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的口述历史服务 *
●马泳娴
(广州图书馆 广州 510623)
[摘 要 ]口述历史服务作为一种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职能的创新服务方式，具有以人民为中心、资源和服务可整合这两大特点。文章通过文献调查和网络调查，对国内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省直属档案馆、省级综合博物馆以及澳大利亚各州立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服务情况进行考察，认为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的口述历史服务对塑造社会共同记忆、共同价值观以及公民素养有重要意义，并以广州图书馆、广州市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为例，提出文化机构可以通过资源建设、服务供给和宣传推广这3方面的合作实现口述历史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系统性“融合”。参考文献13。
[关键词 ]口述历史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
口述历史最基本的三种概念可以简化为: 作为一个学科分支、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作为一项服务项目，在第三种概念下，口述历史可被视为是图书馆、档案馆或其他信息机构的一项必备或常备的职能，与参考咨询、流通服务、市民讲座等并列[1]，也可称作口述历史服务。目前，国内图书馆采集口述历史资料关注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针对性较强，通过合作采集、应用新技术和资源共享等手段将口述资料纳入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2]。档案部门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将口述历史档案与建设城市记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地方特色相结合[3]。博物馆则从“博物馆的基础工作”“本馆所处城市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口述历史记录”和“非物质文化及民俗文化”这3方面着手进行口述历史记录[4]。以上特点反映出3个机构现阶段的口述历史服务侧重对资料的采集，强调机构的保存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它们的服务职能。由于各机构的口述历史资料在主题上各具特色又互有渗透，因此从单个机构的角度讨论口述历史服务有所欠缺。鉴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是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可尝试从公共文化服务视域讨论口述历史服务，突破个体视角的局限，思考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口述历史服务的价值，找到二者系统性融合的有效路径。
1 口述历史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
根据201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下简称《保障法》)，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实现这一目的有赖于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履行职能，而其职能与文化的功能息息相关。文化的本质功能是以文化人，也就是用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文化基因去熏陶人、塑造人、改造人、凝聚人，从而成就建立在共有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和谐社会。这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首先要承担面向所有人传播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道德和文化素质的使命与功能[5]。
口述历史服务是一种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目的和职能的创新服务方式。个体记忆通过口述历史服务得以保存，并经过累积和发展，建构出特定人群、地区和时代的社会记忆。由此，口述历史服务在教育启迪个体、传承文化遗产和建构社会记忆方面发挥的作用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是一致的。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文化产品。将口述历史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共同价值追求、提高公民道德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使命和目的大有助益。
（1）增加独立董事的数量与占比。将独立董事的占比上调为最少1／2，并且在董事会中至少存在3名及以上的独董。这样可以避免因人员过少而导致独董职权受限问题的发生。
公共文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服务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人民为中心；其二是口述历史资源和服务具有可整合性。口述历史服务在分享故事的同时，把创作主动权交给人民，由公众来记录他们视角下的个人经历、行业故事和时代记忆。此举不但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和参与文化创作等基本文化权益，也为口述历史服务补充更多来自大众视角的材料。目前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开展口述历史服务大多基于本馆馆藏，这既反映出各机构保存特定领域资源的功能和优势，也折射出单个机构开展口述历史服务的分散性和局限性。在公共文化服务框架内，《保障法》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合作提供政策支持，一方面有利于口述历史资料的有效采集、综合交流和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口述历史资源的整合，促使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更有层次和深度的口述历史服务。
