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非典型被动式“被#215;#215;”的句法与语义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被动式论文,句法论文,语义论文,非典型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近几年来国内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被动表达方式，常见者有：①被小康、被自杀、被自愿、被就业、被旅游、被投票、被死亡、被失踪、被怀孕、被增长、被富有、被隆重、被潜规则、被主动、被乐意、被67%、被义务、被民意、被爱心、被奥数、被专家、被单位、被富豪等。 与一般的“被”字句不同，这些短语中“被”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并非及物动词而大多是不及物动词，甚至是形容词、副词或名词。即使有些例子中的动词短语，如“就业、怀孕”等，或许能算是及物的动宾短语，但这些短语并不隐含一个与主语同指的受事成分，异于一般熟知的被动句式。下文我们采用学界的用法，称这种结构为“被××”结构。 显然，“被××”句式违反了汉语乃至一般语言被动句式的普遍规律，也正因为如此，它引起了我们的研究兴趣。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这种结构表达什么样的语义，因为上述这些例子都不能“重构”或“还原”为主动形式，还原的结果不只是不能接受，有时甚至完全不知所云。进一步观察网上的语料，我们发现这些结构的使用都带有讽刺意味。就其语义而言可以归为三类：大多数例子具有“被说成、被认为、被当成……”的含义；另一些例子包含了“被强迫……”的语义；也有些例子隐含了一个不含达成语义的行动动词成分（与“处理、执行、弄”等相当）。例如： （1）我们又在数据上被小康了？看看刚刚公布的数字，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已达80%，人们习惯性地怀疑是不是又被小康了。因为这些年来，不少人感觉总是在被幸福、被中产……（中国经济网2011—12—23） （2）上海李天天律师，被失踪了吗？（凤凰博报2011—06—06） （3）公安更包围主教住所，与教友和神父对峙，情况俨如诺奖颁发前民运人士被旅游。（RFI华语网2010—12—14） （4）教育部称67%公众赞成汉字调整，网友调侃被67%。（腾讯网2009—08—25） （5）我就业啦，就业啦，太兴奋了，而且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就业的！（“天涯论坛”2009—07—12） （6）负增长比被增长更可怕。（人民网2009—08—10） （7）看到这，我才知道我们都中了传说中的神功——“被”功，原来我们都被投票了！（凤凰网论坛2009—08—31） 例（1）中的“被小康、被幸福、被中产”意为被说成已经达到小康、幸福或中产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原来应是件好事，但实际上只是被有关单位统计为小康户罢了，其实际收入未增加。或许单位主管可以因此受到嘉奖，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不幸的，因为变成了小康就领不到政府补助款，收入等于减少了。可见不是小康而是被小康。例（2）—例（3）里的“被失踪、被旅游”指某人被说成或对外公布为失踪或去旅游了，例（4）中的“被67%”意为被教育部对外宣称为属于赞成汉字调整的那67%的公众，例（5）、例（6）、例（7）中的“被就业、被增长、被投票”就是被说成或统计成已经就业、增长或参加投票了。 “被结婚”可以有两个意思：被说成已经结婚或被逼迫结婚，分别如例（8）、例（9）所示。② （8）“请不要乱说、不要乱写。”在一次又一次地被结婚后，这或许就是无奈的赵薇的心声吧。（《南方都市报》，2009—07—31） （9）什么叫被结婚？就是男女双方有一方并不想结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结，结婚时是被动的，是违背自己主观意愿的。刘先生说，他和妻子的婚姻就属于被结婚。（《新快报》，2010—09—15） 可以解读为“被强迫××”的例子还有“被退休、被满意、被自愿”等（见黄新骏蓉2013），但这些例子在适当语境中也可表达“硬被说成××”的情境。有些例子其实指同一件事，但发展到了不同的程度就有不同的解读。例如“被捐款”可以指被别人把名字填上了自愿捐款名单，那就是被说成要自愿捐款。等到收到了账单，考虑对方的面子而决定把钱寄出去，那就成了被强迫捐款了。 “被××”中的××也可以是副词或形容词性的成分，见于下面的“被隆重”： （10）2010年11月，托尔斯泰必将再“被隆重”一次。（腾讯新闻2010—11—10） 此类例子在网络上似乎比较少见，但其能产性也不低，下文将提到一些没见过，但笔者认为可用的实例。 若干学者已指出，“被××结构”一般包含三个音节（“被”一个音节加××两个音节），我们认为这一点也是一般被动句的限制，并非“被××”结构的专属特点。也有人指出绝大多数“被××”的例子都属“短被动句”形式，不能插入施事论元，也有人认为可以插入，但比较少见。另外，学者们也都指出这种结构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事件的强迫性、非自愿性。或许这些特点以及前文所提的讽刺性（甚至幽默性）都来自同一原因：非自愿性导致无奈。因此到网上以讽刺或自我幽默的口气说出来就成了当事人纾解无奈感的一个办法。不使用长被动句，③或许是因为句子的重点不在施事而不必说，也可能受讽刺的对象已很清楚而不便明说。这些解释见仁见智，但正确与否不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本文的讨论限于“被××”在句法分析与语法理论方面产生的问题，着重以下几点：1）应该给予这种结构什么样的句法分析，才能正确表达其语义内容？2）这种结构具有哪些重要语法特点？受到哪些句法分布和语义上的限制？如何解释这些特点和限制？3）就普遍语法理论来讲，这种新生结构是如何出现的？类似结构是否也可以在其他语言中出现，与汉语有何不同？