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北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元论文,儒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文明史上，每当强大的外族势力入侵并引起政权的更替时，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对抗就更为直接、更加激烈，这时原有国家或地区就面临着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存亡问题，如埃及文化、希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加帝国文化等，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变质或毁灭。中原文化虽然从来没有因为外来文化的冲击而中断，但是并不能说就没有危机。就拿金元之际来说，假如没有一批道统观念极强的知识分子在为挽救儒家文化的命运而奔走的话，汉族文明所受的冲击将会更大。儒家与佛、道不同，儒学是要讲治国道理的，统治者是否用其人、采其说关系极大。故此，在这一时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士们所肩负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从儒士们的活动来看，主要有两条线索：
（1）亡金士大夫致力于金代儒学的保存与继承
首先是儒学人才的保存。
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对中原地区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儒士和其他汉族一样，毫不例外地遭受着被屠杀、被掠为“驱口”的命运，或是担负沉重的徭役，过着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生活。名儒窦默的遭遇就十分典型，《元史·窦默传》：
会国兵伐金，默为所俘。同时被俘者三十人，皆见杀，惟默得脱归其乡。家破，母独存，惊怖之余，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复至，遂南走渡河，依母党吴氏。医者王翁妻以女，使业医。转客蔡州，遇名医李浩，授以铜人针法。金主迁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
这种由于得不到应有保护而四处避祸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为此，元好问见金朝大势已去，于亡国前一年（1233）即作了著名的《癸已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内云“独有一事系斯文为甚重，故不得不为阁下言之”，以良相亦须群贤鼎助及儒士成才之难为由，荐“圣者之后如衍圣孔公，耆旧如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从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等等共五十四人，并云：
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弊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1〕
元好问于金亡之后不仕于蒙古，可知其此番荐举并非向新政权表忠心，而是为了保护人才。其实耶律楚材何尝不是存有此心呢？当初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于1218年投向蒙古时，除了功名思想的驱使外，更重要的是出于“润色吾术唯恐后，扶持天下敢为先”的动机。〔2〕但最初成吉思汗只是把他当作一名术士，他未能真正推行儒家的治道，有些失意，但仍表示：“人不知予我不忧，濯缨何必拣清流。良材未试聊耽酒，利器深藏俟割牛。”〔3〕后来得到窝阔台信任时，即选拔， 起用了一批儒士，而那些受到提拔、保护的儒士如梁陟、赵著等等自然是竭力地推行儒道。其实也不只是亡金士大夫在作保护儒士的努力，如窝阔台即位，依西夏人高智耀之请，西夏境内儒人取得免役权；宪宗二年（1252），汪古部人月乃合料民丁于中原，考试儒人，“通一经即不同编户”，儒人取得免丁权，等。这样就提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在众多人的努力下，宪宗元年（1251）蒙哥汗曾诏免海内儒士差役乃可嘉的成果。
还须注意的是，一些汉族世候招揽儒士，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儒士的作用。王恽《史天泽传》：
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断昌、徒单侍讲，为料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4〕
这些都是金末名士。依附史天泽的还有张德辉、杨果等；宋子贞、商挺、王磐、刘肃、徐世隆、李昶等则投奔严实，王鹗等投奔张柔。
他们在经遭战乱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尤其是严实父子与宋子贞、徐世隆等于太宗年间在东平兴学，行科举，制礼乐，既保护、起用了一批来依的名儒如商挺、王磬、李昶、刘肃等等，又从东平选拨、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中统、至元间名臣的儒生如李谦、孟祺、阎复、王构、王恽等等，在山东地方透露出北方地区生机渐复、文治渐兴的消息。
其次是对儒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行。
1232年，张柔从睿宗伐金，“金主败走睢阳，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5〕
