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其中以50年代为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我国的财政思想和财政学理论体系受前苏联经济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较大，初步形成我国财政学理论的雏型，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第二阶段为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特别是80年代中期后逐步形成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财政思想和理论体系受我国改革开放的冲击影响，出现对原有理财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反思，财政理论体系中开始注入西方财政观念；第三阶段从90年代初期算起，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财政理论研究出现第三个高潮。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思想可谓百花齐放，财政学理论体系更多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通行事物和一些规范准则。
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发展，不仅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是在各种理论来源的选择、涉取和经济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一发展过程，突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联财政经济理论、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以及西方财政学理论等几方面的影响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我国财政学体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其经济理论构成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财政学作为部门经济学科，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来看待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国财政学体系的深刻影响，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价值论的影响。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物质财富创造于物质生产领域，而财政只是一种分配形式。既然生产决定财政，则生产的规模、结构和效益决定着财政分配的总量和结构。作为一种分配形式，财政处于分配领域，与信贷分配、工资分配、财务分配相互发生关系。由此形成我国财政学理论中的许多方面和内容都是由劳动价值论所决定的。如“三平理论”强调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价值分配说、剩余产品说，以及关于财政对象、捐税和公债属性等等，都以劳动价值论为主要依据。
2.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的影响。社会总产品按最终用途由补偿基金和国民收入两部分组成，其中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积累基金又划分为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消费基金又划分为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财政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集中分配，集中了积累基金的大部分，全部社会消费和集中管理一小部分补偿基金。财政分配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保持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合理比例。社会主义财政分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具有人民性、计划性和建设性特征。国家预算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并对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格局进行公平性修正。
3.再生产理论的影响。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可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再生产”这一不断循环往复的连续过程。生产是起点，是决定其他诸环节的主导。消费既是终点，同时又是生产的动力和再生产的新起点。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分配只能是起点与终点之间的桥梁和媒介体。所以，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必有“经济与财政”一章，用于分别讨论和阐述生产与财政、其他分配形式与财政分配形式、分配与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相互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的基本原理，指导着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财政经济关系，提示了财政在社会经济中能动的调节作用。再生产理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二、苏联模式对我国财政学体系的影响
历史上，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国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管理的经验，自然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典范。依此而论，苏联财政学理论模式对于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同样有着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苏联“大财政”体系的影响。这一体系涵盖了国家预算、物质生产领域财务、非生产领域财务、银行信贷等广大的范围。其理论依据，或是着眼于苏联货币关系的体系非常广泛，包括所有的经济环节，从而决定着财政体系的广泛性。[1] 或是认为应当把财政体系理解为独立的、但又相互联系的财政关系领域和环节的总和，由此论证财政关系的所有三个领域（国家预算、物质生产领域财务、非生产领域财务）不仅互相联系，而且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够保证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的工作不间断地进行和协调一致，保证社会再生产在扩大的基础上活跃地发展。[2]或是明确地把苏联财政和信用看作一个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统一的体系。其中财政国家预算、国家社会保险、国营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社会主义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财务；信用包括信用机关以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形式提供的银行信用，表现为国家公债和储金局居民存款的信用，而“整个苏联财政信用体系的主导和领导环节，是苏联国家预算。”[ 3]等等。
