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全面发展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_世界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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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角度来探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发展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变化,即世界经济体系开始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过渡。而30年代经济危机正是由这种变化所引起的,是一战产生的一种国际经济失调的结果。在以世界整体发展为特征的20年代,国际经济失调首先表现为供需矛盾的出现:一方面是投资过度,带来经济高涨,另一方面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其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中;最后是欧洲经济对美国的严重依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这一特殊地位造成了1929年美国首先发生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欧洲并蔓延到整个世界。

资本主义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而30年代经济危机,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讲,都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它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的一次大危机,而且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危机。为什么这次危机扩散的地区那么广泛,发展的程度那么深刻,持续的时间那么长久;为什么无论是通过微观经济手段,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有效地对付所出现的难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一直为西方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所重视。

对于这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学术界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霍布森提出过消费不足论[①],施皮特沃夫认为是投资过度[②],凯恩斯认为危机的原因为有效需求不足[③]。与此同时,罗宾斯认为危机之发生是由于工人的工资过高而使产业家无利可图所致[④]。加尔布雷斯认为生产力的提高与消费水准的提高太不相称是大危机的主要原因[⑤]。斯文尼尔森认为大危机是经济结构不稳定的结果[⑥]。汉森较为明智地看到大危机是经济长期停滞的结果[⑦]。罗斯巴德则别出心裁地指出,大危机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引起[⑧]。弗雷德曼认定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了大危机[⑨]。萨缪尔森则指出,大危机不过是一系列历史的偶然事件的结果[⑩]。

以上各家所见大多只从表面现象探索危机的起因,很少有接触到根本社会制度问题,即否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必然性。萨缪尔森的上述意见已经很明确,而在大危机具体原因的解释上与其相左的弗雷德曼则说得更明白:“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而造成的”,“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远远不是私有企业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的象征。”[①①]也有少数学者如多布和斯特彻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后者的思想不久即动摇。因此,西方学者尽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花费了巨大精力来研究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正如巴特拉指出的:“事实上,这场萧条乃至任何其它萧条的基本原因至今仍然困惑着专家们”[①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探讨这次危机原因时,一般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消除的痼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对具体的原因则较少分析。我们认为,探讨这次经济史上至今绝无仅有的危机的原因,不仅可以深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可以了解3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推动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研究。

在探讨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原因时,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甚至以此来代替对危机原因的具体分析,显然就无法从本质上认识问题。只有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的指导下,深入考察危机前的世界整体发展进程,找出这次危机在世界整体发展进程中的具体表现,才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而最终揭示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与“人类历史进入到20世纪,世界已形成为一个整体”这一历史特征密切相关。鉴于此,笔者拟从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角度来探讨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世界最终成为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此,世界进入以整体发展为根本特征的新阶段。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生产方式不同、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活动已联系在一起,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赖。全世界政治生活相互隔绝的状态,已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化状态所取代。世界上出现的各种重大事件,已成为世界全局的一个局部,成为世界整体的一个部分。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紧密的网,彼此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危机已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病态,席卷整个世界,影响世界全局和各个国家民族。因而,此后出现的经济危机,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性。由于这时生产的社会化已经国际化,而占有者仍然是少数国家的少数垄断资本家,这既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也是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因此,20世纪世界整体发展是探讨30年代经济危机原因的出发点。

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发展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金本位制。这种制度有极大的优点,黄金价值稳定,为举世所接受,可以作为理想的世界货币;总且在世界普遍实行金本位制下,物价与汇率都比较稳定,计算也很方便。这对世界经济的正常运作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实,那时实行的金本位制是英镑本位,英镑代替黄金执行国际货币的职能。英镑是国际上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伦敦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英国几乎占欧洲向海外出口的1/2和进口的1/3,伦敦也是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英国和占世界人口1/4的英帝国大部分地区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并且英国还把这一原则推行到世界经济中。可见,在没有任何世界经济机构的时候,英国实际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一战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①③],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逐渐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不能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起主导作用了[①④]。一战使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列强争霸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垮台,奥匈帝国崩溃,沙皇俄国被推翻,在欧洲争霸舞台上,只剩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而它们的实力普遍受到削弱。相反,在战争期间,美国的经济实力随着其金融实力得到加强:其国外投资从1913年的35亿美元上升到1919年的65亿美元,而英国在此期间则由183亿美元下降到157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大为增加,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美元,要比英国所增加的大得多,英国的黄金储备由2亿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英镑的汇率由1914年1英镑兑4.86美元下跌到1921年3.78美元[①⑤]。