4）探讨这一结构可以为词汇一句法映射理论、语法参数理论与语言演变的研究提供哪些启示？ 下文将指出：1）“被××”句式包含一个无声的隐性轻动词，××作为该轻动词的补语、宾语或状语。句子的被动语义来自该隐性轻动词的被动化，与××无关；2）类似的轻动词结构自古有之，且中外皆然，区别在于现代汉语中的这些结构只能以被动式，无法以主动句式出现；3）这个情况有如现代汉语的许多保留宾语结构，可以被动式出现但不能重构为相应的主动式。这些都反映了现代汉语的高度分析性；4）本文采用词义分解（lexical decomposition）与分布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理论来分析“被××”结构，其结果对这种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2 “被××”句式的句法结构 研究“被××”的句法结构就是要回答为什么不及物动词特别是非宾格动词，甚至于名词、形容词、副词都可以被动化。考察句子的语义与使用场合，我们认为在这类结构中实际被动化的并不是处于××位置的不及物动词、非宾格动词、形容词、副词或名词，而是投射在这些词组之上的谓词短语，该短语的中心语是一个隐性的轻动词，其基础语义（elementary semantics）相当于CAUSE和DO，泛指几种表示致使（causative）或执行（executive）的事件。下面分两节来讨论。 2.1 致使类：使动与意动 我们说“泛指”几种事件，并归纳为致使与执行两类，是说它们分别涉及两种事件的“原型施事角色”（Proto Agent）（Dowty 1991）。④就如论旨角色从施事、致事、历事、蒙事、与事到受事等，不容易一对一精确地定义一样，其有关的轻动词也占有相当模糊的语义频宽。就致使动词而言，早有人指出上古汉语致使动词有使动、意动等几种用法，举例如下：⑤ （11）a.匠人斫而小之。（《孟子·梁惠王下》） b.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 （12）a.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 b.尔欲吴王我乎？（《左传定公十年》） c.孟尝君客我。（《战国策·齐策》） 例（11）的“小、苦、劳、饿、空乏”等都是使动，表示“使之小、使之苦”等。例（12）a的“小”是意动，“小鲁、小天下”就是“以鲁为小、以天下为小”。该句的意思是：孔子登上东山将整个鲁国尽收眼底，就认为鲁国很小；登上泰山，将天地一览无余，就以为世界并不大。例（12）b“吴王我”即“以我为吴王”，意思是把我看成吴王。例（12）c中的“客我”是指把我当作客人，等等。使动与意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实际上把一个东西弄小，后者则是东西没变小，只是当事人自己心里把东西想小了。可以说使动是物理上、身体上的致使（physical causation），而意动则是心理上的致使（mental causation），或许也能说是一种具有“阿Q精神”的致使。另外，意动除了指心里怎么想外，也包含嘴里怎么说。例如（12）a也能说孔子登上东山就声明鲁国小。所以意动有时译作putative verbs。 我们认为“被××”结构的前两种用法（“被强迫……”和“被说成……”）就是类似于上古汉语的使动和意动结构经过被动化的结果，其句法结构也应该适当地包含使动和意动结构的内容。关于古代汉语动词的构词法，梅祖麟（Mei 1989，2012及其引文）构拟了两个*s-前缀，作用分别在于使动化与名动化，我们且称之为
与
。当代句法学学者也常采用词义分解的观点，把一个使动动词分解为一个轻动词结构：若轻动词CAUSE由实词表达，得到的结果是“使之小”这种分析式的格局。若轻动词是词缀
或无声的零词缀，便需下面的动词移上来保住其结构位置，于是就得到了“小之”这种综合式的格局。⑥
我们认为表达“被强迫××”的被××句式是这种致使结构的被动化。根据我们所采纳的分析，汉语被动句的生成方法是在主动句之上冠以动词“被”及其主语，如例（14）所示。⑦（其中，尖括弧＜……＞代表不具语音内容的语法成分。）
被外力“弄成”退休、辞职或自愿做什么事，难免有被迫的解读。这种情况在英文也不少见。如果是break，open，shorten，lengthen等动词经过使动化以后不一定有强迫的解读，但若动词是volunteer，step down之类，就难免有被迫的意味。例如： （15）a.I volunteered John to help them. b.John was volunteered for parachute training by friends. c.We decided to step down the director. d.The chairman was stepped down by us. 要是我慷他人之慨替张三报名担任自愿者，张三就可以说是被我给自愿了。要是李主任被弄得必须辞职下台，就可以说他被辞职、被下台了。也就是说，“强迫义”不在“被××”所隐含的轻动词本身，该轻动词只是一般的使动。 类似的分析手段也适用于表意动的“被××”结构，不同的是轻动词语义不是“弄成”，而是“看成，说成，当作”。古汉语的意动可通过分析式“以X为Y”转为综合式Y-X方式生成，如“以天下为小→小天下”，“以我为客→客我”等。冯胜利（2005）指出，动词“好hào”（如“好之、好学、好斗、好色”等），来自于形容词“好hǎo”先移位到一个动词中心语位置，由形容词变为动词，再提升嫁接到意动动词组的中心语，形成意动动词“好hào”，如例（16）所示。“好之”即“以之为好”，即“认为它好，喜欢它”的意思。
英文的意动动词可见于belittle，slight，befriend等。“Belittle him，slight him”就是“小之”；“befriend×”就是把×当作朋友。时下网络上的脸书Facebook上流行的用语friend也是意动。脸友在网上我friend你，你friend我，friend来friend去的。在邀请别人加入脸友关系时，friend只能是意动，若邀请成功，对方接受了，friend也可以说是使动了。“弄成”和“看成”都是达成动词（accomplishment verb），不同在于达成的程度。 因此，表达意动的被××结构适于如下的分析：
