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说文》中的“声兼义”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说文论文,现象论文,声兼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声兼义现象是汉字形体结构中的特殊问题。结合《说文》中的例证材料和汉字的发展历史，探讨声兼义字的功能、特点、类型及其形成原因，指出声兼义字是汉字发展中的历史沉淀物，对于探求词源、建立词族，正确认识汉字的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声兼义字；同源字根；分化孳乳；过渡体
汉字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声兼义”现象，即有的汉字声旁除了具有表音作用外，还兼有表义作用。这种现象，许慎在《说文》中称之为“亦声”，段玉裁则注为“会意包形声”或“形声包会意”。通常来说，汉字形声字一般分为形旁和声旁两部分，形旁表示该字的义类，声旁指示该字的读音，音义分明，各司其职。然而，这种声兼义字却是例外，该字的声旁往往兼有表义和表音双重功能，而且在早期的形声字中这种“兼职”情况尤为普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兼义”现象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科学地认识汉字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准确地掌握汉字的意义，深入探求同源词，是很有帮助的。
一、“声兼义”问题的提出
在汉语史里，有人认为最早发现汉字“声兼义”现象的是北宋的王圣美。其根据是《梦溪笔谈》的一段记载：“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1〕这就是所谓的“右文说”。因此，不少人把发现汉字“声兼义”的功劳归于王圣美，认为这是宋人的一大发明〔2〕。其实不然，早在先秦时代， 就有人注意到汉字“声兼义”这一现象，如《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左传·庄公十八年》：“娣者何？弟也。”这说明，在先秦虽然还没有“声旁”或“声符”这样的概念和名称，但当时的人已觉察到汉字以声表义的现象，即从某字为声的字其字义亦从某字。
到了汉代，学者在解释名物时，已经自觉地动用声符字来训释从该字而得声的字。刘熙的《释名》就是一部以声释义的声训著作，它注意到字的声符与该字（词）所具有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揭示事物得名之由。如“腕，宛也，言可宛曲也。”“脚，却也，以其坐时却在后也。”〔3〕特别是许慎，他在《说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亦声”这个重要的说解条例，往往用“从某从某，某亦声”的格式进行说解。如《言部》：“警，言之戒也。从言从敬，敬亦声。”《贝部》：“贫，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心部》：“憙，说（悦）也。从心从喜，喜亦声。”《酉部》：“酣，酒乐也。从酉从甘，甘亦声。”这类字历来被认为“会意兼形声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中就有“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的说法。其中“敬”、“分”、“喜”、“甘”既表义，又表音，义与音重合，成为一种声义结合体。今本《说文》中尚存的这类亦声字200多个， 许慎让这些亦声字作为一种类型出现在《说文》中，说明他当时已意识到汉字声旁既表音又表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类文字现象。因此，我们认为真正最早发现汉字具有“声兼义”这一现象的，不是宋人王圣美，当是东汉的许慎，他对以声表义现象的认识，比宋人王圣美的“右文说”要早出800多年。
二、《说文》中“声兼义”情况分析
《说文》中所出现的声兼义字，从说解的方式来分，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明确说出是“亦声”的字。如“珥，瑱也。 从王耳，耳亦声。”“叛，半反也，从半反，反亦声。”“谊，人所宜也。从言宜，宜亦声。”“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从女昏，昏亦声。”二是说解方式与会意字相同而略其形声的字。如“佼，合也，从人从交。”“伍，相参伍也，从人从五。”“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从酉从卒。”“媛，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引例中的“交”、“五”、“卒”、“爰”既表义，又表声。