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标志与时代的精神——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新论论文,标志论文,理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化理论”：“进步”观念的现代发展
本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70—8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对开放改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起了一种震聋发聩的作用。
“现代化理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西方学术界，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学者，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问题时所提出的、众说纷纭的见解和论断。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基点：
第一，研究的重点对象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本身，而是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问题。70年代关注的焦点是拉丁美洲，80年代关注的焦点已移至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西方现代化论者的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花多大的精力去研究非西方社会新对象的特殊问题，而只是运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规范”非西方社会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第二，“现代化理论”大都立足于17—18世纪以来西欧北美工业化经验的概括与抽象。他们基本上属于欧洲19世纪工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理论上沿袭当年思想家们对欧洲社会变迁所作的分析，提出了西欧北美工业化发展的模式理论，作为非西方不发达社会发展的前景和出路。美国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德说得明白：“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17至19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注：艾森斯塔德：《社会的进化与发展》（S.N.Eisenstadt.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牛津1966年版，第1页。）
第三，“进化内因论”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特征，它不仅强调社会的进化法则，而且强调社会进步与阻碍社会进步的原因在于社会内部。“内在性变迁过程”的标准模式，就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而阻碍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原因，也在其社会内部，即缺乏进步的动力——“追求现代化的意志”。不发达国家之所以缺乏进步的动力，原因在于本土的传统文化。所以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来说，从外部输入西方文化和新的价值观念，“激发”追求现代化的热情，被视为最重要的环节。美国学者D.麦克莱兰说：“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的最后决定因素是价值、动机或心理力量。……在改变历史时，事实上，意志比纯粹的物质组织更重要。”（注：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41页。）
第四，西方现代化论者普遍采用“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思想来解释社会的进化。虽然他们认为社会进化是有阶段性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前现代社会的各种阶段作分析和界定，而是把前现代社会统称为“传统”阶段，同“现代社会”相对照，发展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进化。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从马克斯·韦伯的“传统”与“理性”命题中得到启发，提出“模式变项”理论（注：帕森斯：《社会：进化和比较的透视》（T.Parsons,Societies:Evolutionary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新泽西1966年版。）。虽然帕森斯的本意只是准备将“模式变项”作为对一般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工具，但“模式变项”突出了“两极对立”的特征，强调了价值取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现代化论者因此便普遍采用这一理论来说明“两极对立”的思想。
第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论与现代化政治发展目标的“可相容性”假设。一般而论，西方现代化学者所列举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的脱离王权专制的政治变革，即民主化；另一是由工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技术和经济的变革，即工业化。这两者之间发展的结合程度和平衡程度，就构成了某一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特点。但是这种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究竟能够“化”到何种程度，它的前程和结果是什么，则是西方现代化论者的新课题。
总起来说，西方主流派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是社会进化论，而作为并不完整、并无严密科学体系的现代社会学理论——现代化理论本身，也是从传统进化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西方现代化论者大都不想承认这一点（注：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前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据我看来，现代化理论有其历史合理性，表现在它提出：现代化是一种时代趋势，是世界各国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增长经济”，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及力图把西欧北美诸国特定的现代化工业化原则抽象提升为超历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的努力。现代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界起某种“启蒙”的作用。但是人们也指出，现代化理论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掩盖了理论源头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作为现代化发展“楷模”的西欧北美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性质。无怪现代化理论刚一出世，就受到激进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猛烈批判。70年代出现的“依附理论”及与之有联系的“世界体系理论”就是这些社会科学家提出并与之相对的理论。实际上依附论学者认为需要打破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对欠发达国家的束缚，实现国家自主的目标（注：A.G.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A.G.Frank,Capitalism and the Undevelopment in Latin-America）， 纽约1976年版；I.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Wallerstein,Modern Worldsystem）第1、2卷，纽约1974年版、1980年版。）。但是他们仅仅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境和与外部的关系，并没有建立起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可能性的理论（注：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再探讨》，第117页。）。 此类争论和批判从政治角度考虑无疑是正确的，即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前提必须是独立自主，但这种争论和批判也易于陷入误区，就是把现代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全都抛掉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本身是时代的趋势，经济现代化本身并不具有何种性质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也好，战后民族独立国家也好，或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好，都必须现代化。哪个阶级的统治，才给它的现代化道路打上某种“性质”烙印。
