，并用来解释计划生育实践，至今仍有其地位和影响；问题在于影响人口变动的不仅是经济一个因素，还有资源、环境、文化、社会发展等许多因素，而且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这些因素的作用有强化的趋势，故同样不能概括人口控制和解决整个人口问题的实质，不能成为终极意义上的理论依据或理论基础。我们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人口自身与外界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论为其理论基础。
这是由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容和宗旨决定的。按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带有定义性的解释，特别是将近20年的实践和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讨论形成的共识，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诸方面发展理论的交叉和综合，是新的交叉和综合学科理论。一方面，如同1994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强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强调人口因素在交叉和综合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怎样，亦即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现实发展情况如何，归根结蒂制约和决定着人口生产。结合中国实际，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最终是由人口与资源等诸因素的矛盾决定的。主要是：
人口过多与资源不足的矛盾。1995年中国人口达到12.11亿，预计本世纪末可增长到13亿，下一个世纪中叶增长到16亿左右时才有可能实现零增长，人口过多十分突出。中国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品种比较齐全，是少数可以主要依靠本国资源建立起独立经济体系国家之一。然而又很不足，一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源量不足：人均矿产资源、草原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耕地相当于1／3，森林面积不足1／6。①b]二是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短缺：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煤炭和某些经济建设需求量较少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相当丰富，一些资源尤其是关系到满足众多人口生活需要的资源短缺；同类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化石可替代能源中，石油、天然气优质能源所占比例低，其余劣质能源所占比例高；开发条件和成本的结构性短缺，如铁、磷等矿藏量比较丰富，但由于品位较低，或者由于深层埋藏或杂交混生，增加了采炼的难度和成本。目前，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多被认识，对结构性短缺则认识不足。而从可持续发展高度观察，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人口作为分母表现出的“加权效应”，即人均消耗资源数量呈加权上升的趋势，结构性短缺将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
人口增加与环境恶化的矛盾。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上观察，就总体而论，可以说一部人口增加的历史就是环境变得恶劣的历史。中国人口众多，环境却比较脆弱，人口增加与环境恶化的矛盾相当尖锐。当前由于中国经济处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阶段，贫困状态下由于人口增加到处开荒“土里刨食”式的环境破坏已很少见，满足人口追求高质量消费而加速发展生产，主要是“二元经济”条件下发展型污染变得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环境保护资金、技术、人员的投入，使“三废”产值比（增加单位产值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量）下降许多；但“三废”的绝对数量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总体环境质量在继续下降。近海污染、地下水污染、高原草场退化等不大被重视的潜在环境恶化威胁很大，许多已达到临界点。面对未来半个多世纪内人口要再增加4亿，国民生产总值要再翻上数番，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和提倡适度消费，实是保护环境治本的方略之一。
现实人口与发展经济的矛盾。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观察，人口问题集中表现在：一为人口多、消费大。按照保持原有居民生活水平的新增人口消费投资率＝人口增长率×投资系数计算，1995年当在3.9%左右（人口增长率＝1.1%，投资系数＝3.5），不能不影响到积累和经济发展速度。二为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就业压力持续增长，大约可一直增长到2020年前后。三为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难以步入由“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的良性循环。四为人口城市化水平低，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二元经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相适应。五为人口地区分布失衡，中西部人才匮乏已成为那里经济发展的掣肘因素。因此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要求在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和调节人口的结构，实行以数量控制为重点，“控制、提高、调节”相结合的战略方针。
人口状态与社会进步的矛盾。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们关系的总和，包括经济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的上层建筑。由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取决于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因素，并同人口状况有着密切联系。社会表现为人口生产的外部条件，人口融于社会发展之中。运用社会和人口分层理论，在将社会分成主体调控系统、媒介系统、客体系统，人口分成领导层人口、执行层人口、承受层人口以及三个层次交叉结合层人口基础上，尽管哪个系统层次人口均存在数量过多、素质不够高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体调控系统及其领导层人口，社会调控媒介系统及其执行层人口增长最为迅速，反映出机构臃肿、效率不高矛盾最为突出。究其原因，固然主要在于旧的体制未能真正打破，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尚未建立和完善；但是人口和生产年龄人口——从业后备军的过度积累，对“精兵简政”一类改革的积沉效应，也应给予恰如其份的估量。
注释：
①a 资料来源：四川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六县（市）计划生育“三结合”投入与产出对比调查，1996年。①b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
标签：经济建设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控制环境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