所谓“大财政”体系所包含的范围，苏联学者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例如，体系范围最大的包含国家预算、国营企业财务、非经济组织财务、集体农庄财务、社会保险和银行信贷；而有的体系范围主要指国家预算、国营企业财务和非经济组织财务、集体农庄和合作社会财务，其中未将信贷纳入在内；有的体系既将银行信贷作为相对独立部分，又归属财政信用体系。但无论如何，这种“大财政”体系一直影响着或事实上成为我国财政体系的主要模式。
2.苏联“货币关系说”的影响。我们知道，我国财政学者在讨论财政本质的各种意见中，其中一个重要流派便是“货币关系说”。此说显然深受苏联学者同类观点的影响。如有苏联学者把财政说成是一种货币资金，既可用于社会主义企业来进行经济活动的货币资金，又能集中在全国性基金中以便用来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共同需要，以此证明苏联财政的货币的社会性，并突出财政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既是由于使用货币而产生的，故又表现为货币关系。[4] 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财政作为货币关系体系，可以保证保种基金的形成和使用，以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其他一些苏联财政学家，也都明确指出财政是货币关系体系。
在货币关系体系的基础上，苏联财政学界以后又逐步分离出分配理论说和再生产理论说两大流派。
“分配理论说”认为，仅仅把财政看成货币关系体系不够完善。因为，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既然财政是货币形式的价值运动，它就必然会伴随着物质形式的价值运动。这表明，财政资金运动代表着社会物质财富的运动。所以，财政关系是经济关系的表现。但同时，财政关系又不等同于经济关系，它只能是经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分配关系。换言之，财政是一种不仅参与消费资金分配，而且参与社会再生产各部门劳动和生产资料分配的分配关系。这一“分配理论说”后来成为建国以来至今在我国财政理论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的主要理论依据。
“再生产理论说”认为，财政分配与国家的存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执行着管理全国经济的职能，所以，社会主义财政具有国民经济的性质。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各个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开展活动，财政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保证每个经济单位的个别资金周转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资金周转。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不仅包括在形成和使用集中性货币基金过程中发生的货币关系。而且还包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并对经济活动起媒介作用的货币关系。这就使财政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内在范畴。财政依据社会规律进行价值的再分配，确定社会再生产的各个主体在已创造的社会财富中应占有的份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通过财政分配，才能扩大再生产的所有主体之间完成实物形式的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5]。这一理论观点也被融入我国的财政学体系之中。
3.苏联财政职能思想的影响。在财政职能问题上，苏联理论界基本上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有分配和监督两大职能，另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具有形成货币基金、使用货币基金和监督三大职能。如果把形成货币基金与使用货币基金作为分配的两个表现形式，则苏联财政职能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无独有偶，我国财政学理论关于财政职能的传统认识，也是两种见解。一是分配、调节和监督三大职能；二是筹集资金、使用资金、调节经济和管理监督四大职能。同样地，如果我们也把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视为分配的两个方面，那末，我国财政理论对财政职能的传统认识也是非常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继承苏联财政关于分配和监督两大基本职能的基础上，补充和发展了调节经济的财政职能。这表明，我国财政理论更注重财政对经济的能动作用，对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生产的经济财政关系，认识得更为深刻和透彻。从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我国财政理论在借鉴和吸收苏联财政理论的过程中，并非照搬，而是有所消化和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立理论体系。
三、经济改革开放对我国财政学体系的影响
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对外开放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的封闭状态，经济体制改革则改变了过去几十年高度集中的统包统揽、统收统支状态，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经济实践的变革呼唤着经济理论的变革。财政实践与财政理论的关系同样如此。在财政体制打破统收统支的过程中，财政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成为我国财政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1.财政本质。基于对政府职能的认识的深化，提出政企分开的要求。这反映在财政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中，首先是围绕着财政本质的讨论，“公共需要说”异军突起，逐渐活跃，其影响不断扩大。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财政学论著中持“共同需要”的观点[6]。90年代之后， “共同需要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2.公共品理论。实际上，“共同需要说”建立在“公共品”理论的基础上。公共品是一种不具有竞争性和排斥性的特殊物品（包括产品和劳务），市场机制对它的作用失灵。为满足社会对这种公共品的共同需要，财政承担了提供公共品的职能。这种提供从经济效率方面讲，也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即经济资源在公共品与个人品之间的合理分割。公共品理论逐渐成为财政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逐渐影响到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理论的变革。