在这里，弄清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来龙去脉就显得非常必要。人们大都承认，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发展学说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种发展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进步”，是“进步观念”在现代意义上的一种发展。
有关“进步”观念的思考，可以从两个基本判断入手。第一，“进步”最先只是西方人的“大观念”，以后则在世界范围流行，成为人类的“大观念”；第二，“进步”观念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其历史性。古之希腊、罗马人都无与“进步”观念相类似的概念，更找不到历史呈直线进步的观点。虽然变化的观点到处存在。
为真正进步思想的上升奠定基础的是15、16世纪以来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宗教的反叛；另一个是地理大发现和科学开发世界。这两大事件都明显地展示了现在超过以往的成就，而且奠定了“进步”观念的社会和现实基础。正生当时欧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运用进步的事实，建构进步观念，提出今胜于昔的信念，也就不奇怪了。
探究“进步”观念的渊源，首先要提到的是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前者坚信知识将造福于人类，在今人比前人知识进步的基础上，以自然科学的成果为目标，使人的生存条件得以根本改善；后者则确立起理性——通常指的是科学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不可易变的原则。两位大师并未直接和完整地阐述“进步”观念本身，但是通过将知识、理性、科学及今胜于昔的信念联结在一起，而使这一观念成为可能。最先把“进步”与“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使民众了解科学的意义与功用的人物是曾经担任法兰西科学院秘书的笛卡尔主义者德·冯特奈尔。他不但把前人已经确立的今胜于昔的“进步”引申至“无限未来”，而且认为这一进程确定无误和不可移易。他预言人们终有一天会在空气中飞行，能制造出缩短工时、生产新产品和增加财富的机器，地球将成为天堂（注：P.哈查尔特：《欧洲精神的危机》（P.Hazard,Die Krise derEuropaischen Geistes），汉堡1939年版，第365页。）。此后， 人们对知识的关注更多转返社会，知识进步的信念逐渐扩展成一般“人类进步”的观念。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现代化时代的起点。社会变迁的浪潮荡涤着旧秩序的污浊，而新兴的工业社会秩序尚在建立过程当中，社会的急速发展与动荡也呈现出深刻的危机，于是人们有了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有了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一种以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为特征的“进步”观念成熟起来，在法国的社会学和德国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中达到高峰。
在孔多塞和圣西门那里，工业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还仅仅是一种推论和预言。孔多塞“进步”观念的基本核心是理性主义。在这里，“进步”观念较之以往有了质的变化：延及到以人为中心的领域；人性的质的完善；涵盖世界一切领域并不断臻于完美的“进步”有不可逆性。
圣西门（1760—1825 ）则是公认的从18 世纪启蒙进步思想跨越到19世纪工业主义观念的第一位先知。他的社会进步思想同孔多塞有相承性。这位思想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把权力政治的统治转变为社会的自我管理，而社会则由生产阶级——科学家和实业家——来管理。作为补充，还提出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社会”理论。这正是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构架。他的未来工业社会的学说构成了19世纪欧陆主要社会思潮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派。
真正称得上现代化社会学奠基人的是法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德（1798—1857）。他除了继承圣西门的一些观点外，创立了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整个体系都从研究社会进步问题开始起步，把解释和预测当时欧洲的社会变动和未来作为讨探的主题。开始，孔德把其理论分为研究社会进步的社会动力学和研究社会秩序的社会静力学两大部分，并主要致力于探讨社会进步的动力学问题，提出了人类理性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以及社会进步三阶段论，即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在他后期着重探讨的社会秩序理论中，强调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体，社会无论进步到哪个阶段，社会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进步就是秩序的发展”。孔德虽然没有为解决19世纪欧洲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提供多大的实际贡献，但孔德关于人类理性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社会发展阶段论，历史决定论以及潜在的直线发展论等观点却被当代西方现代化论者所继承和发挥。
总起来说，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的社会哲学都以科学相标榜，视“人类进步”为必然，把一般对于“进步”的信念变成对于“规律”和“法则”的认识和发现。人们把18世纪末期以来形成的“进步”观念归结为一种直线的和量的进步观（注：J.B.勃雷：《进步观念》（J.B.Burv,The Idea of Progress），纽约1932 年版。）。至19世纪下半叶，这个业已在理论上占统治地位的“进步”观念，由于生物学理论的突破和传播，终于摧毁了旧时代信仰的最后藩篱，远播世界，深入人心（注：J.B.勃雷：《进步观念》。）。然而也正在这个时候，它也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是代表19世纪末社会进步观念的英国社会学大师斯宾塞（1820—1903）和代表20世纪初社会进步观念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1864—1920）。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斯宾塞等人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斯宾塞在坚持人类社会的进化也象生物有机体一样沿着线性的阶段升进时，他也就背弃此前“进步”观念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他重视社会结构的进化，而不是理性主义者所强调的思想状态的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把社会进化的乐观思潮一扫而空。战后世界性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大危机，使19世纪的历史进步观念严重地动摇了。马克斯·韦伯观察到欧洲社会与文化的危机，人们对现代化世界未来前景的疑虑超过了信心，而一些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又开始招头并向历史进步论的观点挑战，总之现代工业文明走入歧途，西方文明面临深刻危机。韦伯是带着这种悲观的社会思潮来论述他的社会进步观的。
韦伯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一方面对科学理性“提出质疑”，而另一方面提出“实践理性”的合理化观。他对科学理性一直所追求和推许的欧洲社会（特别是德国）迄今进步成踊种非理性的、物欲横流的、争夺扩张的资本——帝国主义，表示了深深的悲哀。问题出在拍里？韦伯发现，“理性主义”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科学理性只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进步的认识观点，只是由少数学者或启蒙思想家首先把握然后通过教育来促进知识的扩散的实践观点。韦伯毕生致力探讨的主题是，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及其前途，或者说是欧洲社会资本主义的品格及其命运。“社会进步观念”被“社会合理化”所代替。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探求就是为了设计“合理化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本来应该是如何的。在韦伯看来，这种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同新教伦理有关（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 页。）。韦伯通过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基本思想。韦伯通过对中国、印度、阿拉伯诸东方国家的宗教研究，进一步阐明非西方社会由于缺乏“新教伦理”之类内在因素，因而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韦伯命题”也就成为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进而推论出：东方社会之所以落后，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和国家“欠缺”西方社会特有的发展内因，因此“发展”就意味着把西方社会中的各种“现代因素”运用于无法自发现代化的非西方不发达社会，即从外部输入现代化。