工作领域的口述历史服务大多聚焦行业代表，通过他们的故事提炼出该行业所推崇的品质和思想，探究这些思想对地区价值观的影响。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在1975至1993年间对5位作家进行了口述历史采访，一方面揭示在澳生活经历和澳大利亚文学运动对他们文学创作和个人成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向公众剖白其文学作品与澳大利亚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内类似的口述历史服务有吉林省图书馆的“吉林省人物口述历史多媒体资源库”。60位来自文艺、民俗和史学等领域的杰出代表分享个人经历和创作经验，以此激发年轻一代的创作活力，促进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除了文艺领域，近年来口述历史服务在非物质遗产文化领域也发挥了保护和宣传作用。北京市档案馆于2014年启动的“工艺美术大师口述历史档案”项目为20位工艺美术大师建立了时长3 000多分钟的口述档案，记录了大师们的从业经历、作品技艺和对行业的贡献。江西省档案局于2017年抢救性地完成对潘凤霞、祝月仙和熊中彬3位赣剧表演艺术家的口述历史档案采集，为赣剧艺术留下珍贵历史资料。面向这些工艺美术大师和艺术家采集口述历史资源，不仅在于记录他们的个人故事，更在于透过这些经验领会他们对艺术和人生的思考，对行业发展和传承的担当，将其精神和信念升华为维系行业发展的共有价值观。
那么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宣传工具是如何发挥引导民意、论证运动合理性、体现政府执政效能，以及全方位发挥运动式宣传的功能的呢？以“五水共治”为例可总结如下。
表 1国内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和省级档案馆代表案例
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而言，口述历史服务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如何让公众获取口述历史资源，具体包括：引起公众对口述历史馆藏的注意；使公众可以检索到口述历史录音和转录文本；向新的受众群体推广口述历史资源[7]334。从国内案例来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尝试开展口述历史服务，但“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利于口述历史资源的建设、整合和推广。以广州图书馆、广州市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为例，3所机构的口述历史服务尚处于探索阶段。广州图书馆收集有南方都市报在2007至2009年间采集的“广州1976”“高考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访谈资料，以文本格式向公众提供线上访问。广州市档案局的“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设有“口述历史”栏目，内有6份个人口述历史资源。广州博物馆的馆藏以历史文物、地方文献和历史图片为主，目前较少涉及口述历史服务。从3所机构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可以看出他们对广州政治历史、人文风情、城市变迁等主题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公共文化机构不妨以城市记忆项目为契机，通过资源建设、服务供给和宣传推广3种途径加强口述历史服务的合作，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表 2 “香港口述历史特藏 ”专题一览表
国外开展口述历史服务较早，服务机构多种多样，丰富的口述历史服务经验值得国内机构借鉴。基于对国内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和省级档案馆、博物馆的考察结果，本论文拟选择已开展口述历史服务的国外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作为参考对象。由于澳大利亚各州立图书馆和领区图书馆均由政府支持建设，与国内公共图书馆性质相似，且其口述历史服务主题多样，内容丰富，因此论文进一步考察澳大利亚的6所州立图书馆和2个领区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服务，从中选取了5个相对成熟的案例作为参考(表3)。在这5个案例中，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口述历史资源覆盖主题最多，已形成一定规模，可向公众提供普通服务和研究服务。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主要向特定人群采集口述历史资源，通过人群的经历和体验反映历史和社会。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服务聚焦当地社区和本州居民的故事，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和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服务以特定人群为采集对象，但资源和服务在规模上相对较小。
对于美国食品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来说，整体设计上按照从上到下的垂直方式来管理。其中，食品方面的部门以监管工作为主，通过食品类别，促使其权责的划分，针对不同类别的食品，实现不同部门的管理。同时，基于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应用，也可以将其与政府的监督职能结合，这样在总体上才可以为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供保障。在各个独立的监管流程中，美国政府颁布了相关法令，各个结构负责执行，并按照法律法规来维护食品的安全性。其中司法部门主要对存在的执法问题进行处理，促使其决策工作更科学，公众也会积极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能达到司法、政法与立法之间的独立，在食品安全体系中也将促使其职责的发挥与实现。
表 3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口述历史服务代表案例
与澳大利亚各州立图书馆相比，国内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目前的口述历史主题相对单一，服务特色有待拓展和挖掘。但就口述历史服务的意义而言，国内外机构的口述历史服务对社会和公众都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2 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的口述历史服务
2.1 口述历史服务对于社会共同记忆的塑造
口述历史服务可以保存和传递不同群体的思想资源，多维度展现社会历史全貌。在这个过程中，口述历史服务不但有助于培养群体对身份、地区和文化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和凝聚力，也可以促使公众更多地关注社会侧面，引入批判思考和自省。