例（17）与例（14）几乎完全一样，区别只在于轻动词LV的语义不是使动而是意动。我们援引一般古汉语学者的看法把意动与使动都看作致使类，因为这两种意念分别不大，只出于主观与客观的一念之间，有时要视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而定。意动是使动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当轻动词语义上变得单纯，形态上弱化为词缀甚至失去语音成分时，在一定的语义频宽（semantic spectrum）范围内语义得以弱化或泛化。后一种情况称为“增加新功能”（exaptation，Peyraube 2007）。这种看法在语法化途径（Chappell & Peyraube 2011等）方面做了一个重要的预测，即一种语言必先产生隐含的使动结构，才有可能产生隐含的意动结构。一种语言要是有了意动结构，也一定有使动结构。⑧ 再举几例以表明英、德语也有一些表面上不及物动词被动化的“被××”式。Wanner（2009：136）指出，英语使用者有时为特殊表意需要也可将happen，disappear等非宾格动词置于被动的格局。例如： （18）a.It didn't happen to me,it was happened upon me!（from Helen Fielding,Bridget Jone's Diary） b.Thirty thousand people—a whole generation—were "disappeared" in seven years of military rule.（from an online article on a human rights website） 例（18）中的“was happened”（被发生）和“were disappeared”（被失踪、被消失）都隐含了使动，等于“was made to happen，were made to disappear”。另外，德国语文学者Vicktor Klemerer（1881-1960）的回忆录以德文这样写到（见Wanner 2009：138）： （19）Eine Frau...kommt...ins Konzentrationslager,wo sie gestorben wird. one woman comes...into concentration-camp where she died becomes ‘A woman comes into the Concentration Camp,where she is died.’ 这句直接译为汉语就是“一个妇人进了集中营，在那里她被死了”。因为集中营总是宣布囚犯是自然死亡（因病或寿终正寝），这句显然隐含了一个意动成分，俨然就是一个德文版的“被自杀、被死亡”！ 我们认为，使动和意动结构自古有之，中外皆然。就汉语而言，虽然从中古到现代，大多数的句法结构必须用实词以分析式的手段来表达，但自从动补复合词大行其道以来，若干纯使动句也开始使用了综合式，如“丰富了我们的常识、难过死了她的男友、苦死了她、劳累了你们、醉倒了李四、饿坏了肚子、激动得他流出了眼泪”等等。这些句子都含有一个不含语音成分且语义单纯的CAUSE，动词提升并与之合并，其句法已接近于《孟子》里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进一步的弱化、泛化之下语义开始增加新功能，意动用法于是应运而生，这不足为奇。不同的是，目前所见的意动结构只能以“被××”形式出现，相对的主动形式似乎还不能接受。 2.2 执行类：施动 现在来考虑像“被隆重”这样的例子，如例（10），重述为例（20）： （20）2010年11月，托尔斯泰必将再“被隆重”一次。 这句是说托尔斯泰必将再一次被隆重地纪念、讨论、批评、或赞美等（具体的语义视实际情况而定），其所隐含的语义可以用“处理”或用词义更广泛的“弄、搞、做”来表示。“隆重”属于形容词或副词当状语，用来修饰所隐含的“执行动词”。除此之外，名词也可以当状语用。例如： （21）深度反思近四成艺校女生被潜规则。（中国艺人网2008-09-20） “被潜规则”是说被以潜规则（即一些职业界的行规）的方式给“处理”了，或者说是被“执行”了潜规则了。“潜规则”这个例子比较特殊，因为它也可以直接出现于主动句。例如： （22）当你把托人办事的礼和钱送到别人手里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潜规则！（同上） 这里隐含的轻动词也是“执行、进行”，但“潜规则”作为轻动词的宾语而非状语。有时干脆把“潜”字并入了轻动词的位置，如例（23）所示： （23）就算我潜了，我也只是众多潜侠中的一位，怎么红？（同上） 要注意，例（22）-例（23）的主语只能是主动接受潜规则的历事论元，不是占人便宜的施事。不能以及物动词的句式说“×潜规则了某某人”，只能说“某某人被潜规则了”，这点和前面所有的例子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这些例子所隐含的轻动词都属于同一种“施动动词”，不管是处理、执行、还是进行，都可以更概括地说是“弄、搞、做”，相当于英文的无声轻动词DO，也就是Mei（1989，2012）构拟的
词缀。⑨跟前面的使动、意动不同，这里的动词是行动或施动。使动和意动的语义包含达成义（弄成或看成），但行动不含达成义，前者是accomplishment verb后者是activity verb。 这种牵涉行动轻动词的结构在古汉语中很丰富。相对于现代汉语的“打鱼、吃饭”，古代汉语有“渔、饭”（渔于江、饭蔬食）等，不一而足。在年轻人用语中也开始看到不少类似的现代汉语例子，如请短我（请你打短讯给我）、请call我、我想facetime你（我想跟你用facetime视讯软件通话）等。这些动词都是通过名词宾语并入轻动词而得来的，例（22）-例（23）也属这一种。另外，古代汉语中名词作为状语也极为常见。例如： （24）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孟子·尽心上》） “豕交之”是说用对待猪的方式来与他交往，“兽畜之”是说以把他当作禽兽的方式来养活他。当动词中心语轻化而用