“进步”观念终于作为遗产进入20世纪。“进步”不仅遭受到外部的危机，而且也面临着内部的衰落。所谓内部衰落，是由于人们领略到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惊人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对于人类进步的不断失望。一种悲观的辩证法甚至认为，科学的进步可能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工具（注：P.J.欧皮茨：《“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夏季卷总第8期，第186—187页。）。 依我看，最近几十年里引人注目的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其所针对的与其说是作为“大观念”的“进步”观念本身，不如说是它当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和完全依赖于科技的发展观。
再来看外部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进步”观念的政治化分裂。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有两个政治中心，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都深深打上了进步观念的烙印，一个中心是美国，另一个中心是苏联，两国都把自己看成是进步的代表，不仅仅代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代表社会与政治的进步。都认为自己这里的“发展”是样板。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鼓吹的，就是以“西方”为样板、为中心的“进步——发展”理论。
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这样由“进步”观念发展而来。它的资产阶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历史上持“进步”观念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他们的学说精华，也蕴藏着人类普遍性的真理。所以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即使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葆有不少合理的有用的因素。
二、“现代化新论”：“进步”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现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脱离“进步”观念发展起来的，相反，“进步”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观的基础。进步是历史中固有的，而向着理想状态发展的进步，是一种更好的进步，这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们将这种理想状态也称作：“自由王国”。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由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完全共产主义的三阶段发展理论，而且对阶级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作了排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以后的毛泽东对此作出这样的响应：“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注：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162页。）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是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发。但是马克思发展观中的“进步”观念，却同黑格尔发展观中的“进步”观念，有着“质”的不同：前者是彻底唯物主义的，而后者是彻底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认为，进步是世界精神在辩证运动中的自我展开，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在经济的层面上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发现了进步。黑格尔用世界精神的自我创造构建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而马克思恩格斯却用他们的唯物主义去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作为“世界历史”这一“进步”观念的基础。他们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唯心史观把意识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认定精神决定历史的进程；而唯物史观则把物质生活的生产看作历史的出发点，把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视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对此当代西方的现代化论者曾作如是的评述：“在进步法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大大地背离了黑格尔。”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毕生的主要精力放在探讨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上，特别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方面。他们的这种探求和论证，主要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的欧洲而展开的。上述著名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论断，只是马克思把当时所知的世界范围内的几种社会形态即生产方式按其发展的高低水平所作的排列，并非每个民族都按这个演进序列循序上升。而当具体论及欧洲阶级社会的演进时，马克思则明确提到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序列。
后人也许斯大林是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发展观归结为人类经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生产方式”或“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且把这种单线演进的图式说成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适用于一切民族、国家、地区的历史，换句话说，一切民族、国家、地区的历史演进，都必然依次经历上述的“五个阶段”。这种解释和规定，不仅同马克思的原意大相径庭，而且同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现实发展不符。而在一些当代西方现代化论者看来，马克思跟他们一样，都认为欧洲社会的发展历史是全人类唯一的发展道路，西方模式就是世界模式，今天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就是西方社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继续。马克思也被他们说成是“西方中心论”者。
说清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马克思的社会进步—发展观，大体说来，系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世界化及其趋势问题。前一部分是依据西欧的经验历史进行分析的，而后一部分则是以整个世界的实践过程为基础的。前一部分并未为世界各民族社会规定统一的单一的发展模式，马克思反而一再强调，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页。）；后一部分的“世界历史”进程， 更是与单一发展论毫无共同之处。这里需要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加以说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狭隘地域性的各民族历史，不同的民族都在狭隘的地域内走着自己的路。但是当西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即把世界不同的民族相继卷入到世界统一体的发展进程中来。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世界性扩展，世界市场的建立，交换形式的迅速改进，不仅“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是指由大工业开创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再是独自封闭的历史，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日益被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代里，由于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范围的社会化大生产，因而它也就为结束自身和实现共产主义准备了历史前提。这是马克思根据当时世界各国的现实发展基础得出来的结论。工业革命和大工业的建立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世界历史”实际上勾勒出马克思社会进步—发展观中由阶级社会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向无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过渡的历史时代。