三是说解方式与形声字相同而略其会意的字。如“溢，器满也，从水，益声。”“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傍，近也，从人，旁声。”“傍，以真受福也，从示，真声。”例中的“益”、“古”、“旁”、“真”既表声，又表义。后两种情况虽然用会意、形声的说解方式，但它们与“亦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包含有一个既表音又表义的成分。我们如果把“佼”字说解成“从人从交，交亦声”，把“溢”字说解成“从水从益，益亦声”，也未尝不可。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就是这样做的。《段注》在“傍”字下曰：“此亦当云从示从真，真亦声。不言者，省也。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其实，我们从《说文》的说解中，可以看出许慎对这些字的归类还是有所侧重的。有的偏重于会意而“略其形声”，即所谓“会意包形声”（会意字中一部分兼表音），有的偏重于形声而“略其会意”，即所谓“形声包会意”（形声字中声旁兼有义）。如《说文》：“榖，百榖之总名也，从禾，殻声。”《段注》：“榖必有稃甲，此以形声包会意也。 ”指明重于形声，而“榖必有稃甲”以明声中有义。又《说文》：“袷， 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从示合。”《段注》：“会意，不云合亦声者，重会意也。”然从“大合”的说解中已暗示了“合亦声”。以上三种情况，不论是“亦声”，抑或是“会意包形声”、“形声包会意”，其根本原因就是“声与义同原”，表现出汉字结构互为形旁，声旁而以表意为主的特点。
从汉字的形体结构来看，声兼义字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声旁可单独表义，即该字与兼声旁的字原来本是同字，后因用各有当而分化为二字。如“禮，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 禮字早期写作豊，是礼器的象形会意字，至秦小篆始分为二字：豊，指行礼之器。禮，指履行礼仪之事，加示旁以神之，变成了从示豊声的声兼义字。又如“齅，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声。”臭是从自（鼻的初文）从犬，犬的嗅觉最灵敏，所以“臭”就是后来“齅”的意思。原本动名不分，作名词义为气味，作动词义为鼻闻，后来为避免字义混淆另加形旁“鼻”为“齅”，专用作动词，“臭”字由原来从自从犬的会意字变成从鼻臭声的声兼义字。二是声旁与别体合成表义，即声旁在表音的同时又作为会意字的一部分，和另一“单体为文”的字会合成意，构成一个新的意义。如“婢，女之卑者。从女卑，卑亦声。”婢之义是女、卑二字会意合成的。又如“煣，屈曲木也。从火柔，柔亦声。”“屈曲木”是将直木弄弯。柔者，软也。必先柔才能弯曲，古法是用火去煣，故屈曲木之煣义，是由火、柔二字会合其意而成。《说文》中此类字甚多，它既具会意之实，又兼形声之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字构形的复杂性。
再从声旁的表义功能来看，声兼义字的表义程度也不同。有的声旁表义比较具体、清晰。如“坪，地平也。从土从平，平亦声。”“琀，送死口中玉也。从玉含，含亦声。”“牭，四岁牛。从牛四，四亦声。”“泮，齿骨也。从齿骨，骨亦声。”有的声旁表义比较宽泛、模糊。如“拘，止也。从手句，句亦声。”“泮，诸侯飨射之宫。从水半，半亦声。”“恩，惠也。从心因，因亦声。”“博，大通也。从十青尃，尃亦声。”这些字在造字之初，可能会考虑到声义的一致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词义的演变，不少声旁已经不能准确、具体表义了。正如唐兰先生所说：“每一个形声字的声符，在原则上总有它的意义，不过有些语言，因年代久远，意义已茫昧，所以，有些形声字的声符也不好理解了。”〔4〕
《说文》共收正篆9353字，而其中声兼义字究竟有多少呢？据朱骏声统计，其中形声字共7697字，占总字数的82%强；7697字中，“形声兼会意”字共337字，占形声字总数的4.4%。〔5〕王筠认为《说文》“会意兼声而声即在意中者凡二百五十文。”〔6〕其实， 《说文》中声兼义字远远超过这个数。据我们初步统计，《说文》中许慎标明“某亦声”的字共213个， 段玉裁注明“会意包形声”或“形声包会意”的329个，其余许、段未标明的还有约400字左右，总数当在950字以上，约占《说文》总字数的10%。可见，声兼义字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这为数众多的声兼义字，以其独特的构字形式客观地存在于汉字的体系之中，是完全有理由引起我们重视的。
三、“声兼义”现象产生的原因
尽管汉字系统中声兼义字不少，但要回答它的形成原因却殊为不易。因为我们掌握的古文字资料不多，且又不能只就隶楷文字立论。那么，如何探求声兼义字形成的原因呢？最好的办法还是从汉字的发展历史中寻找线索。