或者零词缀来代替时，就产生下面的句子： （25）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2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君君”是个主谓结构，第二个“君”作动词，是说用君主当有的方式来行其道，所隐含的“行其道”就是轻动词DO。臣臣、父父、子子也都是以名词做状语的主谓结构。“老吾老”是个动宾结构，第一个“老”作动词，是说用对待长辈应有的态度来DO（=对待）我们的长辈。 英语宾语名词转作动词的例子如fish，telephone，text，joke（打鱼、打电话、发短讯、开玩笑）……不胜枚举。学界将它们分析为名词并入DO的结果（Hale & Keyser 1993等）。又如food＞feed（e.g.on bread），显然后者包含了相当于
的词缀成分。以名词为状语的例子，也是常见的。句法学里面有个操作叫做Chomsky-adjoin（乔氏嫁接），其意思是说以乔氏提出来的方式进行嫁接。⑩如果修饰的动词是无声的DO，就有如下的句子： （27）a.You should not try to mother your husband. b.He is trying to fool me. Mother是主语指向的状语+DO，是说你不应用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丈夫。Fool则是宾语指向的状语修饰DO，是说他想以对待傻瓜的方式对待我。再如To hammer the nail，to nail the door，to saddle the horse，to shelve the book，to shoulder the burden等。 这些动词若直接译成古汉语显然也是合法的。例如： （28）锤其钉、钉其门、鞍其马、架其书、肩其重任 套用赵岐《孟子章句》的手法来翻译，“锤之、钉之、鞍之……”就是“施之以锤、施之以钉、施之以鞍”等。也就是说，这些例子都隐含了一个轻动词“施以”。 这种句式也可以用专有名词来作状语，例如： （29）John got Dick Cheny-ed last week. （30）She got Lewinsky-ed again. 例（29）、例（30）可译为“张三上星期被迪克·钱尼了”与“她又被莱温斯基了一次”。但要了解其语义须知道背景。钱尼是美国前任副总统，在1999年因血管阻塞经动手术装了两根血管支架。如例（29）对心外科医生来说就很容易懂了。意思是张三上星期也动了同样的手术，他被人以对待钱尼的方式给对待了。例（30）的莱温斯基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任职期间担任白宫实习生，1998年传出与克林顿有染，经媒体报道后导致克林顿被弹劾。如有人被同样方式对待了，就可以说她被莱温斯基了。 上面这些例子的名词状语都指向受事（同“老吾老”一类），但以施事为指向的（同“君君、臣臣”一类）也很普遍，中英文都能找到。例如： （31）他们又被奥巴马了一番。（They just got Obama-ed again.） （32）李四又被Jackendoff了两次。（Bill got Jackendoff-ed twice again.） 就语法结构而言，“被奥巴马”是说被人以具有奥巴马一贯作风的方式给“弄、搞、做”了。实际情况则要看对话当事人对奥巴马的印象，可能是被他耍了、被他将了一军等等。例（32）的Jackendoff是美国著名语言学者，参加学术会议时喜欢对台上做报告的人，以他的风格加以赞美、批评、训话甚或数落一番。句子所隐含的动词意义基本上是一个DO，但实际更准确的意义则因人而异。如果说李四又被×某某了两次，基本语义一般人一听就懂，而其所指的具体事件则要看当事人的实际经验了。 这一节我们看到的两小类“被××”都牵涉到一个隐含的行动轻动词，××可以是轻动词的宾语，也可以是表方式或工具的状语。前一种隐含简单的“施行”可以直接进入主动形式，如例（22）-例（23）的“潜规则”与“请短我、call我”等；后一种隐含“施以”，必须以被动形式出现，其结构简图如下：
2.3 小结 “被××”结构隐含了一个具有使动、意动或施动语义的轻动词成分。（11）这些成分代表两种原型事件的基本动词语义CAUSE和DO，指涉两种原型施事论元。这种隐含动词成分的结构在古今中外都可以找到许多证据。因此可以说“被××”并不是专属汉语的特色，其句法分析也因此应该合乎一般语法理论与普遍语法的通则。但我们同时也一再指出，现代汉语的“被××”不能重构或“还原”为其相应的主动形式，这一点与古汉语和英语的情况有所不同： （34）意动：*他们小康了许多农民；*自杀了五个囚犯；*旅游了两个反动分子…… （35）使动：*他们下台了总经理；*退休了三个员工；*自愿了两个大学生…… （36）施动：*今年又将隆重托尔斯泰一次；*你不应该潜规则下属；*他整天总爱Jackendoff年轻的同事…… 另外，“被××”还有一个限制是其××部分虽然可以是任何谓词成分（包括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名词、副词，甚至带宾语的及物动词如“被就业、被自愿让位”等），却唯独不能是一个缺了宾语的及物动词。我们知道一般典型的被动句主要就是使用这种及物动词，但“被××”正好相反。下面的例子都只能视为“正常的”一般被动结构，它们都不隐含任何使动、意动或另一个行动动词的意思。 （37）张三被打伤了；李四被欺负了；王五被逮捕了 这两个限制应该怎么解释：一是“被××”为什么在现代汉语不能还原为主动句；二是“被××”为什么不能使用不带宾语的及物动词？下一节我们进一步说明它对语法参数理论的启示。 3 “被××”的限制与语言差异 回答上述第二个问题较容易。简单地说，例（37）之所以不能有非典型“被××”的解读是因为其已有了普通被动句的解读，而该解读阻碍了“被××”的解读。形成阻碍的一个原因是普通被动句结构比“被××”结构更简单经济而有优势，所以阻断了较复杂的“被××”结构，道理跟注解6所谈到的情况一样。作为普通被动式，“王五被逮捕了”的结构如例（38），而若作为“被××”结构，其结构则如例（39）。