“世界历史”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农业化的东方国家，或是原始化的部落国家，相互间都发生互动互补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的所有时期，都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和导向，而且他们也预料到，历史上的每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都是以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 但是他们都不曾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是在并未创造出充分物质前提的落后国家中首先产生，并由一些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国家跟进；他们也不曾预料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并未使落后地区和国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更预料不到，科学技术的高新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快速地更新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条件，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发展成为现代发达国家。当代西方现代化—进步论者和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步论者都在为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作各种研究、解释和预测，虽然他们的目的不尽相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大课题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面临的种种问题。“现代化”这个新概念突入本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领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才出现的。近年来，在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提出的现代化研究课题在不断增加。真实的背景在于，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现实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革，原有的理论如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时代就要召唤新的理论。
回顾一下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思潮的演变，对认识“现代化”问题是颇为有益的。大体说来，以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作为现代化启动的开端，可说是一种萌芽的现代化意识，其核心价值观念是“富强”，但如何富强则认识得很肤浅，新的变革仍在传统儒学的框子内进行。现代化意识成长的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突破了儒学的思想框架，接受了西方输入的进化论和其他改革思潮，向西方学习建立西方的体制与文明就成为中国变革的方向。主流的价值观转变成了“西化”。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现代化思潮形成的第三个阶段，一种新的发展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对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发展予以全盘否定，在一段时间里将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作为发展蓝图与方向，其核心价值观念是苏式“社会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在现代化世界的确切坐标几无认识。最近20年的开放改革，标志着中国社会变革的价值观的巨大转变：明确提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现代生产力，吸收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包括西方国家创造的先进文明；发展经济，加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过渡，争取在下世纪中叶赶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核心价值观是现代发展的价值观，也可称为新的“现代化”发展观。
从这样一个社会思潮的大转变和现代意义上的螺旋形上升的脉络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探索现代化道路所经历的艰苦曲折历程。历来中国社会思潮中有循环观、变化观、进化观、革命观，独独缺少进步—发展观，或者说进步观只体现在政治层面上，而没有体现在社会层面上。这种状况到现代化研究的时期，才予以改变。80年代涌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论者，开始对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进步—发展观”的考察，并对进步—发展观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展。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教授可说是一枝独秀，他的“现代化新论”是对进步—发展观作马克思主义的阐明和发展的优秀代表。罗荣渠冲破了以往社会思潮中的种种障碍，为追求学术真理而甘冒乍暖还寒的政治风险，终于攀到了这个领域的高峰。1993年出版的《现代化新论》，构成了他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现代化新论》的基本价值，是它用唯物史观研究了现代化的本质和动力，并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的现实考察。
罗荣渠对现代化理论和历史进程研究的贡献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现代化的历史定位。“现代化”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西方现代化论者有认为是一个时代，也有认为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没有确切的界定，缺乏历史的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中虽然提及过“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市场”；“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这样的词句，但也没有对“现代化”作过专题论述。罗荣渠只是紧紧地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一进步—发展观，论述他的现代化理论。他提出，“现代化”是指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新时代的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注：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58页。）。在另一处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而言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溪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在这两段话中，有四个明确的历史定位，即现代化指的是一个“新时代”，是一个“特定阶段”，是“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大过渡”，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一场急剧变革”，一言以蔽之，“现代化”首先指的是一个“新时代”。作为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西方人的概念中，往往把16世纪看作是开端，但是影响世界发展的进程与方向的真正的划时代巨变，更明确地说是开始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过程，正好同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大西洋革命”同步展开，由此而开创了一个全球性变革的新时代。恩格斯所说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页。）时代， 应该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
