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革命文学研究与左翼思想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创造性论文,遗产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准备就这个题目说点什么的时候，先想到了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似乎越来越缺乏现实的依据，然而这不等于宣称它的死亡，相反，它化为幽灵徘徊着。正因为它处在现实之外，它的足音才让现实觉悟到自身的有限性，并发现外面的光。
这个隐喻让我想到中国左翼革命文学遗产。这个曾经挟持历史风雷、滚动金戈铁马的文学战场，如今似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不仅乏人问津，更缺少有恒心的研究者。昔日辉煌，今日萧瑟，分明反映了历史与时代的巨大变迁，反映了当代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态度。然而，抚今追昔才符合继往开来之道。研究左翼文化和文学的遗产不仅是为了“以史为鉴”，更在于关注左翼文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以此形成完整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图景与历史观，在理性和知性上丰富对现实的批判维度，深化批判立场，在学理上更系统地将左翼文学遗产知识化，让它的效验性与它自身的历史问题意识相联系，让它的美学自足性建构在双向的批判维度上，即与之相区别的其它美学传统(历史的或国外的)对它的批判和它对它们的反批判。左翼文学传统不应是社会学的考古资料，也不应完全被作家本人的道德批判所左右。它为我们反思历史和文学所提供的首先不是它的批判的内容而是批判模式，也就是说，作为对中国当代史叙述的一个重要角度，它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文学的形式体现了一种认知方式，一种“思”的路径和由此带来的洞见和辐射力。我这里是在引用巴赫金的“类型”理论。对他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提供新的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原理，它有能力和历史上的各种类型对话，与其说它是一种对世界的反映，不如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运动转化的认识模式(mode of thinking)，它的视域内部暗示着它的发展可能性，换句话说，一种可成为文学类型的文学思想是活的灵魂，它渴望被新的类型所吸收，它的价值在于它有一种普遍联系性，因此让历史的逻辑在辩证的往复运动中展现新的方向。
我认为，在对中国革命文学的研究中，应该逐渐形成这种探究“形式”和“思维模式”的视点，以替代伦理的、考证的、考古的、民俗的研究方向。不是说后者不好，但这些方向肯定是不够的。在文学方面，它们不能回答美学类型的问题；在思想层面，它们缺乏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把握。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不是一堆浮光掠影的现象，也不是一句“意识形态的工具”就能打发了的。它起于青萍之末，而能蔚然成一代之风气，是有深刻的历史缘由的。
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民族寓言”，而是构造“民族寓言”的言说机制。如果我们把稍显空洞的“革命文学”做一简化，抛开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不论，视其为一种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文明的现代化问题的革命性表述，我们会发现，研究这个类别就意味着重回“现代性”这个普遍命题的框架上去，同时意味着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问题”这个单一框架，而成为世界文学和思想运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对中国农民革命思想和文学的研究将可能变成在时间上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在空间上变成对世界秩序的批判。这么说的原因是，就世界文学而言，如此大规模地写农民和为农民写的文学运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经验对世界文学是陌生的。之所以农民革命文学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文学类型，就在于它的民族的和历史的特殊性。也正是如此，对它的研究少不了要如此询问：是否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文学类型的研究而思考中国现代问题的独特性?这很让人想到俄罗斯19世纪中叶斯拉夫派的思想。他们突出地意识到俄罗斯农民和农村组织结构的独特性，反对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西欧派思想。在当下，重新思考农业文明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另外，从文学角度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民小说家并不是一群文体的幼童，勿庸说，他们是文体的自觉创造者。新的文体符合他们的认知模式。如果我们能够注意他们对文本的定义，对作家、读者等一系列文学核心观念的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里面有许多新的有活力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却未能很好地把它们概念化，因而就不能被后面的文艺家所理解并挪移到自觉的文学创新中去，也因而会丧失曾有的表述农民的文学叙事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也许更重要的是，系统地从哲学层面和理性层面对左翼文学和思想进行研究，牵扯到左翼思想在当下中国现实中的转型问题。