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在中国水库移民返迁中的推拉作用——以五大水库移民返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库论文,移民论文,推拉论文,五大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水库移民返迁的规模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兴建水库86000余座，淹没耕地3000万亩，移民1250多万人。大型水库水电站移民在全国水库移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仅1949～1991年就达608.20万人，约占同期全国水库移民1000万人的60.82%（杨云彦，1994）。不少移民得到较好安置，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移民的安置情况不尽人意。水库移民返迁就是移民安置不尽人意或非有效安置的体现。它是指水库移民从迁入地又返回到库区周边生活的一种继发性迁移，其迁移方向与水库移民的原发性迁移方向刚好相反。
全国水库移民返迁规模的准确数据很难收集，这里仅将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新安江水库、东平湖水库、陆浑水库等五大水库移民的返迁情况介绍如下。
丹江口水库移民返迁共计10.8万人次，占41.2万移民的26.21 %（王茂福，1999）。该水库移民返迁主要有五次大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9～1960年期间，库区河南淅川县向青海省移民2.2 万人， 结果到1961年底返迁1.5万人，占同期移民的68%。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 湖北省荆门县的河南淅川移民与荆门老居民发生武斗，导致1 万余人返迁。这些返迁移民是1966年、1967年分两批迁入荆门的25631 位移民中的一部分，约占同期移民的2／5。第三次发生在1969～1970年间，驻宜城、襄阳、沔阳、随州、嘉鱼、京山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又有约2 万余人返迁。1973年、1981年先后又发生第四、第五次移民大返迁，每次返迁人数均逾4000余人（丹江口水库移民系统研究课题组，1993）。
三门峡水库移民返迁亦令人瞩目。该水库实际迁移41万人。部分移民特别是陕西库区的移民闹返迁的活动不断。规模较大的活动有17次，每次数千人。远迁宁夏贺兰、宁朔、永宁等8个县的3.1万移民中许多人曾涌进县城及西宁市，长达40天。1985年5月，陕西移民再次闹返库， 大批涌进西安市街头持续7日，交通为之阻塞。中央批复， 要求库区驻军和农场职工退还30万亩土地，安置返迁移民15万人（徐山林，1994年）。
新安江水库移民涉及安徽省歙县、浙江省淳安县、建安县，共移民30.9万人。该水库移民自1958年全面运迁， 但是不久就出现返迁， 仅1960年就有0.25万人返迁，1961～1964年初又有1539户、6478人返迁。该水库建成数年后就有2万余人回流库区。另外，1961～1970年间， 该水库移民又有8万多人从浙江的安置地重迁安置到江西抚州、九江、 吉安3个地区的16个县及安徽省的一些县， 其中小部分重迁浙江省其他地方（中科院，1987；蔡文眉，1994）。
山东省东平湖水库移民返迁更为严重。该水库移民27.83万余人， 省内安置15.58万，东北三省安置10.95万，另有1.3 万人投亲靠友分布在其他25个省市。自1963年远迁移民陆续返迁。鉴于返迁人数大增，国务院要求库区各级政府制止已迁往外省的移民回流。1968年，库区各级政府组织大批工作队员劝返，并调用100多辆汽车和火车专列， 帮助将移民送回安置区，但仍未能阻止移民再次返迁，甚至发生了1 万多人千里迢迢集体徒步返迁的事件。到1973年，该水库总计有23.61 万人返回库区，返迁率为84.84%（水利部移民办公室，1990）。
河南省陆浑水库是60年代在黄河支流伊河上修建的大型水库，该水库移民4万多人， 先后经历了三次搬迁安置， 每次搬迁后都有返迁。 1960年水库兴建时，移民迁移安置采取不打乱生产队建制的方式，生产队集体层层上靠库区周边附近的社队，结果至1961年底移民几乎全部返回库区。1962年5月，洛阳地委决定对返库移民进行第二次迁移安置，仍采用集体层层上靠的办法安置，结果大部分移民又陆续第二次返回库区定居。1973年7月，洛阳地区决定第三次移民， 迁移安置方式有：就地后靠，嵩县县内近迁，外迁到偃师、伊川、汝州、汝阳4 县（市）安置区进行分户插队安置。第三次安置效果较好，但是仍有部分移民返迁，尽管各级政府移民部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动员他们返回安置地并已取得一定成效，但1993年1月调查结果显示，仍有5108 位移民滞留库区（赵连峰，1999）。