工业革命是这个新时代的起点，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开端。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它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这场社会革命对世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惊人和深远的，它不仅把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各个方面卷了进来，使之发生剧变。而且把非工业国家整个都卷了进来，使之发生剧变。近二百年来世界历史的进步，正是一场复杂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的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统一世界发展进程的证明。这个特殊的世界历史进程，不是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化的进程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次工业革命—工业化的进程，罗荣渠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像多级火箭一级一级地向前推进一样，直到全球都达到目的。所以说，现代化不等同于工业化，其涵盖性超过工业革命或工业化，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仍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过去，经济史家把工业革命及其在各部门扩散的过程称之为工业化过程，已基本上认识了现代变革的实质。但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数是从纯经济、纯技术、纯工具的观点去看工业革命的，而且对工业革命作狭义的解释，即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宣告结束。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迄今人类社会三次生产力形态大转换中最重大的一次转换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单纯的技术革命，也不是单纯的生产力自身的运动，而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社会结构相结合的矛盾运动。从西欧开始的全球性大转变从经济层面突破，逐渐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使现代工业主义精神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一个崭新的进步发展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全球现代化的新时代。“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内容及其内在合理性”（注：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62页。）。
说到这里，“现代化”的历史定位还留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时代有没有一个终点？因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变革与进步发展这一特殊进程的称呼，在这里，“现代”这个概念是以大生产力形态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坐标的主轴对这个新时代的新定位，给“现代化”以明确的时代定位是必需的。罗荣渠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现代化不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是一个历史阶段。但是罗荣渠同当代西方的现代化论者和未来学家们不同，后者往往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的宏观透视基础上对“大过渡”时代作出具体的时间定位。比如未来学家赫尔曼·康恩，就把1800年至2200年这四百年划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时代，即从前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大过渡时代。罗荣渠则在肯定这一大过渡时代有着一个“终点”，但不作具体的年代预测，这实际上更为科学。他只是作出这样初步科学判断：现代化这个大过渡时代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注：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64页。）。
第二，提出现代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是由工业革命解放出来的现代生产力。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历史进步观。大部分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进化论的致命弱点之一，是说不清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或者只把人的意识作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动力；反之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前苏联的理论界则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和“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动力。显然这些都不符合于二百年来世界各国现实发展的实际。罗荣渠在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作了宏观深入的考察基础上，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进步观。罗荣渠写道：“马克思是用一个新的科学概念即生产方式的概念来阐明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诸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每种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生产诸力与生产关系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的结合，这种不同的结合形成为社会的不同的经济形构（一般译为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它是按照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的规律进行的。这条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他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重大贡献。尽管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异常复杂的运动，众多的独立和依存的变数在交互作用，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交织，前进与倒退交错，这数不清的相互作用的变量形成的历史合力总是围绕经济发展的中轴线进行的；而经济发展的高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把这一观点称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97—98页。）罗荣渠进一步写道：“可以把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大致表达如下：（1）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 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社会的全面发展水平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高低；当一个民族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一般地也达到它的社会生产的高峰；但生产力并不是按直线发展的，单纯的生产力运动也不可能改变生产方向。（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中，两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3）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发展能量和弹性， 现代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在相同的生产关系的结构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有高低不同。（4）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具有客观可比性， 可以找出科学的衡量标准，而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则只有相对意义，它的可比性一般取决于社会公正原则，归根到底，取决于解放生产力的程度。（5）在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形式的转换导致革命性变革，无论是生产关系严重落后于生产力水平还是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冒进与超前，都会导致生产力的破坏。（6 ）现代生产方式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双都处在相关的量变的过程中，甚至发生局部性质变化也是有可能的。”