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表形趋向表意，再由表意趋向表音。汉字也不例外，最初是象形兼表意文字（即形意文字），后来变成表意兼表音文字（即意音文字）。前者包括象形字、指事实和会意字，后者主要是形声字。而形意字是如何发展成为形声字的呢？我们认为，古文字中形声字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象意为主，偶尔含声。
象意含声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形声字。它自发地产生于形意文字阶段，远远早于甲骨文。它是一种具有表意成分的形意字，整个字构形上仍然保留着以形象意的特点。例如：
雉，甲骨文作鸟中矢状态，指野鸡。上古野鸡往往用矢射，故用佳旁着矢以象意。《说文》：“雉，山雉。从隹，矢声。”其实，“矢”既表音又表义。
攴，甲骨文像手持木棍一类的东西，本义敲击。会意，但“卜”又有表音作用。《说文》：“攴，小击也。从又，卜声。”
这类字的表音成分，应该说还不是后来独立的声符。在字形构造中，依然以特定的象形成分的身份参与表意，其表意作用只是偶然的，纯粹是由于语源的原因。因此，严格说来，这类字还不能叫做形声字，因为它们还不是用形声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而我们把它们划为形声字的一种，只是着眼于它们已经开创了形声文字系统演进之先河。这种“声义偶合”的现象虽数量很少，但它们正是最早产生的声兼义字。
（二）明确义项，增加偏旁。
由于同音假借字和分化字越来越多，在意义方面容易发生混淆，为了消除字义的混淆，便利用加上偏旁的办法来区别。例如：
其，甲骨文作畚箕状，本指簸箕，后假借作代词，于是另加竹头为“箕”来表本义。《说文》：“箕，所以簸者也。从竹，其声。”
取，甲骨文像以手取耳状，本指捕取。引申而有“娶妻”之义，后加上女旁为“娶”专表这个引申义。《说文》：“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此类字的声旁，除表音之外，大部分仍有表义作用，可是它并非作为整个图绘性构形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是独立地用自身的形体表示出词的基本意义。而它的形旁，不再表示整个的字义，只是表示一种揭示或暗示的意义，对词的基本意义进行修饰或限制。所以，这种形声字的产生，既造成了大量分化字的存在，又导致了许多声兼义字的出现。
（三）同族字根，关联派生。
随着语言的日益发展，词派生了众多引申义。为了适应词义表达的需要，就由同一字根关联滋生出一系列同族的形声字。它们不仅有相同的声旁，而且意义也往往有关联。例如：
会、侩、绘、荟、
《说文》：“会，会合也。”又：“侩，合市也。从人，会声。”又：“绘，会五采绣也。从糸，会声。”又：“荟，草多貌。从草，会声。”又：“，带所结也。从衣，会声。”后四字是“会”的派生字，均有“会合”之义。
这种孳乳形声字，实际上也就是具有同族关系的声兼义字，它们绝大多数是在同一声旁的基础上附加形旁而成。形旁类变的特点，使它只能处于次要的辅助位置。而声旁因其相当的稳定性和单一性，使它获得在结构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由于同一字根的形声孳乳，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以声旁为核心的形声谱系。正如戴震所言：“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7〕
（四）以事为名，取譬相成。
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了声旁和形旁的功能，从而给形旁和声旁作了重新分工，形旁管提示字义的类别，声旁管表音，把两者结合起来造成新字，这就是许慎所说的“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字。此类形声字的构字功能大大超越六书中任何一种造字法，使汉字的发展走向高级阶段。比如《说文》中所列鸟类的字有116个， 只需一个“鸟”字作形符，加上不同的声符就能造出“可相别异”的116 种鸟的名称。当然，作为“取譬相成”的声符也不是随意加上去的，它与“以事为名”的形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由于声符本身是一个有形有义的字，它在“取譬”时，尽可能结合事物的形貌特征，在形符与声符的结合上尽可能相融而不是各自分离。就以100 多个关于鸟的形声字来说，其声符多与鸟的叫声有关。如《段注》所云：“凡鸟名多取其声为之。”〔8〕（鸠、鸽、鹪、鹅等等）因此， 即使在比较成熟的形声字中，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声兼义”的现象，只是人们没有觉察到罢了。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声兼义字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人类认识的发展是声兼义字产生的社会原因。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新的事物或新的概念需要新的词来表达，从而促使许多新词的产生。新词的产生是多途径的，可以在旧词引申义的基础上独立，也可以从语根派生。如以上所举的“侩、绘、荟、”等字，就是从语根“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的声旁“会”均具有表音兼表义的作用。