对于拥有悠久历史的地区和城市而言，口述历史服务更多在于保存发展轨迹，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在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项目中，口述历史版块的一大特点就是收集和保存老北京的历史文化。以《老北京的口述历史》和《大前门：王永斌口述老北京生活》为代表的老北京人口述文献从草根百姓的角度勾勒老北京风貌，涉及人际交往、生活趣味和特色文化等内容。这些细节鲜少被官方文献收录，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真实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图景和北京人的生活变迁，引起本地居民，尤其是老一辈人的情感共鸣。除了记录城市和人的变迁，传承优秀文化遗产也是构建“北京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11位受访人通过采访分享了对天桥卖艺、京剧表演和木版水印技艺等传统文化的回忆，其中专家学者从研究角度讲述老北京传统文化的典故和由来，老艺人和艺术家则以亲身体验分享传统文化的当年盛景和流变传承。艺术家口述历史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收集史料和传播经验，更在于激发当代人在艺术和技艺方面的发展和创新。北京正面临着现代城市发展和人口流动迁移等冲击，口述历史服务通过收集老北京人的回忆、保存老北京传统风貌和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一方面既增强本地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帮助外来人口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
除了保存和传承，口述历史服务还可以通过“发声”和“批判”构建城市记忆。由香港中央图书馆建设的“香港口述历史特藏”广泛收集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除了常见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专题，香港口述历史项目还关注妇女、劳工、移民、少数族裔、居港外籍人士等群体，形成大量记录这些群体境遇、变化和现状的专著及视听资料。对于打造城市记忆，精英群体的故事的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普罗大众和边缘社群的故事和话语同样具有社会和历史价值。口述历史服务一方面通过记录这些相对隐蔽的声音，批判主流论述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并提出基层角度的见解，另一方面也使边缘社群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意识变成批判社会不公的声音[6]。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原住民口述历史”和“西澳大利亚女性口述历史”也给予特定人群发声的机会，促使公众用批判的态度审视社会发展的成就和代价。在“原住民口述历史”栏目中，多份口述历史资源反映原住民群体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态度演变，部分口述者以亲身经历展现了20世纪初期的“白澳政策”对“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①及其家庭带来的伤痛和影响。“西澳大利亚女性口述历史”以生活在西澳大利亚州的女性群体为切入点，通过她们的工作经历、家庭生活和个人发展反映妇女运动、妇女参政和经济危机等重要历史事件。这些口述历史不但体现了西澳大利亚妇女为政治和经济权益不懈斗争的精神，也促使社会正视妇女群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公待遇，承认她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独特贡献。
2.2 口述历史服务对于共有价值观的塑造
结合机构馆藏特色，多角度、有重点地为公众提供口述历史服务。就建设广州城市记忆而言，无论是以名家还是民众为对象，所采集到的口述历史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3所机构可以发挥各自的馆藏优势，结合口述历史服务建设更全面、有深度的社会记忆。广州图书馆可以把挖掘口述历史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利用丰富的广州本土文献帮助读者把口述历史中感性、零散的信息整理和转化为理性、系统的知识。广州档案局立足于收集保管档案和合法开放利用的职责，可将严肃的官方史料与生动的口述历史结合，为公众还原一段丰富充实的历史。广州博物馆致力于通过文物实物和精品展览展示广州千年历史变迁轨迹，因此可侧重通过互动式体验加深公众对广州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利用现代技术将文物馆藏与口述历史结合，一方面可以使公众通过口述历史增进对文物背后故事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实体馆藏使口述历史变得具象和立体。因地制宜的服务方式不但帮助3所机构将新鲜的口述历史资源推送给公众，还可以带动馆藏的推广和利用，由此增加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层次和深度。
与移民人群需要改变原有思维或树立新的理念不同，本地居民在多年生活中已形成扎根于当地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口述历史服务主要在于增强他们的认同感。昆士兰州立图书馆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广泛向昆士兰人民采集昆士兰州相关的回忆和故事。其中“回放”社区口述历史项目记录了部分城市或郡的社区情况，特别关注原住民社区经历的冲击、变化和进步。“昆士兰故事”中的口述历史版块则把目光投向商业领袖、艺术家、LGBT群体等人群，在反映昆士兰州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同时，展示了当地居民普遍认可的多元观念。在国内，“香港口述历史特藏”的“地区历史”专题下有不少关于香港社区和屋邨居民的口述历史资源，例如，口述文献《回忆·情：在牛头角下邨的共同岁月》《走进社区觅旧情：寻找油尖旺旧人旧事》，视听资料《香港故事》和《社区口述历史戏剧计划——深水埗总结演出：留住埗城香》。该口述历史专题主要关注生活在老旧社区和香港典型公共屋村的基层民众，通过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反映社区浓浓的人情味，通过普通居民兴家立业的故事展现香港基层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由此，口述历史服务不但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还强化了和平仁爱、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
为掌握国内省级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开展口述历史服务的现状，本论文通过文献调查和网络调查考察了国内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的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省直属档案馆和省级综合博物馆，其中开展口述历史服务项目并已有实体或数字化成果的有9家(表1)。在调查所得的代表案例中，图书馆是开展口述历史服务的主力，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口述历史资源并向公众提供服务。其中香港中央图书馆的“香港口述历史特藏”最为成熟(表2)，13个专题之下根据内容划分若干主题，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香港的社会面貌和群体生活。档案馆正积极开展专题口述历史资源采集，尚未形成系统的服务，而博物馆的口述历史服务还有待拓展。整体而言，国内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省直属档案馆、省级综合博物馆的口述历史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