什么是左翼思想应该担负的社会批判角色?和西方左翼的区别和共同点在哪里?这些问题似乎在中国农民革命文学中已有了伏笔。具体说，农民革命文学(特别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提供了一种从下往上观察社会的方式，也即是左翼的底层视角，同时还提供了一种从内向外肯定自我的逻辑，也即是左翼(依然以赵树理为参照)的文化的偏保守的立场。也许“保守”这词不很恰当，或许民族文化更适用。然而我用“保守”这个概念并把中国左翼思想和西方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旨在说明，中国左翼思想蕴涵了西方左翼的底层视角和保守主义的尊重传统的一贯作风。换言之，如果在西方，笼统的自由主义始终受到来自右翼保守的宗教传统和左翼激进的反传统的双重夹击，那么也许独有中国左翼思想资源兼含这两方面的批判能量。总之，在中国的左翼思想中，创新和怀旧，革命和保守是一调双弹的姐妹篇。
二
在国内学术界，对农民革命文学的研究虽然不热，但令人感动的是，还是有一些心诚的思考者在努力工作。他们不一定都是左派。左翼思想资源不是谁家的私有财产。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传统。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研究变得比较开放和多元了。旧式的“文”“人”不分的情况亦有了很好的转变。原有的正统批判也让位给以洪子诚为代表的新策略批评。韩毓海等人的研究更充满了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关注，欲以左翼的历史根据抗衡大兵犯境的新自由主义，让历史和记忆重新发声。
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丰富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然而比起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的研究显然是远远不足的。如果假设对农民问题的现代表述始于罗振玉和蒋黼于1897年创办的《农学报》，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形成了多少“自在”的且“自由”的表述模式了呢?略略数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自然是一种模式，里面首先构筑了经典的乡村二元对立模式：知识分子/农民，城市/故乡，历史/现代等等。然而，农民在这些人道主义视角下并没有给予历史的主体性。他们不过是有问题的国民性的影像。自澎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起，共产党人就逐渐找到了把农民和革命放在一起观察和言说的方式，这也就形成了左翼的革命传统之一脉。对农民文化的关心和热爱还可以在各式各样的乡村建设运动(发起人包括李景汉、陶行知、晏阳初和梁漱溟等)，民俗学(刘半农、周作人和顾颉刚等)，社会田野研究(费孝通等)中发现不同的叙事模式。很难想象，没有1925年中国社会学的勃兴与科学观察和分析社会视角的引入，文学家可以摆脱鲁迅“国民性”理论的影响，而形成在历史的运动中描写农民的方法。经过激进的革命文学时代，在80年代文学竞技场上五四精神被重新弘扬。寻根文学、知青文学、伤痕文学等等都出现了大量对农村生活的描写。然而，在80年代仍在延续赵树理开创的以农民语言表现农民的作品并不多。也许高晓声的作品和电影如《喜盈门》算是例外。余者大多只能写“作家眼中的农民”，在“主体性”问题中的农民。美国文学研究学者周蕾在这点上没有错。她认为80年代对农民的表述上有一个人类学的转向，即作家或导演把农民的原始欲望和野性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因此使得后殖民逻辑进入文化生产内部机制。而随着电视剧与小品成为90年代的主要娱乐样式，人们又发现了像赵本山等农民喜剧大师。总而言之，中国百多年的现代史几乎也是一部艺术上再现农民的历史。这种再现的努力并不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减少。就连今年冯小刚的贺岁片也居然要为可爱又倒霉的严守一找一个心灵的故乡——他的农村老家和农民老妈。
历史的内容远比我上面的简要勾勒复杂得多。许多表现农民的方式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总结而被人遗忘。这真是十分可惜的。摆在文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可能就是整理总结这百年的表现思潮，厘清彼此借鉴、影响的关系。而欲达此目的，每一种表述方式需要做一个文学的类型处理，它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必须首先是自在的，因为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同时又是自由的，因为它是开放的体系，完全可以与时共进，化腐朽为神奇。也只有放在这个具有整体性的研究格局里，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叙述，革命农民小说才会找到更为清楚的历史位置，它的历史遗产的可继承性才可能说清楚。如果说我们不清楚赵本山的艺术创作和赵树理、高晓声等人的艺术的关系，那是因为我们确实还没有在知识上建立起对他们的清晰的表述。这当然不利于我们弄清楚赵本山艺术活力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两个关键问题，从而失去对历史逻辑的深层把握。自由自在的状态是一个研究进入规范的标准。只把农民革命小说当成孤立的激进时代的产物并一味批评其意识形态局限，是有自在而无自由的研究。只是把它当作左翼思想史之一部分，忽视对其美学意义的研究，是有自由而无自在的研究。