（二）汉字的表意功能是声兼义字产生的内在原因。汉字是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它最大的特点是带有表意性。汉字的初文本身就是象形字和指事字，与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密切相关。而占通用汉字90%以上的形声字又直接取材于这些初文，所以，形旁具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同时，声旁也往往体现表意功能，这是因为古人在选取声旁时，并不仅仅注重读音相同或相近，还择优选取意义上也有一定联系的字根。如果说形旁表示的是义类，具有划定意义范围的功能，那么，声旁所表示的则是特征义，具有微调开关的作用。如“苞、胞、孢、雹、饱、抱、泡、袍、疱、炮”诸字中的声旁“包”，除了表示读音“bao”和“pao”外，还表达了“包含、隆起”之义。事实上，较早产生的形声字都是声兼义的，这说明了声兼义字的产生是与汉字的表意特性密切相关的。
（三）词义的分化孳乳是声兼义字大量产生的直接原因。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9〕可见， 许慎早已认识到形声孳乳是汉字产生的主渠道。诚然，在先秦许多字只用初文，一个初文常常包含着多方面的意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而词义的分化必然会引起字形的分化，因此，在初文的基础上另加上形旁，构成了大量能区别意义的形声字，经过不断地同源分化孳乳，也就造成了许许多多声兼义字的产生。毋庸赘述，上文所举的大量例字，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这类字，不管前人把它称为分别字、累增字、加旁字，还是称为派生字、孳乳字、同根字，其实都是声兼义字，而这类字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正是词义不断分化孳乳的结果。
四、对“声兼义”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声兼义字是汉字发展中的历史沉淀物，也是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演化的一种过渡体。汉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早期的形声字大多是由形意字加上偏旁而成的，往往具有“声兼义”的性质。这类形声字虽带有一定的表音性，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其会意性。所以，不少字书把这类字归入会意字里面是不无道理的。在甲骨文时代，以形意字为主，虽已出现了形声字，但数量较少，仅占汉字总数的20%左右，而且大多属于声兼义字，会意性很强，只能算是形声字的萌芽。战国以后，声符纯表音的形声字才渐多涌现。汉代之后，基本上是形声字一统天下。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既然都由汉字充当，那么它和形意字就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因此，我们认为，汉字从形意向形声演进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体，那就是声兼义字。“声兼义”是介于会意和形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构字形式。《说文》中的声兼义字，徐铉多归于会意，徐锴多归于形声，说明了这类字既有会意字的性质，又有形声字的特点。段玉裁说过：“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凡字有用六书之一者，有兼六书二者是也。”〔10〕一般说来，早期形声字声兼义现象居多，后期渐少。我们姑且以《说文》示部为例，凡64字，纯表音的形声字只有16个，而声兼义字却多达28个。由是观之，“声兼义”现象是形声字发展中的过渡体，并由此发展成为纯形声字（声旁纯表音的形声字）。
