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183;传统解读#183;现代建构——当代中国公共文明建设的历史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文明建设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起公共文明，人们往往会习惯地将其与强调个人修养和“七不”“五讲四美”联系在一起，与党政机关发起的动员式的文明建设活动及一系列的现代文明设施的建设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我们的传媒与理论界的主要说法。
这种说法是对公共文明的表层的、传统性的解读，在这种传统性解读指导下的公共文明建设陷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困局：一方面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应该都是公共资源——进行“文明建设”，表面上也的确是成绩斐然，城乡、社区整体面貌的改变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当面对突发的社会事件和人潮涌动的节假日时，国民往往缺少公共意识，更缺乏文明行为，而且几乎是事事叫人摇头、处处令人叹息。当代中国的公共文明建设何以事倍功半、举步不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问题。
路径依赖：公共文明建设的困局探因
路径依赖概念最先由布莱恩·阿瑟和保罗·A.戴维在对技术变迁的分析中提出，并经诺思引入制度分析之中，形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受制于其发展的历史，它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诺思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得以型塑，也即“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在诺思看来，路径依赖不仅意味着历史的重要性，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同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表现为两种极端形式：当人们最初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有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一直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陷入无效率的状态中。
也就是说，路径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就当下公共文明建设而言，人们受制于“文明”与“建设”的习惯性思路，往往注重外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建设，而随着大量表面的、显见的成果的取得，使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增强，公共文明建设“路径依赖”问题日益凸显。于是，经过多年的公共文明建设所取得“显性”业绩，进一步强化公共文明建设的习惯性思路。
此外，公共文明的建设者受制于认知模式和意识形态，习惯沿用既定的经验和机制，而规避改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正是基于种种非理性的考量，我们并不热心于公共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探索与制度创新。因此，公共文明建设的路径突破，需要深化对公共文明内涵的认知，消除或弱化自我强化机制，从而在源头上解决路径依赖问题，最终实现现代公共文明的建构。
传统解读：公共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究源
如果撇开种种非理性的考量及附加因素，那么公共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主要源自我们对公共文明理念的传统解读，源自这种传统解读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以下仅以“举止”与“举措”为例，作一些分析。
1.公共文明举止：从个人修养到公共素养
与传统的个人文明举止不同，公共文明是一种随着人类社会的公共空间日益拓展而展开的，面对个人与“他者”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公共关系。对此，如何提升公共文明的意识与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公共素养问题了。在现代公共社会中，这种素养不仅影响他者，而且会通过他者最终也影响到自己。
但是，当今的传媒乃至理论界的不少人士还是从传统的个人修养问题去解读这些行为举止。比如，在飞机上打架、挤身高速火车的车门阻止列车启动、进入机场跑道表示对飞机误点的抗议、在世界级的景点建筑上涂鸦，等等。传媒与舆论基本上从传统的文明视角，斥之为“不文明行为、给国人丢脸”。这种批评当然不错，但较为表面、肤浅。实际上从现代公共社会的有序运转中，素养问题——这些行为举止对于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极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公共交通安全事故和无法弥补的公共利益损害事件，实属害人又害己的反伦理、反社会行为。
现代公共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使每一个公众都明确知道，在人人相关、事事相连的公共空间中每个人都应学会控制自我的情绪与私欲，否则不仅会害他者也会连及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他者、善待他者，也是尊重和善待自我和自己的家人乃至子孙后代。这应比斥之为“不文明行为”更接近事实也更有成效。这也应该是我们公共文明建设不理想在伦理层面上的原因。也就是说，对于现代社会中公共伦理关系的深层次影响的把握与阐释不到位，只是停留在传统的、习惯的思维路线中去认识与解读。
2.公共文明举措：从重硬轻软到软硬并举
所谓文明建设，既有“器物”层面的建设，也就是“硬”的一面；又有文化建设与人的相应素质提升的一面，这就是“软”的一面。出于传统的思维习惯，人们往往偏重于硬件建设，因为这看得见摸得着，容易见“效”立“功”。本文所说的“硬举”首先是指这种路径依赖下的大量现代设施与表面工作的建设与开展。其次，我们也并非没有考虑文化与人的问题，不过在路径依赖下，注重的还是表面文章，满足于运动式的活动，这种被动的软件建设，表面上立竿见影，但很难持续，常常会出现反弹的现象，反而浪费了各种公共资源，甚至还会助长“作假”的社会风气。这就与我们的本意背道而驰了！这就是我们当下公共文明建设事倍功半、绩效不大的制度与实践层面的重要原因。
那么，何谓软硬并举？如何软硬并举？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如果只在经验层面上展开探讨，只能是就事论事，很难深入。对此，被称作“21世纪的社会学家”的德国著名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中的一系列观点，或许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结合对中国当下公共文明发展的现状和国人当下的精神状况的研究，我们希望突破以往固化的思维方式，寻找中国公共文明建设新的进路。
现代建构：中国公共文明建设的进路
纵观《文明的进程》一书，作者结构主义与过程论的哲学立场是十分明显的，这在相当程度已经接近于当代的建构论了，这种建构论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公共文明、认识文明进程中的软硬并举极具启示意义。