例（38）结构比例（39）更简单经济，除非有必要或特殊理由，否则不可将任何成分引入句法推导。例（39）结构也不合语法要求，因为“逮捕”的主宾语都是空语类，难以妥善地获得允准或近距离受到约束。 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现代汉语的“被××”不如古汉语与英语一样可以“还原”为主动句？或许可以这样简单地回答：因这些例子都描述令人无可奈何、不愉快的事，而汉语被字句又很适于表达这些，所以不能还原主动式。该想法或许对既有例句的统计来说有点道理，但不能解释其“不能”还原为主动的原因。“玻璃杯被打破了”也是不愉快的事，但其相应的主动形式没问题；有时被评定为小康对当事人也可能是件好事（如可以提高他的自尊与社会地位），但“*他小康了李四”还是无法接受。 我们认为“被××”不能还原为主动式不是专属“被××”的问题，而应该归因于现代汉语的高度分析性。现代汉语除了“被××”以外，还有许多只能进入被动式或把字结构，却不能以主动式呈现的句子。例如保留宾语结构： （40）a.橘子被张三剥了皮。 （41）a.纸门被李四踢了一个洞。 （42）a.这篮苹果被他吃掉了两个。 b.张三把橘子剥了皮。 b.李四把纸门踢了一个洞。 b.他把这篮苹果吃掉了两个。 c.*张三剥了皮橘子。 c.*李四踢了一个洞纸门。 c.*他吃掉了两个这篮苹果。 就论元结构的语义而言，例（40）有两个宾语：“皮”是“剥”的内宾语，“橘子”则是“剥皮”的外宾语。例（40）b的结构分析如下（详见黄正德2007）：
这个句子相当于英文的例（44），其中“剥皮”相当于英文动词peel，skin等： （44）John peeled the orange,skinned the cat,etc. 例（44）与例（40）b的不同点在于名词peel，skin已经并入轻动词而成为及物动词，但“剥皮”则是个动宾短语。及物动词可以直接赋格，以the orange为其宾语并赋予受格。但短语不能赋格，而且“剥”已经将其格位赋予“皮”也不能进一步赋格于“橘子”。因此，如果像英文一样把“橘子”放在动词后面，这个外宾语便无法适当地取得格位或受到允准，从而导致例（40）c无法成立。但若将“橘子”放到被动句的主语位置而获得主格如例（40）a，或插入“把”字来赋之以受格或斜格，句子就完全合法。也就是说因为“剥皮”的短语地位，像例（40）这种保留宾语结构都只能以被动句、把字句而不能以主动句呈现。同样的解释可以适用于例（41）-例（42）等例句。 保留宾语结构是凸显现代汉语高度分析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英语的动词构词常常以名词直接并入无声轻动词DO。例如peel，skin原来是名词，移入轻动词位置后成为动词，如例（45）所示：
古汉语也一样，因此名词“饭”移入DO（=
）变成行动动词（如“饭蔬食、饭既毕”）。现代汉语不能使用并入手段，而必须用动宾短语表达，（12）古汉语说“饭”，现代汉语说“吃饭”。所以归根究底，上面这些句子可以使用于被动句或把字句却不能还原为主动形式，乃是起因于现代汉语的高度分析性。 下面这些保留宾语句都使用了意动或使动动词“当、编成、看成”，同样不能使用主动形式。（13） （46）a.他们简直把下流当有趣。 （47）a.*他们简直当有趣下流。 b.他们被编成了小组。 b.*我们编成了小组他们。 c.他被人看成了疯子。 c.*你们看成了疯子他。 我们认为“被××”不能进入主动形式也是基于同样的结构原因。例如： （48）a.*他们说成小康了许多农民。 b.*他们LV＜说成＞小康了许多农民。 （49）a.*他们弄成下台了总经理。 （50）a.*你不应该施以潜规则自己的下属。 b.*他们LV＜弄成＞下台了总经理。 b.*你不应该LV＜施以＞潜规则自己的下属。 换言之，虽然轻动词不带语音成分，它跟××还是构成一个短语，而不是词，所以不能进入主动形式。英语、古汉语则不同，因为××已并入LV位置与后者合为一个动词，从而有能力对其外宾语赋格。 那为什么现代汉语的××不能并入
等空语类？答案源于现代汉语较高的分析性。当代生成语法以参数理论来解释语言的共时差异与历时变迁，一个基本看法是：语言的差异来自其功能词间的差异，语言的变迁来自功能词的变迁。功能词（即虚词）的起源来自实词的虚化，虚化程度有浅有深，如实意动词可虚化为助动词、有声轻动词、依附成分、词缀、零词缀。不同语言可能因为使用不同的虚词，或其虚词虚化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一种语言也可因为虚词的进一步虚化或受到了替换，而引起变化。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语言的“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陆法言《切韵序》）。（14） 在此观点之下，两种语言或方言（LA与LB）可能都使用某一个虚词C，在LA里C是个依附成分，而在LB里它已经进一步虚化为词缀。这点不同可以导致LA与LB的许多不同，因为词缀直接影响词法而依附成分则主要运行于句法或语音层次之上。这点不同也反映语言变迁的不同阶段，Givon（1971）指出：今天的句法将是明天的词法，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现代汉语完成貌标记“了”就是经过了几个语法化阶段，包括依附成分阶段与现在的词缀阶段。 即便同一个词缀，在不同语言也有语法化程度的深浅之分。由于语言的变迁是持续的，因此就是同一个有声词缀或零词缀在LA与LB的语法地位也可能不同，有时其分合甚至决定于“最后的一根稻草”。我们可用最简方案的方法来界定这些不同。一个功能词（虚词）的出现意味着该词项无法成为语法独立单位，需受到句子里其他成分的支配、支持或允准。这种依赖性有强有弱，依赖性强的虚词必须及早获得支持或允准，依赖性弱的虚词其允准操作可拖延行之。例如，借助于Emonds（1978）与Pollock（1989）的英法语句法比较，Chomsky（1995）提议将法语的时态词缀
定为[+strong]，英语的
定为[-strong]。因此法语必须在句法部门将动词移入
的位置来允准它，但在英语这项V-to-
的移位操作则可拖延至语义诠释部门（Logical Form，简称LF）来执行。该假设很有系统地将英法语间的一系列不同事实推导出来。另外，Lasnik（1995）提出另一说法：法语的
因为依赖性强而促使动词在句法部门移上来，而英语的
则拖延到语音部门（Phonetic Form，简称PF）以词缀跳跃（Affix Hopping）的方式投靠下面的动词。Chomsky（1999）又使用另一说法：两个语言的