（二）声兼义字与纯形声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声兼义字是形声与会意相互参杂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与纯形声字的根本区别在于：1.从内部结构看，形声字是一个义符加一个声符，构成一个声义结合体；而声兼义字是声旁本身就是一个声义结合体，再加一个形旁构成第二个声义结合体。2.从偏旁功能看，形声字声符只表音，不表义，形声分明，各司其职；而声兼义字形旁和声旁在表义方面互相贯通，以声旁表义为主。3.从文字系统看，形声字以义符为纲，造出的字标识义符字表示的大类之中的具体事物；而声兼义字以声旁为纲，造出的字或表示初文的本义，或表示初文的引申义和假借义。由此可见，两者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应该承认，声兼义字比形声字具有表义更明确、更具体的优点，它形义音一致，利于记忆和认识，是古人理想化的文字。但由于存在字形配合麻烦、表义重复的毛病，无法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所以，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最终选择了一形一声这种最具能产性、且又兼及音义两个方面的汉字搭配方式，从而逐渐取代了声兼义这种虽然理想、但殊为不易的构字方式。
（三）声兼义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寻求汉字的同源关系，对字源和词源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人造字，初时音和义的结合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约定俗成谓之宜”〔11〕。但随着词汇的发展，必然导致在原有词的基础上派生出大量的新词。上文说过，这种词的孳乳分化现象，正是造成汉字声兼义的根本原因。其发展的结果，是一组组同源词的涌现，从而构成了庞大的“同源词族”。王力先生认为：“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12〕而声兼义字大都是同源字，一组声兼义字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声旁，它们的音总是相同或相近的，因而它们最能体现同源字的特点。近儒刘师培曾云：“试观古人名物，凡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同，则造字之初，重义略形，故数字同从一声音，即该于所从得声之字，不必物各一字也。及增益偏旁，物各一字，其义仍寄于字声，故所从之声同，则所取之义亦同。……汇而观之，则知古人制字，字义则寄于所从之声，就声求义，而隐谊毕呈。”〔13〕比如以“仑”为声旁的字，“伦”指人伦、次序，“论”指分析说明事理，“纶”指青丝带子，“轮”指车轮，“沦”指沉沦，字义上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运用声兼义理论，可以抽象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就是有条理、有伦次（如“伦”含指人际关系中的顺序，“论”含指连贯有顺序的谈话，“轮”含指有顺序地前进，等等），而“仑”就是它们的共同语根。所以，沈兼士先生认为，研究声兼义字，有以下四大作用：“（一）可以分训诂之系统；（二）可以察古音之变迁；（三）可以穷语根之起源；（四）可以溯语词之分化。盖一举而四备焉。”〔14〕
总而言之，对于汉字“声兼义”问题，尽管许慎在《说文》中还处于认识的感性阶段，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并补充说明了“六书”分类中尚有许多特殊情况，为后世的右文说、音近义通说和同源词说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许慎的初创之功当予充分肯定。我们更应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声兼义”问题的研究，通过声兼义字的研究来类比词义，阐述音义关系，进而探求词源，建立词族，更好地认识汉字的发展规律。
本文于1994年5月18日收到。
注释：
〔1〕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
〔2〕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
〔3〕刘熙：《释名·释形体》。
〔4〕唐兰：《中国文字学》。
〔5〕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文六书爻例》。
〔6〕王筠：《文字蒙求》。
〔7〕戴震：《答段若膺论韵》。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鸼”字下注。
〔9〕许慎：《说文解字·叙》
〔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吏”字下注。
〔11〕荀子：《正名篇》。
〔12〕王力：《同源词典》。
〔13〕刘师培：《左盦集》卷四。
〔14〕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