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历程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文学在急风暴雨中步履艰难而又急促地走完了它的全程，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并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国近代文学是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倘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其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但，许多专家学者在这块处女地上付出的劳动和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我们珍视。今天适逢世纪之交，回顾一下本世纪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论是从总结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角度，还是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 再如黄人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像如上这类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近代文学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五四”之后开始的。我把“五四”至本世纪末的近代文学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开始期（1919—1949）；（二）重建期（1950—1978）；（三）繁盛期（1979—1999）。
二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不清。1921年，沈雁冰（茅盾）著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约13000字， 与刘贞晦的《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名为《中国文学变迁史》。1921年12月出版，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中国文学的，这里只是借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于是“近代文学”这一概念，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以上论著中的“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并未形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他在书中说：“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八九八）说起”；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第2页。）；郑振铎则谓“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页。1958 年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又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一九一八年）”。），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似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概念。
尽管如此，从“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即论述了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这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的是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
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是为纪念《申报》五十周年而作，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1872—1922的五十年，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国近代文学最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时期。《申报》创刊于1872年，19世纪的七十年代正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直到“五四”前后，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如果说他为近代文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似乎也不为过分。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当他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五十年文学变迁的历史时，他首先发现“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它的重要就在于这五十年“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东亚图书馆1924年版，第91页、94页。以下引胡氏文，除注明者外，均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在论著中开宗明义的这几句话，正表明他并非一味“攻击”旧文学，而倒颇有点清醒的“历史主义”观点。胡适说这五十年的文学，由于受到“时势的逼迫”，它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五十年的下半（笔者按：约指戊戌变法之后）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
诚然，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是“死”是“活”的根本缺陷，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除对仍用旧体诗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典型的例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
严复、林纾均是用文言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外国小说的，但胡适对严、林二人的评价却颇有历史主义眼光。他说：
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这话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认识上存有差别，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高文典册”；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天演论》，那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
再如，胡适对于林译小说的评价亦很中肯。他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文“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胡适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如所周知，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是凭借林纾这支以文言为转换符号的生花妙笔，重视了巴黎上流社会肮脏一角所发生的一个哀艳感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外”，“不胫走万本”（注：寒光：《林琴南》；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文苑传》第9卷。），时人誉为外国《红楼梦》。 文人雅士也纷纷献诗题词，连近代翻译大家严复对此都赞叹不已：“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注：《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以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掀起了一股茶花女热。胡适之所以如此看重《巴黎茶花女遗事》，正是基于这部林译小说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胡适在评论林纾译的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和狄更司的《滑稽外史》时又指出：“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力气，更见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毕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得多。”这些言说不仅是“五四”之后第一个对林译小说作出正确评价的文字，而且对后来的研究者也很有启示。不少评论家最常称赞的林译狄更司小说中的幽默情调就是最早由胡适指出的。