中国水库移民返迁的状况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返迁主要发生在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兴建的水库的移民之中。第二，从水库移民返迁的历史动态看，返迁主要发生在60年代、70年代上半期。50年代末就有一定数量移民返迁。60年代上半期，返迁人数迅速上升。60年代下半期及70年代上半期，返迁人数在高位徘徊。70年代末期，社会走向稳定，移民返迁人数下降。特别是在1984年、1986年，中央先后出台要求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政策，因此返迁人数急剧减少。第三，水库移民返迁集中在那些水库移民规模相当大的大型水库之中。第四，远迁安置的水库移民其返迁较严重。远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跨县、跨省迁移，二是指跨文化区域迁移。就第一种含义而言，县内安置的移民较少返迁，而跨省、跨县的远迁移民返迁较多。而且，远迁安置的移民中，远迁集中安置的移民与远迁分散安置的移民相比出现返迁的时间较晚。一份关于河南省淅川县移居荆门县的移民报告指出：远迁该市集体安置的移民在迁居后的3年多时间内，尽管生产条件很差，生活水平很低， 但移民极少有返库的；相反，远迁该市分散安置的移民在迁居后的两年内就有大批返迁、外迁（长江水利委员会，1993）。就第二种含义而言，同一文化区域内迁移的移民较少返迁，而跨文化区域迁移的移民返迁较多。第五，水库移民返迁有两种形式：集体返迁和零星户返迁。集体返迁指许多移民有组织地一起返迁，零星户返迁指个别家庭自发返迁。在国家出台解决移民遗留问题方案之前，集体返迁时有发生，零星返迁也较普遍，之后，集体返迁逐渐少见直到没有，但零星户返迁仍可见。
2.水库移民返迁中的环境因素分析：从理论到经验
水库移民返迁是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其特殊之处在于：第一，这种迁移的主体是水库移民，而非其他人口群体。第二，在这种迁移中，主体对其回迁地（目的地）非常了解，回迁地就是当初移民时的迁出地。第三，这种迁移的方向与移民本人的原发性迁移方向刚好相反。第四，这种返迁与普通的逆迁不同。普通逆迁指在甲社区、行政区划人口流向乙社区或行政区划的同时，乙社区或行政区划也有人流向甲社区或行政区划，逆向流动分析中的分析单位通常是行政区划或社区，而在水库移民返迁分析中，分析单位通常是移民个人。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现象，水库移民返迁的发生很可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人口学家关于环境在人口迁移中的影响作用的论述为这一基本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环境主要指与人们生存有密切联系的自然环境，包括土地特别是耕地、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矿藏资源、地形地势、气候条件等。它是人口共同体存在的构成要素、基本前提。人口学家将环境因素引入“推拉”理论模型中，认为导致人口迁移的原因有来自迁出地的环境因素，同时也有来自迁入地的环境因素。他们的观点概括如下：
第一，迁出地不利的环境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推力之一。何勃拉（Herberle）和米切尔（Mitchell）曾指出，原住地的耕地不足、自然灾害（如水涝、干旱）等构成了原住地的推力，促使人们向其他地区迁移（G.J.Lewis,1982）。博格发表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居住地，推力因素中就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数量有限且质量不佳的耕地等等（Donald Bogue,1959）。第二， 迁入地有利的环境因素是导致迁移的拉力因素之一。如迁入地充足富饶的土地、好的气候等都可能引吸人们迁入。