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学”研究领域若干基本问题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领域论文,国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念辨析以及研究动机和出发点的考察
1.“国外毛泽东学”概念辨析
从字面上看，笔者所说的“国外毛泽东学”，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国外”，二是“毛泽东学”。这里的“国外”是指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但需交待的一点是，港澳台三地的毛泽东研究虽然不能算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但它又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内毛泽东研究”有实质的不同。关于“国外”这个概念，也不同于“西方”这个说法，“西方”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东方而言的，最初这种划分只是在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进行的。但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西方”这个概念逐渐就与“资本主义阵营”联系起来，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用“国外毛泽东学”这个说法，目的是区别于“西方毛泽东学”和“西方毛泽东研究”。比如说，苏联的毛泽东研究，自然也应当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联不是西方，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组成部分。再来看一下这里使用的“毛泽东学”概念，一般而言，指的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如果从宽泛一点的角度看，国外学者在政治运动和“革命实践”中对于所谓“毛主义”的解读，也应当容纳到“国外毛泽东学”的概念中来。
2.研究动机和出发点
一种研究的展开，总要有个目的和动机。对于国外毛泽东学加以关注，展开研究，同样也有一个出发点和动机的考察问题。或者说，关注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何处。
国外学者关注毛泽东，有复杂的原因和动机。早期的国外毛泽东研究，主要是外交领域对华政策咨询的需要，无论“左”、中、右三派在这一时期都或多或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呈现出愈来愈强的学术化倾向。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认为，也许毛泽东研究在国外还算不上一个专业化领域，但不能否认的是，对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毛泽东生前时代，研究毛泽东具有紧迫性与现实重要性，因此对毛泽东的一生与著作的分析曾一度在中国和西方流行；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已经不再是西方青年崇敬的领袖。这一情形意味着对毛泽东的研究将日益成为少数专家的事。他们的兴趣由于研究对象政治意义的减弱而日益具有学术性。①可以这样说，在当代，无论国内国外，毛泽东研究已经不再是“显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倒可能是深入推进对于毛泽东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契机，客观上使我们有了可以给出毛泽东学术思想肖像的一个较好时机。如果再加一种补充解释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距离产生美”？对当代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时间维度)；对国外毛泽东研究者来说，他们眼中的毛泽东是一种异域(空间维度)的“审美对象”。相比较历史的当事人来说，旁观者虽不能说一定就清醒，但是研究、反思和审美的确是需要时空距离的。
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意在引导研究者开拓理论视野，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解决全部问题，而是提出毛泽东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的新的“真问题”，进而引发思考与争论。由此，我们或许才能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的多重张力中实现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完整勾画。
二、学科定位问题
作为国外地区研究中“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中国学又可以分为经典汉学(也称传统汉学)和现当代的“中国问题研究”。毛泽东研究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早期“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干成分。此外，国外毛泽东研究还可以在政治学、历史学的范畴内被理解为国外领袖学研究和人物研究中的一个部分。
1.经典汉学
所谓经典汉学，一般是指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外经典汉学，不是西方人对中国的一般的感性认知，而主要是一种思想史层面的研究，研究重点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从实质内容上看，国外汉学，不同于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立场不同、认识框架不同、方法论背景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与从中国本土立场反思自我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尽管在总体上不可能都迥然相异，但总的来说，“异”的层面的东西是显见的。在西方，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开路人，他们集中于中国语言文字、文物、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主要是给西方人做一些资料性质的介绍。这种研究既缺乏学术性，又缺少思想性，但其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法国推动汉学研究向近代转变，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美国的汉学研究始于19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的汉学研究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在他们所谓的“全球普世价值”面前，中华文化是愚昧和落后的象征。因此，研究中国的目的就是如何征服中国，用现代文明改造中国，使其融入西方的价值观体系。进入20世纪，美国的汉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和中国学图书馆。学社成立以来，不仅培养了一批美国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培养了一批能够运用西方学术理论、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同时，这项合作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
2.“中国问题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外中国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向以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演变；在研究方法上，也改变了重视传统，轻视现实的汉学研究传统，开启了以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为主的新局面。在美国，从“汉学”中衍生出来的“中国问题研究”逐渐成为与传统汉学研究相并列的一个分支学科。今天看来，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欧洲尤指法国是传统汉学的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则以美国为中心。在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是“中国学之父”。他打破了美国传统汉学只注重古代汉语研究的模式，重点研究近现代的中国，从而确立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指的是近代以来围绕西方对华政策咨询所生成的一种中国问题研究。这种研究，是经典汉学的一种局部性突变，造成突变的原因是政府的干预。在20世纪上半叶，如果说经典汉学的一批学者还沉浸在“玩味”东方异域文明当中，那么政府直接的对华政策咨询则对汉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费正清是“中国问题研究”的奠基性人物，同时也是海外经典汉学与“中国问题研究”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中国问题研究”与海外经典汉学研究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经典汉学主要是一种思想史的背景性考察，过于深奥、晦涩，与直接的政策层面有比较远的距离。