再如胡适对于章炳麟，一方面指出他是一个“复古的文（学）家”，批评了他复古主义的文学观，另一方面胡适也正确地指出章氏的“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价值”，“他的古文学功力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并且赞章氏的《国故论衡》是“两千年中”与《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可以媲美的“七八部精心结构”中的著作之一。
此外，胡适对于近代小说的批评也颇具文学史家的眼光。他评论吴趼人的小说时，特别指出外国小说对吴氏创作的影响，这一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如所周知，吴趼人是近代最善于学习外国小说艺术技巧的一位小说家。他主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从某一方面（或结构，或叙事模式，或艺术手法，或小说类型）吸取了外国小说的艺术营养。我们还可以从吴氏的某些小说找出具体例证，比如吴趼人评点过法国鲍福的小说《毒蛇圈》，该书是用的以对话开头的倒叙方式，吴趼人随后创作的《九命奇冤》，明显地学习了这种倒叙的叙事时序，这点胡适在书中已经明确指出。再如，他评论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云：“《怪现状》也是一部讽刺小说，内容也是批评家庭社会的黑幕。但吴沃尧曾经受过西洋小说的影响，故不甘心做那没有结构的杂凑小说。他的小说都有点布局，都有点组织。这是他胜过同时一班作家之处。”证之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痛史》诸作，胡适的话是正确的。
再如对《老残游记》，胡适指出：刘鹗“写玉贤的虐政，写刚弼的刚愎自用，都是很深刻的；大概他的官场经验深，故与李伯元、吴沃尧等全是靠传闻的，自然大不相同了。他写娼妓的问题，能指出这是一个生计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种眼光也就很可佩服了。”如果说胡适对《老残游记》的批评有点唯物史观，该不是毫无根据吧。胡适又指出《老残游记》的艺术特色是长于描写，尤善用“白描”，这个发见以及他在《老残游记·序》中所举例证（如白妞说书、黄河夜月、黄河结冰等），至今仍为人们认同。
总之，胡适的这篇长文确有不少中肯的批评和新的见解，故鲁迅先生在读完此文的初稿后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指示，胜于许多空理论。”（注：《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412—413页。）在“五四”之后不久，这篇长文的出现，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确实有奠基的意义。当然，胡适的此文也是有缺点的，最明显的还是前面已提到的，他以白话、文言来区分“活文学”、“死文学”的文学史观。于此鲁迅在称赞此文的同时亦有提醒：“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人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注：《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3页。）鲁迅的批评十分委婉，剔肤见骨，不难看出鲁迅对胡适以文本符号是否白话作为判断历史上文学“死”、“活”的标准显然是不同意的。此外，胡适的批评也有轻率的毛病。如文中说：“这五十年的词，都中了梦窗（吴文英）派的毒，很少有价值的。”胡适对问题的认识确有独到之处，但有时难免失之主观，此其一例。
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中，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鲁迅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写有《小说史讲义》。1923、1924年又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北京：新潮社）。此书以历史进化的观念依据许多新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小说演变的轨迹，所谓“从倒行里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注：《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页。），此乃真正意义上的拓荒之作。《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专门讲了“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划分了近代主要的三种小说类型，然后考其源流、寻其脉络、择其代表作，进行论述，言简意赅，独到精辟。以鲁迅先生命名的谴责小说而论，《史略》第一次将谴责小说产生的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结合起来阐释，并对这一流派的特点、与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异同作了钩玄提要、极其精辟的概括，其论断至今学界仍奉为圭臬。诚如阿英所说的：“中国的小说是因他才有完整的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许多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注：《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载《小说闲谈四种·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这话并没有丝毫的夸张，此书连同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对近代小说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郑振铎先生于近代文学也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不仅“用了很大的努力和用心”（注：《晚清文选·序》，载《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页。）编选了《晚清文选》， 为近代散文研究提供了资料，而且对近代一些名家如梁启超、林纾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写了《梁任公先生》、《林琴南先生》等长篇论文，此外，他对姚燮、近代戏曲研究亦有贡献。
陈子展先生对于近代文学研究贡献较大，他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出版，作者明确主张近代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沿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词曲、翻译文学这一主线，将三十年来（1898—1928）文学之嬗变与转化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与它稍后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可以互补，后书较前书的论述有了深化。同时两书对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忽视的旧诗词（如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也进行了论述，这样更好地展现了近代文学的全貌及其嬗变的轨迹。
此外，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吴文淇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杨世骥的《文苑谈往》、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赵景深有关近代小说戏曲的考证、安英的《民初小说发展的过程》，以及陈衍的《近代诗钞》、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对近代文学研究均有贡献。其中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晚清小说的断代史。该书1934—1935年著，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1957、1959、1980、1996年又多次重版。此著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的角度来描述和阐释晚清小说（1875—1911）繁荣的概况和原因，作者利用主题学的分类法（实际上是按小说题材分类）将晚清小说分成十二大类，然后对每类代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系统而公允的论述。阿英先生是近代文学图书的收藏家，又编有各种书目，于晚清小说异常熟悉，故资料丰富翔实，是这部小说史的特点之一。作者于晚清小说除重视创作外，对这时期翻译小说也有论述。限于史料和当时的认识水平，书中个别史料的判断、作家生卒年、译著的原作者，乃至作品的诠释均有可商榷之处，但此书对研究近代小说，在当时和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部独一无二、带有引路性质的小说史著作，很有参考价值，亦被国内外视为研究近代小说的权威性著作，影响颇大。阿英还著有《弹词小说评考》（1937）、《女弹词小史》（1938），其中保存了许多近代女弹词家的史料，很有价值，因之也扩大了近代文学的研究范围。阿英还编辑了许多文学资料，于近代文学研究贡献甚多，这将在下面还要提到。