在这里，我们几乎无须再多加什么话，就已十分清楚地表述了罗荣渠现代化的动力思想，即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轴，现代生产力是现代社会（“现代化”或“世界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这种唯物辩证的阐释，不仅丰富了以往生产方式运动的干巴巴的公式，而且反对了唯意志论。实际情况是，当前各国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的一些理论问题，大多是与如何理解和阐释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这一基本规律分不开的。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一般都是从政治革命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开端的，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首先变革，生产关系的这种质的突变性即生产关系的变革走在生产力的发展之前，只是在非常时期才出现的。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和滞后性则是经常的现象。因此，罗荣渠认为：“如果把暂短的革命时期出现的突变情况当作是历史发展长过程中的通则，加以普遍化，而且把生产关系的问题简单化为阶级关系，就会把基本规律完全颠倒过来。这样，在实践中难免不会滑到唯意志论的泥坑中去。”（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00页。 ）这是已经被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所证明了的。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二百年间，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出现一种日益明显的新趋势，这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持续加速增长的趋势；以农业和农村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工业和都市生活为基础的社会转变的趋势，以及科学技术革新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的趋势。“这一新趋势的根本动力是现代生产力”（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96页。）。
关于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动因论，罗荣渠把它称为“单因素论”，认为它很难经得起现实历史的检验。他是主张多因素决定论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只是因素之一，当整个社会机体运转起来之后，就形成为互动作用体系，而不是单向作用体系，随着社会的日益发达和富裕，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也就愈明显（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69页。）。在今天的时代，经济因素甚至是独立地发挥作用。阶级斗争和革命动因论也就愈来愈和社会进步发展实际远离。
第三，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进步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章。）。 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但是世界各地的历史发展都呈现出多样性。完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用一元多线图式取代单线发展论或单线图式。罗荣渠在探讨现代化进程的内涵和考察“世界历史”的进步后认为，把世界历史演进描绘成一种单线序列，即人类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五种生产方式”或“五个阶段”序列，并以此来解释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这并非是马克思的观点。古典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典型序列，也只是在欧洲历史上经历过，日耳曼人社会也没有经历过奴隶制，把它扩大为普遍的世界历史图式，是后来加上去的。“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这个序列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它们之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说每个民族都按这个演进序列循序上升”（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57页。）。
这种单线演进的历史观，并不能解释复杂多样的世界历史，因为既不存在单一的世界历史进步的客观图现，也没有被世界现代的发展现实所证实。脱离了现实和真实的理论不具有内在的科学解释力。但是一旦它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获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就会直接影响国家发展的战略和决策，危害性是显见的。在我国，它一方面窒息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同中国的开放改革政策相冲突。针对这种单线图式，罗荣渠强调了多线图式：（1）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不是划一的，同等的，即使在“世界历史”统一体内，情况也是如此。在西方，这一地域的各民族也不是按同一顺序或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同时迈向下一梯级的。有的民族也许会跨越某一中间梯级（如俄国跨越奴隶制阶梯），而个别民族则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如比利牛斯山区民族）。同时历史梯级的上升运动也不是直线式的有进无退，而是有进有退，进进退退，弯弯曲曲，只是在总体上是向一个方向前进罢了。（2）长出资本主义或长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并不都是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单线排列的。中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早就居世界前列，却迟迟不能迈向下一梯级——资本主义；而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远为落后的西欧，却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生产力，却没有迈向下一个梯级——社会主义；而远未具备这一物质条件的俄国首先导向社会主义。“如果历史单线发展论是正确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错误的或反常的；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真实的，历史单线发展论就是错误的”（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61页。）。罗荣渠作了如此有力的反论证。（3）在同一种生产力的水平上， 可以出现或存在不同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而不是机械的单线解释，即认为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共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罗荣渠指出：“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例如，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在从原始公社解体后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都是存在的。同样，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既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也可以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61页。）（4）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多维的互动作用体系，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亦即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都是众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个新社会的兴起，也是众多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自发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这样对于任何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分析，就应该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式的”（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62页。）。