对农民革命文学的研究更需要一种国际视野。它在世界文学史的独特性现在常常成为否定其价值的理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的存在使得西方文学史的普遍性不那么普遍了。西方小说常出现的主人公是卢卡契所说的人格分裂的资本主义个人。他是在失去家园的前提下(与土地和上帝的关系)被抛入了流浪、探险和迷醉的俗世浊流中，他的现代之路也是自我异化的开始。究其起源，现代西方小说不过是记录这个从天堂掉到地下的孤儿的一段成长历史。鲁宾逊就是这类原型之一。他在荒岛上能够生存下去的动力是依靠深夜与上帝之间的独白。这种独白似的交谈特别具有象征性质。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最具体的有时间性的个人与最抽象的超验之间的理性的交往方式。笛福很少让他的英雄怀念祖国，他也不需以阶级论的角度思考鲁宾逊的救赎。上帝已经就是祖国、希望、人类和终极关怀了。笛福的鲁宾逊只理解建立在自然秩序中的强弱概念，他的个体崇高感替代了书写历史的集体崇高感。这部被伊安·瓦特称为英国第一部现代小说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巴赫金所说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这种经典的资本主义认知策略中，农民很难获得主体表达的自由。要么他是“星期五”式的弱者，在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上突然丧失了语言。要么他是一种活化石，让19世纪的人道主义作家们在感叹历史的必然性逻辑中“哀其不幸”。海德格尔对梵高的一双沾满泥泞的无主人的农鞋的油画的解读，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现代思想里的农民问题意识。农民问题的被提出是以农民的缺席为前提的。农民的救赎似乎也必须以脱掉这双农鞋为条件。一双在劳动之后被闲置的破鞋子在艺术家的想象力中获得了叙述历史的能力，物，而不是人，成为历史的叙事主体。它与其还是一双耕者的实用物，不如说是艺术家的诗意栖居之所。
历史的条件决定历史的叙述。西方现代历史的经验决定了他们要以农民的不在场来呈现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其结果是，西方关于农民题材的小说并不丰富，研究成果也少得可怜。寻来寻去，有几部像威廉姆斯的《乡村与城市》这类认真的研究专著呢?也许我们可以说，研究农民小说和农民革命小说是向西方取不到什么经的。因为在那里这些东西不发达。哪儿发达呢?在南欧的意大利、欧亚交界的俄罗斯、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南亚的印度。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度的农民文学兴旺发达。以电影为例，意大利战后的新现实主义处理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南北的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社会问题。里面有大师级的维斯孔蒂(Visconti)(如《颤抖的大地》、《罗可和他的兄弟们》)和德西卡(如《偷自行车的人》)；他们把镜头投向了社会的底层，使用许多记录片的镜头增加电影的现实感。苏联有天才的多夫琴科和塔可夫斯基，前者与爱森斯坦齐名，有著名的作品《大地》，在革命的风云和古老的大地秩序之间寻求诗性调和。后者更以《安德列·卢布列夫》革新一代电影语言。苏联革命中描写农民问题的电影广为中国观众熟悉，除上面两位外，还可以举出堪称杰作的《农民》(艾尔玛)、《母亲》和《彼德堡的陷落》(普多夫金)、《政委》(亚力山德拉·阿斯科尔多夫)、《战士之歌》(丘赫莱伊)。米哈尔科夫·康察罗夫斯基的《西伯利亚》(1979)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再现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的苏联农民革命史。在日本战后，则有小津健二郎和黑泽明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本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作品里面农民的性格具有鲜明的集体的、家族的和民族的性质，其个性并不是要刻意突出的。中国的农民文学和革命小说应该在这个国际语境里加以参照。也许詹明信所说的对，这些小说的共性是由于“跨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西方的文学经验和世界更广大地区的文学创作相比，无疑是非常地域的和局部的知识。对中国革命文学的研究远不必以西方的理论和创作为圭臬。反之，我们通过对自身革命文学传统的美学重建和研究，也是对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
三
然而，比较研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批判现实的需要上。研究中国农民革命小说的目的不是死火重温，而是温故知新。它的核心目的是完成左翼遗产在现实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转换什么和如何转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方面我想通过我对美国左翼的观察，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国内的读者和师友交流。
对于转化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左翼文学思想中的底层视角和对民族形式的(艺术的、思想的、民俗的)不懈探究，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怎么转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为长期以来受极左思潮干扰的学术研究输血。左翼的思想并不是可以简单化为政治行动纲领的，它应是人类最伟大思想成果之一部分。它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异质的思想资源，丰富和完善自我。左翼的底层关怀不应该影响它的知识的深度；对民族形式的追求也不应该否定“拿来主义”。总之，怎么转化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重新审定实践和知性的关系。在中国，由于简单化的阶级斗争理论长期影响着文学创作，使得左翼思想没有发展到必要的知性成熟度。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使得通俗总是在价值上优先于高雅。我们如果放弃这种简单的雅俗对立模式，问题的关键就成了对知识深刻性、完善性和逻辑的严谨性的判断。左翼传统确实形成了实践性很强的超越大学围墙的社会运动学说。今天在保持它的固有的能动性和现实性的特色外，左翼思想应该形成不同层次的知识谱系。没必要人人都要学会大众(包括农民)语言。换句话说，左翼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语义系统应该是多种个性的语言的综合体。不可能有一种所谓左翼的单一的“大众语言”。