总起来看，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此期所谓“近代”，尽管概念模糊，时限尚不统一，但不论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五十年”（1872—19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末”、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的“近代”（1898—192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其言说重点均指近代文学史中最主要、最具特色（近代性）的主体部分。作为近代文学的重心，以上各家的诠释对于尔后开展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在今天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五四”时期，胡适、郑振铎、钱基博、陈子展等人不约而同地均把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联系起来论述，这一见解足可见出以上诸家的卓识。
第三，“西学东渐”是近代文学发生新变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均重视翻译文学，鲁迅、胡适、郑振铎、茅盾、陈子展、贺麟、杨世骥，林榕等，或在自己的著作中辟专章论述近代翻译文学，或写专文探讨重要译家（如林纾、严复、伍光建、苏曼殊、周桂笙）的译作。这种对近代翻译文学的重视，恰与1949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对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相对忽视形成反差。
第四，此期近代文学研究尽管还不成系统、也缺乏广度和深度，但由于许多研究者是有卓识的学者，论著富有学术个性，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
三
从1950年至1978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建期。这时期突出的成就是确立了“近代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并开始视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1949年，虽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专著论述到近代文学的内容，但他们对“近代”的概念是模糊的。我们所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全过程。
五十年代初鉴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状况的不尽平衡，一些学者如丁易、李何林、舒芜首先提出开展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这个建设性的意见虽未能根本扭转学术界对这段文学史的淡漠和忽视，但对于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之后，则有对诗人黄遵宪的讨论，对小说《老残游记》的争论。尽管这些讨论，特别是关于《老残游记》的争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对近代作家作品的这些讨论，包括六十年代中期对《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的讨论，对于推动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也都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断限的意见，在更科学的意义上明确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段来研究，应溯源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稍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大本《中国文学史》，首次在《中国文学史》中把“近代文学”列为独立的一编，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是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第一部断代专史，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把中国近代文学写成独立的断代文学史专著，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六十年代近代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成果值得注意，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近代文学的研究论著。在这两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阿英先生。阿英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近代文学，他先后写了《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注：据吴泰昌编的《阿英著作目录》作者自述：“本书始稿于1934年，至1938年写定。”全书40余万字，未刊，惜原稿遗失。）、《晚清小说史》和收集在《小说闲谈四种》中的有关研究近代小说和近代文学的许多文章；特别是在近代文学资料整理方面，他的贡献最大。阿英除撰写了《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外，又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五种，（另有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一种），《晚清文学丛钞》12卷。如果从三十年代算起，阿英编著的有关近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资料、目录的总字数约在1000万字左右。阿英先生是在近代文学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
在资料建设方面，魏绍昌先生也是很有贡献的，他六十年代初编的《老残游记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八十年代他又编了《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对研究近代小说很有帮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简夷之等人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下两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的《近代诗选》、《人境庐集外诗辑》，为近代文化和近代诗歌研究提出了参考文本。
在研究论著方面，这时期除出版专著《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谭彼岸著）和《黄遵宪传》（麦若鹏著）外，还发表论文446 篇（注：此统计数字据王俊年等：《建国三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139页。）。除前面已涉及到的论文外，较重要的还有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四川师院中文系教研室撰写的《龚自珍诗研究》、吴剑青的《黄遵宪评传》、佘树森的《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严薇青的《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章培恒的《论高旭的诗》、叶秀山的《王国维的文艺思想简评》、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一章）》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面窄而零散。
“文革”前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极其可怜，每年平均只有27篇文章，而且研究面也很窄，主要集中在近代四大谴责小说和几位大家身上，如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秋瑾、王国维等人。而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家均未涉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对许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缺乏研究，自然写不出文章来。二是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对近代文学史上许多主要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家不敢涉及。前者如蒋智由、黄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后者如同光体、鸳鸯蝴蝶派、诗人金和、江湜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成果零散，不成系统，即以近代最有影响的作家龚自珍、梁启超和王国维而论，也只是几篇文章，既没有对其生平、思想和作品进行研究的专著，也少有高质量的论文。如果从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要求，即从年谱、传记或评传、作家研究到研究资料集这样一套系列研究成果来衡量，“文革”前的近代文学研究，没有一个研究对象具备了这样的研究深度。