然而，倘若要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离不开经典汉学研究的。但就“中国问题研究”而言，则是政策咨询的产物，其目的是直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向地区研究逐步转变，为了适应战时国际斗争的需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分化，最终使中国问题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经典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如果把太平洋学会作为向地区研究转变过程的起点，那么，远东协会的建立就是这个过程的终点。美国“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群，最初主要是由汉学家构成的。后来，这一研究逐步独立出来，专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在美国这个重镇中的重镇就是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哈佛费正清中心”。中国学从汉学向中国研究的转换，在哈佛大学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斯诺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是这一转换的重要契机。当然，这一转换与费正清本人的学术和人生经历更是分不开的。因此，考察早期西方的毛泽东研究，重点就要考察美国太平洋学会的左翼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这两个人。
3.国外毛泽东研究或“国外毛泽东学”
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的研究，实质上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毛泽东学围绕毛泽东及其思想展开的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研究比较集中的区域，是国外对华政策咨询直接催生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进入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视野。海外中国研究与毛泽东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在经历了经典汉学、传统汉学向“中国问题研究”的转变之后，毛泽东研究实质上充当了早期“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干成分。把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与毛泽东研究贯通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斯诺为代表的美国左翼新闻记者的战时中国报道。为了能够给美国政府提供对华政策决策的服务，美国的地区研究特别是远东地区研究发展起来。当时的中国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汉学家们既无力回答现实中国所发生的很多问题，又囿于学术的严肃而不愿意过多地接触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非学术问题。
可以说，毛泽东既连接了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又连接了中国本土和海外国家，是当代中国与传统汉学之间的一个桥梁。毛泽东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生活在中国由传统、由近代向现当代转换的时期，而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一个组成部分。要理解当代中国，要理解古代和近代中国，就不能不研究毛泽东这样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东方与西方，中国人与外国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虽然共同关注过毛泽东及其思想，但在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研究逐步展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对毛泽东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毛泽东这个人的身上积淀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同时，影响毛泽东思想发展状况的，除了东方的传统外，还有西方的一些东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已经比较广泛。鸦片战争后，列强进入中国，不仅在物质层面冲击了中国，而且在精神层面使中国这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化，各种外来思潮进入中国后，或直接或间接都对毛泽东的思想构成了影响。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研究，成为东西方两种文化交融汇合的一种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魅力，正在于东西方思想都在其身上有所体现。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所从事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源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哲学特别是其政治哲学中又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这种色彩又使得“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完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等同，甚至不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究竟是“教条式的照抄照搬”，还是一种“背离和异端”？在这些问题上，引起后来东西方研究者们广泛的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显示出他们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淡漠和忽视。
三、理论立场和研究视阈考察
外国人研究中国，外国人研究毛泽东，有其特定的理论立场和研究视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与真实的东方之间，一定是存在差异的。当然，若是从严格的解释学的角度看，即使是东方人研究自身所处的东方，中国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毛泽东，也必然不能是与其研究对象完全实现“视界融合”的。可是，比较起来，总是每一位研究者都会有自己先在的认知框架，这种先在的框架性质的东西不能不体现到最终的研究成果上。
既然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的阅读，那么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关系是这种阅读的重要认知背景。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表面上看只是地域的不同，相互的观察和阅读中都含有“异域的情调”。但从实质上看，由于东西方国家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步调并不一致，在现代化的征程上有快有慢，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又穿插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分歧，因此，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不能不包含发达国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偏见和歧视，不能不包含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敌意。也就是说，东西方之间的比较，不简单是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有其先在观察标准与体系。凡是与此体系相一致的就反映了文明和进步，凡与此体系不相一致的，就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这种论调发展到极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尽管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和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但他研究近代中国的基本框架和模式是“冲击-反应”模式，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进入当代，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费正清的另一位弟子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了与其老师费正清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中国中心观”②。