一战后,英国政府打算恢复战前的经济制度,再造昔日之辉煌。为此,英国经济部门在战后初期立即着手制定恢复金本位的政策。1925年英国终于恢复了金本位和旧的平价,即规定1盎司黄金等于3镑17先令21/2便士,1英镑可以兑换4.86美元[①⑥],这是过去多年来实行的。但事实上,英镑的定值明显地过高了。而当时财政大臣丘吉尔认为,要保持大英帝国的地位,必须保持英镑的旧平价,防止美元成为英镑强有力的对手。可是,英国试图通过恢复旧的经济制度来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这样的任务已非它力所能及,加上其经济受到1920—1921年危机的深刻影响,在整个20年代又一直陷入隐蔽的危机之中。凯恩斯曾明确批评这种恢复金本位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每当我们向国外销售任何物品时,不是外国买主必须多付10%的货款,就是我们得接受少于10%的我国货币。因此,丘吉尔先生是提高汇率10%的政策就迟早是一种在每人1英镑工资中降低2先令的政策。”[①⑦]亨德森也说过:“旧的国际秩序已经被永远毁掉了。要重建这个旧秩序,结果只能是徒劳无益和灰心失望。”[①⑧]

英国过去总是通过向陷入金融危机的地区运送黄金,帮助处于困境的国家维持其清偿债务的能力。亨德森说:“伦敦现在已经无法履行这一类关键性职责,也没有别的中心愿意并且有能力来履行这种职责,这就是当今世界发生困难的实质所在。”[①⑨]综上可见,英国已不能再在世界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了。在世界整体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尤其在20年代,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更需要有秩序和主导力量,而起主导作用的将是这样的国家,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规则,为其它国家确立行为准则,力求其它国家遵循那些原则,为该体系承担超过应有份额的负担。特别是在该体系处于逆境的时候,通过接受该体系的过剩商品和维持投资资本的流量等措施,来支持该体系。英国迄至1913年的约100年间,正是起着这样的主导作用。30年代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和破坏程度之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发挥其世界经济体系的保险者的作用,而美国又未能扮演这一角色。

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一战而完全改变。美国9在一战后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其国民收入总值从1914年的330亿美元上升到1918年的610亿美元。特别是工业发展很快,汽车、电气、化学等现代工业部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②⑩]。而且,美国的军事介入对大战的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威尔逊参加和平谈判,以及他在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使美国跃上了第一流世界强国的地位。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说的,“1918年,世界领导权已奉献给美国。”[②①]美国“新左派”史学家威廉斯也认为,美国早在1922年的裁军会议时期,就在休斯的领导下起世界性的领导作用[②②]。当时,斯朗和哈里森领导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及莫罗、拉蒙特和戴维斯为代表的金融界人士,都对欧洲事务感兴趣;道威斯和梅隆也卷进了国际金融和外交事务之中。然而,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卡伯特和洛奇在反对《凡尔赛条约》与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孤立主义。美国对其在国际上的作用没有把握。它认为英国在谈判策略上更为刁钻精明、老于世故和狡猾阴险,所以到头来美国总是以有所失而告终。此外,美国政府对自身的力量有较清醒的认识,认为自己尚未强大到足以与战前的英国同日而语。因而,美国迎合了战时产生的民族主义感情,一切从狭隘的本国利益出发,对欧洲的力量均势避而不作公开的承诺,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1920年,哈定当选为总统,对于曾经鼓舞过威尔逊的民主和国际合作的理想,他以民族主义信念进行反对:“我对我们美国抱有信心,美国拒不要求任何外国列强的理事会来向美国的责任指路……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民族性的自私,可是我则认为是一种对献身爱国精神的鼓舞。保卫美国第一——考虑美国第一——提高美国第一”[②③]。1924年,柯立芝总统又提出了“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的口号。因此,在整个20年代,美国单纯地追求本国利益,拒绝承担国际责任,从而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总之,30年代经济危机是由世界经济体系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过渡期间的脱节现象引起的,是一战产生的一种“国际经济失调”[②④]的结果。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大不列颠帝国已不再拥有调节世界经济体系的手段,而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又未能承担这一领导任务。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力量。在20年代不仅缺乏对世界经济起稳定作用的国家,也没有协调世界经济的国际机构。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虽是世界性组织,但由英、法操纵,美国拒绝参加,使它不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尽管国联为使各国实现更大的经济合作而作了种种努力,如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和1927年日内瓦会议,但由于各国都想以牺牲别国的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也未能真正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可见,在世界整体已经形成的20年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既没有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也缺乏协调世界经济的国际机构,其结果必然出现国际经济失调,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以世界整体发展为特征的20年代,国际经济失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出现了供需矛盾。在世界整体形成以前,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供需平衡;在世界整体形成以后,对供需平衡的客观要求更加强烈。而在20年代这种供需平衡逐渐被打破,出现了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其最终结果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一方面,投资过度,带来经济高涨。首先,一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严重创伤,为弥补战时损耗,各国进行了大量投资,恢复和更新固定资产,并引起日用消费品需求的扩大,这使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都得到相当的发展。其次,战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生产中实行了技术革新,汽车开始广泛地用于运输业,致使汽车工业与建筑业一起成为维持各国经济“繁荣”的两大支柱。汽车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橡胶、石油加工、制革及其它许多相关部门的发展。同时,各种原料和燃料综合利用的方法也得到了迅速推广。这样,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建立和发展起来了。新兴工业的发展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再次,战后各国大力推行“产业合理化”运动,进一步改善“泰罗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的新高涨。最后,由于受到广告宣传和分期付款购买方式的刺激,家用电器出现广泛需求,消费品市场迅速膨胀。同时,它也表明:不增加信贷,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货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贷量就会减少。所有这些表明,由于战后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等,使经济得到发展,并走向繁荣。随着生产的发展,利润不断增加,更大规模的投资又开始了,经济在新的起点上开始高涨起来。