（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文革”前的文学研究均受政治气候的影响，非独近代文学研究如此。但由于近代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为政治运动服务这一特点，在近代文学研究论著中政治色彩更浓。表现有三：其一，有的研究者把近代文学分成进步与反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类，人为地把研究者的思路引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如把诗歌中的南社与同光体，散文中的新文体与桐城派，小说中的革命派小说与鸳鸯派小说，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学，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在这种理论的误导下，对近代文学史上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家，如宋诗派的郑珍、莫友芝，“同光体”的陈三立，汉魏六朝诗派的王闓运，鸳蝴派的徐枕亚、桐城派的梅曾亮也都给以基本否定或很低的评价。其二，以政治分野代替文学批评。比如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评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对其文学的评价，生硬地以“戊戌政变”为界分解为进步和反动的两部分：这之前宣传维新变法的，是进步的；这之后宣传“保皇”的，则是反动的。表现之三，把作家的政治观点、主观思想完全等同于艺术创作和作品客观的思想意义。这在关于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评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评论者把刘鹗视为“汉奸”，或说其政治立场“极端反动”，并在作品中寻找“反动”的根据，摘章引句，望风捕影，把完整的艺术形象肢解得支离破碎，然后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思想意义。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8年底，特别是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空白期。1976年之后，一场政治灾难结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转机，近代文学研究界也发表了几篇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时萌的《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王元化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任访秋的《林纾论》最具代表性。这些文章从历史反思和总结教训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较宽容的心态，对近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尽管这些文章似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对于推动近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
1979年至199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繁盛期。这二十年是近代文学全面丰收、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此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观念更新、方法多样、自由探索、多元互补的前进势态。
这二十年所发表的近代文学研究论文，据我不完全统计在4000篇以上，为前八十年的五倍。更主要的是大批研究专著的出版。这二十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专著？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保守的估计也当在150 部以上，这和前三十年出版的研究专著不足十种比起来，更是一个飞跃，而且专著的总体质量也有很大提高。除了近二十种中国近代文学史、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理论批评史、美学史之外，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季镇淮的《来之文录》及其续编、时萌的《中国近代文学论稿》、管林等合著的《龚自珍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注：叶嘉莹以下五人为美籍华人或台湾学者。）、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李瑞腾的《晚清文学思想论》、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林明德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运动》、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徐鹏绪、张俊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刘德隆的《刘鹗散论》、吕芃《龚自珍诗发微》、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聂振斌的《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还有为数众多的作家年谱、传记、作品选注、资料集。这些论著，或以资料翔实取胜，或具有新的理念，新的发现。有些研究专著，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理论框架到研究视角，都具有新的意义，可以说，它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新。但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更主要的成就，是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开始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考虑并规划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次飞跃。这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鲜明的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排除“左”的思想干扰，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
新时期（1979）以来学界在文学观念与审美理想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提供了可能和新的眼光。德国大诗人海涅说过：“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本时期前十年，近代文学界一方面对过去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重新评价，例如对近代小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孽海花》、《九命奇冤》、和《恨海》的评价，对龚自珍、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陈衍、朱祖谋和评价，都具有一种“新眼光”、“新精神”。另方面，不少学人又勇敢地冲破禁区，对桐城派、同光体、鸳鸯蝴蝶派，以及金和、曾国藩、《荡寇志》、《九尾龟》、《玉梨魂》等作家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这方面的探索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有的还填补了某一方面的空白，如钱仲联先生的《论同光体》，就是建国后第一篇评论“同光体”的学术论文。对近代文学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所作的这些新探索、新评价，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宽。
（二）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微观、宏观、比较研究的齐头并进。