柯文认为，西方在近代与东方的接触，从现代化理论一般的分析模式看，是西方在帮助落后东方加快发展；从帝国主义理论分析模式看，是落后东方遭到了西方的“入侵”。这两种分析方法共同存在的问题是不同的立场与“中心”。柯文对指导中国研究的以“西方中心论”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框架的批判，有力地击中了美国中国研究的要害。这一批判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60年代末期左翼批判思潮已经接触但又未完全澄清的“争论的中心问题”，使人们的思考真正转向中国研究的学术发展方向问题，把中国研究从“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柯文看来，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要把这种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新角度就是“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把问题全部解决了。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这样一来，既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又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这样的问题。
总之，澄清“欧洲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景观转换，同时说明构建一种尽可能体现客观与主观相统一、学术中立性与历史真实性统一的研究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重要知识背景，这也为毛泽东思想肖像及其认知图式的勾画和测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地平线。
四、国内译介和研究情况
随着翻译工作的深入进展，国外“中国研究领域”和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在陆续进入中文世界的言说域。一方面，大型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互通和互联网大型数据库的共享，为查阅外文图书资料带来方便；另一方面，大量外语文献中的优秀成果已经翻译成中文，且这部分资料目前已进入整理、消化、吸收的阶段，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和创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准备。在此基础上，已有一系列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综述性研究作品相继问世。这些研究成果是对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初步整理和初步消化。
汉译国外毛泽东研究专著和论文方面。截至目前，海外汉学、海外中国研究之类的丛书大量出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当然，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在早期主要是经典汉学，近期才是逐步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和“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此外，中华书局亦围绕海外汉学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具体到毛泽东研究领域，国内从事译介工作的主要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系统的专家学者。石仲泉、李君如、萧延中等主持了大量的译介工作。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选辑”(共10辑)。值得注意的是，石仲泉和萧延中共同组织编译的8卷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近期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龚育之、金冲及、李君如和李忠杰等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担任了这套《译丛》的学术顾问。这套丛书中的5本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10卷本的修订再版，另外3本是首次译出。这些作品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参考读物，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能低估的。笔者以为，目前的翻译工作还不够，不少重要作品仍需译出。
除著作外，在论文方面，萧延中等做了比较重要的工作。由萧延中主持编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主体是单篇学术论文，也收入了一部分已经译出的国外毛泽东研究专著中的个别章节。单篇论文往往能反映研究的最新进展，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十分便于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学术对接。
文献分类方面。(1)政治传记类。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政治传记尽管也使用编年的顺序，但重在体现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重在体现思想变迁和逻辑结构。已经译成中文的政治传记主要包括以下几部蓝本型作品：首先是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目前已有好几个版本，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自述》亦是斯诺采访本，这是毛泽东所有传记中最为重要的蓝本。其次是施拉姆的《毛泽东》，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和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施拉姆在其《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威尔逊和特里尔的两部传记作品做了非常好的比较，分析对照了两部作品对毛泽东不同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在关注程度上的不同，对其核心观点的认同程度的不同。(2)专题研究类。除了10卷本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选辑”和石仲泉、萧延中主编的8卷本外，可以再罗列以下作品：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诺曼·莱文的《辩证法的内部对话》，R·汤森、沃马克的《中国政治》、R·麦克法奈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1945-1965）、（1966-1982），等等。这种罗列是非常不完整的，仅供一般读者参考，对那些需要展开深入研究的学者是不够的。（3）毛泽东著作海外版本。首先要介绍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主编的20卷本的《毛泽东集》及其补卷。这是一个中文简体版本，囊括了毛泽东的短文、信件等所有种类的作品，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毛泽东选集中收集的资料最广泛的选本。此外，施拉姆退休后被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返聘，负责编辑整理英文版的毛泽东文稿，据说最开始时是想出一个类似全集性质的本子。这是一个英译本，专门为英语世界的学者从事研究用。
扩展性读物方面。扩展性读物比较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海外汉学作品；一类是中国学领域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的其他专著与论文；另一类是西方左派、新左派的著作与论文。这个范围较大，过去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也介入一些。现在，关于“毛主义”的研究已经渗透到左派社会批判文化批评领域，为我们在更高层次解读毛泽东提供了可能。我们引介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撰史，不在于一般性地窥看异域视角下的别样理解，而在于给出毛泽东可靠的思想肖像。因此，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参考文献还要扩展到当代西方诸种学术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文化与政治思潮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基于此，对于纯粹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作品仅能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书目而不是详细的罗列。
注释：
①转引自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②参见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