第三，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中间地带也可能存在一定环境因素影响着人们的迁移远近及是否最终抵达预定的目的地。E.S.Lee认为， 迁移受中间因素的影响，从迁出地到迁入地两地间沿途的气候及决定交通状况的地形地势等制约着人们的迁移距离（E.S.Lee,1966）。第四，迁移并非完全归于原居地的不利环境和目的地的有利环境因素。有些人迁移可能不是因为原居地的环境不利，其迁移可能意味着对有利环境的放弃；有些人迁移可能不是因为目的地的环境有利，其迁移可能正好意味不利环境的获得。正如博格说，迁入地同样也有一些排斥人的消极因素，生态质量下降可能就是迁入地的消极因素之一。E.S.Lee 明确指出，迁出地和迁入地都既有消极因素又有积极因素，迁移取决于迁移者对迁入地积极因素所赋予的正向分值大于其对迁入地消极因素所赋予的负向分值，取决于迁移者对迁出地消极因素所赋予的负向分值大于其对迁出地积极因素所赋予的正向分值。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有些迁移可能在一定意义内意味着放弃迁出地某些有利环境因素，获得迁入地某些不利环境因素。放弃迁出地中从局部来说是有利的环境，就是为了放弃从总体来说不利的迁出地环境因素；获得迁入地中从局部来说是不利的环境因素就是为了获得从总体来说是有利的迁入地环境因素。
结合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新安江水库、陆浑水库的移民返迁来看，下列具体环境因素促成水库移民返迁。
2.1 迁入地土地欠开发，土地的人口承载量有限，导致水库移民返迁
水库工程兴建在深山沟壑之中，那里人们世世代代都以土地为生，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与土地密切有关。为此，必须有一定土地尤其是耕地作为安置移民的主要依托。移民在安置地所拥有土地特别是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对其是否安居乐业，安置区是否稳定有重要影响。据调查，中国大中型水库移民土地占有量一般迁移前人均1.5亩左右， 迁移后为0.5亩左右，有的甚至更少（张绍山，1991）。 新安江库区移民人均占有土地仅0.31亩，丹江口水库郧县库区10万移民人均只有0.39亩。还有部分移民土地更少，甚至完全失去土地，只能抢种被征过的淹没线以下的消落地，生活无保证。有些则靠开垦荒地，耕种坡度为25°以上甚至45°以上的山坡地。这些土地东一块西一块，群众称之为“大字报地”，有些小块坡地极小，“一顶草帽盖下一块地”。
地少只是移民土地占有状况的一个方面，而土地贫瘠则是部分移民土地状况的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有些移民安置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如驻荆门的浙川移民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小集中以原生产队为建制，大部分安置在高岗荒岭上，土地贫瘠，水源缺乏，水利灌溉条件差。土地贫瘠常与开发不足有关，因而导致土地产出有限。如丹江口库区河南淅川县5万余移民以大集中方式安置在湖北钟祥县大柴湖湖区， 原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建制及名称都不变，土地面积基本充足，但是湖区的地力太差，在开发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土地的粮食产出十分有限。
由于地少土瘠，土地产出率有限，致使移民存在吃粮难问题。与此相关，上述提到的移民安置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移民返迁现象。
2.2迁入地的降水、风、 气温等气候条件不佳导致部分水库移民返迁
1959～1960年间，丹江口水库区河南淅川县曾向青海移民2.2 万人。这些移民是向青海省第二次农业移民的一部分。在青海省第二次农业移民期间，河南省号召支援青海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组织地从河南省选定97767名农村青年，由各县干部带领去青海。其中12009人安置在工交系统当工人，85758人安置在贵南军马场或青年农场。 接收移民的海北、海南、黄南、海西、玉树、果洛6个自治州均属高原大陆性气候， 昼夜温差大，高寒缺氧，少雨多风，气候多变，大部分地区一年没有四季，无霜期极短甚至没有。在气候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包含2.2 万库区移民在内的第二次移民被迫纷纷从青海返回河南。