1233年起，元好问在聊撰《中州集》，直至1249年方成，龙山赵国宝为锓木，张德辉为后序。元好问“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已所当为，时国史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乃言于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问馆，为乐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呜呼！先生可谓忠矣！……”〔6〕鲁迅曾赞许道：“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7〕后来元朝纂修《金史》时多本其所著。
1235年，浑源刘祁《归潜志》成，自序曰：
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
1236年秋，顺天贾辅建成“万卷楼”，郝经于1244年春作《万卷楼记》云：……侯（指贾辅）独不然，息民保境，礼贤聚书，劝学事师而已，于是取众人之所弃以为已有，河朔之书尽往归之，故侯之万者独书焉。河南亡，众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复各万侯之书又得万焉；淮南亡，众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复各万，侯之书又得万焉。故南北之书皆入侯府，不啻数万卷焉。……方干戈坏乱，经籍委地，侯独力为捆拾，吾道赖以不亡，虽孔氏之壁、河间之府不是过也。”同一年，耶律楚材“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8〕等等。 可以看出，一些有识之士都在致力于文化典籍及掌故的收集、保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前代文化不因朝代的更替而中断它的延继。除了以上一些较为显著的事例外，亡金士大夫及其后人、门生编辑个人的庥子也应属于这一范畴。当然，通过书院、学校或家居授徒更是对儒学的保存和继承，从郝经、白朴等等后辈大家身上可以看到优良文化传统的延续；丘处机等借全真教以保存汉族文化，以其济世精神亦为儒学赢得一脉尚存，这些，此处就不详论了。
（2）赵复等理学家对理学的传播及探讨
《宋元学案》卷九十至九十五之“鲁斋学案”、“静修学案”、“草庐学案”、“静明宝峰学案”、“师山学案”、“萧同诸儒学案”已为元代理学勾画了大致的面貌。然而，吴澄到至元年间才被征至北方，陈苑、赵偕则为江西、浙东陆学一脉，郑玉为元中后期人，刘因、萧、同恕在金元之际年岁尚小，萧、同二人更是偏在秦中奉元一隅，所以属于本文论述范围的只有鲁斋学案。
赵复来到北方，是理学在北方大规模传播的开始。就现有材料来看，在太极书院讲学和载经南游是赵复传播理学的两个主要活动。太极书院的出现无疑是当时学界的一件大事，而在书院内宣讲的程朱理学也就不能不引起北方儒士们的瞩目，所以，除了由官方所选定的“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外，还有闻讯“徒步往从”的人。然而，只在一处传学不免有些局限性，何况当时的社会状况还远未安定，许多著名的儒士都分散在各个汉人世侯幕府，未能直接接触到理学思想。因此，赵复载经南游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程朱理学，尤其是针对社会名流，想利用他们的名望为理学在北主的传播推波助澜。在这点上，赵复和同时被俘入燕的应城名儒砚弥坚不一样。砚弥坚在“戊戌试”中选后，随即定居真定，“著儒籍，专以授徒为业，”〔9〕培养了刘因、 滕安上等后辈名儒，是从底下做起。相比较而言，赵复的做法似乎更为有效些。赵复南游所载之经为《伊洛发挥》，即阐述发挥周程理学的宗旨；所经之地则有顺天、赵、魏、东平、济南等，其中尤其顺天、东平、真定乃人文荟萃之地，此行尽管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倾心于理学，从接触到接受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许多人是半信半疑的，但从杨奂、杨弘道、元好问等对赵复的推重，以及郝经因赵复之言而名重的现象来看，赵复此行赢得了声誉，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后来，河南行省德安府安陆县设有“江汉书院”一所，以纪念赵复。
值得注意的还有辉州苏门山的三星辉映现象。《元史·姚枢传》：
辛丑，……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朱所注书以归，谓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既而尽室依枢以居。
《元史·许衡传》：
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已任。
《无史·窦默传》：
……又走德安。孝感令谢宪子以伊洛性理之书授之，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乃北归，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继还肥乡，以经术教授，由是知名。
姚、许、窦三人此时已十分倾心于程朱理学，（当然，窦默的接受渠道是来自孝感令谢宪子，但在与姚、许一同讲习理学时，也可说间接接受了赵复的影响。）相互切磋、探讨，所涉及范围很广，而终以程朱之学为指归。姚枢原以官位知名，而弃官研习理学；许衡原以传统儒学知名，而弃之以就理学；窦默则以理学而知名。这三人研习理学，也许他们自己最初也未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他们相互讲习，乍看只是发生在很小很小的圈子里的学术活动，但是到了后来，这一活动的深远意义就显露出来了。
首先，姚枢等刊行、流布理学书籍，为程朱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推波助澜。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云：