中国左翼思想资源和文学话语是特别丰富的，它不断地创造着有关社会公正、民族寓言和中国历史特殊性的表述。它还以一套有效的政治经济学话语批判一系列去政治化的文化资本逻辑。这方面的思想可谓成果累累。与西马、新左种种理论相比，中国的左翼思想似乎具有更大的活力和包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人们可以容易地发现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左翼思想有可能会出现分化。因为似乎难以用一个整体性的左翼思想无矛盾地统摄这三种历史话语：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换言之，这三种政治诉求有其重合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西方的经验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先从西方的左翼说起。从历史视野看，美国左派脑子里基本上没有农民问题。这使得他们没有或少有传统的负担。他们的文化批判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并针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上的。由卢卡契等人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以批判人在商品世界的异化为中心而展开思想拯救工作。到了60年代形成的新左派，更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由批判资本剥削和商品拜物教转向批判更具体的社会体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承上启下的纲领性文件。由他的思想过渡到福科的权力分析、马尔库赛的新感性等是顺理成章的。60年代，西方左翼理论和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这些社会运动结出的成果当然是重大的。社会平等作为理想被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另一方面，西方左翼从60年代起，就只把目标放在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方面，从而彻底放弃了在国家层面上发动革命。这当然也是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和震惊所致。他们不再相信以暴易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最近的内格里和哈特的《帝国》一书面世。作为当代西方左派有影响的人物，哈特和内格里呼吁一种依靠“乌合之众”(multitude)的新革命策略，这个策略的核心是等待出现一个非暴力的、无中心领导机构的游击战式的革命。其背后的经验显然是建立在对西方60年代种种社会运动的批判性反省，同时又是对福科的抽象权力理论和马尔库赛等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快感解放的吸收。
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激进的阶级革命理论向着文化批判和社会革命的维度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要点是自始至终没有变化的。第一，西方主流马克思主义学派都相对轻视民族革命的意义。他们要么重视阶级革命，呼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要么重视文化或个体感性的解放，以瓦解资本主义体系赖以运行的清教伦理。很少会在西马中见到“国家主义”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西方左派多是一群文化激进主义者，60年代甚至发展到了“反文化”的程度。他们无视文化权威，反抗宗教神学，破字当头，大开大放，其革命性比起中国的破四旧精神来不遑多让。所以，我们很难把西方的左翼思潮和西方的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有不少国家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从左翼分化出去的。然而一旦分离出去，他们也就不会再承认自己为左派了。
美国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作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犹太人的儿子，他在年轻时是一个激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支持罗斯福新政，呼吁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主张政府的社会职能和市场调节职能。到了麦卡锡剿共时代，当他的朋友们都在合力批判麦氏的白色恐怖时，克里斯托却独自右转，把矛头指向了自由主义。这里的自由被他理解为文化的市侩主义，即缺乏理想的平庸的中产阶级道德。他认为这种庸庸碌碌的人生态度正是共产主义得以在美国潜伏的温床。到了60年代，他创办了第一份新保守主义杂志《公共利益》，其核心是批评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令人厌恶的自由主义。他的新保守主义和美国的基督教右翼思想逐渐同流合污，因为美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总是紧密地与基督教文化和教堂文化传统联盟的。(注：见其《新保守主义：一个概念的自传》(Neo-Conservative:An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和《美国的保守主义：1945—1995》(American Conservative：1945—1995)。)