降水稀少，水资源缺乏是三门峡水库移民返迁的一个重要原因。该水库陕西库区曾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贺兰、宁朔、永宁等八县远迁安置3.1万余人，又向陕西省渭北旱塬远迁安置了约25.4万人。 移民居住区多为旱塬沟壑。连续干旱，人畜饮水特别困难，人们常常跑几里甚至几十里去找水源，不得不饮用氟含量极高的水。
2.3水库库内土地未被即时蓄水淹没， 或一度被淹的土地因各种原因又大量重见天日，这是大量水库移民返迁的极其重要原因
新安江水利枢纽工程于1957年4月开始兴建，1960年4月基本完工。1956年开始移民，1958年前搬迁移民2万多人。1959～1960 年为移民高峰期，3年共移民19万余人。1961～1973年则是移民重建、 遣送返库移民及巩固移民安置的时期。国务院批准该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108 米（海拔），死水为86米。但由于长期未遇大洪水，为多发电，来水即发电，水库蓄水长期达不到应有高程。有时水位低到80米还继续发电，通常在84～90米之间运行。在1961～1980年20年间，有223个月的水位在100米高程以下，20年的平均水位为90.1米高程。该水库长期低水位运行使许多土地未被即时淹没或淹没后又重新长期裸露，这一方面致使本应迁走而未移走者心存侥幸，另一方面又吸引着许多眷恋故土、在外颠沛流离的移民不断回流，仅1961～1964年就有已迁出在外，但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2万多移民回流。
丹江口水利枢纽的第一期工程的大坝高程为162米，正常蓄水位为157米，大坝及电站工程于1958年开始兴建。1962 年发现大坝施工中存在质量问题，1962～1964年底工程暂停，使原已迁走的移民的土地无法即时蓄水淹没。该水库在1958～1964年间移民10万人，除3 万城镇移民有效安置外，其余7万农村移民全部返迁。
同样，陆浑水库建成后因工程质量原因，运行水位一直较低，库内大量的消落地可耕种，部分移民产生了库区有生存发展条件的错觉。该库区移民三次搬迁后均有移民返迁，有的人返迁两次甚至三次，绝大多数人返迁了一次。
上述三大库区移民返迁均与移民搬走后土地未被即时淹没有关，而另两个库区移民返迁则与被淹土地因水库运行水位下降而重新裸露有关。
三门峡水库建成运行后，黄河泥沙在库内大量淤积，大坝前蓄水位不得不下调，致使库内近60万亩土地露出水面。这些土地分别被200 多个国家单位、机关团体和部队办起了国营农场和试验基地。这对那些远迁宁夏和渭北旱塬、受贫困煎熬的陕西移民有巨大的诱惑力，他们相互串连，诉苦说理，到库区抢种土地。在三门峡库区，移民自发组织“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成立“纠察队”，手持棍棒，不许做工作的干部靠近。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先后派调查组到库区解决问题。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决定由库区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退出30万亩土地，国家拿出2 亿资金，安排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返迁库区安置。
东平湖水库移民278332人，涉及山东梁山、东平、平阴、汶上四县。它是黄河位山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水库建于1958年，1960年蓄水后出现许多问题。经国务院批准，1963年位山枢纽工程破除枢纽拦河坝、废除拦河闸，河水改走原河道。东平湖水库改建加固，加修了二级湖堤，将原水库分为新老湖区，蓄水位保证44.0米，争取蓄至44.5米。改建后的东平湖水库采取二级蓄滞洪运用，运行方针为“以防洪运用为主，有洪蓄洪，无洪生产”。从此，远迁移民陆续返库。与历史上的山东人闯关东相反，此次移居东三省的山东移民任你怎么劝止返迁，也要返回被淹过的故园。