深化公共文化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加强口述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必然选择[12]，也是公共文化机构合作的主要方向之一。目前广州图书馆和广州市档案局在技术支持下开展了广州人文自建资源的探索，其中广州图书馆有“广州人物数据库”“广州数字文化网”“广州人文数字图书馆”等7个自建资源，广州市档案局主持建设“广州记忆数字文献资源库”。广州博物馆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从3所机构现有的自建资源和发展方向来看，各机构自建的数据库存在主题交叉、资源互补的情况。因此广州图书馆、广州市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可以尝试合作共建以广州人文为主题、面向公众开放的口述历史数据库。在建设思路上，可以通过专题整合现有的口述历史资源和广州人文数字资源，补充文本、图片和影音资料，继续向相关人士采集口述历史。由于数字环境下口述历史资料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文本和录音，因此在具体建设中，机构要注意将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相结合，实现文本、图片与影音资源的组合呈现，打造一个多维度展现城市记忆的口述历史数据库。由此，公众在线下享受口述历史实体成果的同时，也可以在线上实现对口述历史的文本、录音、影像和其他文件的同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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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系统研究中的关键原则 ……………………………………………………Monika Bednarek 郇昌鹏（1.39）
2.3 口述历史服务对于公民素养的塑造
口述历史服务不但可以启发公众对历史和文化深入思考，还鼓励个人主动学习访谈技巧和运用科技手段对资源进行采集、整理和推广。无论是担任口述历史的采访者和制作者，还是作为口述历史成果的阅读者或观看者，公众都能在口述历史服务中找到提升个人素养的路径。
口述历史可以揭露已知事件的未知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未知领域进行新的阐释，而且比起陈述事实，口述历史更多在于揭示内涵[7]33-42。公众通过口述历史不但可以知道口述者当时的行为和结果，还可以了解他们的初衷、想法和思想转变。基于这一原因，不少机构向经历过特定时期或重大战争事件的人群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例如，上海市档案馆收集的口述资料《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奥斯维辛”：记忆最痛处》和《母亲凌维诚：从上海小姐到谢晋元夫人》，湖南图书馆采集整理的口述历史文献《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香港口述历史资源”提供的口述文献《战斗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和《东纵·边纵香港老战士：抗日战场回忆》等。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在2007年进行的“越南战争老兵口述历史项目(Vietnam Veterans Oral History Project)”访谈了14位越南老兵和部分参与或经历过越南战争的人[8]。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制作了“重视我们的老兵(Valuing Our Veterans)”口述历史专题，对20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东帝汶战争的维多利亚人民进行访谈。经历过战争的老人通过口述历史一方面直接揭露了战争的残忍伤害和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间接引导公众从更多角度思考自己所熟知的历史。公众以聆听者和阅读者的身份参与口述历史服务不仅是增加个人积累的过程，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和文化的挑战和洗礼，引发思考和感悟。
当个人以采访者的身份参与口述历史服务时，他不仅接触到直观凝练的史实和记录，还获得了亲身体会和深入探寻的机会。参与者在口述历史实践中会接触和运用多种技术，如录音和录像设备的使用、档案的妥善储存和长期保存、网站的管理和运营等，这对提高个人技能和审美都有积极的影响。国外相关机构认识到口述历史服务在塑造公民素养方面的优势，早有将口述历史作为教育或教学方法的尝试和经验，例如，学生通过参与口述历史项目学习管理专业的理论和历史，以更生动和直观的方式获得知识和经验[9]；西班牙传统语言学习者在向拉丁美洲移民家庭采集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不但更新了对家族历史的认识，还增强了自身的语言自尊[10]。此外，公共文化机构也有向公众提供口述历史制作指导和参与口述历史资源管理的机会，如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提供《如何进行家族史访谈》的录音文件和家族史访谈工具包，鼓励和帮助公众学习采集家庭口述历史。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向社会招募热心志愿者为其口述历史馆藏进行标引，促进口述历史资源的推广和使用。在国内，随着口述历史实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多人从口述历史成果的享有者变成口述历史实践的参与者。香港的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校际历史研究比赛，为参赛学校的师生提供口述历史方法训练, 鼓励学生从长者的记忆重构地区的历史[6]。始于2014年的“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旨在鼓励高校学生和年轻人通过口述历史影像记录他们身边的历史。在前两季“家·春秋”计划中，来自全国101所高校的182个团队，完成了147部口述历史影像作品[11]，题材涉及抢救民族文化记忆、保存地方集体记忆、反映特殊群体处境和生活等。经过专业软件剪辑加工，口述历史以影像纪录片的形式向公众展示了当代青年群体对历史传承的热忱，对社会责任的思考。
3 公共文化服务与口述历史服务的系统性 “融合 ”
IWRAP MKⅡ软件默认在原油油船、成品油油船、化学品船、天然气船、集装箱船、杂货船、散货船、滚装船、客船、快速渡船、支持船、渔船、油船、其他船对这14种船型进行区分，每种船型按25 m间隔分为若干个长度类别，分别为0～25 m，25～50 m，…，400 m及以上。此次计算的基础数据为集装箱船舶数据，填入集装箱船的交通流量分布即可。