早在1985年，就有论述西方国家财政的著作介绍了“公共品”的概念，称之为“公共财货”。[7]到1988 年又有著作正式使用“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而非仅仅作为资本主义财政学的内容来予以介绍，[8] 即将公共产品定义为没有排他性而有共享性的产品和劳务，并将其划分为有形和无形、纯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等类型。到1992年，无论在《财政学》教材研讨会上，还是在财政学著作中，采纳“公共商品”[9] 或“公共产品”、[10]“公共品”[11]的概念，已非鲜见。以公共品理论为特色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平新乔，1992），《财政学教程》（蒋洪，1996）。
3.税制体系。我国税收制度在建国初期曾建立复税体系，后来由于高度集中体制下产品经济的制约，以及受到苏联税收理论的影响， 在1983年“以税代利”以前， 数十年间实际上走上了一单纯条简化税制的道路。或者说，这一时期理论上存在公有制没有必要自己征自己的税，从而要求简化乃至取消税收的观点，实践则是在简化的过程中，逐步由复税体系蹈入单一流转税的道路，使税收的经济杠杆功能大大削弱。直至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适应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政府逐渐把政企分开，经济中的各种所有制成份日渐增多。1983年和1984年，我国分两步实现“利改税”，重新恢复“多税种有机结合，多环节多层次征收，发挥多职能的复合税制”，深化了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职能。1994年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税制又一次进行了重大改革，首次将税率划一，就增值额课税的增值税，作为流转税主体税种，开创了我国税制新篇章。
4.国家公债。在50～7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加上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在还清外债、内债之后，一直未再借债，保持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重新认识并恢复了财政的借债功能，并以此作为调剂财政资金、满足国家需要，以及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这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形成了财政学基本理论研究中研究公债问题的热点。对公债问题的研究，还引起财政平衡、财政赤字及其弥补方式的讨论。公债学的代表作主要有《公债经济学导论》（高培勇，1989），《公债经济学》（邓子基、张馨、 王开国， 1990），《公债经济学》（夏锦良，1991）《中国国债》（高坚，1995），《国债运行机制研究》（高培勇，1995），《国债论》（杨大楷，1995）
5.财政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经济理论和财政学理论的影响，我国财政学理论界在继续研究和深化“三平理论”或“四平理论”的同时，也开始了财政宏观调控的研究。主要包括：财政调控对社会总供求均衡的影响及其运行原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平衡政策与赤字政策的运用；公债运用；等等。财政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经济体制的变革，企业愈益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原供产销“一条龙”的计划指令已被打破，国家与企业不再同吃“大锅饭”，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更加重视自己的经济利益，其经营行为亦不免与国家的目标和要求出现偏差，政府对经济组织乃至整个经济的干预方式也有所变化，这些必然要求政府进一步强化对经济的宏观间接调控能力。与此相适应，财政学理论开始注重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关政策研究方面的专著、教材如《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苏挺，1990）。译著如《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稳定与成长》（马里奥等，宋光炜、焦鼎元译，1991），《开放发展中经济的财政政策》（维托·坦齐，王健等译，1992），《经济转轨中的财政政策》（维托·坦齐，何建雄等译，1993）。
6.财政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被打破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力划分，更加注重事权与财权、财权与财力的相互统一，逐步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以实现地方政府的责权利相结合，从而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真正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一时期在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下，财政管理体制实行了一系列办法。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总额分成，即中央与地方按一个事先核定的收入基数和核定的比例，在既定财政年度内，按地方组织收入的实际数进行分成。其基本特点是将中央与地方利益捆在一起，强制调动地方增收积极性。二是增长分成，给予一个比上年基数更高一些的分成比例，然后，按当年实际收入进行分类分成。该体制更有利于鼓励地方增加收入。三是财政大包干，即中央核定地方收支基数、并考虑其计划年度收支变动因素后，要求地方包干上交中央一个定额数，上交后的所有收入留归地方。实践中，也有少数省份是按增长率进行包干的。财政大包干的特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和责任都特别明确，地方增收积极性大，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合同形式维系，但可能增强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四是分税制，1994年起将所有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然后各收其税的一种较为规范的财政体制。
本时期财政体制的理论研究，着力于解决财政体制的基本模式是统一财政，还是分级财政，以及事权如何与财权结合这两个问题。对前一问题，实质上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我国能否搞分级财政的课题。而后一问题，主要是探讨体制的具体模式，特别是对财政大包干和分税制的探讨比较充分。
四、西方财政理论的传入和影响