总起来说，罗荣渠把世界上迄今出现过的生产力形态，归结为三大生产力形态：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由此而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三大时代：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三大生产力形态引导出的历史演进阶段，才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一般必经的顺序和阶段。一元性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进步—发展的特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样，对历史进步的唯物辩证的阐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
第四，对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作历史的定位，对一百多年来近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新阐释。罗荣渠是把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作为重点对象加以研究的。他的主要成就也体现在这个部分。他根据一元多线的新历史进步观，从“世界历史”统一发展的角度，考察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这就是说，他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造成的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看成是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卷入现代化潮流的开始。在具体阐述现代化世界进程时，他提出了三次发展浪潮的观点：第一次拉大了各文明区的发展差距，西欧崛起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中心。第二次大浪潮是工业化向整个欧洲、北美扩散并取得胜利；对非西方文明中心从埃及、土耳其到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促使这些国家寻求防御性现代化道路，但只有日本获得成功；在发生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发展性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走上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第三次大浪潮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是发达国家向高工业化升级与欠发达世界（或称第三世界）大批国家卷入工业化的过程。亚非拉三洲从世界历史后台进入世界历史的前台，卷入世界发展的大潮，是本世纪以来最惊人的全球巨变，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课题。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对现代化启动、模式、战略选择的影响，第三世界不同地区现代化的成就和问题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圈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的欧洲、北美以外的第二新兴工业带，这一切都对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罗荣渠重点深入地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启动的环境、条件、困难及特点的考察，为具体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新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关于罗荣渠对近代中国的巨变和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的新阐释，他的学生、北大教授林被甸作了精辟的概括：“罗先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理论的探讨，是他现代化研究中最具现实意义、影响也最大的一部分。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罗先生把近代中国的巨变放到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打破了上述以革命为主线的分析框架，提出以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文明与以儒教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交织、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互动作为近代中国变革基本线索的新观点。作者十分重视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抑制中国半边缘化、衰败化危机中的重要作用，‘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向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是，革命以及衰败和半边缘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只有现代化才能概括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广泛内容与宏大目标。”
“罗先生以三次模式大转换为脉络，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三次模式转换是指：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在君主制下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型的现代化进入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时期，20年代开始了国民党统治下仿效德国保守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以1949年革命为标志，由资本主义模式转为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仿效苏联模式的激进型社会主义现代化；以1979年改革为标志，开始从封闭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现代化路线重大转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化的原初模式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努力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是中国社会内部上述四大趋势相互交织，衰败化、半边缘化得不到抑制的必然结果。1949年革命完成了国家重建任务，从根本上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危机，使现代化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而1979年开始的改革，最终使中国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注：林被甸：《上下求索大胆创新》，《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08—109页。）
以上是大略概括的近十余年来罗荣渠对当代世界重大课题——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主要成就和贡献。虽然罗荣渠本人生前一直审慎和严谨地认为，研究还是初步的，有的研究还待进一步深入或改进，比如用“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并不尽人意。但是他对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和创新，突破了西方社会学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的巢臼，从宏观历史学角度揭示了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和总进程，不仅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作了大胆的尝试，为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宏观理论架构，而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理论层面上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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