都有依赖性，在句法部门的操作阶段，依赖性强的促使其所依赖的动词向上移入（Move），依赖性弱的只要求在其C-统制的范围内与该动词俩相呼应（Agree）。后者也可在PF或LF部门继续以Move手段完成并入手续。 以上几种分析各有不同，但聚合于一个“派生时机参数”的概念，如下： （51）派生时机参数（Derivational Timing Parameter，DTP） 语言差异可以取决于既定语法规则在操作时机上的差别。 一个语法规则的操作可以在词汇部门、句法部门、语义部门或语音部门进行。就管约论与最简方案的语法体系而言，这代表前后三段的派生时机（词汇操作最早、句法次之、LF与PF最后）。一般说来，合并时机越早，其综合性越高；时机越晚，则分析性越高。词汇操作是综合性的手法，句法操作或更推迟的操作则是分析性的手法。或者说在句法层次（或以前）使用移位操作（Move）比使用呼应操作（Agree）更为综合性。也就是说，英语在这方面比法语更具有分析性。 这样一个体系，除了英法两语的一系列区别之外，还可以推导许多语言之间的差异，包括语言类型的宏观差异与方言之间的微观差异，在实质上与Huang（1982）所提出来的疑问词移位（wh-movement）参数是一致的。用最简方案的话来说，就是英语疑问句的中心语虚词C[+Q]的依赖性强而需要执行显性的wh-移位，但汉语疑问助词的依赖性较弱，准许在句法部门先执行Agree而将疑问词留在原位（wh-in-situ），将移位操作拖延至LF部门。依照例（51）派生时机参数的看法，汉语特指问句之没有显性移位，乃是反映了其分析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汉语方言许多区别也可依据例（51）推导出来，这里只举一例说明。Cheng & Sybesma（2005）观察汉语方言无指“一”的省略，指出有些方言可省略但有些方言不可省略，可省略的方言间也有自由度差别。普通话允许省略但限于宾语位置，粤语无此限制而台湾闽南语则完全不准“一”字省略。例如： （52）a.普通话 我买个肉包子来吃。 *个肉包子太咸了。 b.粤语 我买个猪肉包嚟食。 个猪肉包太咸喇。 c.台湾闽南语 *我买粒肉包仔来呷。 *粒肉包仔有够咸。 Huang（2013b）指出这些区分反映了“一”字虚化程度的不同，（15）主要表现为：1）粤语“一”字虚化程度较高而依赖性强，在句法部门吸纳量词上移；2）普通话“一”字虚化程度较低而依赖性弱，量词上移拖延至PF部门；3）台湾闽南语“一”尚未虚化，没有依赖性，量词不能上移。虚化程度的不同反映三个方言在分析性程度上的差别：台湾闽南语分析性最高，普通话次之，粤语最低。 现在回到“被××”结构。我们认为，虽然与英语、古汉语一样，该结构隐含一个无声的使动、意动或施动轻动词LV，但这些LV的依赖性还比较弱：1）英语、古代汉语的轻动词LV词缀虚化程度较高而依赖性强，促使××并入轻动词（Move）。2）现代汉语的轻动词LV词缀虚化程度较低而依赖性较弱，与××形成呼应关系（Agree）（并入操作延后至PF部门执行）。（16） 英语与古汉语××并入轻动词后的结果是个动词，经进一步移位便可得到主动句式。如例（53）：（17）
在现代汉语中，××在句法部门无法并入LV，也因此无法移入上面的小v，从而无法形成主-动-宾形式的主动句。如例（54）所示：
在例（54）所示的结构里，受事
无法获得应有的格位（或核查其格位），但如果经过被动化将受事移入主语位置，就没有问题，因为
留下来的名词性语迹是不需要格位的。另外一个营救例（54）的办法是在小v处插入“把”字，形成把字句。虽然下面句子的接受度可能不如被动句，但显然比其相对的主动句更能为人接受：（18） （55）？单位又把一些贫户农民给小康了。 （56）？*董事会终于把总经理给下台了。 （57）他把那实习生给潜规则了两次。 因此“被××”结构可是被动句，也勉强可改为把字句，唯独不能“还原”为主动句，道理和许多保留宾语结构所受限制相同。这些反映了现汉语法的高度分析性。在综合型语言这些结构的V+X已成为单词了，但现汉的句法部门基本还是一个V’短语（即使在PF或LF仍要合并为一个词）。（19）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现代汉语是高度分析型语言，为何又创造这种隐含使动、意动与施动的结构呢？我们相信这种隐含范畴的产生乃是语言变迁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汉语过去二三千年来经过了许多变化，宏观地说：上古汉语由综合型语言渐渐转型为分析型语言，至中古末期达到分析性的高峰。（20） 但过了高峰以来的近代汉语已重新开始一个变迁周期，陆续产生新的综合型结构，而造就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与各大方言的现况。结果之一是轻动词的语法化导致零词缀的产生。“被××”的结构乃是这一种综合型结构发展的雏形之一。胡敕瑞（2005，2008）曾指出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历史变迁是从隐含到呈现。而我们可以说现代汉语则开始渐渐发展了隐含，但相对来说这只是刚起步不久，其深度与广度都还远不及英语和古代汉语的情况，因此还有若干限制。就深度而言，“被××”结构显示使动、意动、施动轻动词的虚化还不够深，[LV+××]短语尚未成词。就广度来说，现代汉语的零形轻动词主要仍限于使动、意动、施动三种，但古汉语的零形轻动词的语义范围则广泛得多。Feng（2013）指出，古代汉语的轻动词结构至少有十几种动词语义，并将它们归纳于一个语义量极为轻微的零形轻动词＜搞＞。显然，现代汉语的隐含结构远不如古汉语的广泛。 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被××”，不禁也要问这种句式今后将何去何从。这当然要看这个结构是否继续广为人们所用。如果能广为流传并继续壮大，假以时日LV应有可能持续虚化而增强其依赖性，以至于必须在句法部门将××并入，使得[LV+××]由短语变成词。到那时，“被××”也就可以由主动句的方式来表达了。（21）至于是否继续壮大，却难以看出答案，关键不能只看语言的本身，也必须考虑到社会或其他外在因素。其发展也可能局限于国内发源地，或局限于某一些语体，甚至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为人抛弃而逐渐消失。对这些问题，本文不拟做无益的臆测。 4 结语 本文讨论了新兴非典型“被××”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及历史来源并作了跨语言的比较研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这种新生结构并不是一个将不及物动词被动化的特殊句法结构，而是古汉语一些隐含轻动词结构的复苏。