经济改革使我国经济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从预算分类、税种设计、公债发行与流通，直到财政宏观调控、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和公共品的概念，都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重新学习、重新设计。所以，经济改革和财政实践所带来的新的运行方式，向我们提出了研究和借鉴外国财政理论的有益内容而为我所用的要求。同时，对外开放又为我们研究和借鉴西方财政理论，提供了条件。结果自80年代初以来，西方财政理论经过引进和介绍，逐渐被吸收到我国财政学体系之中。
1980年10月，财政部科研所率先以财政研究丛刊的名义，翻译了《日本财政》一书，使国人了解到日本财政的整体情况。书中有一章分四节分别分绍了美国财政、西德财政、法国财政和英国财政。该书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1981年7月，王传伦编著的《资本主义财政》一书， 系统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介绍西方财政学理论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1982年，辽宁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翻译了苏联财政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国外经济丛书，该丛书分别介绍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与信贷体系。1982年12月，葛惟熹撰写的《国际税收概论》，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本国际税收论著。 1983年3月， 张愚山翻译的美国阿图·埃克斯坦的《公共财政学》一书，可以说是那时直接译自西方学者的财政学理论的第一部译著。紧接着1983年5月出版的香港学者薛天栋撰写的《现代西方财政学》一书， 则以书中一些重要章节附有数量模型的建立和推导为特点。
80年代中期以后，涉及西方财政理论的著述日益增多，表明这一时期对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已不是个别现象。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1985年6月席克正、曹立赢、 王传曾和周合作编写的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资本主义国家财政》；1987年5 月彭澄和倪平松撰写的《外国财政》；1987年11月孙仁江编著的《当代美国税收理论与实践》；1988年10月刘永祯主编的《资本主义财政学》；1990年9 月刘永祯又主编的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西方财政学说概论》等等。同时期的译著则有：1986年2 月黄京汉等翻译的苏联学者包德列夫主编的《资本主义国家财政》；1987年8 月张淳翻译的日本坂入长太郎著的《欧美财政思想史》；1988年9 月曾强等翻译美国约瑟夫·斯蒂格里兹著的《政府经济学》；1992年财政部财科所翻译的《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理论》；1992年的蔡江南等翻译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合著的《公共经济学》；王传伦、高培勇1995年所著的《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1996年许建国、蒋晓惠编写的《西方税收思想》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后，不仅有关西方财政学理论的著作和译著都有更快的发展，而且在我国的财政学理论研究中也大量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财政学中的合理理论要素。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代表作有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月版）； 陈共主编的《财政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修订本）；蒋洪主编的《财政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李扬撰写的《财政补贴经济分析》（中国财经出版社1994年10月）；杨君昌著《企业税制优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张馨著《财政、计划、市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郭庆旺著《税收与经济发展》（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胡怡建著《转轨经济中的间接税》（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这些著作不论是学术专著还是教材，均在探索借鉴西方财政学来发展我国财政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
在引进和借鉴西方财政理论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理论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财政学研究的视角扩大，跳出了传统财政框框的局限。这突出地体现在从经济与财政的内在机制入手，不再单纯地以财政论财政，而是从经济论财政。例如，就财政职能而言，传统的分配、调节、监督三职能说，主要是从财政层面上考虑如何筹资、如何调控经济和如何监督经济运行等问题；而新的探索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等，更多地是从国家的经济目标出发，立足于整个经济层面去建立财政职能。又如，财政宏观调控也比较注重将财政放入整个社会总供求之中去观察其政策运用的效果如何。
其次，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制度设计相结合。我国财政学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比较重视对财政本质、职能、范围等抽象概念的基本理论讨论，似乎距离实践比较遥远。改革开放以来，在继续这种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满足财政实践中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的需要，对财政政策的研究以及关于制度、对策的设计得到强化。
再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去的抽象理论研究往往只注意规范化分析和定性分析；现在除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已不能单纯满足于规范和定性分析的方法而外，随着政策研究、对策研究和制度设计的加强，不仅要求说清道理，而且要求给出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后果，如何取舍的求证。这就更加需要在规范分析、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以便真正为政策取舍提供可靠的依据。