他过去的左翼朋友大都拒绝和他来往，称他为企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也确实如此，他的影响超越思想界，与里根政府代表的新保守政治有很深的瓜葛。随后连《华尔街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也投奔新保守主义旗下。克氏曾自豪地说，他培养了一代保守主义年轻精英。(注：见记录片《横议天下》(Arguing the World)，约瑟夫·多曼(Joseph Dorman)。)美国保守主义在南部非常有市场，那里也是布什再次竞选连任的票箱。美国南部的人民生活方式和东、西部有很大不同，他们道德感极重，笃信上帝。他们虽然不是农民，可在美国更自由的东部知识分子眼中，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保守、道德、有较重的中世纪文化味道。
因此，就美国而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和美国的国家主义渊源较深，而左翼则同文化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双方都有抵触。而自由主义则成为左、右两翼共同的敌人。这个勾勒当然是极其简略的，美国政治党派、思潮林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持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又可分为不同的宗教团体。但是在这个简略的描述中，至少可以看到中国左翼思想可能发生的变化。
一言以蔽之，中国左翼资源在历史上力图承担美国保守主义和左翼的双重角色，兼融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向诉求。当中国民族主义革命时期，这种双重目标是可能的。至少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套可调和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的制度和思想。问题是目前，当“阶级”这个概念被社会其它更细腻的身份认同所替代的时候，即人们更趋向于社群认同、性别认同、乡土认同、职业认同、信仰认同、种族认同，如何仍能将国家主义和社会多元价值论协调起来，是左翼必然面临的难题。我不是说可能，而是觉得这正是新的历史境遇给中国左翼思想出的考题。甘阳就认为直选方式(即通过把民主交给社会)也是最好的国家主义。张旭东则发扬詹明信的思想，强调用政治性来统摄价值多元主义。在西方，我们也看到丹尼尔·贝尔就称自己是文化的保守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和社会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这不等于说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始终是同一的目标。显然不是的。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左翼内部就会出现分化，分化出国家主义的左翼和类似美国的注重社会革命的左翼。当然，从历史看，中国左翼思想由于在战火硝烟中经受了磨练，它比西方的左翼更有抱负。它始终努力调和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距离，也努力追求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平衡。这也是中国左翼思想资源的重要内容。但是，毕竟一个越来越和国家形式分离的社会正在形成，把它建设成一个相对自足、公正和协调的实体，依然是左翼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说中国的左翼思想不会如美国那样出现细化，还为时过早。
如果情况尚未明了，现在何必杞人忧天?其实我想说的是，隐隐出现的双重目标已经逐渐构成左翼思想自我表述的很大困难。比如说，我们还可不可以轻易使用“人民”这个词?我们说的左翼的底层视角是不是等同于“人民”的视角?举例来说，我们说赵树理是人民艺术家，那么，从女权主义角度看，赵的作品或许存在对女性的成见。“三仙姑”比起二诸葛来，出的洋相大，受的罪也多。可作品并没有怎样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上寻找她堕落的原因。(注：见Yi-tsi Mei Feuerwerker,Ideology,Power,Text:Self-representation of the Peasant“Other”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从另一个角度看，“孟祥英”的翻身当然象征着人民的翻身，但赵树理显然谈的是妇女解放的问题。赵树理作品最有特色的部分或许是描写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故事，是关于社会革命的主题。而比较笼统的“人民”概念，是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属于社会范畴的人的。
今天，摆在左翼面前的不仅仅是“人民”的问题，也不是任何“抽象”的农民的问题。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具体了。像《打工妹》这样的杂志的出现正说明“人民”的结构变复杂了。所谓“底层”的视角，不是“人民”的视角。处于“底层”者是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他们都有要求身份平等的权利。同样，我们所谓的民族艺术形式，也不是人民的艺术形式。民族的艺术形式反映的是社会多姿多彩的个体在民族认同下对自我的发现、表述和寻找。
因此，自我批判是左翼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农民革命文学给我们提供了开端。
标签：文学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美国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赵树理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