（22）受到被动化的动词不是××本身，而是其所隐含的使动、意动或施动轻动词。2）类似的隐含动词结构在英语中（与其他综合性较高的语言）也屡见不鲜，并有高度的能产性，因此“被××”结构也不是汉语特有的专利产品，本文所提出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英语相关句式。3）“被××”结构一般以被动句的型态呈现，有时也可改为把字句，唯独不能“还原”为主动式。该限制并非“被××”独有，也见于现汉的许多保留宾语结构与准并入结构。这些结构的受事宾语基本上都是一种外宾语，无法在原位获得格位，其谓语中心是个短语也无法提升形成SVO语序的主动形式。4）这些结构所呈现的限制反映了现汉的高度分析性，有别于英语与古汉语等综合性较高的语言。这种分别可用一个以“派生时机参数”为基础的参数理论推导出来。综合型语言虚化程度较深，相关操作可在词汇部门或句法部门执行；分析型语言虚化程度较浅，相关操作不在词汇部门，而在句法甚至语音或语义部门执行。由于[LV+××]的并入发生于句法部门使得英语与古汉语得以产生主动SVO型的隐含结构，但现汉的并入或在语音层次或在语义层次发生，甚至于不曾发生，因此无法产生主动句的形式。 “被××”结构在现代汉语的出现反映了语言演变遵循着一个循环模式，即“……综合→分析→综合……”。（23）古汉语是综合性较高的语言，到了唐宋时期呈现出高度分析性；现代汉语以分析性为主，同时有向综合回归的趋势出现，但因为起步不久，所以其综合性尚不及英语与古汉语。 如果本文论点正确的话，应对语法分析理论有些启示。1）采用词义分解理论，将表面所见的一个词语分析为包含无声轻动词的短语，可清楚地看到不同结构、不同语言间在形式与意义对应上的差异，显示该理论的优点。本文的分析与分布形态学理论基本精神一致（参见Halle & Marantz 1993；Harley 2005等），即轻动词的句法其实是整个语言句法结构的精髓，一些表面听见的东西（如××）常是概念语义的表现，其词汇语义常决定于百科知识与生活经验，不是句法学必须特意处理的问题。但因轻动词句法要求，其结构位置受系统限制。××内容几乎不受任何词类限制。在分布形态学来说，××只传达概念语义的“词根”，缺少固有语法范畴。其语法范畴来自与之呼应的轻动词，其语法功能则是轻动词的状语、补语或宾语。2）“被××”结构不是一个独立现象，也不是一个不能由句法运算规则处理的特殊结构。跟其他许多常见结构一样，其语义可由轻动词句法结构运算推导出来，因此不需为“被××”专门设立一种构式来分析，若如此便反而模糊了它与其他许多结构的相似之处。最后，“被××”结构也不是现代汉语专有产物，自古有之，中外皆然。因此其句法结构也应该放在具有普遍性的语法框架下来分析。 本文由一个新兴的句法现象出发，经分析发现它代表了现代汉语与其他语言的一些句法精髓所在，也让我们微观地看到一个语言正在进行的演变过程。所谓见微知著，任何结构的分析都应放到对整个语言或普遍语法的宏观视角下看待。一个好的分析应在能见其枝叶之外，更能见其树、见其林。 本文的一部分内容，笔者之一（Huang 2011）曾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19届年会（2011年6月，南开大学）上提出，并在北京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做过报告，另一部分在笔者之二（Liu 2012）的博士论文中有所讨论，经整理后在第五届当代语言学圆桌会议（2013年10月，南京）、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年会（2013年12月，广州）做过口头报告论文定稿前，承蔡维天、邓思颖、顾阳、冯胜利、胡敕瑞、廖伟闻、陆俭明、潘海华、贝罗贝、张宁诸先生提供宝贵修改意见。 ①这类例子是笔者2008暑期在国内网络上搜寻语料时发现的。后来陆续有学者描述此类被动式，指出其出现年代可能稍早，到了2008年才受到学界的注意。 ②例（8）、例（9）转引自杨炎华（2011）。 ③长被动句指含有施事成分的被动句，短被动句指不带施事成分的被动句。详见Huang，Li & Li（2009，简称HLL）以及Feng（1997）、Ting（1998）、Huang（1999）的相关研究。 ④两种事件的表达涉及非宾格和非作格两个系列的动词，它们分别以致事和施事为其最高论元（黄正德2007）。 ⑤传统上另外还有所谓的“为动”，但不能视为一种“致使”动词。例如： i.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史记·伯夷列传》） ii.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跎死利于东陵之上。（《庄子·外篇·骈拇》） ⑥“使之小”这种分析式结构在古代汉语比较少见，但也不难找到例子。例如： i.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ii.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 iii.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韩非子·六反》 分析式较少见显然是因为综合式“小”比分析式“使……小”更为经济而有优先权，因而阻断（block）了后者的使用。生成语法文献里称为“synthetic blocking”（Embick 2007）。
⑧古汉语的关系代名词“所”也显然由实词虚化后再进一步泛化。“所”起初指处所（如“所到之处”），经过泛化后，也可以用来将人、物、事关系化，如“我所爱、汝所欲、彼所见”等。同一个现象也见于其他语言，如希腊语和瑞士德语的关系子句，不管是人、事、时、地或物，都可以由一个相当于where的关系代名词来引导。 ⑨Mei称该词缀为denominative主要是说它能将其宾语加以非名词化而变为动词。但词缀本身的语义内涵则是施动轻动词。 ⑩“乔氏嫁接”是说一个短语如XP嫁接到另一个短语YP时，形成另一个YP的投射，即