大体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之前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偏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这时期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在近代文学微观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发表了百余种有关作品辑佚、校勘、选注、作家生平史料考证、具体问题辨析的著作和文章。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郑方泽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郭长海的《秋瑾事迹研究》、刘蕙荪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孙静的《龚自珍文集与年谱序跋补辑》，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王立兴的《中国近代文学考论》、梁淑安和姚柯夫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等。
在充分占有资料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是学科建设上较高的研究层次，高质量、高水平的宏观研究是一个学科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此期内，近代文学界进行过若干次较大范围的学术讨论：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注：论文均收入讨论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性质与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变化的内因与外因，早期话剧的形成与外来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关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议题都是属于宏观研究的范围。同时，不少研究者以宏观把握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为视角，写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赵慎修的《略论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变迁》、王飙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有自己的面貌》、龚喜平的《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王俊年的《政治·生活·艺术修养与创作：试论晚清小说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赖芳伶的《晚清女权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林薇的《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这些论著都是在充分占有微观研究所获得的材料基础上，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试图探讨近代文学或其中的某一文体形式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西方文化撞击下的变革和创新。这种对近代文学风貌、特点和变革的总体性把握，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提高。
在比较研究方面，二十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任访秋的《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文学革命》、牛仰山的《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与鲁迅的关系》、陈恒富的《龚自珍与卢梭》、邵迎武的《苏曼殊与拜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袁进的《中日小说近代变革之比较》等均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既有中西文学、中日文学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比较，也有中国文学（近代与现代）自身的比较。在诸多的参照系统中，更有助于准确地揭示近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
（三）多种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一次新的飞跃。
本时期的前十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团体、文学流派，乃至探讨近代文学某一侧面、某一问题的论著，但从宏观的角度以新的文学史观描述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近代文学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评价近代文学整体的文学史著作还很少出现。这说明近代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
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断代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是1960年出版的，此后二十六年间无同类著作出现。1987年中山大学陈则光教授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全书计划为上、中、下三册，只出了上册，因著者陈则光先生病逝，未能完成全书的写作。1988年，任访秋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问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此书的出版正适应了当时高等学校“中国近代文学史”教学的急需。该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突出了“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并以此为基调建构自己的叙述框架。之后，1990年，郭延礼又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后两卷于1991年、1993年出版。这是以个人之力完成的一部多卷本的断代史专著。该书在中华民族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描述了汉、满、蒙、壮、回、藏、白、侗、彝、布依、土家、维吾尔、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的文学风貌及其成就，“打破了中国文学史多系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创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学史的体制”（注：公冶文雄：《评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日本《清末小说》总第14期（1991年12月），第50页。）1991年，管林、钟贤培主编的另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上下两册，此书系高校文科教材，为适应教学需要，体例新颖，打破了过去文学史单纯以作家作品为认知体系的结构方式，全书分综论编、文体编、作家传、中国近代文学大事记四部分。九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问世，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通史。其中第五卷为近代文学卷，该卷为王飙负责，编写者均对近代文学素有研究，论述精辟，颇多新的特色，出版后为学术界所称赞。
除以上所提到的几部近代文学史外，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几部近代文学专史，如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此书是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一种，该书从中国文学批评近代化的角度来审视八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论述自成体系，时有新见。此外还有黄保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五册（近代部分）、易叶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关爱和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一卷、聂振斌的《中国近代（1840—1949）美学思想史》、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谢飘云的《中国近代散文史》、马亚中的《中国近代诗歌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等。还有地区性的文学史二种：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等。以上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有三：一是这些文学史均有一定的开拓性，有些著作说它填补某一方面的空白也不为过，如《上海近代文学史》和《广东近代文学史》。二是文学史观均有一定程度的革新，对近代文学的总体认识（包括近代文学的各门类）和个性把握更加准确，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变革动因，表现在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和工作范式上也有创新，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三是认知近代文学的视角和批评方法日渐丰富，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但，由于文学史的编写，不仅是著者个人学养、理论水平、研究个性的反映，而且它的质量高低也与整个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有关。正因为近代文学研究还存有很多空白点，研究也很不充分，所以十几年来出现的近二十种各种类型的文学史，其总体水平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