最后，对微观财政理论的研究得到深化。50～60年代的财政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学基本理论，或类似理论体系，“三平”这样的宏观问题。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财政研究自然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受西方财政研究方法的启迪，对财政学的具体内容或微观问题的研究加强了。其中既有某一税种、甚至某一税率，某一个公债品种发行问题的研究，也有某一支出项目，某一县乡财政问题的研究。由此，财政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研究的效果也更加明显了。
五、关于我国财政学发展趋势的两点思考
在引进西方财政理论的同时，如何判断我国财政学发展的未来趋势，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对西方财政学的引进、吸收与消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财政学的发展方向显示出某种与西方财政学的理论观点相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在80年代已有所显现但尚不明显，到了90年代，我国财政研究吸收和消化西方财政学合理内容的速度明显加快，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他同类著作虽不及那些代表性著作引进西方财政学的内容之全面和系统，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借鉴和吸收。
需注意的是，对于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吸进、吸收和消化，是一个过程，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妥善地处理好其中难免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这里既涉及思想认识或世界观的问题，如怎样对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论和边际理论、边际分析方法的关系等；也涉及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怎样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矛盾，财政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以及财政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等；还涉及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如怎样在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模式和程序之下，既不排斥西方财政学，亦不照搬西方财政学，而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吸收，在吸收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有所创新，并把这看作是一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渐进过程等等。很显然，这些问题若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对于西方财政学的借鉴和吸取即使不会走入歧途，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2.财政学的学科定位。这里所谓的学科定位，并非指财政学本身属于哪一类学科的问题。而是指财政学的学科范围究竟有多大。
古典经济学将政府视为累赘，提倡所谓“廉价政府”，主张自由竞争，因而财政学的范围相对狭小。现代经济学充分认识到市场缺陷的存在，不可能实现纯粹的自由竞争，这就需要强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职能以及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因而财政学的范围又有所扩大。现代经济中，政府职能特别是财政职能的加强，不仅表现在调控经济方面，诸如实行财政补贴、出口退税、关税壁垒、公共经济等，而且表现在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污染等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的加强，财政学理论也逐步进化成公共部门经济学。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务分配，国有资产的运营、保值、增值、管理和监督，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国有企业掌管的预算外资金，以至于国有银行、保险公司、国有农场等，是否都应纳入公共部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我们是否又回到了以前苏联的“大财政”学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应如何理解和把握西方财政学逐步向公共部门经济学转变的学科动态。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迫切需要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认真地加以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获得更大发展的过程。
注释：
[1]阿拉赫维尔：《财政在苏联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中国财经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
[2]舍尔麦涅夫：《苏联财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版， 第46页。
[3]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 年版，第43页。
[4]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 年版，第17页。
[5]邓子基主编《比较财政学》，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 第85—86页。
[6]何振一：《理论财政学》（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 阐述了社会共同需要的财政本质。此系国内以“共同需要说”为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7]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组：《资本主义国家财政》， 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8]朱德林、杨君昌：《财政金融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9]参见陈共、 王贵琪主编的论文集《财政理论探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审计出版社1993年版。吴俊培的论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理论建设》即见于此集。
[10]丛树海、蒋洪主编：《财政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11]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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