首先，文明是一种结构，是各种结构要素相互影响的过程（见图1）。我们可以通过器物设施的建设把握社会物质文明的程度，可以从人的礼仪举止窥见社会的精神文明，不过这只是表象和氛围，其内在的要素是社会文化和人的理性，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与人的理性将决定文明的水平：是被控制的还是自我控制的；是一种外在的操纵还是一种内在的需求。所以，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与人的理性的全面提升才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驱动力。换句话说，人类文明的进程，应该是一个社会先进文化不断发展，人类理性全面提升的过程，是一个人类的欲求从被控制到自我控制、社会的文明需求从“被”需求到自我需求的过程。按照建构论的观点，这个过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们永远“在路上”。毫无疑问，就社会管理而言，处于“被”状态的文明，其管理成本高且效益低，而处于自我需求状态的文明，管理成本低而效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进程、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就是要给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一系列好的感觉，这包括：和谐的相处、礼貌的举止和发自内心的互相尊重，当然也包括完善的现代文明设施。也正是在这种“好”的感觉中，人们才会把“文明”变成一种自我需求。
其次，公共文明是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文明，是一种新的结构和一种新的过程，一方面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一方面又以“现代性”、“公共性”为新结构要素，对传统文明的内涵与外延加以新的解读与拓展（见下图2）。
这里，我们说公共文明是一种新结构、新过程，就是立足于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引起的“人际关系不断变化和整合的过程”，我们必须从“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关联的意识”出发去思考“公共性”的文明建设与人的公共素养的提升问题。
1.就公共文明的表层内容而言，我们应当把传统社会中可供“选择”的个人修养与职业道德素质提升为现代社会中人人必备的公共素养。正如前述，“七不”和各个行业的职业道德，在公共空间无限扩大的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有效运转的必备素质，个体对一些社会规范与职业守则的违背，都有可能扩大发酵为公共事件，以致酿成公共安全问题。这一观点的确立与传播，无疑是公共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
2.作为结构之深层次要素的公共文化建设和人的公共理性的提升决定着个体公共素养的水平，更是公共文明建构的基础，公共文明正是在社会公共文化与人的公共理性的良性互动中逐渐生成发展。公共文化的建设就是指人类自觉地将生存竞争文化转变为共生合作文化的过程，其核心内容就是将“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承认他者”或者说是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发展。众所周知，人们把突出自我，解决主体性问题作为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宗旨，然而由于习惯于极端思维，人们把主体问题强调过了头，引出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如哈贝马斯提出了主体间性的问题，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问题，主张以“承认他者”作为启蒙的宗旨，这是极有见地的，无疑突出了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当然，公共文化的建设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理性的发展。这就要讲到人的公共理性，人的公共理性是相对于人的个别理性而言，个别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竞争理性，主要包括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因为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并从事经济活动，作为个别的人才能生存。但是，这种生存理性处于理性的较低水平上，往往与人的私欲物欲结盟，将人拉入“丛林生活”。所以，要构建公共文明求得和谐生活，文明的进程就是把生存理性提升到生活理性的较高水平上，在今天生活理性主要包括交往理性与契约理性。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其实质就是一种公共生活理性，其涵盖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各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公共理性是公共生活的保证，也是公共文明的基石。
3.公共文明的结构要素是相互影响、同生共进的，我们要清醒认识自己的“短板”，要抓住建设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这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也就是公共文明的建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变成表面文章。就当代中国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着手加以解决。
其一，要不失时机地将国民的“被”文明转变为自我需求的文明。按埃利亚斯的研究，文明过程的启动可能不得不借助“国家”，这时候的文明建构是处在“被”与不自觉的阶段，强力机构的包办代替可能出于无奈，但这种包办代替成本高且收效低。所以，把握公众的需求，引领真民意，通过长期的和风细雨式的公共文明的传播，逐渐提升人的公共理性，不失时机地将公共文明的过程，变成大众的主动的自觉的公共素养的提升过程，应该是当今社会管理部门特别应当关注与着手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慎对强化“被”式社会管理的扩展，而那种过度政治化的、灌输式的公共宣传更应尽早告别。
其二，共生合作是公共文化的核心要素，社会管理制度的设计、社会风气的营造，都应有此指向，而对于已有制度、已形成的社会风气的反思与转变也应以此为考量。例如，我们在现阶段的教育制度已经一再受到诟病，但是，人们还很少从公共文化的建设与人的公共理性提升角度去认识其可能的负功能——从上世纪末由“不输在起跑线上”所煽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与过度强调考试、分数的教育制度叠加在一起而形成不择手段的竞争风气，对公共文明所提倡的共生合作文化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更严重的是，在这种竞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数亿青少年，他们会对共生合作文化持何种态度，例如，《杜拉拉求职记》，以及把《甄嬛传》与当代职场生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舆论，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为此，我们应对弥散在方方面面的消极因素细加“盘点”，逐一进行分析，主动而执着、坚定而不急躁地加以解决。或许，这正是我们使公共文明的建设，摆脱传统解读，突破路径依赖，软硬并重，虚实共进，由“事倍功半”走向“事半功倍”的现代之路、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