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与儒学学术讨论会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化与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鲁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山东孔子学会主办的鲁文化与儒学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12月26日至27日在济南召开，有70多位学者与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和提纲50余篇。广大与会学者自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觉坚持“古为今用”、繁荣学术、发展科学的指导思想，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互相切磋，虚心学习，认真探讨了鲁文化和儒学中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将这一理论付诸现实的一些实际问题。从这次会议发言的内容与收到的论文的内容看，这次讨论会对鲁文化和儒学的讨论，涉及的面比较广，内容比较深。
与会学者面对我国当今社会发展和世界形势变化的现实，从新的角度对鲁文化的产生、鲁文化的内容、鲁文化的发展，对儒学的义利观、政治观、伦理观、自然观以及孔子和老子的关系，儒学发展的前途展望，毛泽东的人格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深入探讨。
关于鲁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产生问题。有的学者主张，鲁文化可分为前鲁文化、早期鲁国文化和儒学三个阶段。前鲁文化是东夷族的风俗习惯；早期鲁国文化是封国后的文化，是伯禽革礼变俗形成的，是周文化的移植。周文化的特点是神学文化、宗法文化和礼乐文化，以及周公旦变革后文化所迸发出来的重人事的理性精神。儒学是在鲁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周文化的提升，是哲学人文文化。儒学把鲁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鲁文化的精髓。
也有的学者认为，鲁文化是鲁国建立之后以周文化为主体又吸收鲁地原有文化而建立的新文化，因此，没有鲁国也就无所谓鲁文化。周公集夏、商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周文化，孔子又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加工提炼建起了庞大的儒学新体系，成就了儒学。儒学后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儒学派别，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占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体系，影响深广。
关于儒家的义利观问题。有学者不同意有关儒家重义轻利的看法，认为儒家重义而不轻利，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以义制利，以义作为标准制约利，是“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如果符合义之要求的富与贵，儒家还是取的，因为这是取之有道；荀子也说过：“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这些观点在今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这些观点普及了，就会遏制假冒伪劣产品和贪官污吏，就会净化社会环境，有益于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威信的提高，有益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关于儒家的政治观和伦理观问题。有学者认为，儒家治理国家重视德治，但是也不忽视法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孔子是重德治的，但也不反对法治。孔子主张以德治为主，辅以法治，即为政要“宽”与“猛”相济。孟子也讲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而有利于统治。
有关儒家政治观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伦理政治，把道德引入政治，十分重视领导者或当权者带头及示范作用。《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就是俗话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面对当今社会上一些上级虽“三令五申”而仍不见改变的消极甚至腐败现象，一切有正义感的正常人，都觉得儒家的这种政治主张还是有现实意义和生命力的。
在儒家政治主张中还有一个关于尊民、重民、泛爱众的重要思想。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再到荀子的舟水之喻，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种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统治者重视。这对于我们今天重视和坚持群众路线，自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也是大有益处的。
有的学者联系实际论述了儒家伦理观中的理想人格，并且特别强调了关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以及孟子主张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大丈夫”精神。认为在我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特别需要发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下》）有的学者还联系当前党中央在进行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中，中央领导人也号召党的干部要“养浩然正气”，以此进一步证明，儒家这种理想人格的重要现实意义和这一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联系儒家的政治和伦理观，还有学者探讨了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认为毛泽东的身上几乎随时可以看到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烙印，甚至从他晚年的失误中，也可见到儒家伦理中的消极因素的痕迹。还有学者从更广的视野探讨了儒家修身之道或修身学说。也有学者从儒家政治观、伦理观出发，分析了儒家入世精神对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还有学者从儒家的政治观、伦理观入手，研究和阐发了孔孟的选贤任能思想在其干部路线方面的应用和深远影响，认为儒家关于选贤任能“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这种用人路线和主张，有重要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而积极的历史作用。
关于儒学的自然观问题。有学者通过对荀子的“天人合一”论的叙述，阐发了儒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基本内容。认为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更多的有识之士觉得，儒家关于“天人合一”即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重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在人类致力于科技进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爱护自然，重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使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相互适应，否则片面强调人类一时的需要，不顾自然的承受能力，势必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到头来人类只好自己十分不情愿地吞咽由自己培植出的苦果。不久前中央领导人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论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不要吃祖宗的饭，不要断子孙的路。”这是对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应该认真记取。我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随社会的进步，它的积极因素日益引起全世界发展着的人群的重视。
还有学者对我国儒家重视和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战国时期开始的百家争鸣的基础。“和而不同”早在孔子之前已被我国前贤提出，但是孔子在《论语》中将它发展成一个较系统的朴素辩证法命题，尤其主张用以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孔子对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
关于儒学发展前途的展望问题。与会的广大学者坚持唯物史观，运用科学的方法，认真而积极地作了一些尝试性的大胆探讨，对于中外学者提出的“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这个观点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这个观点的提出，一是从儒学的某些积极因素看，这是有些道理的；另一方面，认为儒学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根据形势的需要和它自身的特点而充实一些新的内容，同时也不断更新自己的形式，在动态中，在不断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中发展，因此21世纪的儒学，既不全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儒学，更不全是历史上曾有过的儒学的原貌，由此看，关于“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的观点应作部分修正。我们不能有任何文化上的沙文主义，各民族、各国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化，在其发展中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吸收各国文化之长，按自己的需要建立自己不同时期的所谓新文化。但是，我们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看，从儒学的丰富内容和它的一些优点看，在人类发展中，儒学中的许多内容会被各民族、各个国家认同与借鉴或吸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正确理解1988年1 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宣言中郑重写道的：“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我们为自己的民族有孔子而骄傲和自豪，但不是盲目地满足而停止不前，我们的责任是在前人打下的良好的文化基础上为中华民族、为世界创造更加辉煌灿烂更适用的高层次的文化。
还有学者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点作了比较；也有学者对孔子的民族观，对孔子和老子的关系作了些有益的考察。
与会的学者对山东孔子学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积极见解，归纳起来就是：按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山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提出近期和长远的规划，积聚全省的儒学教育工作者和儒学研究工作者，合力攻关，既出人才，又出成果，争取为开拓儒学和发展新文化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