。这个名称是Ross（1967）取的，以有别于当时仍为人采用的“女儿嫁接”（daughter-adjunction）与“姐妹嫁接”（sister-adjunction）。 （11）还有一些“被××”例子，有人将其归入表达遭受义的另一类（见黄新骏蓉2013）。这种意义显然是有的，甚至可以把“被”字换成“遭遇”来说，比较下例的上下半句： i.那么众多艺校女生遭遇潜规则、愿意被潜规则的事实该如何反思？（中国艺人网2008-09-20） 而且类似的语义也是自古代汉语就有，例如： ii.秦王复击轲，被八创。（《战国策·燕策》）iii.下施万民，万民被其利。（《墨子·尚贤下》） 不过当时的“被”有蒙受利益也有遭遇不幸的意义，也就是中性的“经历”之意。我们知道，致使动词经过语法化容易变成经验动词，其主语论元由致事也变成了历事。或许我们可以说例i的下半句是来自古代“经历”用法的复苏，但要注意这样一来这种“被××”就没有其他的隐含意义了，跟上述其他三类有所不同。这种看法会引出其他问题，我们这里不予考虑。如文中所示，我们将“被潜规则”分析为“被
潜规则”。 （12）这种方式学界也称为“准并入结构”（pseudo incorporation，见Massam 2001，Baker 2011等）。 （13）有一部分保留宾语结构可以呈现主动式，但限于其外宾语为有生名词时：如不仅可以说“他被我抢了两百元、我把他抢了两百元”，也可以说“我抢了他两百元”（又：他吃了我两碗面，等）。依据黄正德（2007）的分析，这些主动句能成立，是因为动词“抢”取代“把”而移入了小v，并对外宾语“他”赋以斜格。如外宾语是无生名词，该操作就不适用。 （14）此看法与功能类型学派观点大致相同，许多学者也认为汉语方言实词相同，虚词不同。但生成语法进一步认为该说法也适用于不同语族与不同类型语言之间：英语与汉语大致来说也是实词的性质相同（语音除外）而虚词不同。这种看法着眼于语言间在词汇上的微小差异，而倾向于微观参数理论（micro-parametric theory）的研究。关于微观与宏观参数理论（macro-parametric theory）之间的关系的近期讨论，请见Baker（2008）、Roberts & Holmberg（2010）、Huang（2013b）、Kayne（2013）及其引文。 （15）有关细节与其他讨论请见Huang（2013b）、Simpson（2005）、邓思颖（2006）等。 （16）若使用“探针-目标体系”（probe-goal system）所用的名称，LV是探针，其下的××是目标。探针具有[+强]特征时，吸引目标××向上并入；不具[+强]特征时，探针向下隔空呼应。即使在现代汉语，在拖延到语音层次以后，LV和××还是得合并成为一个语音词或韵律词的单位（冯胜利2013），因为词缀“
”是附在××之后的：他们一共被潜规则了两次。这一点和准并入结构如“剥皮、打鱼”等有所不同（“剥了皮，*剥皮了”）。Baker（2011）主张准并入结构在推迟之后，在LF部门也经过隐性移位合并为一个“语义词”。 （17）小v的功能与大V不同。后者具有实义动词的成分，但前者有时只是个功能范畴，吸纳动词上来以便对外宾语
赋格。也有人认为小v是专门指派域外论元的动词成分，独立于动词的题元结构之外。 （18）我们注意到例（55）—例（57）都含一个“给”字，去掉后句子合法度明显降低。沈阳和司马翎（2010）研究“给”字句指出其下面的主要动词必须属于非宾格类，或是不带宾语的及物动词。Huang（2013a）将“给”分析为代表存在、发生的提升动词以非宾格或受事主语句为补语，与德语的存在动词geben相似。邓思颖（2008）也将“给”字视为轻动词BECOME，认为其作用在于强化谓语的作格化意义。由此观之，这些把字句里的××仍具有若干程度的非主动意义。 （19）我们假定格筛除律（Case Filter）必须在句法部门施用，因为只有已获得格位（或格位已经获得核查）的论元才能在LF得到诠释。拖延到PF执行的并入操作无法满足格筛除律的要求。 （20）胡敕瑞指出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中的一段话，说明当时轻动词“打”的广泛使用充分反映了分析性句法的高峰：“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缪者，惟‘打’字尔。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挝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黏纸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字书，了无此字。” （21）先有被动后有主动的历史进程不足为奇，因为许多连续式语法成分都是由隔开式发展而来。我们猜测，把字句的使用对主动形式有催生作用，因为把字句常反映动词的高度及物性（Thompson 1973；Hopper & Thompson 1980）。 （22）我们这么说并不表示这些结构是人们受古汉语影响而造出来的。我们认为任何语言的演变与发展都遵循一定的路径，所谓隐含的手法自古有之，只是有时时机未到难以使用。同样，上古汉语虽然大量使用隐含（综合）结构，其呈现（分析）手法也同时存在，只因时机未到备而不用。所谓“复苏”是就语言历史的表面观察来说的。当然“被××”的出现给人一种新鲜感，说是创新也无不可，但这是就当代语言使用者感受来说的。从长远看，因为语言演变的循环现象（见下段），一时的创新往往是一种复古。这点或许也适用于江蓝生（2013）所谈的一些极为有趣的创新现象，不过她谈到的是句法由隐含到呈现的创新，而我们的情况则是由呈现趋向隐含的创新。一个语法成分由隐含到呈现或由呈现到隐含都可看成一种“局部性”创新，但从长远看则是轮回变迁的一个小变化而已。 （23）亦称周期（cycle）。微观地说，一个实际的变化发生在一个词项，沿着一个方向进行，走到极端以后从头再来。例如我们这里所看见的轻动词的变化周期，以及许多语言都有的否定词周期（即有名的Jesperson's Cycle）。当许多以词为基本单位的小变化因同类相聚而同步变迁之后，就可以看出整个语言在类型上的转变。也就是说，微观参数效用的聚合形成了语言宏观参数的面貌。参见Roberts & Holmberg（2010）、Gelderen（2011）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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