2.4水库建成发挥预计功能后， 库区及周边的资源开发程度不断提高，吸引了不少移民返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开发性移民方针，水库移民工作从单纯安置补偿的传统做法中解脱出来，改消极赔偿为积极创业，变救济生活为扶持发展生产，把移民安置与库区发展结合起来。国家设立了专项库区建设基金，在处理了1985年前建成的丹江口、三门峡、新安江、柘溪、柘林、潘家口等40多座大中型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同时，加紧了对库区资源的综合开发。（1）利用水资源发展水产养殖， 放养鱼、虾、蟹、贝，大兴水库养殖，网箱养殖。（2 ）利用水体发展水上交通运输业。在库区公路交通欠发达的情况下，发展水库运输扩大了库区的环境容量。（3）充分利用库区水源，大兴水利。有了水， 库区就可开发一批山场地为耕地，有些旱田可改为水田。（4）合理、 充分利用山地，发展林、果、茶、草等经济。库区一般山地多，耕地少。如果不讲科学，过分开垦山地，将不利水土保植，人为破坏了生态。因此库区山地要合理利用。如丹江口水库、新安江水库的库区人民在山地种植柑桔、橙子、红果、茶叶、桐籽、龙须草，在库边种植意杨，这些都取得了较理想的生态效果和经济效果。（5 ）充分利用库区的山水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新安江水库又称千岛湖，这是库区人民试图发挥库区山水独特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的优势，发展旅游业的具体表现。
由于山、水、地等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促进了库区大农业、运输业等发展，进而又推动了库区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库区的环境人口容量潜力增大。在这种库区拉力作用下，加上库区移民遗留问题不断得到处理，80年代中期以来，有些移民以零星户的方式返回库区。这些移民的回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特点。他们多返回库区的小城镇定居，多在二三产业从事劳动，如理发，修理，搬运，贩卖蔬菜瓜果、鱼、肉，经销布匹服装，缝纫、开餐馆，建筑施工等等。
3.结论与讨论
在上述引发水库移民返迁的具体环境因素中，迁入地土地欠开发，环境气候条件不佳是推力因素。而库内土地未被即时淹没或一度被淹的土地又重新裸露，以及库区的山、水、土地等的综合开发，则是吸引移民回流的拉力因素。环境在水库库区移民返迁中的推拉作用，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地形、地势、地理位置（经纬度）、地下矿藏、动植物等具体环境因素，在某些移民返迁中可能起到一定的推拉作用。在同一返迁流中，不同的具体环境因素的推拉作用力不同。第二，各库区的移民返迁并不一定受到相同的具体环境因素的推拉作用。换句话说，有些库区的移民返迁主要受到土地因素或气候因素或其他环境因素的推拉作用。第三，在同一库区移民返迁流中，通常是多种环境因素都同时发挥推力作用和拉力作用，但是在来自迁入地的诸环境因素的推力作用与来自库区的诸环境因素的拉力作用之间，有些人返迁主要受推力作用，而多数移民返迁则主要受库区环境拉力作用。第四，造成库区移民返迁往往多种原因并存，环境只是引起某些水库移民返迁的原因之一。
上述结论引发我们进一步讨论人口学家关于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的理论阐述。首先，人口学家认为环境可能是导致人们迁移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有些人口迁移的发生受到了来自环境方面的影响，而另外一些人口迁移的发生则并不是环境方面的影响。后一种情况下发生的人口迁移是除环境以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的、经济的等）作用的结果。我们完全同意这一主张。而且，我们还认为，在那些受到环境影响的人口迁移中，纯粹是由于环境影响引发人口迁移的情况较为少见，而较普遍的情况是环境与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在那些确有环境影响的人口迁移中，环境的影响模式有三种可能：（a）环境仅作为推力的影响模式，（b）环境仅作为拉力的影响模式，（c）环境既作为推力又作为拉力的影响模式。 在a种模式下，只存在迁出地的环境推力，而不存在迁入地的环境拉力； 这种模式在地震、洪水引发的人口迁移中表现得很明显。在b 种模式下，只有迁入地的环境拉力，而不存在迁出地的环境推力。环境在人口迁移中的a、b两种影响模式经常被人们忽视或未被引起关注；狭隘地陷入c种模式之中， 即不加具体分析地认为凡存在环境影响的人口迁移中有环境推力，便有环境拉力，而且环境的一推一拉引发迁移。这是对“推拉”理论片面理解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