另一方面,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首先,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几乎丧失了工业品购买力。其次,利润分配不当,需求相对减少。在国民收入中,利润部分越来越多,而作为工资的那部分相应减少,这就使财富主要用于进一步扩充工业,而购买力却相对下降。例如,1929年占人口5%的富豪,竟据有国民财富总额的1/3[②⑤]。20年代中期,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品的增长率为2.6%。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就业人数几乎没有上升。最后,国际需求不足。一战使大量黄金流入美国,欧洲各国贫困,而美国富裕了。由于美国的高额关税,使欧洲各国不可能用黄金或商品来偿付美国的货款,而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在欧洲产生了高额关税的新浪潮,甚至连英国也放弃了行之已久的自由贸易,以保护其工业,随后它的各个殖民地积极加以仿效。实行这种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必然是减少国际市场需求。

总之,由于存在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经济危机是必然的。

第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中。世界整体形成以后,不但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加强,而且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慢性农业危机必然影响工业危机。

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一直陷入慢性危机而不能自拨。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二次长期农业危机,按其规模和影响来说,比19世纪农业危机要大得多。在这次危机逐步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各国农产品过剩的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农业人口的收入和其它行业的收入差距拉大;农业人口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这对以后的工业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人,长期的痼疾促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

一战期间,由于各国对粮食的迫切需要,使农业生产有了大的发展。这使战后粮食生产出现过剩,引起严重滞销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跌落。在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同时,农业生产出现了停滞现象。农业生产的停滞又加速了小农的破产过程。小农的破产导致农业人口的购买力不断下降,最终加深了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供求矛盾。

在整个20年代,资本主义农业对当代科学技术成就利用得很不够,相对说来,它更加落后于工业。此外,还存在许多对农业发展不利的因素,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增大;银行信用系统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借贷剥削;农产品运费一直上涨;对农民征收的赋税不断加重。垄断资本对农业的种种剥削,是农业危机拖长和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场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国际经济的调节机制。

农业危机的尖锐化及其与工业危机的相互交织激荡,使30年代经济危机变得更加严重,这也是30年代经济危机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业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包括粮食、经济作物和畜产品的各种农产品价格普遍急剧跌落。资本主义农业出现了倒退现象。由于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大大超过了工业品,农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这样,工业危机加深了农业危机,而农业危机又使工业危机更加尖锐。

第三是欧洲经济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世界整体形成以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强,到20年代,欧洲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尤为显著。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这一特殊地位造成了1929年美国首先发生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欧洲并蔓延到整个世界。