3.1 资源建设层面的融合
以需求为导向，以特色为亮点，建立多层次的口述历史馆藏。在广州城市发展浪潮中，保留本土特色和保护传统历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图书馆特设“广州人文馆”，重点拓展地方名人的著述、相关文献和藏书。广州市档案馆收集了大量与广州相关的声像档案，广州博物馆收藏了近千件从广州出土和采集的各时期的文物和照片等实物馆藏。这些特色鲜明但层次相对单一的资源可以作为开展口述历史服务的基础，与口述历史资源一起构建多层次的口述历史馆藏。例如，广州图书馆可以基于现有的名人特藏，对地方名人、家族成员或后裔采集口述历史，使读者对地方名人的个人经历、著述作品和创作动机等有更深入的了解。广州市档案馆可配合专题展览向主题相关人士开展访谈，使声像档案与口述历史资源相辅相成，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为公众呈现档案及其背后的故事。广州博物馆可邀请参与广州文物出土和采集工作的相关人士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整理所得的口述历史材料既可作为当时工作记录的补充资料，也可经过加工成为向公众解读馆藏和拓展知识的资源。多层次、有特色的口述历史馆藏有利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通过多种方式履行提升公众文化素养的职责，加深公众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了解，进而增强他们对广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生活领域的口述历史多以特定时期和地域范围的普通民众为对象，通过收集他们的生活故事，探寻一定时期和区域内联结独立个体的情感或思想纽带。外来人口和移民群体是城市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密切关注的对象，澳大利亚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较早开始通过口述历史记录外来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情况。西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了20世纪80年代个体移民的口述历史，内容涉及移民群体工作生活、种族歧视遭遇、犹太人社区情况等。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收藏的移民口述历史资源包括：1920年～1940年间从意大利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女性的口述历史访谈，由新南威尔士族裔事务委员会(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New South Wales)在1981年～1987年间对来自13个国家的移民的采访，2013年～2014年间由新南威尔士州接收的非洲、中东和南亚难民以及寻求政治避难者的口述历史等。从20世纪初到近年的移民口述历史通过让移民发声，展现了移民群体生活的诸多侧面——妥协与坚持并存的思想斗争、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碰撞交融的多元文化。不同时期的移民口述历史不但体现了移民以多种形式融入社会的过程，也折射出澳大利亚对移民群体日渐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认可。
3.2 服务供给层面的融合
通过对个人工作和生活的记录，口述历史服务可以弥补行业志、地方志和档案记录等官方文献资料的不足，使公众在生动翔实的史料中深入挖掘行业集体认同的价值准则，切身感受地区共同认可的精神信念。
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利用口述历史服务满足特定群体的文化需求。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点任务是关注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为他们量身定制公共文化服务。当前广州图书馆、广州市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服务主要是在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以及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这些服务可以满足他们享受文化成果和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但对他们创造文化产品的需求支持不够。针对这一问题，公共文化机构不妨联合口述历史团体组织、口述历史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为弱势群体提供口述历史服务，使他们在享受文化成果的同时，掌握创造和生产文化产品的主动权。广州图书馆目前广泛与志愿机构和团体合作，为视障人士举办“无障碍电影欣赏会”“盲读快乐营”“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以此为基础，广州图书馆首先可以在视障人群内小范围尝试口述历史服务，比如以参与活动的视障人士为采访对象，请他们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与广州图书馆的故事，由此记录公共文化服务给他们带来的改变，反映公共文化服务在弱势群体服务方面的发展进程。广州市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可根据机构的实际情况，将口述历史逐步融入到现有的面向弱势群体的的活动和服务中。在口述历史服务中，这些弱势群体既可以充当听众和观众，从他人的口述访谈中获得情感慰藉和精神启迪，也可以作为采访者或受访者，通过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形成植根特定群体生活的公共文化产品。
3.3 宣传推广层面的融合
多种形式主动推荐馆藏，引起公众对口述历史资源的关注。如前所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口述历史服务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如何让公众获取口述历史资源。一方面，普通公众难以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馆藏中“偶遇”口述历史资源，另一方面，由于藏品的特殊性，档案局和博物馆的馆藏不可能被随心所欲地使用。因此，3所机构首先应主动公开和推荐其收藏或制作的口述历史资源。广州图书馆在线下可通过专题书展和小型沙龙等方式推荐口述文献和影音资源；在线上则可以将口述历史数字资源与数字书展相结合，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和使用馆藏内容。广州市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在线下可配合展览在导览软件中加入口述历史资源，或结合科技手段举办新型交互式展览，引领公众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方位感受口述历史。在线上，这两个机构不但可以沿用网上平面展览的模式，还可以打造数字展厅，令公众在全景看展的同时，实现对口述历史文本、音频和影像的同步访问。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推荐口述历史资源，可以使口述历史服务在传播和使用中保有持久的生命力。