（四）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规划近代文学研究，是本世纪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
1979年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仅研究力量薄弱，成果零散，总体质量偏低；而且力量分散，研究工作处于一种无计划、无组织的分散状态。1983年后，这种状况有所转变。八十年代后期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表现了一种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努力改变近代文学研究落后的现状，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1988年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有些省市，如山东、广东、上海、澳门还成立了地方性的近代文学学会。这些民间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
第二，组织了多次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学术讨论会。通过这些活动，不仅交流了研究成果，沟通了学术信息，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也协调了研究计划，对于近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有计划地整理研究资料，编辑了几套大型丛书。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资料。这里所谓“资料”，既包括研究资料，也包括近代文学作品。近代文学资料有三大特点：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这点和古代文学资料的固有基础和生存状态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资料积累比较丰富，也较容易找到。近代文学的资料状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未出版过文集、全集，一些社团、流派的资料也流散四方，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散布在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解决研究资料的困难，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利用各地自身的优势，有计划、有组织、有分工地编写了几套大型丛书。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编的七卷本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全国二十余家高校、科研单位共同编辑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遗憾的是，由于商品大潮对出版行业的冲击，只出版了一两种，此套丛书已基本上流产。三是台湾王孝廉等主编、台湾文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大系》，精装37巨册，收小说78种，这是出版较早的一套近代小说丛书，在海内外影响较大。四是上海学术界发起组织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分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笔记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书信日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史料索引，共12集30卷，1500万字，另附别集约500万字。 五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辑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收近代小说数百种，共80卷，4000余万字，已全部出齐。此书是目前规模最宏大、题材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大型近代小说丛书。六是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分文论、诗歌、散文、词、戏曲、民间文学和小说7种12 卷，大部分已问世。七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分社会、侦探、武侠、爱国、滑稽、家庭、警世、言情、科学、伦理10类，共12卷，400 余万字。这套近代短篇小说丛书，虽分类稍嫌杂乱，但很有史料价值。因近代短篇小说大都刊登于当时的报纸和杂志，颇不易搜集，此丛书分类编辑成册，对近代短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篇目。
在资料建设方面，除各类大系、丛书外，还出版了若干近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别集和全集。这些文学作品和作家史料的出版，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了本世纪的最后一程。本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虽不平衡，其中第二阶段还有长达十余年的一段空白，但总的说来，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独立学科研究格局的研究阵容，特别是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发展更加迅速，并取得较大的成绩，以专著的数量而言，这二十年是前六十年的五倍，其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尽管如此，倘和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队伍人数少，力量薄弱，目前更存在着研究队伍的断层问题。八十年代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今天大部分已退休或接近退休，研究队伍中的后备力量来源不足，势必造成青黄不接。这是21世纪近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二是研究领域狭窄，这种情况九十年代虽有某些改观，但并无根本性的转变。目前的研究对象仍集中在少数大家身上，许多近代二流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缺少研究，有的虽有研究文章出现，但仅仅处于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品欣赏的层次。三是研究工作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近二十年，虽然出版了专著、专书150余种，论文4000余篇， 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质量都有待改进和提高，有些论文或专著，既无新观点（包括文学观念的更新），又无新资料，往往是若干年前旧说的改头换面和重复，缺乏对近代文学研究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的开拓、创见和探索。四是高等学校的近代文学教学仍十分薄弱，近年来虽然认同近代文学重要性的有识之士愈来愈多，但在高等学校文科中近代文学的教学仍是最薄弱的一环，有不少高校的中国文学史课根本就不讲近代文学。高校近代文学教学的薄弱，是导致近代文学研究后备军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多年呼吁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
今天正值世纪之交，回顾本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展示已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不足，目的在于超越既往，跨向一个理想的高度，带着新的希望进入21世纪。我深信，富有极大潜力的近代文学研究必能吸引更多的学人来开垦这块沃壤，并将取得更加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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