一战使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削弱,战前每年给欧洲带来大量利润的海外投资遭到严重损失。英国失去其对外投资的1/4,法国失去1/2以上,德国失去了全部投资[②⑥]。战前,欧洲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起主导作用,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到1914年,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期国债的3倍[②⑦]。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它们先被迫出售了在美国的有价证券,然后又向美国政府和私人借款。到1919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沦为美国的债务国。因此,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维系于美国的不断贷款与投资,因而造成了欧洲经济对美国的严重依赖。罗伯逊指出:美国打一喷嚏,欧洲就得肺炎[②⑧]。到1924年,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增加到449900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②⑨]。这种国际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现象,是30年代经济危机之所以迅速席卷欧洲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入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已形成为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德国经济的恢复是世界经济普遍复兴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德国经济不能复兴,不但无力担负巨额赔款,而且其它欧洲国家的经济也将受到很大影响;如果整个欧洲经济不能恢复,便不可能偿付欠美战债,从而给美国经济造成影响。然而,德国经济的复兴又完全取决于美国的贷款。因此,美国财政制度就成了欧洲经济稳定的柱石之一,对美国的依赖已成为欧洲经济体制运转的原动力。正如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便不可能复兴欧洲一样,在1923年以后,如果没有美国贷款,欧洲国家就不可能支付赔款或战债。所以,大量的美元是作为德国贷款流入欧洲,然后德国又向法国、英国和一些小国偿付赔款;同时,协约国用德国偿付的有限赔款来偿还它们每年应还给美国的战债。对此,凯恩斯在1926年写道:“赔款和协约国之间的欠债,主要是在纸面上,而不是用物资来清算的。美国贷款给德国,德国把同样数值转给协约国,协约国又把它送回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转手一没有人失去一个便士。”[③⑩]于是,赔款和战债问题紧紧连在一起,合二为一,而解决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所有国家都被赔款和债务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束缚在美国强大的财政结构之中,结果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超越大西洋的三角债形式:美国人借钱给德国,德国以赔款形式给协约国,最后协约国作为战时债务还给美国。这一循环过程的继续存在,归根到底是靠美国资本。这种贷款——赔款——战债的连锁关系恶化了整个20年代的国际金融机制。德国虽然利用大量的外国贷款按期偿付赔款,但使国家债台高筑,其赔款能力完全取决于以美国为主的国外贷款与投资。故一旦华尔街有什么风吹草动,美国自身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美元这个供给中心停止运转,便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欧洲产生巨大影响,整个脆弱的世界经济结构就要倒塌下来。史无前例的30年代经济危机所揭露出来的就是欧洲经济对美国的严重依赖。

综上所述,30年代经济危机是由于世界进入以整体发展为根本特征的新阶段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而引起的,是一战产生的一种国际经济失调的结果。在世界整体形成以后,由于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的不平衡性,20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化进程的趋势认识不足,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日益相互依存,任何一个地方的崩溃都将对整个体系带来严重后果的道理,还没有深深渗透到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意识之中。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2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诸多失策,由此导致了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然而,世界整体发展进程得以延续的事实再次告诉人们,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各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终究是割不断的,且其日益加强之势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谁违背了这一规律,必然要在世界整体发展进程中碰壁,必然要遭到惩罚。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植枬先生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①、②、④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61页。

③、⑨、①③、②④艾蒂安:《1929—1938年大萧条》,斯坦福1984年版,第44、45、41、43页。

⑤参见《时代周刊》,1982年第2期,第14页。

⑥、⑩、①⑨、②⑧查尔斯:《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19—22、247、331页。

⑦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1页。

⑧默里·罗斯巴德:《美国的大萧条》,堪萨斯1975年版,第32—33、295页。

①①米尔顿·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50页。

①②莱维·巴特拉:《1930年大萧条》,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页。

①④里斯·戈伦韦:《大萧条,在1929—1933年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伦敦1970年版,第2页。

①⑤、②⑩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193、198页。

①⑥约翰·加勒特:《大萧条》,圣迭戈1986年版,第21页。

①⑦凯恩斯:《劝谈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5—186页。

①⑧休伯特·亨德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及其它论文》,牛津1955年版,第236、290页。

②①卡尔:《二十年的危机,1919—1939年: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伦敦1946年版,第234页。

②②参见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

②③克劳德·朱利恩:《美利坚帝国》,纽约1971年版,第173页。

②⑤约翰·斯珀林:《大萧条》,斯科特1966年版,第153页。

②⑥、②⑦、②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4、614、683页。

③⑩莫瓦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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