丰富活动深入基层，向新的受众群体推广口述历史资源。尽管广州图书馆、广州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且有颇为可观的访问人数，但实际服务人数和范围可能因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而受到限制。因此，3所机构宣传口述历史服务的活动不能局限于馆内，还要走出机构，深入到基层之中。广州图书馆在广州公共图书馆体系中担任中心馆的角色，则其口述历史服务可以适当配送到各区域的总馆和分馆，进入社区和街道向居民推广。广州档案局和广州博物馆可考虑从学校、部队和社会团体等入手，对特定人群进行定向宣传，定期定点举办展览或活动，吸引更多群体关注和使用口述历史服务。然而，受限于机构工作人员的数量和精力，仅靠他们推进口述历史服务难以为继。因此，公共文化机构可以与口述历史相关组织和志愿者团体等合作举办推广活动，同时将口述历史服务带给这些合作伙伴所服务的人群，进一步扩大机构口述历史服务的受众范围。
范峥峥知道，胡马强是不会再联系自己了，想下一步怎么办？该如何去面对丈夫？她的头脑中一片迷茫，想想自己还留在老家的儿子，她的心里掠过一阵难言的酸楚和苦痛。
4 结语
长久以来，口述历史给公众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历史学口碑资料或档案资料的层面，与公共文化的关系不甚明显。实际上，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出发，“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已经暗示以人为中心的口述历史服务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有可为。同时，从口述历史发展的角度考虑，口述历史只有除去狭隘的学术气息，符合历史事实，通过讲故事的形式，面向广大听众，妥善保存并经常被使用，才能在多领域获得丰硕成果[13]。因此，实现口述历史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并不是将口述历史拉下学术神坛，反而是在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它的人文气息，从更宽广的层面论证口述历史服务对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深远意义。
峋四爷走近香炉，点头道：“难怪，的确是好香。既然是香囊里的残香，也没什么可惜的，物尽其用，倒也得其所哉。”
注释
①在20世纪初期“白澳政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对原住民采取同化政策。1910年，澳大利亚政府以改善原住民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将原住民儿童送到白人家庭或政府机构照顾，接受白人文化教育。在1910至1970年间，近10万名原住民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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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History Service in the View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Ma Yongxian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23, China)
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service method which help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chieve its functions, oral history service appears human-centered and integrated. Through literature and web research, this paper looks into oral history service of domestic large comprehensive public libraries, provincial archives and provincial comprehensive museums,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as well as state libraries in Australia. Based on typical cas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the view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oral history serv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social memory, shaping shared values and cultivating civic literacy. With Guangzhou Library, Guangzhou Archives Bureau and Guangzhou Museum as examples, the paper suggests oral history service can be integrated into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service supply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13 refs.
Keywords Oral history servic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Library. Archive. Museum.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路径与经验总结：口述史与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探索性研究”(17YJC870019)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法分类号 ]G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845(2019)02-0052-07
[引用本文 格式] 马泳娴.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的口述历史服务[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2)：52-58
[作者简介 ]马泳娴，硕士，现在广州图书馆工作。
[收稿日期 ]2018-05-14
(刘 平 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