（姚枢）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恬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
后来许衡到苏门山所录正是以上诸书，归去以之授徒，流布更广。
其次，他们通过讲学授徒，吸引了一批后辈儒生为忠实的追随者，扩大了理学的影响。窦默、姚枢亦曾授徒，以经术名世。王磬曾于辉州授徒，后来因事入燕，便将所有学生托付于姚枢，以姚枢为师。〔10〕然而，还是以许衡门徒最多、影响最大。许衡在河朔、大名从学者甚众，在姚枢处录得程朱著述后，尽弃旧学改授程朱之学。中统、至元初，许衡几次任国子祭酒，至元十年告老还乡后，朝廷以其弟子耶律有尚等人“嗣领其学事。”在耶律有尚的努力下，至元二十四年，元朝“乃大起学舍，始立国子监，立监官，而广增弟子员。”有尚升国子祭酒，“儒风为之丕振。”〔11〕《元史》又云：
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为先，而践履必端悫。凡文词之小技，缀缉雕刻，足以破裂圣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诸生知趋正学，崇正道，以经术为尊，以躬行为务，悉为成德达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衡之旧，而勤谨有加焉。身为学者师表者数十年，海内宗之，犹如昔之宗衡也。
国子监学一直为许门弟子所把持，加之灭南宋后大量理学人才和书籍的流入，以及元廷下令在各地方学内设立小学加以推广，程朱学逐渐成为学术主流。
再者，窦、姚、许成为忽必烈重要幕僚，以所学直接作用于各种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并直接影响于蒙古统治者。窦默被召至潜邸，忽必烈询问治道，窦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12〕忽必烈“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哲去左右。”〔13〕窦默所奏建学立师等建议皆被采纳。姚枢被窦默荐至忽必烈潜邸后，“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14〕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姚枢审时度势，出谋划策，几度为忽必烈消除政治隐患，稳固了忽必烈的地位；从忽必烈征大理时，力陈戒杀之意，为忽必烈嘉纳。世祖即位后，被召赴中书议事，修定条格。世祖曾命皇子真金从窦、姚二人学习儒家经典，又曾对待臣感叹道：“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15〕大加赞赏。
世祖在为秦王时，就曾召许衡为京兆提学，以教化秦人。果然，“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16〕世祖即位后，许衡拜国子祭酒，至元二年又诏议事中书省，至元六年受命与徐世隆定朝仪，与刘秉忠、张文谦定官制，至元八年征召其弟子王梓等十二人到太学中伴读，以三纲五常教蒙古贵族子弟。
由于窦、姚、许三人中统间与王文统有冲突，直到至元二年少年蒙古贵族安童入相，大力支持儒学，元朝才真正开始了有规模的儒治，一代典章，皆立于此时。许衡所上《时务五议》如行汉法、重农桑、设学校等有代表性的建议得到采纳，儒学推布更为广泛，《元文类》卷四十一“礼典·学校目”下云：
我朝自太宗皇帝投戈讲艺，建学于燕，四方诸侯，相继兴学；迨夫世祖皇帝……即位，以道建极，文轨混同，内设胄监，外设提举官，以领郡县学校之事。于是遐陬绝漠，先王声教之所未暨者，皆有学焉。
这与许衡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至元十七年六月，许衡因病请求还怀孟，皇太子真金使东宫官员来告谕许衡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的其善药自爱。”〔17〕，真金是在忽必烈身边众多老儒的薰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儒士们在朝廷中的政治靠山，如果他不那么过早去世的话，理学的官学化很可能会提前二十年。可知窦、姚、许三人对理学的传播对象可说是朝野并重的。赵复等人在金元之际努力传播理学，对于扩大理学的影响有巨大的作用。元代中后期直接以赵复、许衡、刘因、郝经、杨奂等人的别号或谥号为名的书院就有十几所，许衡、刘因、姚枢、李谦等都曾受祀。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总之，金元之际儒学继承与发展的两条线索并行发展，交互影响，组成了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复杂面貌。而到了元灭南宋后，南方大批儒学人才和书籍流入北方，则不仅传统儒学学者与北方新起的理学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学术团体，就在理学内部也有以许衡为代表的北方理学家和以吴澄为代表的由宋入元的南方理学家之间的粗陋与精微之区别，再加上陆学的介入，则就更为复杂了，此处不作详论。
注释：
〔1〕《遗山集》卷39。
〔2〕《和移刺子春见寄》，《湛然居士文集》卷3。
〔3〕《感事四首》其四，同上卷5。
〔4〕《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8。
〔5〕《元史·张柔传》。
〔6〕《遗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35。
〔7〕《且介亭杂文·儒术》。
〔8〕《元史·耶律楚材传》。
〔9〕《宋元学案》卷90。
〔10〕姚燧《三贤堂记》、《牧庵集》卷7。
〔11〕《元史·耶律有尚传》。
〔12〕《元史·窦默传》。
〔13〕同上。
〔14〕《元史·姚枢传》。
〔15〕《元史·窦默传》。
〔16〕〔17〕《元史·许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